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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体诗大体是自先秦两汉到初唐时期的诗。古诗分古体诗和近体诗两种，古体诗是相对于初唐后近体诗而言的。所谓本质，即非此种种则不称之为古体诗的必备要素。近体诗本质明确，而古体诗内容形式灵活多变，本质说法不一，且对于后来诗歌创作和理论研究影响甚重。源不清，流何澈;本不固，末何荣。故本论文主要研究先秦古体诗，着重稽考古体诗的本质，以求清源固本。
一、中国古体诗溯源
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综合汉代郑玄和唐代孔颖达的诗的起源观点，经考证最早的古代诗是在虞舜以前，虞舜时期是公元前2200年前后，距今4200年左右。《尚书·虞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中国第一部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颂·周颂》在西周初年产生，约在公元前1066年左右成诗，时间距今3085年左右。《诗经》主要记载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以北（通俗称为北方），从民间日常到宫廷祭祀的人文地理风情。先秦古体诗的两颗璀璨明珠非诗经体和骚体诗莫属，一方面代表了南北方诗歌文化特点，另一方面逐渐形成所谓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风格，两者的诗歌审美代表了中国文学乃至人文典型审美旨趣。
二、“诗经体”本质稽考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集，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跟歌、乐的关系密不可分。歌多以口口相传，而诗则是书写成文字呈现，是书面语。《诗经》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诗的基本形式与内容：字数（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句式、韵律、诗情、艺术呈现、诗思、诗境、写景、抒情、歌颂、叙事、记史、讽谏、状物等，既有风、雅、颂、赋、比、兴之六义，兼具兴观群怨的功能，是中国诗的不竭源泉和精神瑰宝。
《诗经》除字句以四言为主又富于变化的特点外，押韵也具有典范性。《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韵律、字句齐整，但《关雎》篇不靠通篇尾字韵实现，而是以句首“参差”叠词和句尾“之”叠字实现。而《式微》《柏舟》等大部分篇目音韵节奏是靠首尾句“叠句”或句式不变置换字词实现，如“予”“兮”“止”等虚词的叠咏。这一点，在后来的“骚体诗”也有继承和发展。反映出早期古人在古体诗创作时为了增强音韵美做出的努力和智慧。随着诗的内容与形式研究和发展成熟，通篇平仄、音节一韵到底才得以实现。《毛诗序》评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提到四个核心字——志、情、形、言。
有学者讲：“诗者，志也”，缪也，应为“诗者，志之所之也”。根据《说文解字》解释：“志者，心之所之也”，结合《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即诗怀抱在心则为情感意志，用语言把它表现出来就是诗，可以明确“诗言志”在古代是指，诗是心声以文字呈现出的文学样式。“志之所之”和“志”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等同视之。
先秦时期诗的内涵是比较丰富的，定义也比较宽泛，一般而言能够反映诗人所思所感的皆可为诗。后来的以情入诗和以理入诗也皆符合诗的原旨。《说文解字注》载：“情，人之阴气有欲者。《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这表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情和理的异同性。《尔雅》解释：“念，思也”;《说文解字注》载：“（念）常思也，方言曰：‘念，思也。’又曰：‘念，常思也。’许云：‘怀，念思也’”。综上，先秦时期的诗是以语言的形式呈现的心声，这心声即诗人的思想和感情，可以是理思，亦可为情欲。这也为后来唐宋诗风巨变埋下伏笔。
结合《诗经》文本看诗评。《风·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君子淑女的爱情;《风·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言女子出嫁的亲情;《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言宴请宾客的盛情;《小雅·绵蛮》“绵蛮黄鸟，止于丘阿。道之云远，我劳如何”言长途奔走的劳累之情。诗篇情所不同，但《风》《雅》《颂》诸篇款款深情，发自内心，溢于言表。足见《毛诗序》言“情动于中”评诗之精当。综合来看，诗，就是心中的思和情表现出来的语言形式。就《诗经》而言，诗要同时具备的六个必要因素：书面语、诗思、诗情、艺术呈现、韵律、齐整的句式。
三、“骚体诗”本质稽考
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骚体诗”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派的主要源头，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风骚”，对后世诗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巫文化兴盛，民性强悍，思想活跃，不为礼法所拘，因此题材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狂怪之士、远古历史传说与天神鬼怪游观，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出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到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艺术呈现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其中《离骚》《九章》则以六、七字杂言为主，《天问》《招魂》以四言为主，《九歌》除《山鬼》《国殇》两篇以七言为主外，其余以六言为主，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在韵律方面上，每篇通过叠字或叠句来增强韵律。例如，《离骚》句尾多用“兮”字增强韵律;《九歌·东皇太一》中“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等句是在诗句结束两字前用“兮”字来增强韵律。每篇句中用“兮”时句尾无需押韵，以及“之”“于”“乎”等虚词，用来协调音节，形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韵律用虚词“兮”增强，而其他实词不被韵律束缚而得以任意使用。《大招》用“魂兮归来”“魂乎归来”“魂乎”“只”通篇反复使用来增强韵律，《九歌》句中用兮，是对古代诗韵律的又一次伟大创新和突破。屈原对古体诗从内容到形式都作出了巨大的创造。
综合《楚辞》诗的特点可以看到其与《诗经》中诗的共性特点，包括书面语、诗思、诗情、艺术呈现、韵律的继承，而《楚辞》的句式、题材、篇幅更为多样而自由，韵律更为多样而宽泛，以叠字叠句、叠词、叠韵呈现，形而上质方面则是抒情更加浓烈、想象更加丰富、诗境更加宏大、辞采更加绚丽。
四、古体诗审美要素和发展
今人对诗的创作过于追求个体化，故此有诗人曾调侃现代诗就是把散文拆成句子，古今名家在中国古体诗审美的表达语词上虽有不同但更有相同之处，古体诗审美的规律也即诗之本质之所在——诗思、诗情、格律、艺术表现，这四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审美对象是否为诗，而在这一前提下才谈形而上质。这些形而上质的审美要素则决定诗的好坏，且语词不同者一方面受审美主体主客观性影响;另一方面受中国含蓄、形象的语言环境和特质影响;还受语言环境及审美理论流变影响。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非言诗必有情，而是情对诗影响。但思和情还是有纠缠的，但这纠缠恰恰证实思才是诗必须具备的实质。可见这一时期古体诗的实质是诗思、格律、艺术、语言四者并存，四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齐东（1988-），男，满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明清）方向。
一、中国古体诗溯源
文艺理论家朱光潜综合汉代郑玄和唐代孔颖达的诗的起源观点，经考证最早的古代诗是在虞舜以前，虞舜时期是公元前2200年前后，距今4200年左右。《尚书·虞书》曰：“诗言志，歌咏言，声依咏，律和声。”中国第一部最早的诗集《诗经》中的《颂·周颂》在西周初年产生，约在公元前1066年左右成诗，时间距今3085年左右。《诗经》主要记载了西周初年（公元前11世纪）到春秋晚期（公元前6世纪）以黄河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以北（通俗称为北方），从民间日常到宫廷祭祀的人文地理风情。先秦古体诗的两颗璀璨明珠非诗经体和骚体诗莫属，一方面代表了南北方诗歌文化特点，另一方面逐渐形成所谓的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诗歌风格，两者的诗歌审美代表了中国文学乃至人文典型审美旨趣。
二、“诗经体”本质稽考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集，分风、雅、颂三个部分，跟歌、乐的关系密不可分。歌多以口口相传，而诗则是书写成文字呈现，是书面语。《诗经》基本囊括了中国古代诗的基本形式与内容：字数（三言、四言、五言、六言、七言）、句式、韵律、诗情、艺术呈现、诗思、诗境、写景、抒情、歌颂、叙事、记史、讽谏、状物等，既有风、雅、颂、赋、比、兴之六义，兼具兴观群怨的功能，是中国诗的不竭源泉和精神瑰宝。
《诗经》除字句以四言为主又富于变化的特点外，押韵也具有典范性。《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韵律、字句齐整，但《关雎》篇不靠通篇尾字韵实现，而是以句首“参差”叠词和句尾“之”叠字实现。而《式微》《柏舟》等大部分篇目音韵节奏是靠首尾句“叠句”或句式不变置换字词实现，如“予”“兮”“止”等虚词的叠咏。这一点，在后来的“骚体诗”也有继承和发展。反映出早期古人在古体诗创作时为了增强音韵美做出的努力和智慧。随着诗的内容与形式研究和发展成熟，通篇平仄、音节一韵到底才得以实现。《毛诗序》评诗：“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咏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这里提到四个核心字——志、情、形、言。
有学者讲：“诗者，志也”，缪也，应为“诗者，志之所之也”。根据《说文解字》解释：“志者，心之所之也”，结合《毛诗序》“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即诗怀抱在心则为情感意志，用语言把它表现出来就是诗，可以明确“诗言志”在古代是指，诗是心声以文字呈现出的文学样式。“志之所之”和“志”是有本质区别的，不能等同视之。
先秦时期诗的内涵是比较丰富的，定义也比较宽泛，一般而言能够反映诗人所思所感的皆可为诗。后来的以情入诗和以理入诗也皆符合诗的原旨。《说文解字注》载：“情，人之阴气有欲者。《孝经援神契》曰：‘性生于阳以理执情，生于阴以系念。’”这表明在先秦时期，人们已经认识到情和理的异同性。《尔雅》解释：“念，思也”;《说文解字注》载：“（念）常思也，方言曰：‘念，思也。’又曰：‘念，常思也。’许云：‘怀，念思也’”。综上，先秦时期的诗是以语言的形式呈现的心声，这心声即诗人的思想和感情，可以是理思，亦可为情欲。这也为后来唐宋诗风巨变埋下伏笔。
结合《诗经》文本看诗评。《风·关雎》的“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君子淑女的爱情;《风·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言女子出嫁的亲情;《小雅·鹿鸣》“呦呦鹿鸣，食野之苹。我有嘉宾，鼓瑟吹笙”言宴请宾客的盛情;《小雅·绵蛮》“绵蛮黄鸟，止于丘阿。道之云远，我劳如何”言长途奔走的劳累之情。诗篇情所不同，但《风》《雅》《颂》诸篇款款深情，发自内心，溢于言表。足见《毛诗序》言“情动于中”评诗之精当。综合来看，诗，就是心中的思和情表现出来的语言形式。就《诗经》而言，诗要同时具备的六个必要因素：书面语、诗思、诗情、艺术呈现、韵律、齐整的句式。
三、“骚体诗”本质稽考
以屈原作品为主体的“骚体诗”是中国浪漫主义诗派的主要源头，与《诗经》中的“国风”并称“风骚”，对后世诗产生了深远影响。屈原作品的風貌和《诗经》明显不同。这与长江流域的民风和黄河流域的民风不同有关。当时，北方早已进入宗法社会，而楚地尚有氏族社会的遗风，巫文化兴盛，民性强悍，思想活跃，不为礼法所拘，因此题材丰富，什么都可以奔入笔底。写人神之恋、狂怪之士、远古历史传说与天神鬼怪游观，使作品显得色泽艳丽，情思馥郁，气势奔放。这样的作品，表现出与北方文学不同的特色。
屈原以前的诗歌，不管是《诗经》或南方民歌，大多是短篇，而到屈原发展为长篇巨制。《离骚》一篇就有2400多字。在艺术呈现上，屈原把赋、比、兴巧妙地糅合成一体。在语言形式上，屈原作品突破了《诗经》以四字句为主的格局，每句五、六、七、八、九字不等。其中《离骚》《九章》则以六、七字杂言为主，《天问》《招魂》以四言为主，《九歌》除《山鬼》《国殇》两篇以七言为主外，其余以六言为主，句法参差错落，灵活多变。在韵律方面上，每篇通过叠字或叠句来增强韵律。例如，《离骚》句尾多用“兮”字增强韵律;《九歌·东皇太一》中“吉日兮辰良，穆将愉兮上皇”等句是在诗句结束两字前用“兮”字来增强韵律。每篇句中用“兮”时句尾无需押韵，以及“之”“于”“乎”等虚词，用来协调音节，形成起伏回宕、一唱三叹的韵致。韵律用虚词“兮”增强，而其他实词不被韵律束缚而得以任意使用。《大招》用“魂兮归来”“魂乎归来”“魂乎”“只”通篇反复使用来增强韵律，《九歌》句中用兮，是对古代诗韵律的又一次伟大创新和突破。屈原对古体诗从内容到形式都作出了巨大的创造。
综合《楚辞》诗的特点可以看到其与《诗经》中诗的共性特点，包括书面语、诗思、诗情、艺术呈现、韵律的继承，而《楚辞》的句式、题材、篇幅更为多样而自由，韵律更为多样而宽泛，以叠字叠句、叠词、叠韵呈现，形而上质方面则是抒情更加浓烈、想象更加丰富、诗境更加宏大、辞采更加绚丽。
四、古体诗审美要素和发展
今人对诗的创作过于追求个体化，故此有诗人曾调侃现代诗就是把散文拆成句子，古今名家在中国古体诗审美的表达语词上虽有不同但更有相同之处，古体诗审美的规律也即诗之本质之所在——诗思、诗情、格律、艺术表现，这四者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审美对象是否为诗，而在这一前提下才谈形而上质。这些形而上质的审美要素则决定诗的好坏，且语词不同者一方面受审美主体主客观性影响;另一方面受中国含蓄、形象的语言环境和特质影响;还受语言环境及审美理论流变影响。陆机《文赋》提出“诗缘情而绮靡”非言诗必有情，而是情对诗影响。但思和情还是有纠缠的，但这纠缠恰恰证实思才是诗必须具备的实质。可见这一时期古体诗的实质是诗思、格律、艺术、语言四者并存，四者并行不悖，缺一不可。
（海南大学人文传播学院）
作者简介：齐东（1988-），男，满族，河南南阳人，硕士，研究方向：古代文学（明清）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