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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华严寺在大同市西南，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辽金寺院。华严寺的始建年代悬而未决，以及寺院布局坐西向东的朝向问题众说纷纭。本文依史为据，通过详实的文献资料，针对大同华严寺始建年代与寺院布局朝向问题进行了系统的梳理与探索。
【关键词】大同华严寺；建造年代；布局朝向
华严寺在大同市西南，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辽金寺院。它依据大乘佛教修学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华严经》，取“慈悲之华，必结庄严之果”的大乘教义而命名，属于佛教华严宗教的庙宇。殿宇嵯峨，气势雄伟壮观，建筑风格古朴严谨，是辽金时期我国北方华严宗重要的寺院之一。
明代始分为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两处寺院以及海会殿。中国营造学社在1933年曾经测绘过的辽建海会殿位于薄伽教藏殿之东北方向，因解放初期兴建学校而被拆除，现仅存殿基部分。如今上下华严寺各开山门，各以一殿为中心，上寺以大雄宝殿为主，下寺以薄伽教藏殿为中心。1961年上华严寺与下华严寺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华严寺建造年代的探讨
关于华严寺的始建年代，有史可据的大致有两种说法。
其一为唐代始建，相关记载如下：
（一）明成化元年碑：“寺肇自李唐。”
（二）明万历九年碑：“唐尉迟敬得增建。”
上述两项历史文献的石碑，目前仍然保存在华严寺内。
其二为辽代始建，相关记载如下：
（一）“清宁八年（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
（二）辽志：“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计石像五、铜像六，内一铜像衮冕垂足而坐，余俱常服。”
（三）汪承爵《大同府志》曰：“华严寺在城府含和坊，辽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计石像五、铜像六，内一铜像衮冕垂足而坐，俱常服。”
（四）“府城舍和坊，辽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计石像五、铜像六，内一铜像衮冕垂足而坐，余俱常服。”
华严寺始建年代直到今日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谜团，除非出现新的直接证据。虽然华严寺的始建年代仍然悬而未决，但是华严寺的盛期，应该始于清宁八年兴建正殿前后。《辽史》中又有这样的记载：“（清宁八年十二月）癸未，幸西京。戊子，以皇太后行再生礼，曲赦西京囚。”我们可以猜想，辽道宗在华严寺正殿建成之际，亲自前往奉安诸帝像，之后又有一系列的相关举措，如“皇太后行再生礼”“曲赦西京囚”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华严寺迎来了它的一个发展高峰。
华严寺虽在辽代迎来了其发展的高峰，但是经保大之乱后，仅遗存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五座建筑，凋零破败之景可想而知。金代中期（天眷三年闰六月）进行大修，此次大修绵延二十余载，涉及两代僧众，不仅修缮了寺内原有建筑，还进行了一系列新建、扩建。后经明清及建国后几次不断修补、整饬，华严寺几座主要辽金建筑才得以保存至今，为相关古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二、华严寺寺院布局朝向的讨论
对于华严寺朝向的判定，一般是以金代天眷年间（1138-1140）的大雄宝殿的朝向为准的。这是因为晚至金代以来，面阔九间，单檐庑殿顶的大雄宝殿就是华严寺重要的建筑，作为现存最大的单檐庑殿顶建筑，在现存的佛教建筑中也属罕见。“依记录与实例所示，佛殿面阔，大抵以九间为度，无用十一间者，故此殿当为金天眷以来大华严寺之正殿无疑，足为寺取东向之又一证明。”以此大宝殿的东向认定华严寺的朝向为东，这已被多数学者认同。
但是，这种东向布局的原因，梁思成先生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只是尝试提出了一种假设，而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惟自来佛寺，大都南向居多，此寺东向，其故莫辨。”而后来一些学者虽然也认同此东向说，但给出的原因不同，即以为是契丹民族特有的“以西为尊”的方位观。金人信鬼，崇尚太阳，所以建筑是坐西朝东，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所采用的文献证据有以下几个：
（一）“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遥辇九帐南向，皇族三父帐北向。”
（二）“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
（三）“其旧俗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日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
（四）“汉人臣僚并诸国使东洞门入，丹墀东方，面西鞠躬。”
这些固然皆可以证明契丹这个民族“以西为尊”的方位观，但并不能说明这是契丹民族独有的建筑方位理念。因为辽代的宫殿宗庙建筑，如辽南京等地相关建筑的记载，以及相关考古发现等，均表明以东向布局者并不常见。由此说明这种方位观并没有导致一种明确的建筑制度或传统。
在《中国古代建筑方位问题探讨》一文中，王贵祥先生曾对中国汉族，统文化中建筑方位的尊卑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梳理。他认为，在东西两个方位上，“早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经明确了‘西方为尊’的思想”“宋代大儒朱熹也在家庙的礼仪中，强调了‘以西为上’的方位观。”这里具体所指以西为上的昭穆制度，即太祖庙坐西面东。由是可知，汉民族对于建筑方位中“以西为尊”的传统更是由来已久的，并非是契丹民族独有的建筑方位理念。
鉴于上述文献考证和分析，我们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契丹民族确实具有以西为尊的方位观，但由于缺乏更为直接的证据，轻易得出“华严寺的东向布局方式源于契丹民族的这种建筑方位理念”的结论，只能是一种臆测。结合对前面提到的关于华严寺始建年代的唐代之说法，华严寺之所以东向并不排除沿袭唐代旧制或是在其基础上因城市的地势和基址形态等改造而成的可能。
回顾梁先生对于华严寺东向布局的原因阐述，我们相信对于上述那些常见史料，梁先生作为一位建筑史学大家，定是了然于胸的，既然还没有找到华严寺之所以东向的直接而确凿的证据，以其严谨和缜密的治学态度，他仍做出了“其故莫辨”的表述。
【关键词】大同华严寺；建造年代；布局朝向
华严寺在大同市西南，是我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辽金寺院。它依据大乘佛教修学中最重要的经典之一《华严经》，取“慈悲之华，必结庄严之果”的大乘教义而命名，属于佛教华严宗教的庙宇。殿宇嵯峨，气势雄伟壮观，建筑风格古朴严谨，是辽金时期我国北方华严宗重要的寺院之一。
明代始分为上华严寺和下华严寺两处寺院以及海会殿。中国营造学社在1933年曾经测绘过的辽建海会殿位于薄伽教藏殿之东北方向，因解放初期兴建学校而被拆除，现仅存殿基部分。如今上下华严寺各开山门，各以一殿为中心，上寺以大雄宝殿为主，下寺以薄伽教藏殿为中心。1961年上华严寺与下华严寺被列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一、华严寺建造年代的探讨
关于华严寺的始建年代，有史可据的大致有两种说法。
其一为唐代始建，相关记载如下：
（一）明成化元年碑：“寺肇自李唐。”
（二）明万历九年碑：“唐尉迟敬得增建。”
上述两项历史文献的石碑，目前仍然保存在华严寺内。
其二为辽代始建，相关记载如下：
（一）“清宁八年（1062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
（二）辽志：“清宁八年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计石像五、铜像六，内一铜像衮冕垂足而坐，余俱常服。”
（三）汪承爵《大同府志》曰：“华严寺在城府含和坊，辽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计石像五、铜像六，内一铜像衮冕垂足而坐，俱常服。”
（四）“府城舍和坊，辽建华严寺，奉安诸帝石像、铜像。计石像五、铜像六，内一铜像衮冕垂足而坐，余俱常服。”
华严寺始建年代直到今日仍然是一个尚待解决的谜团，除非出现新的直接证据。虽然华严寺的始建年代仍然悬而未决，但是华严寺的盛期，应该始于清宁八年兴建正殿前后。《辽史》中又有这样的记载：“（清宁八年十二月）癸未，幸西京。戊子，以皇太后行再生礼，曲赦西京囚。”我们可以猜想，辽道宗在华严寺正殿建成之际，亲自前往奉安诸帝像，之后又有一系列的相关举措，如“皇太后行再生礼”“曲赦西京囚”等。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华严寺迎来了它的一个发展高峰。
华严寺虽在辽代迎来了其发展的高峰，但是经保大之乱后，仅遗存斋堂、厨库、宝塔、经藏、洎守司徒大师影堂五座建筑，凋零破败之景可想而知。金代中期（天眷三年闰六月）进行大修，此次大修绵延二十余载，涉及两代僧众，不仅修缮了寺内原有建筑，还进行了一系列新建、扩建。后经明清及建国后几次不断修补、整饬，华严寺几座主要辽金建筑才得以保存至今，为相关古建研究提供了宝贵的实物资料。
二、华严寺寺院布局朝向的讨论
对于华严寺朝向的判定，一般是以金代天眷年间（1138-1140）的大雄宝殿的朝向为准的。这是因为晚至金代以来，面阔九间，单檐庑殿顶的大雄宝殿就是华严寺重要的建筑，作为现存最大的单檐庑殿顶建筑，在现存的佛教建筑中也属罕见。“依记录与实例所示，佛殿面阔，大抵以九间为度，无用十一间者，故此殿当为金天眷以来大华严寺之正殿无疑，足为寺取东向之又一证明。”以此大宝殿的东向认定华严寺的朝向为东，这已被多数学者认同。
但是，这种东向布局的原因，梁思成先生在《大同古建筑调查报告》中，只是尝试提出了一种假设，而并未给出明确的答案。“惟自来佛寺，大都南向居多，此寺东向，其故莫辨。”而后来一些学者虽然也认同此东向说，但给出的原因不同，即以为是契丹民族特有的“以西为尊”的方位观。金人信鬼，崇尚太阳，所以建筑是坐西朝东，向着太阳升起的方向。
所采用的文献证据有以下几个：
（一）“辽俗东向而尚左，御帐东向，遥辇九帐南向，皇族三父帐北向。”
（二）“契丹好鬼而贵日。每月朔旦，东向而拜日。其大会聚视国事，皆以东向为尊，四楼门屋皆东向。”
（三）“其旧俗随畜牧，素无邑屋，得燕人所教，乃为城郭宫室之制。于漠北距幽州三千里，名其邑日西楼，邑屋门皆东向，如车帐之法。”
（四）“汉人臣僚并诸国使东洞门入，丹墀东方，面西鞠躬。”
这些固然皆可以证明契丹这个民族“以西为尊”的方位观，但并不能说明这是契丹民族独有的建筑方位理念。因为辽代的宫殿宗庙建筑，如辽南京等地相关建筑的记载，以及相关考古发现等，均表明以东向布局者并不常见。由此说明这种方位观并没有导致一种明确的建筑制度或传统。
在《中国古代建筑方位问题探讨》一文中，王贵祥先生曾对中国汉族，统文化中建筑方位的尊卑问题作了详细的考证和梳理。他认为，在东西两个方位上，“早在战国时期的文献中，已经明确了‘西方为尊’的思想”“宋代大儒朱熹也在家庙的礼仪中，强调了‘以西为上’的方位观。”这里具体所指以西为上的昭穆制度，即太祖庙坐西面东。由是可知，汉民族对于建筑方位中“以西为尊”的传统更是由来已久的，并非是契丹民族独有的建筑方位理念。
鉴于上述文献考证和分析，我们承认在一定程度上契丹民族确实具有以西为尊的方位观，但由于缺乏更为直接的证据，轻易得出“华严寺的东向布局方式源于契丹民族的这种建筑方位理念”的结论，只能是一种臆测。结合对前面提到的关于华严寺始建年代的唐代之说法，华严寺之所以东向并不排除沿袭唐代旧制或是在其基础上因城市的地势和基址形态等改造而成的可能。
回顾梁先生对于华严寺东向布局的原因阐述，我们相信对于上述那些常见史料，梁先生作为一位建筑史学大家，定是了然于胸的，既然还没有找到华严寺之所以东向的直接而确凿的证据，以其严谨和缜密的治学态度，他仍做出了“其故莫辨”的表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