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居民感知的旅游城镇化影响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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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旅游城镇化是以旅游业为主要推动力的城镇化类型,是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之一,其过程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在旅游城镇化的进程中,当地居民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感知强烈并有其独特性。笔者以旅游业快速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武汉市黄陂区为案例,通过对黄陂区居民旅游城镇化感知的调查实证分析旅游城镇化的积极影响和负面影响。研究发现,旅游城镇化的积极影响主要体现在促进其经济发展;提升当地的旅游业的整体实力;强化城镇辐射功能,推动村落变化。而其消极影响则体现在不同区位条件的居民从旅游业发展中获益不均且居民的部分旅游收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缺乏长期稳定收入;旅游城镇化的发展加速乡村环境及景观的破碎化以及对当地的生态环境产生消极影响。
  关键词旅游城镇化;城郊居民;感知研究
  中图分类号F590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0517-6611(2016)19-185-06
  随着我国城镇化进程的快速发展,城镇化的动力机制也愈来愈多元化,第三产业对我国城镇化发展进程的推动作用愈发明显[1]。旅游业作为第三产业中的生力军,已成为旅游胜地社会经济发展的支柱。为了给旅游者提供食、住、行、游、购、娱等一系列服务,旅游风景区周边区域、城镇节点以及旅游支撑中心逐渐形成具有明显职能特色的城镇,这种城镇化的发展模式被称为旅游城镇化[2]。
  帕特里克·马林斯是最早提出旅游城镇化的概念的学者[3]。旅游城镇化的重要研究内容之一是旅游城镇化的区域影响研究。20世纪60年代起旅游影响成为旅游研究中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当时的影响研究文献以经济影响评述为主,并侧重于其积极正面的影响;70 年代的研究开始突出旅游现象在社会和文化等方面出现的负面影响;80 年代以来,对旅游影响的综合考察是这一时期的重点研究内容,从积极和消极两方面调查研究旅游发展给接待地社会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文化以及环境等方面的影响。20世纪90年代以后,人们开始关注旅游城镇化影响的研究及其评估体系的建立,试图为全面系统研究旅游城镇化影响提供一套相对完整的量化标准[4-6]。
  目前很多学者或是侧重研究旅游业对于促进城镇发展的作用,或是侧重研究旅游景区内由于过度城镇化发展对于景区所产生的负面影响,而对旅游城镇化对人产生的影响关注较少。旅游城镇化更加注重“人的城镇化”[7]。在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当地居民是对其感知最为深刻的群体[8-9]。因此,笔者以旅游业快速驱动城镇化发展的武汉市黄陂区为案例,通过对黄陂区居民旅游城镇化感知的调查实证分析旅游城镇化的正面和负面影响,以期丰富旅游城镇化现有的研究成果,并从目的地居民的视角对武汉市黄陂区旅游城镇化发展提出合理的对策和建议。
  1研究区域概况与研究设计
  1.1研究区域概况
  黄陂区位于武汉市北部,面积2 261 km2,人口112万,是武汉市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生态最好的新城区。2014 年黄陂区生产总值达520.35亿元,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186.68亿元,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24 102.92元,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14 713元。黄陂区第三产业占总产值31.62%,旅游综合收入占第三产业总值221%。2014年全区共接待游客 1 200万人次,实现旅游综合收入36 亿元(表1)。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成功获批国家5A级风景区,进入我国旅游第一方阵。黄陂区近年来不断完善旅游产业链,建设乡村旅游精品。全区五星级农庄共有15家,四星级农庄20多家。投资5 000万元修建的黄陂旅游集散中心成为武汉北部地区重要的旅游集散、咨询、换乘中心。黄陂区更是先后荣获“全国休闲农业与乡村旅游示范区”、“美丽中国十佳旅游区”、“湖北省旅游强区”称号。黄陂旅游业已成为全区国民经济产业中成长性最好、增长率最高的代表性行业,占GDP比例逐年上升,并逐步由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导产业向支柱产业转化,黄陂也因此实现了由传统农业大区向旅游强区蜕变。
  黄陂区过去主要以农业为主,人均收入水平较低。近几年来,通过引进民营企业资金投资开发旅游业,发展乡村旅游,带动了农民脱贫致富,更是促进了黄陂区新型城镇化的建设,城镇化率达到42.32%。黄陂区充分发挥城市近邻的区位优势和自有资源,以旅游为主导产业,有效实现了产城互动和城乡一体化发展。
  1.2调查设计、方法及过程
  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更为注重“人的城镇化”,因此人是旅游城镇化的核心要素。为有效探究旅游城镇化的影响,在资料查阅、文献梳理、数据收集的基础上,结合居民感知的相关调查来综合分析旅游城镇化的影响。针对该研究的主要内容,运用问卷调查法、入户访问法、随机访谈法、实地观察法等,依据旅游城镇化的不同功能分区,选取黄陂区一级中心地(黄陂区政府所在地前川街道)、二级中心地(长轩岭街道)以及核心旅游景区(木兰天池、木兰湖等)为3类重点调查区域(表2)。调查对象以与旅游业与城镇化密切相关群体为主,主要是本地居民、旅游经营及从业人员这两大群体为主,同时访问调查了少量游客;调查行业人员主要以宾馆、饭店、旅游商品销售、景区管理部门等旅游业核心产业部门的管理人员和服务人员、当地居民为主要调查访问对象。调查问卷采用李克特量表的5分制法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指标进行测量:1~5分别代表非常反对、反对、中立、同意、非常同意。调查时间为2015年7月,共发放调查问卷350余份,回收320份有效问卷(表3),访谈采访包括当地居民、当地旅游商品经营人员、当地旅游服务人员、外来务工人员、外来经营人员、出租车司机等各类群体30余人,获得了较全面、详实的一手调查资料。
  表2反映了被访问居民的基本情况,样本包含了不同年龄层次、不同文化程度、不同职业、不同收入水平的居民,反映了样本抽样的随机性。统计数据显示,参与问卷调查的男女居民的比例分别为53.1%、46.9%。调查者的年龄以中年人为主,大致集中于35~54岁,其次就是25~34岁的青年人。被访居民的学历普遍较低,近一半的居民文化程度只有初中教育水平。88.9%的居民是本地人,在黄陂区生活了近10年以上。而在10%的非本地居民的调查中,迁至黄陂生活的最主要原因便是就业机会增多以及家人的工作原因。可见,经济的快速发展,尤其是就业机会的提高是吸引外来居民来此定居的重要原因。在户籍类型的调查中,农业人口的比例达72.5%,这与调查地区多为乡村旅游地核心景区及周边区域有关。   2黄陂区居民旅游城镇化感知调查分析
  2.1旅游城镇化发展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居民对此感知强烈
  黄陂区地理位置优越,历史悠久,山清水秀。近些年来,黄陂区大力发展旅游业,先后开辟了辖区内的30多个景点,基础设施逐步完善,初步形成了“吃、住、行、游、购、娱”的配套服务体系,旅游业已成为当地的支柱产业。2005~2014年,黄陂区累计接待国内游客4 977万人次,旅游经济总收入
  旅游业在带来巨大发展的同时也给当地居民在旅游城镇化经济感知方面带来巨大影响。旅游城镇化不仅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居民收入和其就业机会。其中,吸引投资的感知均值为3.42,有55.7%的居民持肯定态度;对促进当地经济发展的感知均值为3.69,赞成率达到74.0%;增加个人收入这项指标的均值为3.36,超过50%的居民持肯定意见;而对于增加就业机会的感知也达到了3.39,63.0%的居民对此表示支持。由此说明居民对旅游旅游城镇化的经济影响感知强烈(表4)。
  旅游业是劳动密集型行业,旅游业的发展对促进当地居民的就业有着极大的作用。在发展乡村旅游之前,黄陂区是传统农业区,当地居民大多是农民,以经营有限的山区土地和经济作物为生,经济效益低下,整个地区处于欠发达状态。旅游业的发展为当地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也转变了当地的人口职业结构和经济结构[10]。在对居民的职业调查中发现,被调查居民中有近35%是个体私营业主和旅游企业员工,以经营旅馆、小吃店、旅游商店等为主。同时从统计年鉴调查得出,黄陂区的乡村农民转移就业的现象非常突出,其中农民转移到批发零售、住宿和餐饮业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劳动力逐年增加。此外农民因土地的流转开始离开乡村向城市转移就业,农民就业趋势的多元化也改变了传统农业经济下人与土地的依附关系,土地流转得以顺利实施,同时进一步促进了新兴经济的发展。2005~2014年第三产业占社会就业总人数的比例和住宿餐饮业占第三产业比例呈稳步上升的趋势,最高曾分别达到31%和15%。通过黄陂区的统计年鉴也可发现,涉及旅游产业的乡镇农民人均纯收入高于全区农民人均纯收入的15%。可见旅游业的发展使当地的综合经济实力有了大幅度提高,居民也从中得到了实惠(图2)。
  2.2旅游城镇化加速当地旅游业发展,旅游整体实力上升
  旅游城镇的发展进一步保障了旅游接待工作。旅游产业和相关经济活动在空间上的集聚产生的经济效果会促使城镇的快速发展,以旅游为主导产业集聚形成的具有旅游服务职能的城镇又会反作用于当地的经济[11]。旅游业的发展带动了全区的经济发展,同时一些小城镇作为旅游接待地和游客集散地,也为此配套了一系列的相关后勤保障设施,从而保证了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黄陂区的前川街、长轩岭街等已经逐步发展成为黄陂区游客集散和后勤接待的中心地带。这一现象的主要成因有两点:一是因为上述街区是乡村旅游地中各个景区对外交通的中继点,对外有公路至武汉、孝感等地市,内部有街区至木兰文化生态旅游区公路,加强了街区与各大景区景点的联系,这样使游客的游程有机串连,游览效率大大提高;二是因为街区基础设施相对完善,旅游服务设施健全,为游客提供了很多便利。
  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进一步推动旅游业的发展,又具体体
  现在推动黄陂区建设了一大批旅游特色小镇。黄陂区的乡村型旅游地在开发之前基本上都是交通条件差、经济相对落后的地区,缺乏有利资源发展工业经济。因此,利用当地的旅游资源大力发展旅游业,加之旅游经济对资金和人口所产生的集聚作用,进一步促进旅游城镇的产生和发展,从而提高该地区的城镇化水平。黄陂区旅游资源集聚的北部乡镇从实际出发,定位于旅游服务型中心城镇,打造了一批“木兰茶香古镇”、“木兰民俗古镇”、“木兰明清古镇”、“木兰商贸口子镇”等特色旅游、特色文化、特色商贸、特色生态小镇,加大了产业集聚和人口集聚,木兰乡和长轩岭街更是成功创建全省旅游名镇,强化小城镇承载力和吸纳力,使得北部地区城镇化率达到45%以上,高于全区42.32%城镇化水平,着实为推进黄陂城镇乡村旅游的快速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2.3旅游城镇化强化城镇辐射功能,推动村落变化
  旅游城镇化的进程提升了乡村的地位,加强了乡村与城镇的互动与交流[12],不仅使得农民实现地域转移和职业转换,更在实现农民身份的转换,人居环境、社会保障的提高等方面显现出巨大优势。城镇的发展为乡村旅游的开发提供了客源保障,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前提条件。首先,旅游城镇化建设使交通条件得到改善,而交通条件的改善也是居民感知最为强烈的社会生活类的感知项目,均值达3.58,感知非常强烈,66.4%的居民表示赞成。交通的改善解决了乡村旅游的交通条件,从而实现了乡村旅游景区的可通达性,更使得居民的生活便利条件大大改善。再者,居民素质提高的感知均值为3.49,排名前列。在调查中发现,当地的农村居民认为,与游客直接接触会为他们的传统生产生活方式带来新的价值观,促进其商业意识的提高以及现代生活理念的转变[11],间接促进农民综合素质的提升。此外,在生活设施改善方面,居民感知较为强烈,除教育设施外,医疗和娱乐设施的感知均值均高于3,而生活服务设施改善的感知均值高达3.4,均有超过50%的居民持赞成态度。因此在旅游城镇化的进程中,非常注重农村居民人居环境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提升,更为符合其中“人的城镇化”这一核心理念。
  旅游城镇化的发展推动村落变化,使得村落逐步向城市社区过渡[13-14]。在旅游业发展之前,小农经济下的乡村是一种相对封闭的传统村社共同体,但旅游系统是一个相对开放的经济系统,以旅游为连接,城乡两级间人力、资金、信息等各方面能量在这个系统里面不断交换转移。旅游经济一旦进入乡村并成为其主导经济,就打破了传统乡村在农业经济下相对封闭和稳定的状态[15-17]。
  在此状态下,以旅游产业为主导的黄陂区乡镇的村落建设也呈现出新的特征。为了促进当地居民参与旅游业的积极性,保障居民的合法权益,地处黄陂区乡村旅游发展的中心地带的长轩岭街在2008年启动了合村并社建社区工作,组建了新型社区,撤销原村民委员会组建居民委员会农民正式转换为社区居民,从管理架构上进行了城市化的改制以便于城市公共管理体系能顺利渗透到城缘的乡村地带。   2.4不同区位条件的居民从旅游业发展中获益不均,感知差异明显
  由于旅游资源分布和开发的不均衡,即使旅游者的乡村旅游活动的覆盖面足够广泛,能够从旅游中获益的也只是一小部分居民。例如在黄陂区的乡村旅游发展中,即使在同一村庄,由于居民住宅位置和朝向的不同,居民的乡村旅游参与程度和收入差异巨大。例如在官田村,游客服务中心附近是从事旅游服务的最佳地段,附近的居民大多改建房屋以用于提供餐饮、“农家乐”以及旅游商品的销售等服务,因而获利最多;其他距离几百米的居民就将房屋改建用于提供住宿等服务,获利次之;而另外一些居民,因住房位置不佳或被前排建筑阻挡,只能从事一些租赁或者农特产品的销售等业务,他们与前述两类居民相比,获取乡村旅游开发利益的机会大大减少,这也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这部分居民参与旅游的积极性。
  在调查中同时发现,作为城镇发展的重要节点的居民在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获利最少,感知最差。从数据中可以看出,城镇节点地区的居民积极影响的感知不仅低于平均值而且明显弱于其他两个区域,而其消极影响的感知却明显高于其他区域(表6)。这类地区的居民因旅游辐射和发展不均的问题,并未享受到应有的利益分配,反而最大程度上承受着旅游城镇化发展带来的消极影响。例如,从其收入的调查中可以发现,城镇节点居民的高收入比例要低于其他两类地区居民的比例,其旅游总体感知均值也低于其他两个区域,旅游总体满意度为3.1,对于旅游业是否有效促进了本区域的城镇发展,当地居民的感知均值为3.16,对当地的城镇建设能否支撑旅游业发展的感知均值为3.21,三类总体感知均低于核心景区和中心地的感知均值(表6)。
  2.5当地居民的部分旅游收入合法权益得不到保证,就业机会难保障,缺乏长期稳定收入
  土地是农民最大的资产,也是旅游资源的载体和旅游开发的必备场所。在乡村旅游开发中,开发者在行政力量的干预下只需按照当时土地协议价(一般低于市价)一次性支付使用费用,然后就与村集体和居民个体没有任何联系,居民很难享受到土地增值利益和旅游开发成果,而旅游发展也很难保证居民持续稳定的收入增长,居民不能长期分享旅游发展成果[17]。
  在乡村旅游发展的初期,农民会寻求在景区内外寻求一些新的生计方式,诸如开办家庭旅馆,摆摊销售土特产和农副产品等。在发展初期,确实给其带来了一定的经济效益,但随着旅游向着产业化的方向发展,旅游区的规范化管理,这些农民赖以维持生计的方式不再适用于旅游区的发展。而农民在素质文化、专业技能以及资金等方面的劣势,使得他们在丧失利用自己的土地以及当地的旅游资源后,就业机会无法保障,无法有效长期分享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好处,即使是对农民利益有所考虑的部分乡村旅游项目,通过协议提供给当地农民的就业机会也少之又少。在现有的已吸纳的乡村就业者中,大多也只能从事诸如卫生保洁、垃圾清理、森林防护、保安等工作。旅游发展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相当一部分会被外部文化素质较高者所占据。因而实际上,乡村旅游发展所带来的大量就业机会并未长久并有效地解决失去土地的农民的生计问题。
  2.6乡村环境及景观的破碎化
  黄陂区乡村旅游地已经成为武汉市居民休闲度假旅游的重要选择,乡村旅游地带依托武汉市的经济腹地,开放性比其他区域的乡村地区相对要大,加之旅游经济的快速发展,传统的乡村环境及景观正在遭到不同程度的改变。尽管乡村旅游地旨在为游客提供具有乡村特色的各类体验,但是这种快速城市化发展下的乡村旅游地所能提供的已不是纯正质朴的乡村自然风光,而是掺杂了各类人工化手段的乡村风光,这也是旅游业在乡村地区发展的必然结果[18]。在对居民点旅游城镇化的影响感知调查中可以发现,现代建筑物不协调以及商业气氛浓厚和破坏民风这3项感知中,分值较低,分别为2.83、2.85和2.71(表8),虽然居民感知较弱,但不能否认现阶段黄陂区的乡村景观的现代化气息有逐渐加重的趋势。在实地考察中发现,旅游业在黄陂区乡村地区的发展带动和助推了食、住、行、游、购、娱相关产业的发展,由此所带来的旅游服务设施的开发、餐饮商店的改造、公共设施的修建,以及娱乐设施的建造都将现代化的生活方式移植到了乡村地区。仿古、民居、现代建筑模式化的低层楼房混杂,乡村功能特征明显模糊。乡村居民传统文化载体的消逝而由此带来的乡村居民传统生计方式的改变,以及由传统生计所延伸出来的乡村传统文化的传承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变[19-20]。
  3总结与讨论
  旅游城镇化是我国新型城镇化的重要路径,也是近年来的研究重点和热点问题,而且它所包含的内容十分丰富。笔者尝试结合居民感知,对旅游城镇化的发展过程中的综合影响进行分析与研究,但关于旅游城镇化问题还有很多方面值得进一步探讨和研究。
  (1)旅游城镇化的产生有一定的规律性,初期如果任其自由发展,这种现象很容易集中出现在核心景区,而对其二级中心地的辐射带动作用相对较弱,容易出现核心景区过度城镇化,而二级中心地却是滞后城镇化的现象。如果在一个旅游景区开发初期就注意到这个问题,事先规划好旅游城镇的发展地点,人为地对它的发展加以控制,就可以避免此类现象的出现。
  (2)黄陂区乡村旅游资源分散,单一的旅游地带动辐射作用较弱。整合规划旅游资源,形成统一的旅游市场,增强其联动效应,在各旅游资源之间形成稳定的城镇聚集区,旅游产业辐射带动作用会大大加强,也会进一步加快城镇化的发展进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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