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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8日，2018年普利兹克奖揭晓，获奖者为91 岁的印度建筑师巴克里希纳·多西。
对于他的获奖，有媒体评论称，和中国本土首位该奖获得者王澍有些类似，“多西的建筑也在寻找一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现代身份”。
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普利兹克奖这样褒奖多西的本土化实践，“凭借对印度建筑传统的理解，将预制模式和本地工艺结合，发展出与印度历史文化和本地传统相和谐的建筑语言。”
的确，在多西设计生涯中，他始终在印度进行了多样化的建筑实践，尤其是如何将现代建筑样式与本土文化相结合。
师从柯布西耶
1927年，巴克里希纳·多西在印度西部小城浦那出生。在一个多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母亲早逝的多西常常坐在狭窄的楼梯口，一个人写写画画。那时他不知道，有一天他笔下的线条框架，会成为现实世界的高楼。
上世纪50年代，和同时代印度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一样，23岁多西从孟买的一所艺术院校大学毕业，前往英国伦敦。
那一年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恰好在伦敦北部的小镇霍兹登举办，这个年轻人争取到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进入会场。当时会场上的建筑师们正在激烈地讨论着昌迪加尔（印度北部城市），多西作为唯一一名出席大会的印度人，回答了人们对南亚次大陆的各种疑问。在那次会议上，他遇见了63岁的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并询问自己是否有机会参与昌迪加尔的项目。柯布西耶同他握手，并要求他手写一份申请书。
就在机缘巧合下，多西在柯布西耶巴黎的工作室待了几年。晚年的多西回忆说，“当时我才24岁，大四还没念完，很稚嫩，而他就坐在我的身边，教我如何画图”。当时的多西并不了解柯布西耶的建筑，甚至不会说法语。柯布西耶会试着跟多西讲英语，但大部分的沟通需要连比带划，他总是会在画板上画一个小人，比划着人在空间中的行走轨迹，指引多西去感受思考。
多西还曾提及柯布西耶赠予友人的一幅手绘图，三个角色分别是堂吉诃德、特洛伊木马和一头驴子——人需要有堂吉诃德的战斗精神，不断与黑暗、消极力量抗争，为此需要穷尽计谋，哪怕需要设计出特洛伊木马，当然这一切需要永不停歇地工作，像一头不会停止推磨的驴。
2017年，90岁的多西在上海举办个人建筑回顾展。他对中国的媒体回忆，在其看来，柯布西耶很像那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在世界范围内很有盛名，全世界的人们都来找他学习，看他在昌迪加尔的规划和建筑”。
本土化实践
昌迪加尔是柯布西耶在印度的第一个项目。
昌迪加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干旱的平原上，柯布西耶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交通路网，城市依照快速、中速和低速交通的街道建造。建成之后，昌迪加尔便在印度甚至全球建筑业内享誉盛名。
然而，多西并不认为昌迪加尔是一个属于印度的设计，印度“目前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由交通主导的文明程度”，“我觉得从现在（1986 年）起的20年内，昌迪加尔甚至都不会被视为印度城市，在这里我们领略到的是柯布西耶关于未来的生活理念，而非印度生活”。在多西看来，传统印度社会以团体、社团为单位，社交活动频繁，人们需要有更多树木遮蔽的公共空间进行户外活动。但在昌迪加尔，这种印度传统社交方式从未被认真考虑过，尽管这里有街道、宽阔的开放区域和大片住宅区，“但这里却没有生活！”
源于柯布西耶的教导，多西对社会身份的定义产生质疑与思考，这驱使他为建造出可持续发展的全方位住所而不断探索，寻求全新适应当地区域特征的当代建筑表现形式。
从多西的建筑作品中可以看到，在建筑形态上，他深受导师影响，而空间布局和城市规划上的本土元素则明显可辨。这种东西方、古与今两相调和的手法在多西自己设计的桑珈事务所得以最清晰地体现。项目大胆地运用了混凝土制的半圆形大拱廊，与公共空间、庭院、和水景组合，为印度的气候环境增添凉意。
在1978年，多西成立了 Vastu-Shilpa 基金會，专注环境设计研究，就印度的本土地理和文化条件下，开发适合的规划设计方案。现如今，基金会已是印度学术界与建筑行业的重要纽带。
1982年，多西开始规划阿冉亚低造价住宅。他的整体规划不是简单粗暴的网格分布，而是一种更人性化的分布：区域的中轴线由商业区串联，并将整体分割成六块居住区。除了商业区、居住区、有人性尺度的街道，还有一些公共开放空间，让居民们可在此聚会、交流与展开各种活动。
2017年，多西对“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进行了回访。他在《阿冉亚低造价住宅回访报告》中写道：“当初无家可归的EWS（经济弱势群体的英文简称）现在的生活已截然不同，他们以土地的方式获得了社会安全感，由此改变了自己对生活和生存的看法。今天，他们的孩子会去学习英语，他们拥有了摩托车，有些甚至拥有了汽车，他们把自己的临时庇护所改造成了三层小楼，使之适应自己的需求，成为自己真正的家。”
回望自己的一生和建筑作品，当被媒体问到建筑对他意味着什么时，他停顿了很久说：“我总是服务于人，建筑师应当是社会的医生。”
对话多西
Q：作为印度建筑的先驱，你经历了西方的建筑教育，又将其植根在印度的土壤，如何做到这种转化融合？
A：印度的独立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民族自豪，与此同时，民族身份的认同也成为很重要的事，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根。我曾经在西方学习，有时为了寻找建筑灵感，我也会去其他国家旅游，然后我会考虑印度的气候、文化，把看到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思考，用适合印度的方式重新诠释。
我一直随身带着笔记本，一有想法就写下来。我也喜欢观察，然后把观察到的东西在自己脑子里消化一遍再画下来。我也会鼓励我的学生带着笔记本，因为只有不断记录，不断思考，才可以自我发现，自我成长。
Q：你设立的Vastu-Shilpa环境设计基金会在低造价住宅及城市规划领域的开创性探索在印度内外均享有盛名。为什么想要做低价住宅项目？ A：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的祖父开了一间木工坊，我看见一个木匠因为贫穷，就酗酒家暴。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我该为贫穷家庭的人做点什么。
艾哈迈达巴德是甘地精神的起源。甘地说，不论你做什么，如果对于穷人没有帮助，就没有意义。所以不管做什么项目，我都会想为穷人争取更好的环境和设施。
因此1982年我开始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在过去30多年里，这个项目不断成熟、完善，住在这里的人因为脚下的土地，有了归属，这与做什么样子的建筑无关，而是希望能用建筑的方式让人与人之间有更多交流，希望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改善。
Q：你曾经和柯布西耶以及路易斯·康都合作过，他们对你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A：他們都是我的导师。从柯布西耶那里，我学到了最基本的知识。气候的重要性，比例的重要性。我有时觉得自己像机器人，因为运用光线和形式时我就像一个绷得很紧的工人。康更看重精准度，要忠实于原材料，讲究对称关系。我不想只把他们的东西照搬，而是用我的方式重新诠释。
我一直都很爱学习，我觉得人一定不能放弃的就是学习的渴望。柯布西耶告诉我，每天醒来要像只什么都不会的驴子一样，这样一天下来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Q：在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你怎么看待作为印度人的身份？
A：我认为我对于自己印度人的身份十分敏感，但是在独立后，当你看到有人被击打、被枪杀、被抢劫，有一些规则需要遵守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问一些问题。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有二三十口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家庭也是不同的。我见证过死亡，也见证过新生，见到过不同年纪的人们，随着时间流逝，你会学着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这些才是重要的，也是正在不断继续发生的。我是一个印度人，我也自豪于这个身份，但我不会刻意地去想我的身份，我所做的多是顺其自然，我想是不是应该看到更大的图景和人类宏旨，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工作。不然我为什么要设计学校呢，我本可以继续我的实践。但我觉得我应该分享我所知的，分享变得很重要。
Q：你为什么不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做建筑设计？
A：在印度已经够做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人大清早来我祖父的木工坊哭诉，说被自己酗酒的丈夫抢劫。那天晚上我跑去她家，看到这个男人如何抢了自己妻子的钱重新又去买酒喝。那时的我才八九岁，当时我就立下誓言要为穷人做些什么。
另一件事是要学会如何保存资源利用废弃的物品。今天我的学生们都不做这些了，他们只是设计造楼，那么谁来做呢？
对于他的获奖，有媒体评论称，和中国本土首位该奖获得者王澍有些类似，“多西的建筑也在寻找一个古老东方国家的现代身份”。
被誉为“建筑界奥斯卡”的普利兹克奖这样褒奖多西的本土化实践，“凭借对印度建筑传统的理解，将预制模式和本地工艺结合，发展出与印度历史文化和本地传统相和谐的建筑语言。”
的确，在多西设计生涯中，他始终在印度进行了多样化的建筑实践，尤其是如何将现代建筑样式与本土文化相结合。
师从柯布西耶
1927年，巴克里希纳·多西在印度西部小城浦那出生。在一个多代同堂的大家庭里，母亲早逝的多西常常坐在狭窄的楼梯口，一个人写写画画。那时他不知道，有一天他笔下的线条框架，会成为现实世界的高楼。
上世纪50年代，和同时代印度中上层阶级出身的年轻人一样，23岁多西从孟买的一所艺术院校大学毕业，前往英国伦敦。
那一年的国际现代建筑协会恰好在伦敦北部的小镇霍兹登举办，这个年轻人争取到一个观察员的身份进入会场。当时会场上的建筑师们正在激烈地讨论着昌迪加尔（印度北部城市），多西作为唯一一名出席大会的印度人，回答了人们对南亚次大陆的各种疑问。在那次会议上，他遇见了63岁的法国建筑师勒·柯布西耶，并询问自己是否有机会参与昌迪加尔的项目。柯布西耶同他握手，并要求他手写一份申请书。
就在机缘巧合下，多西在柯布西耶巴黎的工作室待了几年。晚年的多西回忆说，“当时我才24岁，大四还没念完，很稚嫩，而他就坐在我的身边，教我如何画图”。当时的多西并不了解柯布西耶的建筑，甚至不会说法语。柯布西耶会试着跟多西讲英语，但大部分的沟通需要连比带划，他总是会在画板上画一个小人，比划着人在空间中的行走轨迹，指引多西去感受思考。
多西还曾提及柯布西耶赠予友人的一幅手绘图，三个角色分别是堂吉诃德、特洛伊木马和一头驴子——人需要有堂吉诃德的战斗精神，不断与黑暗、消极力量抗争，为此需要穷尽计谋，哪怕需要设计出特洛伊木马，当然这一切需要永不停歇地工作，像一头不会停止推磨的驴。
2017年，90岁的多西在上海举办个人建筑回顾展。他对中国的媒体回忆，在其看来，柯布西耶很像那种文艺复兴式的人物。“在世界范围内很有盛名，全世界的人们都来找他学习，看他在昌迪加尔的规划和建筑”。
本土化实践
昌迪加尔是柯布西耶在印度的第一个项目。
昌迪加尔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干旱的平原上，柯布西耶设计了一个多层次的交通路网，城市依照快速、中速和低速交通的街道建造。建成之后，昌迪加尔便在印度甚至全球建筑业内享誉盛名。
然而，多西并不认为昌迪加尔是一个属于印度的设计，印度“目前还没有发展到这种由交通主导的文明程度”，“我觉得从现在（1986 年）起的20年内，昌迪加尔甚至都不会被视为印度城市，在这里我们领略到的是柯布西耶关于未来的生活理念，而非印度生活”。在多西看来，传统印度社会以团体、社团为单位，社交活动频繁，人们需要有更多树木遮蔽的公共空间进行户外活动。但在昌迪加尔，这种印度传统社交方式从未被认真考虑过，尽管这里有街道、宽阔的开放区域和大片住宅区，“但这里却没有生活！”
源于柯布西耶的教导，多西对社会身份的定义产生质疑与思考，这驱使他为建造出可持续发展的全方位住所而不断探索，寻求全新适应当地区域特征的当代建筑表现形式。
从多西的建筑作品中可以看到，在建筑形态上，他深受导师影响，而空间布局和城市规划上的本土元素则明显可辨。这种东西方、古与今两相调和的手法在多西自己设计的桑珈事务所得以最清晰地体现。项目大胆地运用了混凝土制的半圆形大拱廊，与公共空间、庭院、和水景组合，为印度的气候环境增添凉意。
在1978年，多西成立了 Vastu-Shilpa 基金會，专注环境设计研究，就印度的本土地理和文化条件下，开发适合的规划设计方案。现如今，基金会已是印度学术界与建筑行业的重要纽带。
1982年，多西开始规划阿冉亚低造价住宅。他的整体规划不是简单粗暴的网格分布，而是一种更人性化的分布：区域的中轴线由商业区串联，并将整体分割成六块居住区。除了商业区、居住区、有人性尺度的街道，还有一些公共开放空间，让居民们可在此聚会、交流与展开各种活动。
2017年，多西对“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进行了回访。他在《阿冉亚低造价住宅回访报告》中写道：“当初无家可归的EWS（经济弱势群体的英文简称）现在的生活已截然不同，他们以土地的方式获得了社会安全感，由此改变了自己对生活和生存的看法。今天，他们的孩子会去学习英语，他们拥有了摩托车，有些甚至拥有了汽车，他们把自己的临时庇护所改造成了三层小楼，使之适应自己的需求，成为自己真正的家。”
回望自己的一生和建筑作品，当被媒体问到建筑对他意味着什么时，他停顿了很久说：“我总是服务于人，建筑师应当是社会的医生。”
对话多西
Q：作为印度建筑的先驱，你经历了西方的建筑教育，又将其植根在印度的土壤，如何做到这种转化融合？
A：印度的独立给我们带来很大的民族自豪，与此同时，民族身份的认同也成为很重要的事，我们要找到自己的根。我曾经在西方学习，有时为了寻找建筑灵感，我也会去其他国家旅游，然后我会考虑印度的气候、文化，把看到的东西转化成自己的思考，用适合印度的方式重新诠释。
我一直随身带着笔记本，一有想法就写下来。我也喜欢观察，然后把观察到的东西在自己脑子里消化一遍再画下来。我也会鼓励我的学生带着笔记本，因为只有不断记录，不断思考，才可以自我发现，自我成长。
Q：你设立的Vastu-Shilpa环境设计基金会在低造价住宅及城市规划领域的开创性探索在印度内外均享有盛名。为什么想要做低价住宅项目？ A：当我还是小孩的时候，我的祖父开了一间木工坊，我看见一个木匠因为贫穷，就酗酒家暴。这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觉得我该为贫穷家庭的人做点什么。
艾哈迈达巴德是甘地精神的起源。甘地说，不论你做什么，如果对于穷人没有帮助，就没有意义。所以不管做什么项目，我都会想为穷人争取更好的环境和设施。
因此1982年我开始阿冉亚低造价住宅项目，在过去30多年里，这个项目不断成熟、完善，住在这里的人因为脚下的土地，有了归属，这与做什么样子的建筑无关，而是希望能用建筑的方式让人与人之间有更多交流，希望他们的生活方式会有改善。
Q：你曾经和柯布西耶以及路易斯·康都合作过，他们对你产生过怎样的影响？
A：他們都是我的导师。从柯布西耶那里，我学到了最基本的知识。气候的重要性，比例的重要性。我有时觉得自己像机器人，因为运用光线和形式时我就像一个绷得很紧的工人。康更看重精准度，要忠实于原材料，讲究对称关系。我不想只把他们的东西照搬，而是用我的方式重新诠释。
我一直都很爱学习，我觉得人一定不能放弃的就是学习的渴望。柯布西耶告诉我，每天醒来要像只什么都不会的驴子一样，这样一天下来才能学到更多东西。
Q：在职业生涯开始的时候，你怎么看待作为印度人的身份？
A：我认为我对于自己印度人的身份十分敏感，但是在独立后，当你看到有人被击打、被枪杀、被抢劫，有一些规则需要遵守的时候，你就会开始问一些问题。我出生在一个大家庭中，有二三十口人，每个人都是不同的，每个家庭也是不同的。我见证过死亡，也见证过新生，见到过不同年纪的人们，随着时间流逝，你会学着成为一个有同情心的人，这些才是重要的，也是正在不断继续发生的。我是一个印度人，我也自豪于这个身份，但我不会刻意地去想我的身份，我所做的多是顺其自然，我想是不是应该看到更大的图景和人类宏旨，这样我才觉得自己在做有意义的工作。不然我为什么要设计学校呢，我本可以继续我的实践。但我觉得我应该分享我所知的，分享变得很重要。
Q：你为什么不在印度以外的地方做建筑设计？
A：在印度已经够做了。我曾经遇到过一个女人大清早来我祖父的木工坊哭诉，说被自己酗酒的丈夫抢劫。那天晚上我跑去她家，看到这个男人如何抢了自己妻子的钱重新又去买酒喝。那时的我才八九岁，当时我就立下誓言要为穷人做些什么。
另一件事是要学会如何保存资源利用废弃的物品。今天我的学生们都不做这些了，他们只是设计造楼，那么谁来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