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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多年前我初进《人民日报》社时，见到好多当年在太行山战斗过的老新闻工作者安岗、李庄、李克林、安文一、郭渭等，他们一提到辽县（今左权县）麻田就情有独钟、滔滔不绝，纷纷竖着大拇指说：“那里山好水好，人更好！”“那里是小江南小延安，贡献大！”麻田在我心中是终生向往的地方。
初访麻田误打误撞登了《人民日报》
1963年，我从左权县委调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当编辑。第二年国庆节组织采访报道，我拟的选题是《太行山上小江南》。
第一次外出采访回到家乡麻田，到云头底村采访。大队支书郝海文安排我住在小学校，在村上吃派饭。郝支书是老党员，抗战时任过区干部，后返乡挑起领导担子。八路军总部驻麻田时年轻的他曾背邓小平过漳河，小平对他说：“等抗战胜利了，帮助老乡修座桥。”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给我介绍村里的变化。清早领我前往村口老槐树下拜谒朝鲜义勇军烈士纪念碑。云头底新建了水电站，夜里几乎家家户户电灯通明，他特地领我参观了水电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云头底住了一周。边采访边构思写成初稿，念给海文听修正事实和数字。回到编辑部几经修改，但因当时写通讯（特写）的基本功不过关，最后未通过。我未有怨言。
采访主业失败却捡到个副产品上了党中央机关大报。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2版头条刊登我的来信《不远千里派人检修机器》并配发评论《负责必须到底》。
当时我正练笔写小说写报告文学，趁热打铁，我把大城市工厂与太行山乡村发生的这个故事写成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千里迢迢修机器》，很快被《河北日报》文艺副刊采用，占了满版。
再访麻田促成麻田大桥的新建
1975年我调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工作。1980年元宵节前夕，我回乡探亲。正月十四，县委通讯组组长马国华陪同我乘吉普车到麻田采访。
那次采访，最让我难忘的是麻田人的良心。1959年中央办公厅通知山西省委，再一级级传达到左权县委，要求八路军总部驻过的麻田老支书岳照玉和房东进京揭发彭德怀的“罪行”。支书和房东老人赶到榆次，整整一个上午全在说彭总在麻田帮他们修过水渠、担过水、看过病等好事。领导如实向上级汇报，上边看挖不出什么油水，就打发他们回去。“文革”期间，村里开会批斗彭总，老民兵王福成坚决不从，后来他临终时对儿子说：“彭总跟我在一起的照片，我得带走（陪葬）。他送我的军大衣给你留下做个纪念吧！”后来这件军大衣展在了国家军事博物馆。
采访结束后，我向《人民日报》写了份内参：首先肯定麻田在解放后发生的新变化，接着如实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老区长期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未得到解决。比如，修建漳河大桥的事，群众盼了多年，至今没有动工。每年夏天麻田附近漳河水泛滥，社员渡河到对岸种地，经常淹死人和牲畜。由于漳河的障碍，农副产品运不过河，社员的烧煤运不进村，同时隔绝了山西与河北两省的交通。群众反映说：“解放30多年了，我们总想在漳河上修座幸福桥，但自己力量小，如果国家能帮一把，我们再努努力，大桥是可以修成的。”
麻田公社还有6个大队不通汽车，有的大队连独轮车都不通，运输仍靠肩挑背驮，大量农产品运不出去，社员做饭取暖烧不上煤。全公社还有14个大队不通电，社员加工米面仍靠石碾石磨，农活全靠手工操作……
此份内参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后，时任《人民日报》夜班副总编翟向东（抗战时在麻田工作过）拍板于1980年4月29日第2版头条刊登报道《太行老区麻田人民要求》，并配发短评《关怀革命老根据地》。短评开头说：“一位县委书记到边远山区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征求群众意见时有位老人说：‘女儿不要忘了穷娘家啊！’短短一句话，很发人深思。在那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军民之间、干群之间，情谊如家人。现在，有些同志确实把曾哺育供养过自己的‘穷娘家’忘记了或感情淡漠了。”最后强调：“各地工业、财贸、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在安排工作时，要在各方面给老区以照顾，帮助他们发展各项事业。国家支援老区的资金和物资，绝不可巧立名目乱支滥用，同时还要帮助有关社队管好用好，使其真正起到发展生产、开发山区的作用。”
两年后，麻田在国家的帮助下建成了横跨漳河两岸的新大桥！喜讯传来，左权县委通讯组寄给我一张照片，我当晚送交值班老总翟向东，他高兴地说：“这好，这好，明天就见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在头版突出位置刊登了麻田大桥正式通车的这张现場照片。
（责编 王燕萍）
初访麻田误打误撞登了《人民日报》
1963年，我从左权县委调到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农村部当编辑。第二年国庆节组织采访报道，我拟的选题是《太行山上小江南》。
第一次外出采访回到家乡麻田，到云头底村采访。大队支书郝海文安排我住在小学校，在村上吃派饭。郝支书是老党员，抗战时任过区干部，后返乡挑起领导担子。八路军总部驻麻田时年轻的他曾背邓小平过漳河，小平对他说：“等抗战胜利了，帮助老乡修座桥。”他白天下地劳动，晚上给我介绍村里的变化。清早领我前往村口老槐树下拜谒朝鲜义勇军烈士纪念碑。云头底新建了水电站，夜里几乎家家户户电灯通明，他特地领我参观了水电站，给我留下深刻印象。
我在云头底住了一周。边采访边构思写成初稿，念给海文听修正事实和数字。回到编辑部几经修改，但因当时写通讯（特写）的基本功不过关，最后未通过。我未有怨言。
采访主业失败却捡到个副产品上了党中央机关大报。1964年10月16日《人民日报》第2版头条刊登我的来信《不远千里派人检修机器》并配发评论《负责必须到底》。
当时我正练笔写小说写报告文学，趁热打铁，我把大城市工厂与太行山乡村发生的这个故事写成一篇报告文学，题目叫《千里迢迢修机器》，很快被《河北日报》文艺副刊采用，占了满版。
再访麻田促成麻田大桥的新建
1975年我调到《人民日报》社记者部工作。1980年元宵节前夕，我回乡探亲。正月十四，县委通讯组组长马国华陪同我乘吉普车到麻田采访。
那次采访，最让我难忘的是麻田人的良心。1959年中央办公厅通知山西省委，再一级级传达到左权县委，要求八路军总部驻过的麻田老支书岳照玉和房东进京揭发彭德怀的“罪行”。支书和房东老人赶到榆次，整整一个上午全在说彭总在麻田帮他们修过水渠、担过水、看过病等好事。领导如实向上级汇报，上边看挖不出什么油水，就打发他们回去。“文革”期间，村里开会批斗彭总，老民兵王福成坚决不从，后来他临终时对儿子说：“彭总跟我在一起的照片，我得带走（陪葬）。他送我的军大衣给你留下做个纪念吧！”后来这件军大衣展在了国家军事博物馆。
采访结束后，我向《人民日报》写了份内参：首先肯定麻田在解放后发生的新变化，接着如实反映了存在的问题和困难：
由于林彪、‘四人帮’的干扰破坏，这个老区长期存在的一些实际困难未得到解决。比如，修建漳河大桥的事，群众盼了多年，至今没有动工。每年夏天麻田附近漳河水泛滥，社员渡河到对岸种地，经常淹死人和牲畜。由于漳河的障碍，农副产品运不过河，社员的烧煤运不进村，同时隔绝了山西与河北两省的交通。群众反映说：“解放30多年了，我们总想在漳河上修座幸福桥，但自己力量小，如果国家能帮一把，我们再努努力，大桥是可以修成的。”
麻田公社还有6个大队不通汽车，有的大队连独轮车都不通，运输仍靠肩挑背驮，大量农产品运不出去，社员做饭取暖烧不上煤。全公社还有14个大队不通电，社员加工米面仍靠石碾石磨，农活全靠手工操作……
此份内参得到中央领导批示后，时任《人民日报》夜班副总编翟向东（抗战时在麻田工作过）拍板于1980年4月29日第2版头条刊登报道《太行老区麻田人民要求》，并配发短评《关怀革命老根据地》。短评开头说：“一位县委书记到边远山区革命老根据地访问，征求群众意见时有位老人说：‘女儿不要忘了穷娘家啊！’短短一句话，很发人深思。在那革命战争年代，根据地的军民之间、干群之间，情谊如家人。现在，有些同志确实把曾哺育供养过自己的‘穷娘家’忘记了或感情淡漠了。”最后强调：“各地工业、财贸、交通、文化、教育、卫生等部门，在安排工作时，要在各方面给老区以照顾，帮助他们发展各项事业。国家支援老区的资金和物资，绝不可巧立名目乱支滥用，同时还要帮助有关社队管好用好，使其真正起到发展生产、开发山区的作用。”
两年后，麻田在国家的帮助下建成了横跨漳河两岸的新大桥！喜讯传来，左权县委通讯组寄给我一张照片，我当晚送交值班老总翟向东，他高兴地说：“这好，这好，明天就见报！”第二天《人民日报》就在头版突出位置刊登了麻田大桥正式通车的这张现場照片。
（责编 王燕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