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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年伊始，全国20余省份已陆续召开两会。在诸多发展规划中，本刊记者发现，各省不约而同地出现“严控地方债”这一目标。
北京市提出，“规范债务‘借、管、用、还’，逐步将政府性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防控债务风险。”
地方债问题列入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云南明确提出“严控新增债务，化解存量债务”。陕西提出实施乡镇财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重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作出系列部署，要求“加强领导干部任期债务审计，维护偿债计划执行的严肃性”。
“严控地方债”被全国各省区同期强调的背后，可以看到2014年随着地方债偿债高峰来临，部分地方政府将面临颇大的偿付压力，同时与中央的部署也密切呼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印发通知，明确规定要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将防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这也是中央首次将防控债务风险列为经济工作主要任务之一。
自2010年开始，地方性债务问题持续发酵，但直到2013年12月底国家审计署公布《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社会舆论对规模庞大面目却有些模糊的地方债问题，才从总体轮廓上有了初步认识。
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地方债问题，究竟以何种路径来解决，仍是目前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近日，本刊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长期研究、关注地方债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各方估算相去不远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估计地方债黑洞已突破20万亿元，这个数据的依据是什么？很多研究机构对中国的地方债规模作出了估算，如何看待这些估算的结果？
李扬：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有各种机构对此进行了估算，其结果都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少数评级机构甚至据此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
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增长迅速。其中，直接承担偿债责任2010年底为6.71万亿元，2013年6月底为10.9万亿元，两年半增长62.44%。
“或有债务”2010年底为2.34万亿元；2013年6月底为7万亿元，两年半增长299%。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直接 或有）2010年底为10.7万亿元；2013年6月底：17.9万亿元。两年半增长67.3%。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13.45万亿元，加上非融资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债务6.4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可能达19.94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的研究表明：截至2013年6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超过20万亿元。
渣打银行的评估显示，截至2013年6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21.9万亿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债务总额最高或达24.4万亿元。
以上估算，均未将政府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和或有债务分别开来。如果做此处理，则各方估计相去不远。
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体制现象，需要准确统计和估计各级政府债务。在适当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中国政府债务的体制机制特征，厘清其风险。主要应通过体制改革来寻找解决政府债务问题的路径。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审计署发布的上述报告，对观察现今的地方债水平，有哪些启示？
李扬：值得关注的是，刚刚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清晰地反映出这一过程：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明显经历了两轮加杠杆，2009～2010年是第一轮加杠杆，2012～2013年是第二轮加杠杆。2010～2011年中国的杠杆率基本上是平的，得益于当时央行的宏观调控和对地方政府信贷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及时有效的抑制措施，所以2011年地方政府债务没有上升，压了一年。
2012年6月以后，由于重新把稳增长提到重要位置，所以信用的扩张重新进入新一轮杠杆快速上升的过程。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至2013年9月的15个月时间内，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率上升了32个点，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一直显著超过名义GDP增速，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激增和影子银行的信用膨胀尤为突出。
中央政府信用的救助是可以考虑的重要手段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目前舆论关于地方债估算规模的最大值计算，我国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是否仍在安全线下，从总体来看风险可控么？
李杨：中央和地方政府（与财政责任相关）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仍然控制在40%以内。这仍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之内。
在单一制国家中，政府有很强的控制力在各级政府间平衡债权债务，这使得中国加总的净债务率较低。如此，只要国家整体对国外保持净债权状态，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尤其是，中央政府仍然保持着相当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就总体而言，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中国可以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
未来中央政府信用的救助是可以考虑的重要手段。在单一制下，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没有单独承担风险能力的主体，它的行为可以公司化，但产权关系是模糊的，这好似一艘没有做底舱隔段的船，任何一级政府的风险都可能是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风险。
所以，中国未来要利用好仍处于健康状态的中央政府的表（2012年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只有23%）。通过低成本融资，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逐步有序地转移至中央政府的表上，集中进行债务重组。具体执行的技术细节可以再进一步探讨，比方说中央可能要跟地方和银行谈一个价格，不能全额埋单，要倒逼硬化约束机制的建立，减少未来道德风险的发生。
北京市提出，“规范债务‘借、管、用、还’，逐步将政府性债务纳入全口径预算管理，并报同级人民代表大会审查批准，防控债务风险。”
地方债问题列入各地政府工作报告。云南明确提出“严控新增债务，化解存量债务”。陕西提出实施乡镇财政体制改革，规范政府债务管理，建立风险预警机制。重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防控政府性债务风险作出系列部署，要求“加强领导干部任期债务审计，维护偿债计划执行的严肃性”。
“严控地方债”被全国各省区同期强调的背后，可以看到2014年随着地方债偿债高峰来临，部分地方政府将面临颇大的偿付压力，同时与中央的部署也密切呼应。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组部印发通知，明确规定要把政府负债作为政绩考核的重要指标。2013年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亦将防控债务风险作为2014年经济工作的六大任务之一，这也是中央首次将防控债务风险列为经济工作主要任务之一。
自2010年开始，地方性债务问题持续发酵，但直到2013年12月底国家审计署公布《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社会舆论对规模庞大面目却有些模糊的地方债问题，才从总体轮廓上有了初步认识。
关系到中国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地方债问题，究竟以何种路径来解决，仍是目前国内外舆论关注的焦点之一。近日，本刊记者就上述问题，专访长期研究、关注地方债问题的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李扬。
各方估算相去不远
《瞭望东方周刊》：你曾估计地方债黑洞已突破20万亿元，这个数据的依据是什么？很多研究机构对中国的地方债规模作出了估算，如何看待这些估算的结果？
李扬：近年来，中国政府债务问题，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引起了国内外广泛关注。有各种机构对此进行了估算，其结果都引发了人们的担忧。少数评级机构甚至据此下调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
国家审计署2013年12月30日公布了《全国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报告显示：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近年来增长迅速。其中，直接承担偿债责任2010年底为6.71万亿元，2013年6月底为10.9万亿元，两年半增长62.44%。
“或有债务”2010年底为2.34万亿元；2013年6月底为7万亿元，两年半增长299%。地方政府债务总额（直接 或有）2010年底为10.7万亿元；2013年6月底：17.9万亿元。两年半增长67.3%。
此前，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资产负债表研究课题组”的研究表明：截至2012年底：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余额13.45万亿元，加上非融资平台公司的地方政府债务6.49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可能达19.94万亿元。
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实验室的研究表明：截至2013年6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超过20万亿元。
渣打银行的评估显示，截至2013年6月，中国地方政府债务估计在21.9万亿元，如果加上公司化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的贷款，则债务总额最高或达24.4万亿元。
以上估算，均未将政府直接承担偿还责任的债务和或有债务分别开来。如果做此处理，则各方估计相去不远。
中国政府特别是地方政府债务问题是体制现象，需要准确统计和估计各级政府债务。在适当的分析框架下分析中国政府债务的体制机制特征，厘清其风险。主要应通过体制改革来寻找解决政府债务问题的路径。
《瞭望东方周刊》：国家审计署发布的上述报告，对观察现今的地方债水平，有哪些启示？
李扬：值得关注的是，刚刚公布的全国地方政府债务的审计结果清晰地反映出这一过程：从2009年开始，中国经济明显经历了两轮加杠杆，2009～2010年是第一轮加杠杆，2012～2013年是第二轮加杠杆。2010～2011年中国的杠杆率基本上是平的，得益于当时央行的宏观调控和对地方政府信贷平台采取了一系列及时有效的抑制措施，所以2011年地方政府债务没有上升，压了一年。
2012年6月以后，由于重新把稳增长提到重要位置，所以信用的扩张重新进入新一轮杠杆快速上升的过程。
从2012年下半年开始至2013年9月的15个月时间内，中国非金融部门债务率上升了32个点，社会融资总量的增速一直显著超过名义GDP增速，特别是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债务激增和影子银行的信用膨胀尤为突出。
中央政府信用的救助是可以考虑的重要手段
《瞭望东方周刊》：按照目前舆论关于地方债估算规模的最大值计算，我国债务规模占GDP的比重是否仍在安全线下，从总体来看风险可控么？
李杨：中央和地方政府（与财政责任相关）的债务规模占GDP的比例，仍然控制在40%以内。这仍处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确认的60%债务率控制标准参考值范围之内。
在单一制国家中，政府有很强的控制力在各级政府间平衡债权债务，这使得中国加总的净债务率较低。如此，只要国家整体对国外保持净债权状态，发生债务危机的可能性不大。
中国整体的资产负债表仍然健康，尤其是，中央政府仍然保持着相当良好的资产负债表。就总体而言，在不对经济健康造成较大损失和对经济增长速度造成较大的不利冲击的条件下，中国可以处理好地方政府债务。
未来中央政府信用的救助是可以考虑的重要手段。在单一制下，地方政府实际上是没有单独承担风险能力的主体，它的行为可以公司化，但产权关系是模糊的，这好似一艘没有做底舱隔段的船，任何一级政府的风险都可能是上级政府和中央政府的风险。
所以，中国未来要利用好仍处于健康状态的中央政府的表（2012年中央政府债务占GDP比例只有23%）。通过低成本融资，将企业和地方政府的存量债务逐步有序地转移至中央政府的表上，集中进行债务重组。具体执行的技术细节可以再进一步探讨，比方说中央可能要跟地方和银行谈一个价格，不能全额埋单，要倒逼硬化约束机制的建立，减少未来道德风险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