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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岁，第一次见到父亲。从天而降似的。
腊月，接近年关，喂了一年的猪，已被杀了。院子里落了白白的一层雪，家里新添了一头小猪娃，尖叫着满院子乱跑，父亲就追着猪娃，也在雪地里跑，唤着，要把它抱回窝里去，怕冻着。
梨树，在院子里，也不知站了多少年了，像个老人，饱经沧桑的样子，需两人合抱，似乎触着天上的云了，树冠罩着整个院子和房子，乌黑的枝干像伸出的手臂，挂满了黄灿灿的玉米。我趴在梨树背后藏起来，斜着眼睛，透过玉米串间的缝隙，远远地偷看，那个被称作父亲的人。
他穿着一双军用鞋，刷得泛白，在雪地里踩出一个个大脚印。军绿色的中山装，笔挺，合身，显出高大瘦削端直的身形。他浑厚的嗓门带着浓重的鼻音，语调斯文地唤着小猪娃。听到他异样的口音，满满的陌生感。可是，心里知道他就是“爸爸”，院子里就飘满熟悉的气息。见他追着猪娃绕过梨树，我就贴着梨树转圈儿。怕被他看见。
过会儿，他洗了手，前倾着身子，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双手握着一只烤得乌黑的土豆，啃着吃，很香似的。他猛地抬头，就发现了树缝里的我，满是惊喜，再次洗了手，笑着向梨树走过来。这一次，我被他发现了，就再没打算躲藏。他把我从雪地里抱出来，坐回原地，我站在他面前，他把我拉到怀里，嘴附到我的耳畔，讨好似的，说，叫爸爸！极其温和的声音，带着笑意、肥皂味和烤土豆的香。
本没有计划要叫爸爸，小嘴儿一直努着，眼睑低垂，一言不发，很委屈似的捏着衣角。父亲好像记起来什么，就转身进屋，拿出一雙小红皮鞋，脱掉旧布鞋，给我穿到脚上，说，胖脚丫子，刚好。很满意的样子。我欢喜了。就浅浅地笑。
小皮鞋泛着亮晶晶的红光，我最终没舍得把脚踩到雪地里。
也最终没有叫一声爸爸。那些香皂味和怪怪的口音，却伤疤一样印在心里。每每院子里落了雪，就会记起，父亲大概该回来了吧。
再后来，就学着二叔家的妹妹们，把二叔叫二大，把爸爸叫大大。
直到如今，也还是，叫他大大（大伯的意思）。
爷爷、大大、二大、姑姑都回来了，好吃的糕点和糖果挤在高高的柜子上，安安静静的，没有要分发的意思。屋子里隐隐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沉闷气息，莫名的不安就写在大人们的脸上。
过完年，梨树上的秋千拆下来了，新皮鞋也被收起来了，被父亲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院子，也越发安静了，空荡荡的。最大的空白是，院子里又不见父亲的影子。那些香皂味也全部被带走了。大人们的脸上，每天被愁云布满。家里的压抑气氛，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让人喘不过气来。打雷或爆竹声响起，家人就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家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了。
奶奶迈着小脚每天站在大门口的高台子上，张望那条伸展得很远的大路。她散乱的白发，被夕阳的余晖染透，冷风吹起，几滴泪就悄悄地滑落。回到里屋，就开始自言自语：我的娃出生时是一对儿，一个活了几天就走了，剩下的这个，一年也见不上个面。奶奶开始啜泣，祖父却沉默着，一声不吭，像一尊雕塑，然后开始不断地咳嗽起来。
我趴在奶奶怀里，也无端地抽泣起来。她又开始重复前一天说的话。似乎在给我讲故事，又似乎在埋怨祖父。“是解放的那一年收麦天，白天我还给割麦的人送饭，晚上娃就出世了，没一块布，就用我的衣裳给包了。娃刚刚长出息了，就碰上六〇年，野草挖光了，树叶子吃光了，就吃草根，吃树皮，吃麦糠荞皮，最后连玉米棒也都吃了。娃都瘦得不像人了。16岁的生日刚过，就到城里念书去了，说是念书，喊的口号是停课闹革命，老师也没了，课也不上了，都步行往天安门上走，串联去了，说是要见毛主席，也不知道见了没。一走就是两个月，回来的时候天都下雪了，娃还穿的单衣裳。第二年，戏园子里开了誓师大会，一人发了一个大背篓，一把铁镢头。大喇叭上喊着，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娃就成了农民了。当农民也好，还能天天见，非要让娃到靖远去，去钻煤洞子，我的眼睛都急瞎了……”这些话，奶奶跟背熟了似的每天嘀咕，我也几乎背会了。
奶奶说着从枕头下摸出来一摞信，就让爷爷一封一封再读一遍。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
父母亲大人：
我从农村出来，能当一名工人，吃上商品粮，对我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下井虽然辛苦，但是我不怕苦，下井我就能多挣17元津贴。我是井下煤矿运输工，就是负责运送煤。煤洞有600米深，说实话，一片漆黑，但是每人头上有探照灯，就很亮。伙食有好几种，一铁勺白水煮白菜，1毛钱，如果加几根粉条，几片豆腐就是5毛钱。鸡蛋，五分钱一个。但是我不吃鸡蛋，一个鸡蛋就是半斤面呢。第一个月的工资发到手了，71.21元。我寄回来，二老贴补家用……
爷爷一字一句的读着，奶奶却已经泪眼婆娑，我的眼泪也不觉垂在腮边，奶奶掏出手巾，给我擦了脸，对我说，那时候，你妈都还没迎过来呢。
爷爷接着读下一封。
父母亲大人：
……
春节假过后回到矿上已有月余，我一切安好。回来时在北道火车站，遇到小偷，盘缠被偷光了。我就用一个五分硬币买了站台票，很幸运地搭到靖远。
今天是凌晨5点到下午1点的班，我已回到地面的宿舍，洗了澡，饭也吃过了。一切照旧，父母大人不要挂念。
……
信念完了，奶奶却指着信纸，说，反面还有呢！
爷爷说，反面的不是。奶奶就急了，爷爷就照着念。
“1时36分，离宿舍400米远的井口传来一声闷响。地震一样，房子震颤。有人大喊起来，我第一反应是，洞子里一定出事了”。
奶奶突然又大喊：别念了！
信纸的反面，父亲顺手记录了一次瓦斯爆炸时的情形，却忘了在信纸的另一面写下一封家书。每读这封错寄的信纸，奶奶情绪几乎失常。年幼的我，心跟着奶奶一起，揪着，想象着靖远那个鬼地方，除了能跟煤联系到一起之外，好像无法预料的遥远，暗藏杀机似的，直到长大后，见到煤，就那么亲切，却不愿意听到那两个字。 又一个春节，父亲回来了，院子里依然落满了雪，香皂味和大大的脚印一起印在雪地里，唤我乳名的温和声音在院子里飘满，音乐一样好听。他的兜里总是能掏出糖果，我拿着好吃的零食在小伙伴面前炫耀，幸福的感觉在心头荡漾。父亲轻轻帮我带上小发夹，满意地端详着我，我笑了，露出两个小酒窝。父亲也笑了，简单得像个孩子。姑姑就讲起了“17元的故事”：那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呱呱坠地，父亲看着胖乎乎的女儿，不舍得离开，就在家呆了三个月，耽误了17元的工资晋升。而父亲呢，摸着我的头发，很释怀地说，我们家的胖女子比17元值钱哦。我呢，听错了话，以为他们说我值17元，就大哭大闹，引得家人前俯后仰。院子里便飘满了笑声，久违的欢快挤满了落雪的院子。
父亲用报纸把老屋子的墙糊一遍，清扫屋檐，清理房前屋后的水道，给梨树、苹果树、桑树刷了白，做了修剪。劈柴，劈好的柴顺着屋檐码放得整整齐齐，阳光照晒，是母亲一年要用的柴火。屋子和院子打理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贴上窗花，贴上春联，就过年了。
秋千在午后的一片明媚阳光里，来回飞舞，我像一只小鸟，挥霍着欢快的时光。忽然听到屋子里传出痛苦的呻吟，循声，在虚掩的门缝里，看到父亲正轻轻解开缠在胳膊上的纱布，那里有一处伤疤，他吃力地侧过身子，将药膏涂在伤口，同时脸皱作一团，额头上渗出一些汗珠，一侧的颌骨鼓起，他在咬牙忍受疼痛，不出声。我惊呆了，自己的胳膊突然特别疼。换好了药，父亲一圈一圈缠好纱布，穿好棉衣，在墙角靠了一小会儿，就迅速地收拾残局，一抬头，他发现了门缝里的我。我神色慌张不知所措，做贼似的，一抬脚就摔倒在父亲面前，伤心地大哭起来。父亲用他受伤的胳膊扶我起来，拍了我新衣服上的尘土，要抱我起来，我赶紧后退几步。父亲讨好似的拿出糖果，嘴附在我耳边，悄悄说：“不要告诉爷爷奶奶，不疼的。”这时，我看到父亲的脸，有些苍白，很努力地挂着笑容，却掩藏不住一丝颓废。他把忧伤藏在一个人的世界，可是我小小的内心并不能猜透他承受了什么。
第二天，父亲出现在院子里时，温和的嗓音依然穿透冬天的风，秋千在空中晃悠，阳光干净透亮，觅食的雀儿不怕人影。抬头，我见到了一片灿烂的天空。我和父亲保守的秘密，不动声色，让家园沉浸在温暖的年味里。
又是一个岁末，天空又飘起了大朵的雪花。爷爷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了父亲来信，顺手启封，眼角瞬间出现惊喜，朝着奶奶大喊，调动函下来了！回头紧握邮递员的手，摇落了他满身的雪花，说了无数个谢谢。
中年的父亲被煤涂染透了，带着听力缺陷和一身风湿，成了县煤炭公司的一名工人。他的飞鸽牌自行车，像一架扁担，在40里路上来回奔走。一头挑起父母和儿女，一头挑起城里的世事。每个周末，我玩耍归来，见自行车辙在小路的土层里规则地延伸，就飞奔回家，自行车果然停靠在院子里，像一匹马，驮满油盐酱醋、蔬菜水果、种子农药，还有糕点糖果。又一次，飞鸽停靠在院子里时，父亲给我一本新华字典。还有一次，一本带插图的书透着新鲜的油墨味道递到我手中。于是，那辆飞鸽从城里回到院子，成为我一周最大的期待。
父亲一面当着城里的工人，衣着整洁，还像从前那样，把鞋刷的泛白。一面当着乡下的农民，换上劳动服，重新拿起农具，正式学习如何种田。父亲起早贪黑，利用下班时间打理土地，精耕细作，土地也有丰厚的回报，父亲的麦苗总是长势很好，打碾的麦子也比别人家多。但村里也还是有人戏弄似的说父亲是“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在单位呢，父亲兢兢业业完成工作任务，也还是有人会嘲笑他是个农民，乡下人。
我读高中，和几个同学挤在一个宿舍，父亲骑着车子来看我，担心我住到外面受冻挨饿，临走时，就把我连同铺盖卷锅灶一起搬到他的单位。煤炭公司分给父亲的一间宿舍，小土屋本来多年失修，还漏雨，但却有个套间，就自己动手修补了屋顶，用报纸糊了墙面，给自己在外间搭了个床铺，房子显得很整洁了。三年光阴，同学在宿舍里就着煤油味吃饭读书，我和父亲却用上了方便的蜂窝煤，那时候，我的同学还不曾知道蜂窝煤是怎样的煤。我自是觉得与同学相比，生活很优裕了，基本不吃苦，就对自己要求极严格，极其听话，虐待自己似的用功，好像要替父亲完成当年没有完成的愿望似的。巧合的是，我就读的二中，就是父亲当年肄业的一中更名而来的学校。
而那时，正是《春天的故事》唱红大江两岸的时候，我因为特别喜欢唱歌，还在课间的教室里学着董文华放声歌唱。不曾想，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把父亲所在的公有制企业煤炭公司抛在了沙滩。门口小商贩的煤炭生意日渐红火，而一墙之隔的煤炭公司，当年人们排队买煤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冷冷清清，有时候一天也不进来一个买煤的，基本没有了效益，父亲的工资一直下滑，有时只领到200元左右。但是辍学的事却始终没有发生在我们兄妹身上。
有次放学，大雨滂沱，一进屋见桌上一张字条，写着：红元吾女，麦子黄了，我请假回家，待天晴收割，生活起居，照顾自己，劳逸结合，注意休息，留下零花钱5元。
我拿起那张皱巴巴的5元纸币，听着窗外的雨聲淅沥，想想父亲的“飞鸽”正驮着他，在泥泞的山路上吃力前行，汗水和雨水顺着他微微有些驼背的瘦弱的肩上滑落。我望着窗外，煤碳公司的铁栅栏里，堆积如山的那些煤，永远也卖不出去的样子，鼻子酸疼，在六月的雨声中，我努力地让眼眶里的那些液体，咽了回去。
1992年的春天，大多数人选择了下海，因为金钱不但显得那么重要，而且似乎较容易赚到手。而父亲呢，依然我行我素。他不善言谈，早年受祖父的影响，就喜欢作诗，喜欢书法。父亲的诗词，只工整地写在本子上。父亲的书法，只在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墙上挂。他从来不参加任何展览比赛，父亲说，把自己的字拿出来参赛评奖出售，是对书法的不尊重，是对书法的亵渎。每年腊月二十三一过，父亲就开始为村里写对联，在家里支起一面大案子，拢一盆大火，我们兄妹忙着裁纸，研墨，动用院子里所有的小石头土疙瘩压对联晾晒，每天写上一院子的对联，最后一副一副叠整齐，送到家家户户，帮着乡亲们分清上下联贴在门框上。每年的最后一副对联，才是给自家写的。 父亲，大半生行走在黑夜的边缘，他的前半生，别无选择地与一种黑色的燃料有关；而后半生，又順其自然地与一种黑色的颜料结缘。家里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看到雪地里的煤渣，就像看到馍馍渣一样一一捡起；写过了字的纸，因为有墨染在上面，不敢把它当废纸，谁都不敢踩在脚下。奶奶告诉我们，丢了煤渣，馍馍渣，踩了写过字的纸，会遭罪。
2001年，我成了一名教师。而父亲所在的煤炭公司彻底改制， 50岁的父亲拿着320元的工资，回到乡下，这一次，他彻底回去了，回到当初的院落，从此，院落成了父亲最终的守候。
50岁开始，父亲再次拿起农具，走向大山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孩子们都各自在外工作。老家就只剩下父亲母亲守着一座老院子和一座新院子。奶奶曾讲过，老屋子修建时，父亲四岁，看见大人在屋顶上架椽插瓦，他也偷偷爬上屋顶，穿着白夹袄坐在房檐边上玩耍，多年后，村里老人记起当时情形，还紧张的咬牙。转眼，父亲和房子一样就变老了。
老院子里饲养着一头骡子，来到家里时3个月，如今已有30岁了。小骡驹变成了老骡子，在老屋子里，它能听懂父亲的话，会给父亲的脚步打招呼。老院子里的老梨树砍了，又新栽了一棵小梨树，小梨树也已经长成老梨树了，在冬天的冷风里伸出黑色的手臂。
父亲老了，不让他种庄稼，怎么样的理由都说服不了他，哥哥就偷偷托人把骡子给卖了。怕母亲伤心，就趁母亲不在，那人把骡子牵走了。我打电话回家，父亲一言不发，最后只说了一句：骡子也走了，家里啥也没了，啥都干净了。我听出了父亲的极度无奈和伤感，我就在电话这头偷偷哭起来了。眼泪落在办公桌上，湿了一沓纸。再次打电话时，母亲在电话那头哽咽起来，说，骡子没了。我再一次偷偷流了泪。碰到妹妹，再次提起骡子和父母，我俩的眼眶就又红了。父亲依然在种他的庄稼，他说，生命在于运动，我自小就在种庄稼，种庄稼就相当于锻炼身体。
小侄女刚出生，母亲到市里去照看孩子，父亲却哪里都不肯去。无论我们苦口婆心再三劝说，他都无动于衷，最后只淡淡一笑，说，虽然我耳朵不好，却受不了噪音，城里太闹，我就喜欢安静。
父亲就独自一人守着他的两个院子。老院子里的老房子有60年了，破旧不堪，父亲却不肯拆掉。屋檐下摞满了煤块，父亲就在老屋里慢慢把它烧掉，就像烧掉那些年轻时候的光阴。一张古旧的八仙桌，玻璃板下压着满满一桌子的老照片。一块土炕，一个人独自煮着他的罐罐茶，一个人在满屋子飘着的墨香里写字。新院子里的新房子，有木质的沙发、电气，算是窗明几净，却似乎成了摆设。
又是寒冬，年关近了。我买了菜，回家看父亲。他说，家里菜还剩很多，鸡蛋啊、肉啊，又不馋这些。等到生活优裕了，父亲却早已没有了胃口。院子和厨房都收拾的那么整洁，井井有条的样子。水桶里的水冻实了，倒在院子里，像个冰人，我就好像又回到小时候，想起父亲为我堆的雪人。
父亲见我脸色不好，就涨红着脸，说，我的女儿，谁也没有资格让她受委屈。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因为发怒而生硬的表情。偷看父亲，他的眼睛红红的。我觉得自己大不孝，突然眼眶里溢满了液体。
站在老院子里，我和父亲苍白的脸，被冷风吹了一次又一次。
老院子里长了一层荒草，落了一层薄薄的雪，梨树依然在风里，伸着黑色的手臂。院边的草棚下，两辆生锈的自行车，父亲的大飞鸽和我的小飞鸽，互相依偎。轮胎已经风化，铁圈已经锈烂，却还一直在院墙边固执地站着。它们曾穿梭在岁月的风雨里，如今和父亲一起守护院子里的一片安静。
临走，父亲执意要送我到回城的路口，忽然想起小时候，每一次都送父亲到离开的村头。
从前，每每落雪，就盼望父亲出现在院子里，这一次，在落雪的日子，父亲惊喜于我的一次偶尔归来。
趁着夜色回城，已是万家灯火，在氤氲的灯光映照下，在暖暖的屋子里，我想起了老家，安宁的院落，父亲独自一人守候的院落。那个当初意气风发地出走又终将要回去的地方。
就在那一夜，在梦里，我又回到老屋的院子。浓浓的年味里，年轻时候的父亲，和童年时的我，盼望着心中的年。
【作者简介】吕敏讷，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首届自然资源作家研修班学员，自然资源作协签约作家。散文作品见于《飞天》《青岛文学》《时代文学》《东渡》《延河》《鹿鸣》《岁月》《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等。
腊月，接近年关，喂了一年的猪，已被杀了。院子里落了白白的一层雪，家里新添了一头小猪娃，尖叫着满院子乱跑，父亲就追着猪娃，也在雪地里跑，唤着，要把它抱回窝里去，怕冻着。
梨树，在院子里，也不知站了多少年了，像个老人，饱经沧桑的样子，需两人合抱，似乎触着天上的云了，树冠罩着整个院子和房子，乌黑的枝干像伸出的手臂，挂满了黄灿灿的玉米。我趴在梨树背后藏起来，斜着眼睛，透过玉米串间的缝隙，远远地偷看，那个被称作父亲的人。
他穿着一双军用鞋，刷得泛白，在雪地里踩出一个个大脚印。军绿色的中山装，笔挺，合身，显出高大瘦削端直的身形。他浑厚的嗓门带着浓重的鼻音，语调斯文地唤着小猪娃。听到他异样的口音，满满的陌生感。可是，心里知道他就是“爸爸”，院子里就飘满熟悉的气息。见他追着猪娃绕过梨树，我就贴着梨树转圈儿。怕被他看见。
过会儿，他洗了手，前倾着身子，坐在堂屋的门槛上，双手握着一只烤得乌黑的土豆，啃着吃，很香似的。他猛地抬头，就发现了树缝里的我，满是惊喜，再次洗了手，笑着向梨树走过来。这一次，我被他发现了，就再没打算躲藏。他把我从雪地里抱出来，坐回原地，我站在他面前，他把我拉到怀里，嘴附到我的耳畔，讨好似的，说，叫爸爸！极其温和的声音，带着笑意、肥皂味和烤土豆的香。
本没有计划要叫爸爸，小嘴儿一直努着，眼睑低垂，一言不发，很委屈似的捏着衣角。父亲好像记起来什么，就转身进屋，拿出一雙小红皮鞋，脱掉旧布鞋，给我穿到脚上，说，胖脚丫子，刚好。很满意的样子。我欢喜了。就浅浅地笑。
小皮鞋泛着亮晶晶的红光，我最终没舍得把脚踩到雪地里。
也最终没有叫一声爸爸。那些香皂味和怪怪的口音，却伤疤一样印在心里。每每院子里落了雪，就会记起，父亲大概该回来了吧。
再后来，就学着二叔家的妹妹们，把二叔叫二大，把爸爸叫大大。
直到如今，也还是，叫他大大（大伯的意思）。
爷爷、大大、二大、姑姑都回来了，好吃的糕点和糖果挤在高高的柜子上，安安静静的，没有要分发的意思。屋子里隐隐弥漫着一种特殊的沉闷气息，莫名的不安就写在大人们的脸上。
过完年，梨树上的秋千拆下来了，新皮鞋也被收起来了，被父亲收拾得整整齐齐的院子，也越发安静了，空荡荡的。最大的空白是，院子里又不见父亲的影子。那些香皂味也全部被带走了。大人们的脸上，每天被愁云布满。家里的压抑气氛，就像暴风雨来临前的天空，让人喘不过气来。打雷或爆竹声响起，家人就惊慌失措，坐立不安。家里的空气越来越紧张了。
奶奶迈着小脚每天站在大门口的高台子上，张望那条伸展得很远的大路。她散乱的白发，被夕阳的余晖染透，冷风吹起，几滴泪就悄悄地滑落。回到里屋，就开始自言自语：我的娃出生时是一对儿，一个活了几天就走了，剩下的这个，一年也见不上个面。奶奶开始啜泣，祖父却沉默着，一声不吭，像一尊雕塑，然后开始不断地咳嗽起来。
我趴在奶奶怀里，也无端地抽泣起来。她又开始重复前一天说的话。似乎在给我讲故事，又似乎在埋怨祖父。“是解放的那一年收麦天，白天我还给割麦的人送饭，晚上娃就出世了，没一块布，就用我的衣裳给包了。娃刚刚长出息了，就碰上六〇年，野草挖光了，树叶子吃光了，就吃草根，吃树皮，吃麦糠荞皮，最后连玉米棒也都吃了。娃都瘦得不像人了。16岁的生日刚过，就到城里念书去了，说是念书，喊的口号是停课闹革命，老师也没了，课也不上了，都步行往天安门上走，串联去了，说是要见毛主席，也不知道见了没。一走就是两个月，回来的时候天都下雪了，娃还穿的单衣裳。第二年，戏园子里开了誓师大会，一人发了一个大背篓，一把铁镢头。大喇叭上喊着，上山下乡，接受劳动改造，娃就成了农民了。当农民也好，还能天天见，非要让娃到靖远去，去钻煤洞子，我的眼睛都急瞎了……”这些话，奶奶跟背熟了似的每天嘀咕，我也几乎背会了。
奶奶说着从枕头下摸出来一摞信，就让爷爷一封一封再读一遍。也不知道读了多少遍了。
父母亲大人：
我从农村出来，能当一名工人，吃上商品粮，对我来说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啊！下井虽然辛苦，但是我不怕苦，下井我就能多挣17元津贴。我是井下煤矿运输工，就是负责运送煤。煤洞有600米深，说实话，一片漆黑，但是每人头上有探照灯，就很亮。伙食有好几种，一铁勺白水煮白菜，1毛钱，如果加几根粉条，几片豆腐就是5毛钱。鸡蛋，五分钱一个。但是我不吃鸡蛋，一个鸡蛋就是半斤面呢。第一个月的工资发到手了，71.21元。我寄回来，二老贴补家用……
爷爷一字一句的读着，奶奶却已经泪眼婆娑，我的眼泪也不觉垂在腮边，奶奶掏出手巾，给我擦了脸，对我说，那时候，你妈都还没迎过来呢。
爷爷接着读下一封。
父母亲大人：
……
春节假过后回到矿上已有月余，我一切安好。回来时在北道火车站，遇到小偷，盘缠被偷光了。我就用一个五分硬币买了站台票，很幸运地搭到靖远。
今天是凌晨5点到下午1点的班，我已回到地面的宿舍，洗了澡，饭也吃过了。一切照旧，父母大人不要挂念。
……
信念完了，奶奶却指着信纸，说，反面还有呢！
爷爷说，反面的不是。奶奶就急了，爷爷就照着念。
“1时36分，离宿舍400米远的井口传来一声闷响。地震一样，房子震颤。有人大喊起来，我第一反应是，洞子里一定出事了”。
奶奶突然又大喊：别念了！
信纸的反面，父亲顺手记录了一次瓦斯爆炸时的情形，却忘了在信纸的另一面写下一封家书。每读这封错寄的信纸，奶奶情绪几乎失常。年幼的我，心跟着奶奶一起，揪着，想象着靖远那个鬼地方，除了能跟煤联系到一起之外，好像无法预料的遥远，暗藏杀机似的，直到长大后，见到煤，就那么亲切，却不愿意听到那两个字。 又一个春节，父亲回来了，院子里依然落满了雪，香皂味和大大的脚印一起印在雪地里，唤我乳名的温和声音在院子里飘满，音乐一样好听。他的兜里总是能掏出糖果，我拿着好吃的零食在小伙伴面前炫耀，幸福的感觉在心头荡漾。父亲轻轻帮我带上小发夹，满意地端详着我，我笑了，露出两个小酒窝。父亲也笑了，简单得像个孩子。姑姑就讲起了“17元的故事”：那年春节过后不久我呱呱坠地，父亲看着胖乎乎的女儿，不舍得离开，就在家呆了三个月，耽误了17元的工资晋升。而父亲呢，摸着我的头发，很释怀地说，我们家的胖女子比17元值钱哦。我呢，听错了话，以为他们说我值17元，就大哭大闹，引得家人前俯后仰。院子里便飘满了笑声，久违的欢快挤满了落雪的院子。
父亲用报纸把老屋子的墙糊一遍，清扫屋檐，清理房前屋后的水道，给梨树、苹果树、桑树刷了白，做了修剪。劈柴，劈好的柴顺着屋檐码放得整整齐齐，阳光照晒，是母亲一年要用的柴火。屋子和院子打理得干干净净亮亮堂堂，贴上窗花，贴上春联，就过年了。
秋千在午后的一片明媚阳光里，来回飞舞，我像一只小鸟，挥霍着欢快的时光。忽然听到屋子里传出痛苦的呻吟，循声，在虚掩的门缝里，看到父亲正轻轻解开缠在胳膊上的纱布，那里有一处伤疤，他吃力地侧过身子，将药膏涂在伤口，同时脸皱作一团，额头上渗出一些汗珠，一侧的颌骨鼓起，他在咬牙忍受疼痛，不出声。我惊呆了，自己的胳膊突然特别疼。换好了药，父亲一圈一圈缠好纱布，穿好棉衣，在墙角靠了一小会儿，就迅速地收拾残局，一抬头，他发现了门缝里的我。我神色慌张不知所措，做贼似的，一抬脚就摔倒在父亲面前，伤心地大哭起来。父亲用他受伤的胳膊扶我起来，拍了我新衣服上的尘土，要抱我起来，我赶紧后退几步。父亲讨好似的拿出糖果，嘴附在我耳边，悄悄说：“不要告诉爷爷奶奶，不疼的。”这时，我看到父亲的脸，有些苍白，很努力地挂着笑容，却掩藏不住一丝颓废。他把忧伤藏在一个人的世界，可是我小小的内心并不能猜透他承受了什么。
第二天，父亲出现在院子里时，温和的嗓音依然穿透冬天的风，秋千在空中晃悠，阳光干净透亮，觅食的雀儿不怕人影。抬头，我见到了一片灿烂的天空。我和父亲保守的秘密，不动声色，让家园沉浸在温暖的年味里。
又是一个岁末，天空又飘起了大朵的雪花。爷爷从邮递员手中接过了父亲来信，顺手启封，眼角瞬间出现惊喜，朝着奶奶大喊，调动函下来了！回头紧握邮递员的手，摇落了他满身的雪花，说了无数个谢谢。
中年的父亲被煤涂染透了，带着听力缺陷和一身风湿，成了县煤炭公司的一名工人。他的飞鸽牌自行车，像一架扁担，在40里路上来回奔走。一头挑起父母和儿女，一头挑起城里的世事。每个周末，我玩耍归来，见自行车辙在小路的土层里规则地延伸，就飞奔回家，自行车果然停靠在院子里，像一匹马，驮满油盐酱醋、蔬菜水果、种子农药，还有糕点糖果。又一次，飞鸽停靠在院子里时，父亲给我一本新华字典。还有一次，一本带插图的书透着新鲜的油墨味道递到我手中。于是，那辆飞鸽从城里回到院子，成为我一周最大的期待。
父亲一面当着城里的工人，衣着整洁，还像从前那样，把鞋刷的泛白。一面当着乡下的农民，换上劳动服，重新拿起农具，正式学习如何种田。父亲起早贪黑，利用下班时间打理土地，精耕细作，土地也有丰厚的回报，父亲的麦苗总是长势很好，打碾的麦子也比别人家多。但村里也还是有人戏弄似的说父亲是“工作人员”“知识分子”。在单位呢，父亲兢兢业业完成工作任务，也还是有人会嘲笑他是个农民，乡下人。
我读高中，和几个同学挤在一个宿舍，父亲骑着车子来看我，担心我住到外面受冻挨饿，临走时，就把我连同铺盖卷锅灶一起搬到他的单位。煤炭公司分给父亲的一间宿舍，小土屋本来多年失修，还漏雨，但却有个套间，就自己动手修补了屋顶，用报纸糊了墙面，给自己在外间搭了个床铺，房子显得很整洁了。三年光阴，同学在宿舍里就着煤油味吃饭读书，我和父亲却用上了方便的蜂窝煤，那时候，我的同学还不曾知道蜂窝煤是怎样的煤。我自是觉得与同学相比，生活很优裕了，基本不吃苦，就对自己要求极严格，极其听话，虐待自己似的用功，好像要替父亲完成当年没有完成的愿望似的。巧合的是，我就读的二中，就是父亲当年肄业的一中更名而来的学校。
而那时，正是《春天的故事》唱红大江两岸的时候，我因为特别喜欢唱歌，还在课间的教室里学着董文华放声歌唱。不曾想，市场经济的大潮滚滚而来，把父亲所在的公有制企业煤炭公司抛在了沙滩。门口小商贩的煤炭生意日渐红火，而一墙之隔的煤炭公司，当年人们排队买煤的情形一去不复返了，冷冷清清，有时候一天也不进来一个买煤的，基本没有了效益，父亲的工资一直下滑，有时只领到200元左右。但是辍学的事却始终没有发生在我们兄妹身上。
有次放学，大雨滂沱，一进屋见桌上一张字条，写着：红元吾女，麦子黄了，我请假回家，待天晴收割，生活起居，照顾自己，劳逸结合，注意休息，留下零花钱5元。
我拿起那张皱巴巴的5元纸币，听着窗外的雨聲淅沥，想想父亲的“飞鸽”正驮着他，在泥泞的山路上吃力前行，汗水和雨水顺着他微微有些驼背的瘦弱的肩上滑落。我望着窗外，煤碳公司的铁栅栏里，堆积如山的那些煤，永远也卖不出去的样子，鼻子酸疼，在六月的雨声中，我努力地让眼眶里的那些液体，咽了回去。
1992年的春天，大多数人选择了下海，因为金钱不但显得那么重要，而且似乎较容易赚到手。而父亲呢，依然我行我素。他不善言谈，早年受祖父的影响，就喜欢作诗，喜欢书法。父亲的诗词，只工整地写在本子上。父亲的书法，只在村子里家家户户的墙上挂。他从来不参加任何展览比赛，父亲说，把自己的字拿出来参赛评奖出售，是对书法的不尊重，是对书法的亵渎。每年腊月二十三一过，父亲就开始为村里写对联，在家里支起一面大案子，拢一盆大火，我们兄妹忙着裁纸，研墨，动用院子里所有的小石头土疙瘩压对联晾晒，每天写上一院子的对联，最后一副一副叠整齐，送到家家户户，帮着乡亲们分清上下联贴在门框上。每年的最后一副对联，才是给自家写的。 父亲，大半生行走在黑夜的边缘，他的前半生，别无选择地与一种黑色的燃料有关；而后半生，又順其自然地与一种黑色的颜料结缘。家里有着不言而喻的默契，看到雪地里的煤渣，就像看到馍馍渣一样一一捡起；写过了字的纸，因为有墨染在上面，不敢把它当废纸，谁都不敢踩在脚下。奶奶告诉我们，丢了煤渣，馍馍渣，踩了写过字的纸，会遭罪。
2001年，我成了一名教师。而父亲所在的煤炭公司彻底改制， 50岁的父亲拿着320元的工资，回到乡下，这一次，他彻底回去了，回到当初的院落，从此，院落成了父亲最终的守候。
50岁开始，父亲再次拿起农具，走向大山成了一个纯粹的农民，祖父祖母相继去世，孩子们都各自在外工作。老家就只剩下父亲母亲守着一座老院子和一座新院子。奶奶曾讲过，老屋子修建时，父亲四岁，看见大人在屋顶上架椽插瓦，他也偷偷爬上屋顶，穿着白夹袄坐在房檐边上玩耍，多年后，村里老人记起当时情形，还紧张的咬牙。转眼，父亲和房子一样就变老了。
老院子里饲养着一头骡子，来到家里时3个月，如今已有30岁了。小骡驹变成了老骡子，在老屋子里，它能听懂父亲的话，会给父亲的脚步打招呼。老院子里的老梨树砍了，又新栽了一棵小梨树，小梨树也已经长成老梨树了，在冬天的冷风里伸出黑色的手臂。
父亲老了，不让他种庄稼，怎么样的理由都说服不了他，哥哥就偷偷托人把骡子给卖了。怕母亲伤心，就趁母亲不在，那人把骡子牵走了。我打电话回家，父亲一言不发，最后只说了一句：骡子也走了，家里啥也没了，啥都干净了。我听出了父亲的极度无奈和伤感，我就在电话这头偷偷哭起来了。眼泪落在办公桌上，湿了一沓纸。再次打电话时，母亲在电话那头哽咽起来，说，骡子没了。我再一次偷偷流了泪。碰到妹妹，再次提起骡子和父母，我俩的眼眶就又红了。父亲依然在种他的庄稼，他说，生命在于运动，我自小就在种庄稼，种庄稼就相当于锻炼身体。
小侄女刚出生，母亲到市里去照看孩子，父亲却哪里都不肯去。无论我们苦口婆心再三劝说，他都无动于衷，最后只淡淡一笑，说，虽然我耳朵不好，却受不了噪音，城里太闹，我就喜欢安静。
父亲就独自一人守着他的两个院子。老院子里的老房子有60年了，破旧不堪，父亲却不肯拆掉。屋檐下摞满了煤块，父亲就在老屋里慢慢把它烧掉，就像烧掉那些年轻时候的光阴。一张古旧的八仙桌，玻璃板下压着满满一桌子的老照片。一块土炕，一个人独自煮着他的罐罐茶，一个人在满屋子飘着的墨香里写字。新院子里的新房子，有木质的沙发、电气，算是窗明几净，却似乎成了摆设。
又是寒冬，年关近了。我买了菜，回家看父亲。他说，家里菜还剩很多，鸡蛋啊、肉啊，又不馋这些。等到生活优裕了，父亲却早已没有了胃口。院子和厨房都收拾的那么整洁，井井有条的样子。水桶里的水冻实了，倒在院子里，像个冰人，我就好像又回到小时候，想起父亲为我堆的雪人。
父亲见我脸色不好，就涨红着脸，说，我的女儿，谁也没有资格让她受委屈。我第一次看见父亲因为发怒而生硬的表情。偷看父亲，他的眼睛红红的。我觉得自己大不孝，突然眼眶里溢满了液体。
站在老院子里，我和父亲苍白的脸，被冷风吹了一次又一次。
老院子里长了一层荒草，落了一层薄薄的雪，梨树依然在风里，伸着黑色的手臂。院边的草棚下，两辆生锈的自行车，父亲的大飞鸽和我的小飞鸽，互相依偎。轮胎已经风化，铁圈已经锈烂，却还一直在院墙边固执地站着。它们曾穿梭在岁月的风雨里，如今和父亲一起守护院子里的一片安静。
临走，父亲执意要送我到回城的路口，忽然想起小时候，每一次都送父亲到离开的村头。
从前，每每落雪，就盼望父亲出现在院子里，这一次，在落雪的日子，父亲惊喜于我的一次偶尔归来。
趁着夜色回城，已是万家灯火，在氤氲的灯光映照下，在暖暖的屋子里，我想起了老家，安宁的院落，父亲独自一人守候的院落。那个当初意气风发地出走又终将要回去的地方。
就在那一夜，在梦里，我又回到老屋的院子。浓浓的年味里，年轻时候的父亲，和童年时的我，盼望着心中的年。
【作者简介】吕敏讷，甘肃省作家协会会员，鲁迅文学院首届自然资源作家研修班学员，自然资源作协签约作家。散文作品见于《飞天》《青岛文学》《时代文学》《东渡》《延河》《鹿鸣》《岁月》《散文选刊》《海外文摘》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