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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峻的现实
Till it happens to you， you don’t know how it feels.
这是2015年上映的美国纪录片《The Hunting Ground》插曲《Till It Happens To You》中的一句歌词：如果没有发生在你的身上，你不会感同身受。
导演Kirby Dick將目光对准了美国高校，镜头记录了多起美国高校性侵、性骚扰事件背后的故事，以及这些事件对受害者与他们亲友的影响。对他们来说，被侵犯的不只是身体，比身体复原更长久的是心理愈合。性侵后直接导致相当长时间内受害者的心理创伤。随着时间流逝，短期的极度痛苦过去，但对自我的污名化与对世界的不信任以及无力感却是一个持续多年无法摆脱的噩梦。
令人震惊的是，这些事件，就连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常青藤名校也未能幸免，甚至占据其中的很大一部分比例。
在美国高校中，8%的男性犯下了90%以上的性侵恶行，惯犯平均每人性侵他人达六次及以上。据美国《华尔街日报》2015年9月22日的报道，超过四分之一的美国在校女大学生遭受过性侵犯。
但息事宁人的态度，甚至为学校声誉而威胁、利诱受害者及其亲友的行为，又使得高校有时成了阴暗的庇护伞。纪录片中，一位北卡罗来纳州立大学的教师更是直言：“性侵就像是一场足球游戏。”哈佛大学前副教授金伯利·希多则表示：“他们都会要求为它挡上遮羞布。”
这并不是某一所高校的个例：
2009年到2013年，哈佛大学发生135起性侵事件，只有十位施害者停学。
2008年到2013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发生78起性侵事件，只有三位施害者被开除。
1996年到2013年，斯坦福大学发生259起性侵事件，只有一位施害者被开除。
……
校园途径无法保障基本权利，一些走投无路的学生将求助的目光投向警局。然而在美国，性侵案件仅有26%的逮捕率，被起诉的概率更是只占到20%。
在2015年，美国大学协会曾对27所顶尖高校发起调查，发现美国约1/10的女性研究生表示曾遭受来自校园教职工的性骚扰。在美国被性侵的高校学生中，选择举报的只占到20%，沉默成为多数受害者的常态。
一方面是高校与相关部门的置之不理，另一方面是受害者本人的恐惧及自卑等心理造成的沉默。当集名望、权力、年龄等优势于一身的教授、导师成为施害者，愤怒就像被丢进泥沼的石子，泛不起波澜。这是权威引发的性侵带来的一个典型后果。与意外伤害不同，这种侵害往往发生在权力不对等的双方之间，且长期多次发生。受害者出于权势的威胁及自身的畏惧，往往难以拒绝与逃脱这种畸形关系。自我的无从启齿与外界的质疑让他们背负巨大压力，压制愤怒与委屈成了多数人的选择。这也是性侵案尤其是权威性侵案中，无法被记录的“犯罪黑数”长久居高不下的一大原因。
罗切斯特大学性骚扰事件
2017年，罗切斯特大学教授弗洛里安·耶格性骚扰两名女学生的事件轰动一时，牵涉数十位学生与教师。
早在2016年，就有纽约罗切斯特大学大脑认知科学系的教授及研究生向大学管理部门投诉，表示该专业教授弗洛里安·耶格自2013年起，长期对学生以及同事存在性骚扰和恐吓威胁行为，曾使得至少11名学生的职业道路因此而改变。其中，研究生西莉斯特曾被耶格要求租住在耶格公寓的空房里，她表示耶格就是一个“系列骚扰者”和“操纵性侵犯者”。
针对这一投诉，校方两年之中两次调查耶格。最终得出结论：耶格确曾与一名研究生以及一位未来的学生发生性关系。但校方同时认定耶格未违反校园的反性骚扰制度。
甚至在调查的两年间，耶格还获升职，且在罪名洗脱后，利用职权打击报复检举他的人。哪怕一名校内研究人员因此辞职抗议，也未引起校方重视。直至2017年9月，《琼斯妈妈》杂志报道了由八名学生与工作人员组成的队伍向EEOC提出的对耶格的投诉。
报道发表后，以校长塞利格曼为代表的校方态度一再反复，先是表示即使知名媒体报道也可能出错。后迫于舆论压力，校方开始反思在调查期间让耶格升职的问题。
150名学生联名反对校方此前的处理并要求开除耶格，一名女生为此绝食三天，严重到周围人拨打911。以此为代价，换来的校方处理结果为：校方安排耶格停止本科课程的教授，并给他安排了行政假期。
这种高校教师对学生性骚扰、性侵犯的现象由来已久，令人触目惊心。近年来，美国政府对高校性骚扰和性侵害泛滥的现象作出了正面回应。如在2014年初，时任总统奥巴马签署备忘录，成立由司法部长、教育部长等政府官员参与的反性暴力专门工作组，并强制各大高校如实公布有关学校性骚扰的调查报告，将其与大学排名直接挂钩，学生可直接通过政府网站如FBI官网来获取这些公开数据。
制度建设
这种针对高校性骚扰、性侵现象的努力亦由来已久。从上世纪80年代至今，美国高校及政府部门一直在完善高校性骚扰与性侵害的相关预防与处置机制。
多年之后，书中记载的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瓦尔科特曾两次对女学生实施性骚扰的丑闻，使得他在牛津大学诗歌教授竞选期间，被大量散发匿名举报信，被迫退出這一职位的竞争。
不过直到80年代，美国高校内部才开始重视教职人员性骚扰学生的问题。
1979年，五名耶鲁大学的女学生将母校送上法庭，要求学校建立完善关于性骚扰受害者的申诉机制。尽管最终以败诉收场，但美国法院首次援引《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Education Amendments，Title IX）“在合众国内的所有人，在接受了联邦财政援助的任何教育体系或活动中，不得因性别差异，被排除参与、否认其利益、或成为歧视的对象”进行判决。
次年，密歇根大学针对校园性骚扰的预防组建了工作组，并通过录像带等形式向校内学生、教职工普及性骚扰的概念及应对方式。
到了80年代中期，美国教育委员会呼吁各校园必须制定反性骚扰制度，履行道德和法律义务。依阿华大学为此做出回应：要求教师不得与其直接指导、授课的学生发生包括性骚扰在内的任何亲密关系。对违规教师将处以轻则道歉、检查、降薪、停职、降级，重则解聘、开除的惩戒，以避免教职人员以及学生受到任何可能的伤害。
1984年，哈佛大学颁布禁止直系师生之间的恋爱关系的规定。此类规定成为美国高校八九十年代的主流。进入21世纪，以加州大学为代表的高校对师生恋的限制范围进一步扩大，又成了新的主流。2003年7月，加州大学禁止所有校内教师与在读学生有恋爱关系，哪怕是基于双方自愿的恋爱也同样被禁止。听起来似乎有些不近人情，但相比围绕着教职人员的权威及这种权威可能引发的道德伦理问题甚至违法犯罪行为，一些高校选择公正与安全至上。但凡指导与被指导、上级与下级关系存在，就可能导致因为情感因素所带来的偏私或权威的胁迫与报复。
校方对校内师生关系存续期间恋爱的低容忍，在高校中被广泛推行。具体做法因校而异，有些是建议性、有些是强制性，有些针对直系师生、有些针对所有校内师生。但对已经毕业的学生或已离职的教师，学校不干预他们恋爱。我们可以从美国著名汉学家宇文所安与哈佛教授田晓菲的关系中，一窥这种制度背后的观念。田晓菲1998年获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学位，导师是宇文所安。田晓菲毕业那年，宇文所安才第一次向她表达爱意并郑重求婚。田晓菲曾在接受北大校报采访时强调，自己做学生时和宇文所安“是严格的师生关系”，“一直到我毕业离开学校后，我们开始用电子邮件进行交流，谈论各种话题，尤其是和文学有关的问题。”
除制定硬性规则与越界的惩处方式，美国高校内部还定期就反性骚扰进行普及与培训。新生入学与教职工入职都会接受反性骚扰培训，校内网站等定期进行反性骚扰普及与宣传。另外，高校内部设立专门的申诉委员会，学生受性骚扰后，委员会针对投诉案件召开听证会，对被告人行为作出裁定与判决。
当学校内部的处理结果无法让人满意，或严重程度超出学校的处理能力，学生还可以选择政府部门进行申诉。部分高校会极力防止性骚扰、性侵事件的信息扩散;解雇一个教授级别尤其是终身教授级别的人需要十分繁琐的流程，解雇不仅会造成科研经费及教职人员的减少，有时也不会妨碍另一所高校聘用他们。因此在政府层面，美国教育部设立民权事务办公室（OCR）负责监督教育领域反性骚扰政策的执行，对校园性骚扰事件予以行政干预，为受害者提供经济援助并保证其免遭歧视。
法律层面，美国于1972年出台《教育法修正案》第九条，于1990年出台《克莱瑞法案》。针对高校性骚扰事件难以搜集有效证据的特点，法律规定原告提供的证据也可以包括与第三人的交谈以及被告性骚扰行为实施后原告的变化，并且提出在特定情形下“举证责任倒置”，即变更双方的举证责任要求，要求被告方提供侵权行为不成立的证明。如果性骚扰案件中的被告没能提供一些从逻辑上看应该提供的具有充足证明力的证据，来证明自己没有实施过对原告的性骚扰，那么原告的控诉成立。
事实上，对于屡禁不绝的性骚扰，美国在高校层面的限制作用仍然有限。尽管高校有一定的预防机制，但包庇纵容施害者的例子也不鲜见。许多性侵事件发生后的抗争，是由舆论压力倒逼学校作出处置或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个中艰辛，“Till It happens to you， you don’t know how it fee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