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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孟子》和《庄子》作为我国先秦散文的代表，其文都展现出了高超的论辩技巧。对比两书，不难发现除了在语言风格上二者有所不同之外，在文章的整体上结构上，《孟》文和《庄》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特点。本文谈谈个看法。
关键词：《孟子》 《庄子》 艺术 比较
《孟子》和《庄子》作为我国先秦散文的代表，其文都展现出了高超的论辩技巧。对比两书，不难发现除了在语言风格上二者有所不同之外，在文章的整体上结构上，《孟》文和《庄》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特点。
1.《孟子》和《庄子》虽都以问答为主，但两者间有显著的区别
《孟子》全篇共三万五千多字，所有的篇章基本都是由对话串联起来的，而这些对话又多是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的。这固然是先秦散文发展初期的一般样式，但也可说是作者为了增加说服力而刻意为之的结果。《孟子》文中的问句概括起来总共三大类：即是非问，特指问和选择问。是非问如“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室毁名堂，毁诸？己乎？”反问句在《孟子》中的使用次数相对较多，如“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下，沛然谁能御之？”“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在进行论辩时，习惯将上述某一类型的问句连续叠加使用，使之成为一个排比问句。如：
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擘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足以供之，而王岂卫是哉？
这组句子全都是由疑问句组成，用来询问梁惠王的“大欲”。妄图使用武力称霸中国的梁惠王自然是不会主动将自己的“大欲”告诉孟子的，由此孟子先用了一组选择问句来进行提问，最后再以一个反问句结尾。在提问之时，孟子早已知道问题的答案，所以他抢先将所有可以排除的选项全部罗列出来，使得君主最终只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否定的答案，而这样便有利于话题朝着孟子预设的方向进一步展开。再如：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这段对话中一共出现了三个问句，这三个问句都属于是非问句。孟子在提前两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设下了圈套。设问句最初先从无关痛痒的地方入手，只需要对方回答是与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对方，使对方在问答初期容易掉以轻心。而等到孟子提出最关键的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却已经不需要对方的回答了。
当然，孟子在与各家论辩以及游说诸侯的时候，并不仅仅单一地使用某一类问句，而往往是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地交替使用各种类型的问句来为说理服务。如：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者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此段对话以孟子提出的三个是非问句开始，这三个问句循序渐进地为下文的对话铺设了陷阱。紧接着孟子将特指问句和是非问句交替使用，使得双方的谈话看似轻松随意，实则却是在一步步地将陈相带进预设的圈套之中。如此一问一答几个回合之后，孟子忽然一口气抛出四个问句（一个特指是非问句，三个特指问句），却并不再给对方留回答的时间。这样一气呵成的四个问句形成了一种铺排的结构，更能在气势上打击对方，使对方不论在理还是在势上都无法再予以正面的回击。
《孟子》中的问答形式多为一环紧扣一环，呈一种循序渐进的模式。即谈话开始时，多为主客双方一问一答的形式，而到谈话尾声对方无以为答时，孟子再通过一系列的叠加疑问句或陈述句，作为正常谈话的总结，使对方彻底丧失还击的能力。这种灵巧使用各种问句形式来麻痹对手，引对手进入自己陷阱的技巧，足以表現孟子论辩技术的高超。
与之相对，《庄子》中的问句远远不及《孟子》问句的复杂多变。《庄子》散文虽然也有主客双方对答的谈话内容，但大多是一人向另一人求教的结构模式，其中求教之人大多是真心向道，所以在对话之中施教者并不需要使用一问一答这样的互动。因此，《庄子》中得道者即使提出问题，往往也不需要对方回答。这样，《庄子》中的问句大多是是非疑问句，而选择疑问句和特指疑问句则相对较少。当然，《庄子》中也不乏问句用得精彩的篇章，如《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则“濠梁之辩”便是巧妙地利用问句的方式偷换了“安”的概念，将表反问的“安”曲解为问处所的“安”，使得整段文字生动活泼，妙不可言。但总的来说，《庄子》中的问句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学性上都不能与《孟子》问句相比。当然如前所述，这也主要是由于两书已经在体例出现了些微不同所造成的，并不能用来作为界定两书优劣的标准。
2.篇章结构的不同
如前所述，《孟子》作为典型的语录体散文，它主要是以记录对话为主。这种语录体散文的特点主要是直奔主题，极少迂回之处，如：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这段话主要是说万章向孟子求教交友的原则。孟子的回答可谓始终紧扣主题。孟子在回答中，首先开门见山地给出交友的原则“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作为整段总挈；接着便以四个历史人物为例，来阐释这一原则。从百乘之家的孟献子到小国之君的费惠公，再到大国之君的晋平公，最后是天子尧。这种身份地位由低到高排列的人物组合显然是《孟子》作者精心安排的，目的是逐层深入地论述交友的最高境界。这四个例子虽然围绕的都是同一个主题，但表述的立足点却各有不同。作者在举孟献子之例时，采用的是概括表述加论说的方式；而在举费惠公之例时，采用的是引言的方式，在举晋平公和尧待舜之例时，采用的则是细节描述的方式。这样的列举方式，使得论说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局部上都显得充实。最后两例都采取了具体行为的描写，则是为了使对比更加鲜明，使得结句观点的提出显得水到渠成。整段文字密切围绕着“交友”的话题进行，没有一处游离于主题之外，显得格外紧凑；而在紧扣主题的同时，作者同时注意到了句子内部结构之间的调整，使得文章更加灵动更富于变化。
《庄子》在论说时，则往往采取迂回的方式，即文章的前半部分大多是由一系列的寓言故事所构成。这些语言故事内部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如《孟子》文中的寓言那样紧密，它们的主角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动物，甚至可能是自然界中的现象。《庄子》作者把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寓言串联在一起，寓言之间几乎不插入任何连接的话语，这便容易使人误以为《庄子》散文的结构松散零乱，没有固定的主线。但正如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说，“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也指出，《庄子》是将“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机体。”事实上，《庄子》散文這种段落衔接略微松散，甚至有些段落看似脱离议论主题的情况，实属《庄子》作者有意为之。如《人间世》全篇是由七则寓言构成，前三则主要是假借历史人物的对话，描述统治者的残暴与多变，以及臣子在辅佐君主之时的艰难处境，旨在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第四、五则寓言的主角则由人变成了植物，借社木、异木的遭遇来说明只有无用才能使自己免遭戕害。第六则寓言将社木、异木的遭遇转换到形残者支疏离身上，同样表达了作者无用保甚的观点。这三则寓言旨在说明乱世之中唯一保全自己的办法。最后一则寓言则借楚狂接舆之口，直述现实的黑暗。纵观全篇，这七则寓言并不是紧密围绕一个主题来进行论述的，而是各自反映了其中的某个部分。而作者在创作这些寓言时，又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使得它们即使作为单独的篇章来看也极富艺术魅力。这些寓言恰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粗略看去似是独立的个体，只有当读者把这些寓言放在一起分析，才能品味出相对完整的主题来。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
关键词：《孟子》 《庄子》 艺术 比较
《孟子》和《庄子》作为我国先秦散文的代表，其文都展现出了高超的论辩技巧。对比两书，不难发现除了在语言风格上二者有所不同之外，在文章的整体上结构上，《孟》文和《庄》文也表现出了不同的艺术特点。
1.《孟子》和《庄子》虽都以问答为主，但两者间有显著的区别
《孟子》全篇共三万五千多字，所有的篇章基本都是由对话串联起来的，而这些对话又多是以主客问答的形式展开的。这固然是先秦散文发展初期的一般样式，但也可说是作者为了增加说服力而刻意为之的结果。《孟子》文中的问句概括起来总共三大类：即是非问，特指问和选择问。是非问如“吾力足以举百钧，而不足以举一羽；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则王许之乎？”“室毁名堂，毁诸？己乎？”反问句在《孟子》中的使用次数相对较多，如“诚如是也，民归之，由水之下，沛然谁能御之？”“侮夺人之君，惟恐不顺焉，恶得为恭俭？恭俭岂可以声音笑貌为哉？”《孟子》在进行论辩时，习惯将上述某一类型的问句连续叠加使用，使之成为一个排比问句。如：
为肥甘不足于口与？轻煖不足于体与？抑为采色不足视于目与？声音不足听于耳与？便擘不足使令于前与？王之诸臣足以供之，而王岂卫是哉？
这组句子全都是由疑问句组成，用来询问梁惠王的“大欲”。妄图使用武力称霸中国的梁惠王自然是不会主动将自己的“大欲”告诉孟子的，由此孟子先用了一组选择问句来进行提问，最后再以一个反问句结尾。在提问之时，孟子早已知道问题的答案，所以他抢先将所有可以排除的选项全部罗列出来，使得君主最终只能对这些问题给出否定的答案，而这样便有利于话题朝着孟子预设的方向进一步展开。再如：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
这段对话中一共出现了三个问句，这三个问句都属于是非问句。孟子在提前两个问题的时候，已经设下了圈套。设问句最初先从无关痛痒的地方入手，只需要对方回答是与不是，在一定程度上麻痹了对方，使对方在问答初期容易掉以轻心。而等到孟子提出最关键的第三个问题的时候，却已经不需要对方的回答了。
当然，孟子在与各家论辩以及游说诸侯的时候，并不仅仅单一地使用某一类问句，而往往是根据具体的情况，灵活地交替使用各种类型的问句来为说理服务。如：
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者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
此段对话以孟子提出的三个是非问句开始，这三个问句循序渐进地为下文的对话铺设了陷阱。紧接着孟子将特指问句和是非问句交替使用，使得双方的谈话看似轻松随意，实则却是在一步步地将陈相带进预设的圈套之中。如此一问一答几个回合之后，孟子忽然一口气抛出四个问句（一个特指是非问句，三个特指问句），却并不再给对方留回答的时间。这样一气呵成的四个问句形成了一种铺排的结构，更能在气势上打击对方，使对方不论在理还是在势上都无法再予以正面的回击。
《孟子》中的问答形式多为一环紧扣一环，呈一种循序渐进的模式。即谈话开始时，多为主客双方一问一答的形式，而到谈话尾声对方无以为答时，孟子再通过一系列的叠加疑问句或陈述句，作为正常谈话的总结，使对方彻底丧失还击的能力。这种灵巧使用各种问句形式来麻痹对手，引对手进入自己陷阱的技巧，足以表現孟子论辩技术的高超。
与之相对，《庄子》中的问句远远不及《孟子》问句的复杂多变。《庄子》散文虽然也有主客双方对答的谈话内容，但大多是一人向另一人求教的结构模式，其中求教之人大多是真心向道，所以在对话之中施教者并不需要使用一问一答这样的互动。因此，《庄子》中得道者即使提出问题，往往也不需要对方回答。这样，《庄子》中的问句大多是是非疑问句，而选择疑问句和特指疑问句则相对较少。当然，《庄子》中也不乏问句用得精彩的篇章，如《秋水》：
庄子与惠子游于濠梁之上。庄子曰：“鯈鱼出游从容，是鱼之乐也。”惠子曰：“子非鱼，安知鱼之乐？”庄子曰：“子非我，安知我不知鱼之乐？”惠子曰：“我非子，固不知子矣；子固非鱼也，子之不知鱼之乐全矣！”庄子曰：“请循其本。子曰‘汝安知鱼乐’云者，既已知吾知之而问我。我知之濠上也。”
这则“濠梁之辩”便是巧妙地利用问句的方式偷换了“安”的概念，将表反问的“安”曲解为问处所的“安”，使得整段文字生动活泼，妙不可言。但总的来说，《庄子》中的问句不论是在数量上还是在文学性上都不能与《孟子》问句相比。当然如前所述，这也主要是由于两书已经在体例出现了些微不同所造成的，并不能用来作为界定两书优劣的标准。
2.篇章结构的不同
如前所述，《孟子》作为典型的语录体散文，它主要是以记录对话为主。这种语录体散文的特点主要是直奔主题，极少迂回之处，如：
万章问曰：“敢问友。”
孟子曰：“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挟也。孟献子，百乘之家也，有友五人焉：乐正裘、牧仲，其三人，则予忘之矣。献子之与此五人者友也，无献子之家者也。此五人者，亦有献子之家，则不与之友矣。非惟百乘之家为然也，虽小国之君亦有之。费惠公曰：‘吾于子思，则师之矣；吾于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非惟小国之君为然也，虽大国之君亦有之。晋平公之于亥唐也。’入云则入，坐云则坐，食云则食；虽蔬食菜羹，未尝不饱，盖不敢不饱也。然终于此而已矣。弗与共天位也，弗与治天职也，弗与食天禄也，士之尊贤者也，非王公之尊贤也。舜尚见帝，帝馆甥于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是天子而友匹夫也。用下敬上，谓之贵贵；用上敬下，谓之尊贤。贵贵尊贤，其义一也。” 这段话主要是说万章向孟子求教交友的原则。孟子的回答可谓始终紧扣主题。孟子在回答中，首先开门见山地给出交友的原则“不挟长，不挟贵，不挟兄弟而友”，作为整段总挈；接着便以四个历史人物为例，来阐释这一原则。从百乘之家的孟献子到小国之君的费惠公，再到大国之君的晋平公，最后是天子尧。这种身份地位由低到高排列的人物组合显然是《孟子》作者精心安排的，目的是逐层深入地论述交友的最高境界。这四个例子虽然围绕的都是同一个主题，但表述的立足点却各有不同。作者在举孟献子之例时，采用的是概括表述加论说的方式；而在举费惠公之例时，采用的是引言的方式，在举晋平公和尧待舜之例时，采用的则是细节描述的方式。这样的列举方式，使得论说无论在整体上还是在局部上都显得充实。最后两例都采取了具体行为的描写，则是为了使对比更加鲜明，使得结句观点的提出显得水到渠成。整段文字密切围绕着“交友”的话题进行，没有一处游离于主题之外，显得格外紧凑；而在紧扣主题的同时，作者同时注意到了句子内部结构之间的调整，使得文章更加灵动更富于变化。
《庄子》在论说时，则往往采取迂回的方式，即文章的前半部分大多是由一系列的寓言故事所构成。这些语言故事内部之间的联系也并不如《孟子》文中的寓言那样紧密，它们的主角可能是人也可能是动物，甚至可能是自然界中的现象。《庄子》作者把这些看似杂乱无章的寓言串联在一起，寓言之间几乎不插入任何连接的话语，这便容易使人误以为《庄子》散文的结构松散零乱，没有固定的主线。但正如刘熙载《艺概·文概》中所说，“庄子文看似胡说乱说，骨里却尽有分数”。袁行霈在《中国文学史》中也指出，《庄子》是将“深邃的思想和浓郁的情感贯注于行文之中，形成一条纽带，把看似断断续续的孤例的寓言与寓言之间，段与段之间联结在一起，融为一个有机体。”事实上，《庄子》散文這种段落衔接略微松散，甚至有些段落看似脱离议论主题的情况，实属《庄子》作者有意为之。如《人间世》全篇是由七则寓言构成，前三则主要是假借历史人物的对话，描述统治者的残暴与多变，以及臣子在辅佐君主之时的艰难处境，旨在揭露黑暗的社会现实。第四、五则寓言的主角则由人变成了植物，借社木、异木的遭遇来说明只有无用才能使自己免遭戕害。第六则寓言将社木、异木的遭遇转换到形残者支疏离身上，同样表达了作者无用保甚的观点。这三则寓言旨在说明乱世之中唯一保全自己的办法。最后一则寓言则借楚狂接舆之口，直述现实的黑暗。纵观全篇，这七则寓言并不是紧密围绕一个主题来进行论述的，而是各自反映了其中的某个部分。而作者在创作这些寓言时，又极尽铺张渲染之能事，使得它们即使作为单独的篇章来看也极富艺术魅力。这些寓言恰如浮在水面上的冰山一角，粗略看去似是独立的个体，只有当读者把这些寓言放在一起分析，才能品味出相对完整的主题来。
（作者单位：四川外国语大学重庆南方翻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