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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实录》中有记载说，1571年9月27日这一天，明隆庆皇帝下诏书曰：“薛瑄（1389—1464）公论既定，准从祀。钦此。”看似很简单的一句话，却蕴含着丰富复杂的地方精英与王朝历史之间的重重关联。有明一代，仅有四位理学家获准从祀孔庙，分别为薛瑄、王阳明（1472—1529）、胡居仁（1434—1484）和陳献章（1428—1500）。这些儒者不仅在官方认可中具有了一种正统性，并且成为世世代代士人学子祭祀和记忆中的偶像。在此四位膺受从祀孔庙殊荣的明代理学家中，薛瑄又是第一位获准从祀的唯一的明代北方儒者。
薛瑄其人，字德温，号敬轩，祖籍山西河津县人，作为河东学派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并被视为程朱理学传统在北方的重要代表，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地区影响很大。并且被视为南方程朱理学传统在明代北方的重要代表。提及理学传统，人们一向认为南方居于主流地位，而北方则是缺乏的或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不过，当读了许齐雄（Khee Heong Koh）教授著的《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后，便会发现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关于程朱理学史上南强北弱、南有北无的知识印象，呈现出了以薛瑄为代表的明代北方理学一脉的河东学派在社会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概言之，《北辙》一书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明朝一代作为河东学派创始人的薛瑄为何会得到皇帝恩准而从祀孔庙的历史生成过程。该书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以《读书录》为史料基础，探讨了薛瑄是如何被黄宗羲边缘化的，并详实叙述了薛氏的生平事迹，为进一步理解其治学经验及理学思想的演变奠定了基础。作者在第二章中深入分析了薛瑄的哲学思想生成及其表现形态，揭示出薛氏强调国家权威与国家公器的哲学基础，从而显示出与同时期的南方理学家热衷于宗族和学术网络的做法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在第三、四章中作者对薛瑄的宗族观念和学术风格作了在地化的解析讨论，认为薛氏的宗族理念在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不像南方理学家把宗族视为国家附属品，具有维持地方秩序的功能；而河东学派的旨趣重在强调考取功名、进入官场，突出官学本身就是传道。这些都使得薛瑄和他的河东学派与我们所熟知的南方理学思想及其实践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后一章中，作者则从多角度对薛瑄从祀孔庙的历史性过程作了细致的构建与讨论，凸显了宋明理学正统化的另一面相。
作为一部反映多元形态的明代理学世界的重要著作，值得反复咀嚼和品味，因为里面有我们文明生活的基因。
薛瑄其人，字德温，号敬轩，祖籍山西河津县人，作为河东学派创始人，继承和发展了程朱理学，并被视为程朱理学传统在北方的重要代表，在山西、陕西、河南三省地区影响很大。并且被视为南方程朱理学传统在明代北方的重要代表。提及理学传统，人们一向认为南方居于主流地位，而北方则是缺乏的或是一种可有可无的状态。不过，当读了许齐雄（Khee Heong Koh）教授著的《北辙：薛瑄与河东学派》（浙江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一书后，便会发现作者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原有的关于程朱理学史上南强北弱、南有北无的知识印象，呈现出了以薛瑄为代表的明代北方理学一脉的河东学派在社会史和思想史上的重要地位和影响。
概言之，《北辙》一书主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明朝一代作为河东学派创始人的薛瑄为何会得到皇帝恩准而从祀孔庙的历史生成过程。该书共有五章，第一章首先以《读书录》为史料基础，探讨了薛瑄是如何被黄宗羲边缘化的，并详实叙述了薛氏的生平事迹，为进一步理解其治学经验及理学思想的演变奠定了基础。作者在第二章中深入分析了薛瑄的哲学思想生成及其表现形态，揭示出薛氏强调国家权威与国家公器的哲学基础，从而显示出与同时期的南方理学家热衷于宗族和学术网络的做法存在显著差异。由此，在第三、四章中作者对薛瑄的宗族观念和学术风格作了在地化的解析讨论，认为薛氏的宗族理念在于对自身利益的关注，不像南方理学家把宗族视为国家附属品，具有维持地方秩序的功能；而河东学派的旨趣重在强调考取功名、进入官场，突出官学本身就是传道。这些都使得薛瑄和他的河东学派与我们所熟知的南方理学思想及其实践有着很大的不同。最后一章中，作者则从多角度对薛瑄从祀孔庙的历史性过程作了细致的构建与讨论，凸显了宋明理学正统化的另一面相。
作为一部反映多元形态的明代理学世界的重要著作，值得反复咀嚼和品味，因为里面有我们文明生活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