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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还记得多年前被央视带火的那句尴尬之问：“你幸福吗？”
如果提问对象是女性，或许它多半不会变成段子。女人对“幸福”这个词很熟悉，男人感到陌生就会“姓曾”。
询问90后女人：幸福是什么？答曰：“财务自由，想玩就玩，贪吃不胖，想喝有人陪。”再询问60后女人：人什么时候会去想如何幸福？答以“吃饱饭之后”。
物质条件充沛、人际关系健康、精神世界富足，幸福的人生大体相似。只是还有一隐含的必要条件常被忽略：人格尊严完整。
一个古代生活在富裕之家但不能接受教育、无权决定自己婚姻的缠足女人，是不是幸福的？恐怕难以用现代人的心理和认知来推理回答。
所以只谈现代。
疫病封城，闭门在家的日子里陪家人看了一部前几年的电视剧《欢乐颂》。五个截然不同的女人，大概告诉了我们这样一件事：现代女性对于幸福的需要高度一致，但对于怎样才能幸福的理解不尽相同。
剧中的鸡飞狗跳，不引之为例，在我们熟悉的人生剧本里，恋爱的分合也是平常，积极的状态不总持续，谁的人生不是一个困难接着一个困难地解决着过来的。
以上，为了说明三件事：1.幸福是个现代产物（或者也可说幸福的古今涵义不同）；2.幸福没有一张标准答卷；3.幸福一定不会是一种稳态。
在这三个前提下讨论幸福是什么，罗列式的回答将不再具有启发性。若要给出一答案，尼采做过一绝佳的表达，我愿意引来：“幸福是什么？感到力量在增长，感到一种阻力被克服。”
子 君
尼采这句话背后大有深意，他要颠覆以道德维度定义好坏的通俗想法，将之替换为强弱。伸张权力意志才是好的，弱者姿态和奴隶品格都是坏的。曾有学者建议将权力意志翻译成冲撞意志，冲破一切枷锁的束缚的涵义，一目了然。
冲决罗网，是五四时兴的话。一切有碍于个体自由、独立的旧秩序受到前所未有的冲击。农民之束缚于地主，女人之禁锢于家族，民众之受困于威权，在逻辑上，个体的受压制状态一起导致了中国之受制于强权这样的国家后果。
从维新志士到五四先贤，无不致力于为国家寻求富强这一大的目标，具体的努力则落实于为个体谋解放。废缠足、兴女校，女性的解放也被置于强国保种的宏大框架之中，不论是否作为价值理性而存在，经济独立、人格独立、思想独立的可能性都随之打开。中国的现代性开启之时，也是中国女性终于有意识并有资格争取幸福之时。
“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在鲁迅先生的《伤逝》里，子君发出了现代中国女性权利意识初醒后的一声呐喊。
涓生和子君的结合不可谓不理想，他们谈家庭专制，谈打破旧习惯，谈男女平等，谈易卜生，谈泰戈尔，谈雪莱，两颗向往自由的心灵被彼此吸引，于是他们冲破所有限制，不顾一切地走到一起。
但鲁迅先生从来不做盲目的权利鼓吹者，他自省“我们无权去劝诱人做牺牲”。个性解放、权利自由、爱情至上之类的新道德，有多少真实性？娜拉出走后，如果不能解决经济问题，那么她所面对的结局，便要么死，要么还得回来。
子君死了。
死于她的停滞。至少在涓生想来，她是停在原地了，而这造成了子君的死。
稳定的经济来源的中断是导火索。“梦是好的；否则，钱是要紧的”，一旦涓生不愿再忍受着生活压迫的苦痛，子君就成了只知道捶着他的衣角，而无法携手同行的人了。于是便有了“人必生活着，爱才有所附丽”那句著名的话。
“愛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
鲁迅先生所忧心的，正是阻碍女性获得独立的结构性问题，紧迫的不仅是把女人从家庭里解放出来，还要彻底改变制度与结构，使她们能够参与社会经济活动。
《颐和园》里余虹写给吴刚的分手信中的感悟相似：自从认识了你，我的内心又一次经历了脱胎换骨的感情，但与此同时，我知道了什么是物质上的贫穷，一个人可以拮据度日，要是换作两个人，这样的生活只能让人心生憎恨。
余虹自然有退出的空间，子君与娜拉所面对的，然而是另一番情形。
1920年的北京大学，蔡元培顶着上至曹锟的压力，第一次招收了3个女学生。北大的做法石破天惊，但在教育史上，并非第一例。在此之前，教会学校在中国的驻足和努力为这个古老国家培养了第一批现代女性，但她们毕业后所进入的社会，并不足以为女性提供足够合适的职业和足够广阔的空间，于是她们选择了另一种方式退出：最早这一批人中，出国留学的比例很高。
鲁迅先生所忧心的，正是阻碍女性获得独立的结构性问题，紧迫的不仅是把女人从家庭里解放出来，还要彻底改变制度与结构，使她们能够参与社会经济活动。“第一，在家应该先获得男女平均的分配；第二，在社会应该获得男女相等的势力。”
“如果经济制度竟改革了，那上文当然完全是废话。”
金智英
旧秩序中的经济框架瓦解了，女性冲了出来，如今不加入社会经济活动之中，大多是一个意愿问题，而非社会问题。
我的租房中介是一位30岁左右的女人，老家在潮汕，家里重男轻女严重，她就自己跑来广州打拼，同我讲起时，一副全然不在乎、不妥协的样子。老家关不住她这样的女人，只要有点缝隙，便要自己拼命生长出来的。
像她这样的女性很多，不缺市场机会。制造业和服务业青睐女性，个体经营者、淘宝、微商，只要愿意，也总有谋生之法。
但鲁迅先生的问题跑向了新的方向。
如今女性就业面临着两个大难题：一是大量女性随着行业稳定地停留在底端，上升的可能性非常渺茫；二是大量中产阶层中的女性晋升受限，相较男性更容易止步于职业高原。 前一种情况同样见于男性，不独女性如此。在后一种情况下，问题被转换成了这样：经济制度虽改革了，女性竟又被鼓励回到家中了。
《82年生的金智英》记录了一个积极追求自我实现的女性会在人生中遇到的典型困境：家庭和职业环境都预期乃至鼓励她为承担生育角色而放弃职业发展。
这不唯是经济问题，在东亚文化圈里，又成为一文化问题，所以在中国也引来广泛共鸣。豆瓣的反响颇为热烈，批评电影将女性困境的处理大大温和化了。
尽管如此，她的困境仍然是令人窒息的，不是因为激烈，而是因为熟悉。
“女性受害者有罪”的思维定势、性别刻板印象的教育、同期入职的男性晋升快于女性的职场规律，歧视频繁发生但见怪不怪的环境，这就是一个普通女性的人生将面对的一切。
而这已不是男人对女人的战争。电影中，牺牲了家庭仍然遭遇职业天花板的女上司，在选拔员工进入企划组时，没有出于同性的理解选择优秀的金智英，而是挑选了清一色的男性，只因后者不必承担生育责任。这几乎是终于熬成婆的媳妇却要复制同样的关系于新媳妇身上的现代职场版本。
为了抚育孩子放弃工作后，金智英也曾想过重返社会，苦寻一圈未果，却发现在加班文化突出的韓国职场里，愿意雇佣自己的，只剩下允许弹性上班的面包店。
金智英几乎是清醒地看着自我迷失。当事业规划被催婚打断，她向丈夫发问：“我现在很可能会因为生了孩子而失去青春、健康、工作、社会人脉，还有人生规划、未来梦想等种种，所以才会一直只看见自己失去的东西。但是你呢？你会失去什么？”
而她又却是疑惑的。与心理医生对话时她说：“崔医生，我觉得这样活着也不错，作为别人的妈妈、别人的妻子，偶尔也觉得挺幸福的。可是有时候我又觉得自己像是被囚禁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越过这面墙壁应该就能找到出口，可依然还是碰壁。就算找到其他出路，也依然碰壁。有时候我会想说，是不是打从一开始就没有出口。”
电影的最后，以丈夫请育儿假、金智英实现了成为一个写作者的梦想而画上理想主义的圆满句号。这个结尾遭受到普遍的批评，但我不愿把它理解为一场幼稚的希望和强行的happy ending。至少它指出的出路是明确的，不要放弃自我，要尽力去实现它。
什么样的自我
正是清晰认识到自我实现的艰难，对女性作为他者角色的扭转，一直是女性权益运动进行制度性变革的主要目标。
“女性受害者有罪”的思维定势、性别刻板印象的教育、同期入职的男性晋升快于女性的职场规律，歧视频繁发生但见怪不怪的环境，这就是一个普通女性的人生将面对的一切。
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有史以来第二位女性大法官鲁斯·巴德·金斯伯格（Ruth Bader Ginsburg），在制度性的性别歧视依然严重的20世纪70年代，为美国女性的平权运动做出莫大推动作用。她说，当她在法庭为女性发起辩护时，最吃惊的是，法官根本没有意识到歧视的存在，“男人就是负责赚钱养家的，女人赚点零花钱就好”，这种观点曾无可置疑。
女性权利主义者强调，女性的抗争并非是向男性寻求权利，而是在为女性争取自我的空间。正如金斯伯格所说，“男女平权的本质是女性要成为自己人生的决策者”。
金斯伯格的丈夫说过一句令她骄傲的话：“一个女性，无论是作为家庭主妇，还是职业女性，她的工作都和男人一样重要。”
一个价值上获得承认的独立自我，大概就是女性获得幸福的最重要支撑。
但这仍然不够，幸福没有充分条件，幸福也不是1 1 1=3式的算术题，它关乎心灵的感受，关乎自我的存在方式。
现代都市里大把的丧系青年，经济独立、思想独立、人格独立不见得缺失哪一环，却一个个成了卑微的虚无主义者，而一个虚无主义者，怎会真正感到幸福。
这样一个人，可能拥有一个独立的自我，但那并不是一个有力量的自我。它无以实现滋养与成长，没有稳定价值观的支撑，也难以与公共空间与社会关系产生连接感。
现代人的问题恐怕是太“独立”了，以至于忘记了如何依赖。家庭、家族，又或某一组织、某种体制，或许不平等关系仍然存在，但已不能完全束缚女性。为了避免进入扭曲关系而失掉自我的可能性，许多女性于是选择一种免去麻烦生活方式：尽可能地脱离关系。
可人的存在本质终究是在关系中共在，希冀幸福的女性，仍在寻觅平等且密切关系的可能。在共在关系中，在作为自我而享受权利、作为角色而承担责任的过程中，女性将内生出最真实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