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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去十年来国有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一轮国有企业的发展并没有显示出比较优势，相反国有企业不但发展速度明显慢于民营企业，而且效益指标也明显差于民营企业。
《中国报道》：国有企业近年来实现了集体性崛起。以央企为例，营业收入从2002年的3.3万亿元，持续增至2011年的20.2万亿元，增长6倍多。国有企业效益好主要是因为垄断么？
张文魁：过去十年来国有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一轮国有企业的发展并没有显示出比较优势，相反国有企业不但发展速度明显慢于民营企业，而且效益指标也明显差于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尽管国有企业集中了大量的创新资源并有很大历史积累，但民营企业也在迅速赶上。从主要指标来看，除了少数存在强制性“国进民退”的行业之外，国有部门总体上一直呈现相对收缩态势，而民营部门呈现相对扩张态势。
更重要的一点，国有企业这一轮大扩张是典型的粗放式发展。过去几年里，与国有企业的规模指标如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上升相伴随的，是效益指标如总资产回报率和净资产回报率的下降。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如果你能获得更多的要素和资源，甚至要素价格是受到抑制的，想不吃胖都难。可是吃成虚胖有什么好处？更何况，国企里那些最赚钱的其实集中在少数企业，如央企有100多家，但前十家的利润就占了80％以上。
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消减规模、调整布局、确立现代公司治理，在此基础上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中国报道》：关于国企上缴利润的问题，多年来始终是争议中的焦点，2010年国企实现利润近2万亿，但是上缴红利的比例才占到2.2%。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国企利润应该惠及全民，还有观点则认为那样实际上是另一种私有化，应如何看这个问题？
张文魁：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非常困难，加上那时开始实行所得税政策，所以取消了国企上缴利润的做法。而过去几年国企利润增长很快，大家对国企分红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认为，增加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很有必要，可以促使国有资本更加专注于财务回报并惠及百姓，同时能减少国企的现金挥霍。从各方面来考量，提高至30％左右是完全可行的。但这不是国企面临的核心问题。国企效率并没有明显改善、效益并没有真正提高，一味抓分红岂不是无源之水？
所以，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消减规模、调整布局、确立现代公司治理，在此基础上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这样才能使整个国有部门进入正确的轨道并纳入现代框架之中。从而促使国有资本追求回报率，提高国有资本分红比例。
公司治理转型就是指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变化，从过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分享的公司治理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
《中国报道》：实现“政企分开”是否能解决国企问题的症结？如何评价多年来我国为政企分开所做的努力和现状？如何引进市场化和民企竞争？
张文魁：政企分开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但30年过去了，企业仍苦于自主性不强和活力不足；但当政企分开走得太远的时候，人们发现内部人控制非常厉害，所以是“按下葫芦又起瓢”。
我们试图在国有制的框架内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刚开始我们发现好像可以做到，但其实并没有。我们原来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很片面，觉得放开价格，给企业自主权，就是市场经济。实际上这只是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经济还应有要素市场、经理市场、控制权市场，还应有法律体系和制度基础，特别是还包括价值观和文明，如自由、平等、产权、人权等等。
公司治理转型就是指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过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分享的公司治理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
在中国推行有计划的、渐进的民营化，并不排斥在重要的大企业中阶段性地保留一些国有股份以形成所有权多元化的格局，而且国企出售和国有股转让收入也可以部分地留存下来，以投资基金的形式重新形成投资组合。所以我主张民营化过程中可以有一个专注于资本回报、分散化且有较强流动性的国有资产组合，这个现代化的国有资产组合可以用来强固社会保障体系。我给中国国企改革开的药方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在民营化过程中，对于那些包含显性或隐性巨额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国有企业需要慎重处理，这些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在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并消除了租金之后才能进行，至少要经过严格的竞争性程序才行，并对有些需要进行监管的行业进行严格监管。
对于具有某种垄断租金的国有企业，如果要民营化，最好是上市，之后不断减持国有股，并防止私人控制性股东的出现，一个股份比较分散的上市公司可能是这类企业比较理想的民营化路径。当然这也会导致另一类公司治理问题，但相对而言，有些办法可以对付股份分散的公司治理问题。总之，民营化本身也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不是一化就灵，一化了之的。
我们必须从过去以工业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普通追赶式增长模式，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模式。从而更多地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来实现增长，并且逐步消除各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平衡。
《中国报道》：您发表观点认为，“随着追赶式增长的空间大为收缩和各种失衡的对冲空间显著压缩，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从过去以工业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普通追赶式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新的增长模式”，这种新的增长模式指的是什么？
张文魁：无论是在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自身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总体上非常成功，尽管也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有人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崛起都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这是莫大的误解。
恰恰相反，高速增长的过程主要是自由资本主义不断壮大的过程。广泛的产业干预、庞大的国有部门、强行的要素控制，这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三大基石。在我国，这三个东西到现在都是显而易见。但总体而言，无论是产业干预的范围和强度，还是国有部门的规模和影响力，以及政府对要素的控制程度，总体而言都呈现衰减趋势。
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的确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也由于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比较好地把握了追赶式增长时期的发展手段，这在东亚其他追赶式发展经济体中也存在。看看那些东亚追赶型经济体就可以发现，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之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固守过去的模式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摒弃过去的模式而转向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进而迈向高收入社会。
未来几年，随着追赶式增长的空间大为收缩和各种失衡的对冲空间显著压缩，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从过去以工业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普通追赶式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我称之为“内生平衡”增长模式，即更多地依靠经济体内部来创造、利用和积累知识资本，以打破物资资本收益递减的魔咒，从而更多地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来实现增长，并且逐步消除各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平衡。
转向内生平衡增长，必须推进一揽子结构性改革计划，主要包括要素配置领域的改革、企业领域改革、财政和政府领域改革等等。这个计划一定要消除政府及其代理部门对要素分配的强制影响和对产业发展的强力干预，一定要改变国有部门的主导局面，形成一个健全的、自由的，且具有制度底蕴的市场体制。
《中国报道》：国有企业近年来实现了集体性崛起。以央企为例，营业收入从2002年的3.3万亿元，持续增至2011年的20.2万亿元，增长6倍多。国有企业效益好主要是因为垄断么？
张文魁：过去十年来国有企业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这一轮国有企业的发展并没有显示出比较优势，相反国有企业不但发展速度明显慢于民营企业，而且效益指标也明显差于民营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尽管国有企业集中了大量的创新资源并有很大历史积累，但民营企业也在迅速赶上。从主要指标来看，除了少数存在强制性“国进民退”的行业之外，国有部门总体上一直呈现相对收缩态势，而民营部门呈现相对扩张态势。
更重要的一点，国有企业这一轮大扩张是典型的粗放式发展。过去几年里，与国有企业的规模指标如营业收入和利润总额上升相伴随的，是效益指标如总资产回报率和净资产回报率的下降。当宏观经济处于上升周期，如果你能获得更多的要素和资源，甚至要素价格是受到抑制的，想不吃胖都难。可是吃成虚胖有什么好处？更何况，国企里那些最赚钱的其实集中在少数企业，如央企有100多家，但前十家的利润就占了80％以上。
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消减规模、调整布局、确立现代公司治理，在此基础上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
《中国报道》：关于国企上缴利润的问题，多年来始终是争议中的焦点，2010年国企实现利润近2万亿，但是上缴红利的比例才占到2.2%。对此，一种观点认为国企利润应该惠及全民，还有观点则认为那样实际上是另一种私有化，应如何看这个问题？
张文魁：国有企业在上世纪90年代后期非常困难，加上那时开始实行所得税政策，所以取消了国企上缴利润的做法。而过去几年国企利润增长很快，大家对国企分红的讨论也越来越多。
我认为，增加国企红利上缴比例很有必要，可以促使国有资本更加专注于财务回报并惠及百姓，同时能减少国企的现金挥霍。从各方面来考量，提高至30％左右是完全可行的。但这不是国企面临的核心问题。国企效率并没有明显改善、效益并没有真正提高，一味抓分红岂不是无源之水？
所以，国有企业的核心问题应该是，以产权改革为突破口，消减规模、调整布局、确立现代公司治理，在此基础上建立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制度，这样才能使整个国有部门进入正确的轨道并纳入现代框架之中。从而促使国有资本追求回报率，提高国有资本分红比例。
公司治理转型就是指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变化，从过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分享的公司治理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
《中国报道》：实现“政企分开”是否能解决国企问题的症结？如何评价多年来我国为政企分开所做的努力和现状？如何引进市场化和民企竞争？
张文魁：政企分开至少在上世纪80年代初就提出来了，但30年过去了，企业仍苦于自主性不强和活力不足；但当政企分开走得太远的时候，人们发现内部人控制非常厉害，所以是“按下葫芦又起瓢”。
我们试图在国有制的框架内实现国有企业与市场经济的结合，刚开始我们发现好像可以做到，但其实并没有。我们原来对市场经济的理解很片面，觉得放开价格，给企业自主权，就是市场经济。实际上这只是市场的一部分，市场经济还应有要素市场、经理市场、控制权市场，还应有法律体系和制度基础，特别是还包括价值观和文明，如自由、平等、产权、人权等等。
公司治理转型就是指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过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分享的公司治理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
在中国推行有计划的、渐进的民营化，并不排斥在重要的大企业中阶段性地保留一些国有股份以形成所有权多元化的格局，而且国企出售和国有股转让收入也可以部分地留存下来，以投资基金的形式重新形成投资组合。所以我主张民营化过程中可以有一个专注于资本回报、分散化且有较强流动性的国有资产组合，这个现代化的国有资产组合可以用来强固社会保障体系。我给中国国企改革开的药方简而言之就是两句话：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在民营化过程中，对于那些包含显性或隐性巨额垄断租金和资源租金的国有企业需要慎重处理，这些企业的民营化应该在形成竞争性市场结构并消除了租金之后才能进行，至少要经过严格的竞争性程序才行，并对有些需要进行监管的行业进行严格监管。
对于具有某种垄断租金的国有企业，如果要民营化，最好是上市，之后不断减持国有股，并防止私人控制性股东的出现，一个股份比较分散的上市公司可能是这类企业比较理想的民营化路径。当然这也会导致另一类公司治理问题，但相对而言，有些办法可以对付股份分散的公司治理问题。总之，民营化本身也是一项严峻的挑战，不是一化就灵，一化了之的。
我们必须从过去以工业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普通追赶式增长模式，转向“内生平衡”增长模式。从而更多地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来实现增长，并且逐步消除各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平衡。
《中国报道》：您发表观点认为，“随着追赶式增长的空间大为收缩和各种失衡的对冲空间显著压缩，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从过去以工业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普通追赶式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新的增长模式”，这种新的增长模式指的是什么？
张文魁：无论是在全球范围来看，还是从自身发展历史的角度来看，中国过去30多年的发展总体上非常成功，尽管也存在很多矛盾和问题。但有人把中国过去30多年的经济崛起都归结为国家资本主义的胜利，这是莫大的误解。
恰恰相反，高速增长的过程主要是自由资本主义不断壮大的过程。广泛的产业干预、庞大的国有部门、强行的要素控制，这是所谓的国家资本主义的三大基石。在我国，这三个东西到现在都是显而易见。但总体而言，无论是产业干预的范围和强度，还是国有部门的规模和影响力，以及政府对要素的控制程度，总体而言都呈现衰减趋势。
中国的体制转轨过程的确有一些独特的东西，也由于采用实用主义的态度，比较好地把握了追赶式增长时期的发展手段，这在东亚其他追赶式发展经济体中也存在。看看那些东亚追赶型经济体就可以发现，到了一定发展阶段之后只有两种选择：要么固守过去的模式而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么摒弃过去的模式而转向创新驱动和效率提升进而迈向高收入社会。
未来几年，随着追赶式增长的空间大为收缩和各种失衡的对冲空间显著压缩，中国将面临严峻挑战。我们必须从过去以工业规模扩张为主要特征的普通追赶式增长模式，转向一种新的增长模式，我称之为“内生平衡”增长模式，即更多地依靠经济体内部来创造、利用和积累知识资本，以打破物资资本收益递减的魔咒，从而更多地通过效率提升和技术创新来实现增长，并且逐步消除各种影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不平衡。
转向内生平衡增长，必须推进一揽子结构性改革计划，主要包括要素配置领域的改革、企业领域改革、财政和政府领域改革等等。这个计划一定要消除政府及其代理部门对要素分配的强制影响和对产业发展的强力干预，一定要改变国有部门的主导局面，形成一个健全的、自由的，且具有制度底蕴的市场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