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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772年，在中国为乾隆三十七年，论干支为壬辰年。当时中国的统治者是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历史上有名的乾隆皇帝，此时这位皇帝已是一位年逾花甲的老人。在位37年的时间里，他励精图治，平定准回之胜，拓疆两万里，巩固了多民族封建国家的统一，奠定了今日中国的版图;百业兴旺，经济繁荣，府库充盈，中国封建社会进入康乾盛世的顶峰。乾隆在1772年的正月十五日谕告军机大臣时指出：“谕防此时部库所积，多至八十余万，朕每以存积太多为嫌。天地生财止有此数，今较乾隆初年已多至一半有余。”国库存银8000余万两，在清朝统治的278年里，是空前绝后的。
國强才能文盛，国富也需有文盛加以衬托。乾隆在其统治初期曾说过：“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列于士大夫之林矣。”乾隆皇帝少年时就接受儒家基本理论教育，长年沉浸于中国典籍，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来认真阅读并进行思考，定期听取翰林院的博学鸿儒为其讲授儒学经典，同时还亲自为大臣们讲述一些重要的篇章，强调道德品行和统治之间的关系、忠诚的价值，以及如何通过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和繁荣。他一生撰诗4万余首，著文一千多篇，积卷帙达576份之多。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他为最。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其中一些重要的经典注释中包含了他的评注，直接反映了乾隆本人对政治哲学和历史文化的理解。这样一位深刻知晓文化典籍对政权统治会产生何种影响的帝王，认为“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乾隆决定接纳登基之初山东藏书家周永年提倡的“儒藏说”，依照佛家、道家贮藏经典的办法，汇集整理天下典籍，稽古右文，用集权来塑造一个巍然屹立的书籍宝库，实现古圣贤的教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责任和使命。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一番酷寒之象，路边的积雪尚未消融。凌晨5点，京城的百姓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爆竹声中，准备养好了精神在午后迎接灶神重返人间。北方独有的灰暗天空中云层很厚，太阳尚未升起，北京的中轴线上，乾清宫中烛火通明，透过窗棂照在盛装朝服的各级官员脸上—早朝即将开始。
在“三阳交泰，日新惟良”、吉祥崭新的羊日，乾隆坐在龙椅上，颁布了这样一道诏书，其言曰：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备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刊“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览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
这道圣旨词句间流露出乾隆帝惯有的自信高卓之文气，先略述本朝的编书、修书萌起至兴盛，彰明社会经济结构稳固的盛世，更需征书、修文以明道，并开列了在各地征书的种种细节，对其夙愿极力铺陈，勾勒出“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的愿景。这个承前启后的诏书，对翰林院的官员们甚有启发和鼓舞，对征书和编修《四库全书》具有纲领性的开启作用。然大臣在接旨之后，虽应承其事，但也许因为奏折语句平缓温和，未有时间和责成严令执行之限，因此迟至十月，应之者寥寥。对此情形，乾隆大为失望，故于十月十七日再下谕旨，敦促各省督抚、学政实心从事，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以备采择。自此，地方大吏始渐次展开该项工作。
在此背景之下，安徽学政朱筠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连上两道奏折，第一道《购献遗书折子》，以示对乾隆之谕的积极响应;第二道《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反映在翰林院时翻阅《永乐大典》的体会，指出《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但对《永乐大典》保存“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的贡献加以肯定。提出组织人力“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以使“书亡复存”。朱筠所上奏折引起了乾隆的高度重视，随即命军机大臣详加议复并要及时奏明。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议《覆朱筠所陈采访遗书意见折》载：“……俟各省所采书籍全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矣。”乾隆随后颁旨：“……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是书（指《永乐大典》）既遗编渊海，若准此以采撷所登，用广石渠金匮之藏，较为有益……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钦此。”四库馆遂自此启，集中帝国知识分子精英，开始编辑一部“为往圣继绝学”的旷世大典—《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先后为纂修《四库全书》颁发了30多道旨谕，题诗达59首。对《四库全书》编纂中的诸多问题，如征书、体例、辑刊《永乐大典》、底本发凡、建七阁、督查速度与质量等事，无不躬亲。既设官拨款，又奖罚分明，直到退位仍然孜孜不倦，在书尾钤“太上皇帝之宝”大印。360多位皇子王公和专家学者从事编纂，参与七阁和两部《四库全书荟要》抄录的人达4500余人。再加上献书、建阁等诸方面的人手，参与此项工程的人数该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四库全书》的编修，从乾隆皇帝客观的愿望和后世影响来说，确如他引用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著名的“横渠四句”，在乾隆皇帝的倡导下，成為编书的驱动力和践行主轴。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这是一个帝王的责任，而一部《四库全书》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往圣继绝学。如同希望能够巡查全国的每个角落一样，乾隆也希望能够对历史、文化、艺术及当代文化进行考察，并将此作为加强自己权力的一种途径，同时树立一个骁勇又博学的君王形象，建立一个具开拓性的军事帝国，不失儒雅和文治的完美平衡。因此，我们从不同角度都可以窥见这位帝王的不同形象。
站在后世的角度仰望这座承载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纸镇，《四库全书》是一部整合梳理了先秦至清乾隆地文化基本典籍，反映了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思考、智慧和力量，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理、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可以从中找寻它的源头和血脉，多元化的内涵和登峰造极的学术水平，让人们从中领会到人类文化的巨大力量;《四库全书》几乎涵盖了所有创作风格与体裁，360多位学者以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书籍进行了一场挑剔的评审之后，这部著作鲜明而直接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往、人间追求、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朗朗分明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发挥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标准与圭臬，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对藏书文化的倡导，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尊严和价值，书成后抄成七部，建造南北七阁分贮，让它在时间历史的转变和推移中永屹不毁，表达了千秋万世的帝王思想。
正如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题记》所言：“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
乾隆缔造盛世文明这种出发点，可以说契合并践行了历代先哲对天理、道统、文明之传承不坠与创新发展的终极观念。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皇家巨著《四库全书》，携带着崇仰书的威望和力量，反映了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文化多元性，并铭刻在人类的整体经验中。
國强才能文盛，国富也需有文盛加以衬托。乾隆在其统治初期曾说过：“人无书气，即为粗俗气、市井气，而不列于士大夫之林矣。”乾隆皇帝少年时就接受儒家基本理论教育，长年沉浸于中国典籍，每天都要花一定的时间来认真阅读并进行思考，定期听取翰林院的博学鸿儒为其讲授儒学经典，同时还亲自为大臣们讲述一些重要的篇章，强调道德品行和统治之间的关系、忠诚的价值，以及如何通过严格的社会等级制度来实现社会的秩序和繁荣。他一生撰诗4万余首，著文一千多篇，积卷帙达576份之多。清朝皇帝中对文化事业的重视和功绩当以他为最。在他统治期间，各种官修书籍达100余种，其中一些重要的经典注释中包含了他的评注，直接反映了乾隆本人对政治哲学和历史文化的理解。这样一位深刻知晓文化典籍对政权统治会产生何种影响的帝王，认为“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乾隆决定接纳登基之初山东藏书家周永年提倡的“儒藏说”，依照佛家、道家贮藏经典的办法，汇集整理天下典籍，稽古右文，用集权来塑造一个巍然屹立的书籍宝库，实现古圣贤的教义“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之责任和使命。
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初四，一番酷寒之象，路边的积雪尚未消融。凌晨5点，京城的百姓还沉浸在农历新年的爆竹声中，准备养好了精神在午后迎接灶神重返人间。北方独有的灰暗天空中云层很厚，太阳尚未升起，北京的中轴线上，乾清宫中烛火通明，透过窗棂照在盛装朝服的各级官员脸上—早朝即将开始。
在“三阳交泰，日新惟良”、吉祥崭新的羊日，乾隆坐在龙椅上，颁布了这样一道诏书，其言曰：
朕稽古右文，聿资治理，几余典学，日有孜孜。因思策府缥缃，载籍极博，其巨者羽翼经训，垂范方来，固足备千秋法鉴。即在识小之徒，专门撰述，细及名物象数，兼综条贯，各自成家，亦莫不有所发明，可为游艺养心之一助。是以御极之初，即诏中外搜访遗书，并命儒臣校刊“十三经”、“二十一史”，遍布黉宫，嘉惠后学。复开馆纂修《纲目三编》《通鉴辑览》及三通诸书。凡艺林承学之士，所当户诵家弦者，既已荟萃略备。第念读书固在得其要领，而多识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惟搜罗益广，则研讨愈精。如康熙年间所修《图书集成》，全部兼收并录，极方策之大观，引用诸编，率属因类取裁，势不能悉载全文，使阅者沿流溯源，一一征其来处。今内府藏书，插架不为不富，然古今来著作之手，无虑数千百家，或逸在名山，未登柱史，正宜及时采集，汇送京师，以彰稽古右文之盛……但各省搜辑之书，卷帙必多，若不加之鉴别，悉行呈送，烦复皆所不免。着该督抚等先将各书叙列目录，注系某朝某人所著，书中要旨何在，简明开载，具折奏闻。候汇齐后，令廷臣检核，有堪备览者，再开单行知取进。庶几副在石渠，用储乙览，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称朕意焉。
这道圣旨词句间流露出乾隆帝惯有的自信高卓之文气，先略述本朝的编书、修书萌起至兴盛，彰明社会经济结构稳固的盛世，更需征书、修文以明道，并开列了在各地征书的种种细节，对其夙愿极力铺陈，勾勒出“从此四库七略，益昭美备”的愿景。这个承前启后的诏书，对翰林院的官员们甚有启发和鼓舞，对征书和编修《四库全书》具有纲领性的开启作用。然大臣在接旨之后，虽应承其事，但也许因为奏折语句平缓温和，未有时间和责成严令执行之限，因此迟至十月，应之者寥寥。对此情形，乾隆大为失望，故于十月十七日再下谕旨，敦促各省督抚、学政实心从事，无论刊本、抄本，一一汇收，以备采择。自此，地方大吏始渐次展开该项工作。
在此背景之下，安徽学政朱筠以其敏锐的洞察力，连上两道奏折，第一道《购献遗书折子》，以示对乾隆之谕的积极响应;第二道《谨陈管见开馆校书折子》，反映在翰林院时翻阅《永乐大典》的体会，指出《永乐大典》“其书编次少伦，或分割诸书以从其类”，但对《永乐大典》保存“古书之全而世不恒觏者”的贡献加以肯定。提出组织人力“择取其中古书完者若干部，分别缮写，各自为书，以备著录”，以使“书亡复存”。朱筠所上奏折引起了乾隆的高度重视，随即命军机大臣详加议复并要及时奏明。大学士刘统勋等奏议《覆朱筠所陈采访遗书意见折》载：“……俟各省所采书籍全行进呈时，请敕令廷臣详细校定，依经、史、子、集四部名目，分类汇列，另编目录一书，具载部分卷数，撰人姓名，垂示永久，用昭策府大成，自轶唐宋而更上矣。”乾隆随后颁旨：“……朕意从来四库书目，以经、史、子、集为纲领，裒辑分储，实古今不易之法。是书（指《永乐大典》）既遗编渊海，若准此以采撷所登，用广石渠金匮之藏，较为有益……将来办理成编时，著名《四库全书》。钦此。”四库馆遂自此启，集中帝国知识分子精英，开始编辑一部“为往圣继绝学”的旷世大典—《四库全书》。
乾隆皇帝先后为纂修《四库全书》颁发了30多道旨谕，题诗达59首。对《四库全书》编纂中的诸多问题，如征书、体例、辑刊《永乐大典》、底本发凡、建七阁、督查速度与质量等事，无不躬亲。既设官拨款，又奖罚分明，直到退位仍然孜孜不倦，在书尾钤“太上皇帝之宝”大印。360多位皇子王公和专家学者从事编纂，参与七阁和两部《四库全书荟要》抄录的人达4500余人。再加上献书、建阁等诸方面的人手，参与此项工程的人数该是多么惊人的数字。
《四库全书》的编修，从乾隆皇帝客观的愿望和后世影响来说，确如他引用张载的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此著名的“横渠四句”，在乾隆皇帝的倡导下，成為编书的驱动力和践行主轴。为社会重建精神价值，为民众确立生命意义，为前圣继承已绝之学统，为万世开拓太平之基业，这是一个帝王的责任，而一部《四库全书》所担负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往圣继绝学。如同希望能够巡查全国的每个角落一样，乾隆也希望能够对历史、文化、艺术及当代文化进行考察，并将此作为加强自己权力的一种途径，同时树立一个骁勇又博学的君王形象，建立一个具开拓性的军事帝国，不失儒雅和文治的完美平衡。因此，我们从不同角度都可以窥见这位帝王的不同形象。
站在后世的角度仰望这座承载着五千年历史的文化纸镇，《四库全书》是一部整合梳理了先秦至清乾隆地文化基本典籍，反映了华夏民族数千年的思考、智慧和力量，中国传统的文、史、哲、理、农、医……几乎所有的学科都可以从中找寻它的源头和血脉，多元化的内涵和登峰造极的学术水平，让人们从中领会到人类文化的巨大力量;《四库全书》几乎涵盖了所有创作风格与体裁，360多位学者以共有的概念、价值观和行为准则，对书籍进行了一场挑剔的评审之后，这部著作鲜明而直接地表现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向往、人间追求、道德准则和价值取向;朗朗分明的分类标准和部别原则，发挥了古典目录学“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主旨，充分体现了中国古典文献传承的科学体系，成为整理中国传统文献的标准与圭臬，沾溉后人，厥功至伟;对藏书文化的倡导，体现了传统文化的尊严和价值，书成后抄成七部，建造南北七阁分贮，让它在时间历史的转变和推移中永屹不毁，表达了千秋万世的帝王思想。
正如乾隆《文渊阁〈四库全书〉题记》所言：“礼乐之兴，必藉崇儒重道，以会其条贯，儒与道，匪文莫阐，故予搜四库之书，非徒右文之名，盖如张子所云：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胥于是乎系。”
乾隆缔造盛世文明这种出发点，可以说契合并践行了历代先哲对天理、道统、文明之传承不坠与创新发展的终极观念。今天我们看到的这部皇家巨著《四库全书》，携带着崇仰书的威望和力量，反映了这个国家和时代的文化多元性，并铭刻在人类的整体经验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