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要]中国有着悠久的“和合”文化传统，主张“和谐”的同时，更强调“和而不同”，这种观念包含着丰富的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且影响深广，其合理成分与现实价值对探索与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实现模式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关键词]和合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LO)01-0034-04
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但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而且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并发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的伟大号召。所有这些，不但正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而且也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的发展方向。因此，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探索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实现模式，为开创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是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光荣的任务。
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合和”文化对“和谐”的理解出发，探讨其对发展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体实现模式的启示。
一、源远流长且影响深广的“和合”文化传统
“和谐”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理想追求，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已故文化巨匠、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先生也把中国传统文化命名为“中华和合文化”，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不仅要求个体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体与社会和谐，更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精神，强调“天人共存、人我共存”的辩证立场，以宽容、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张扬天道与人间的和谐融洽观念，对于消解社会关系的紧张及人与自然的冲突有着重大的意义。
和谐不但是中华文明久远的传统，而且具有广泛的基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如战国时代，虽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不同的学术派别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治国理政主张，但在追求和谐的目标上却惊人的一致。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他们贵“和”尚“中”，认为“德莫大于和”。如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礼记·中庸》亦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均把“和”看得高于一切。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和谐”思想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之转换成“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大宰》)的治国安邦之术，及“仁、义、礼、智、忠、孝、爱、悌、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社会生活规范，进而作为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局面，最终实现《礼记·礼运篇》提出的“大同”目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即重诚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选贤能是达致富庶安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谐社会的措施与手段。
这种“以和为美”的思想，在中国产生了深广的社会影响。直到近代，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想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康有为《大同书》中提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无不体现着儒家和谐思想的深刻影响。至于中华民族历来所倡导的夫妻和睦、家庭和睦、宗族和睦、邻里和睦、地区和睦、民族和睦、国家太平，以及“政通人和”、“协和万邦”、“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衷共济”等，既是先贤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目标，也包含着他们对理想目标的具体实践途径的思考与探索。
从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美”的价值追求可以看出，中华先民早就注意到和谐文化对于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人自身内部的各种思想、观念、情感、欲念的冲突所发挥的重要功能与作用。目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在此过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克服与避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各种思想、观念、欲念、情感的冲突与紧张，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达到人自身身心关系的和谐融洽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紧迫而光荣的任务。因此，加强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努力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既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现，对于富强、民主、文明、现代化目标的完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和合”文化的合理成分与现实价值
中国文化不仅具有悠久的追求和谐的传统，而且对“和谐”的具体情形及其意义与必要性也有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证。西周末年史伯就已提出如下关于事物起源与发展的朴素辩证法观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意思是说和谐、融合造成新事物的产生并推动其发展，如悦耳动听的音乐是“和六律”的结果，香甜可口的佳肴是“和五味”的产物。和谐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同一事物的简单数量相加是不能造成新生事物的，只有把不同质的东西有机结合才叫做和谐。《左传》中也载有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晏子论述“和同”差别的思想：“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焉。君所谓可，而有否焉， 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而《礼记·中庸》亦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庸和谐看作世间万物存在发展、繁荣昌盛的条件。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并未把“和谐”看作相同事物的简单数量相加，而是视为不同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并把不同事物间的对立统一作为造成新事物产生与推动其不断发展的动力，包含有丰富且科学合理的辩证法思想。
而这种科学合理的辩证法思想，不但与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不谋而合，而且对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启发：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必须允许各种异质文化要素同时并存、和平共处，而事实上，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杨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在与诸种异质文化要素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中，才形成了其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局面，并产生其持续繁荣的不竭动力。具体说来，主要现实启发可归纳如下：首先，诸异质文化要素是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辩证法认为，任一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即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而与该事物相联系，并对其存在与发展发生作用与影响的周围一切事物就构成该事物存在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事实上，只有当该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保持相对和谐稳定的关系时，才能使它们之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畅通无阻，从而促使其健康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因此说，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不但离不开与其同时并存的诸种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碰撞；而且正是这些异质文化的存在，才构成了其存在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其次，诸异质文化要素的相互依存，是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存在的前提。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各方虽有差异与不同，但却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对方而孤立存在；失去对方，自己—方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在此意义上，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但是在与诸种异质文化要素的比较中存在，也是在与它们的比较中才凸显其特色，证明其存在价值，即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三，与诸异质文化要素的相互作用，还是推动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除相互依存、相互统一外，还相互限制与相互斗争，而各方正是在相互限制与相互斗争中，一方面发展自己，壮大自身，另一方面，也刺激着对方，促进对手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在这种相互斗争与相互限制的相互激励与相互促进中，才造成矛盾双方“水涨船高”的局面。同样，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需要在与各种异质文化的相互批判中相互吸取，最终形成其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
三、“和合”视阈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若干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的先贤们不但论述了“和”的含义及意义，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与之相对应的“同”的概念，指出“同”只是同质事物的简单相加，与“和”貌似而神异。比如烹饪之“和”，是使酸、甜、苦、辣、咸等合理搭配，而不是酸上加醋，成上添盐等；再如音乐之“和”，是指宫、商、角、微、羽等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同音调的简单重复。于此，亦如晏婴所日：“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还将晏子“和…‘同”差异的思想，引人到对人际关系的思考，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具体表现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为政》)等。
同样，“和合”文化中的这种“和而不同”思想，对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告诫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如下几对主要关系：
首先，要正确处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数千年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留下了无数的古代文化瑰宝。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特别是，在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今天，只有充分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中华传统文化，以科学、求实的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才能铸造出既有鲜明时代特色、体现伟大时代精神，又不失中华文化与民族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其次，要正确处理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与中华先民一样，世界其他许多民族也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在教育、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创造了更加辉煌的现代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游离于世界文化的大潮之外。因此，在建设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只有顺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以更加自信的心态，积极同世界各民族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大胆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上，而且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断从各种异质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打造一种既具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又兼具世界各民族文化优长的真正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第三，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借鉴与内化等其他关系。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不创新，文化就难以传承，更难以形成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因此，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更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时代变革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创新，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催生新的文化品种，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借鉴外来文化之优长，并吸收与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最终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使之不但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正确的方向引导与精神支撑。
四、结 语
纵览世界大国的崛起，往往都伴随着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前进的中国，既需要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也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探索与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实现模式，除了如上理论分析与论证之外，或许还可从中国古代最发达、最繁荣的“盛唐文化”获得一些启示：
“盛唐”时期，“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同时，长安胡化也盛极一时：人们吃的是阿拉伯人的面食，用的是罗马的医药，崇尚的是拜占庭的建筑，看的是印度的杂技，穿的是波斯的服装，很多酒吧的招待员是“胡姬”一来自中亚或西亚的女子，以至大诗人李白留下了“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全唐诗》卷—二六)的诗句。那时，一些王公贵族，骑着从波斯进口的昂贵坐骑，把玩着撒马尔罕的哈巴狗，打着时髦的马球，在公共场所招摇过市时；在闺室之中，一些贵族女子，也身穿紧腰胡装，足蹬小皮靴，朱唇赭颊，“(臣妾)人人学圜转”，她们不但以舞为乐，还以善舞为荣，以至白居易同样留下了“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的诗作。对于盛唐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日本学者井上清评价说：“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而西方汉学家也高度赞扬这—文化风貌，称之为文化上的“世界大同主义”。
[关键词]和合文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实现模式
[中图分类号]G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372(20LO)01-0034-04
2006年10月，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全体会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不但指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战略任务，是对我们党执政能力的重大考验”，而且强调“建设和谐文化，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重要任务”；2007年10月，胡锦涛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所作的《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夺取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新胜利而奋斗》的报告，进一步指出，“和谐文化是全体人民团结进步的重要精神支撑”，并发出了“建设和谐文化，培育文明风尚”，“调动广大文化工作者的积极性，更加自觉、更加主动地推动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实践中进行文化创造”的伟大号召。所有这些，不但正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中的重大作用，而且也明确指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鲜明特色及基本的发展方向。因此，积极响应党中央的号召，努力探索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具体实现模式，为开创中国特色的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新局面提供强大的精神支撑，是摆在广大理论工作者面前的一项紧迫而光荣的任务。
本文主要从中国传统“合和”文化对“和谐”的理解出发，探讨其对发展与繁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具体实现模式的启示。
一、源远流长且影响深广的“和合”文化传统
“和谐”是中华民族千百年来的理想追求，也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精髓。已故文化巨匠、北京大学教授张岱年先生指出，中国传统文化中有个一以贯之的东西，即比较重视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的和谐与统一；程思远先生也把中国传统文化命名为“中华和合文化”，认为“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运用和合概念与和合文化研究自然界的生成和人的生成，研究事物发展变化的规律，研究人与自然和人与社会的关系，研究人的身心统一规律和养生之道的文化传统”。可见，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和合文化”不仅要求个体身心和谐、人际和谐、群体与社会和谐，更要求人与自然的和谐，体现为“天人合一”的整体哲学精神，强调“天人共存、人我共存”的辩证立场，以宽容、博大的人道主义精神张扬天道与人间的和谐融洽观念，对于消解社会关系的紧张及人与自然的冲突有着重大的意义。
和谐不但是中华文明久远的传统，而且具有广泛的基础，是全体中华儿女的共同追求。如战国时代，虽然诸子蜂起，百家争鸣，不同的学术派别有着各不相同的具体治国理政主张，但在追求和谐的目标上却惊人的一致。特别是作为中国传统文化主体的儒家，他们贵“和”尚“中”，认为“德莫大于和”。如孔子曰：“礼之用，和为贵”(《论语·学而》)，孟子日：“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孟子-公孙丑》)，《礼记·中庸》亦曰：“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达道也”，均把“和”看得高于一切。不仅如此，他们还把“和谐”思想贯彻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使之转换成“以和邦国，以统百官，以谐万民”(《周礼·天官·大宰》)的治国安邦之术，及“仁、义、礼、智、忠、孝、爱、悌、宽、恭、诚、信、笃、敬、节、恕”等社会生活规范，进而作为达到“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局面，最终实现《礼记·礼运篇》提出的“大同”目标——“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即重诚信、讲仁爱、求友善、修和睦、选贤能是达致富庶安康、路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和谐社会的措施与手段。
这种“以和为美”的思想，在中国产生了深广的社会影响。直到近代，洪秀全《天朝田亩制度》中设想的“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社会模式，及康有为《大同书》中提出的“人人相亲，人人平等，天下为公”的大同理想，无不体现着儒家和谐思想的深刻影响。至于中华民族历来所倡导的夫妻和睦、家庭和睦、宗族和睦、邻里和睦、地区和睦、民族和睦、国家太平，以及“政通人和”、“协和万邦”、“家和万事兴”、“和气生财”、“和衷共济”等，既是先贤心目中理想的社会目标，也包含着他们对理想目标的具体实践途径的思考与探索。
从中国传统文化“以和为美”的价值追求可以看出，中华先民早就注意到和谐文化对于调节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乃至人自身内部的各种思想、观念、情感、欲念的冲突所发挥的重要功能与作用。目前，我们正在致力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事业，朝着富强、民主、文明、现代化的目标迈进。在此过程中，坚持科学发展观，克服与避免人与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以及人自身的各种思想、观念、欲念、情感的冲突与紧张，实现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和谐相处，达到人自身身心关系的和谐融洽是摆在我们面前一项十分紧迫而光荣的任务。因此，加强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努力造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事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局面，既可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提供强大的理论支撑与精神动力，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现，对于富强、民主、文明、现代化目标的完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二、“和合”文化的合理成分与现实价值
中国文化不仅具有悠久的追求和谐的传统，而且对“和谐”的具体情形及其意义与必要性也有具体分析和详细论证。西周末年史伯就已提出如下关于事物起源与发展的朴素辩证法观点：“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生之。若以同稗同，尽乃弃矣。”(《国语·郑语》)意思是说和谐、融合造成新事物的产生并推动其发展，如悦耳动听的音乐是“和六律”的结果，香甜可口的佳肴是“和五味”的产物。和谐是创造事物的原则，同一事物的简单数量相加是不能造成新生事物的，只有把不同质的东西有机结合才叫做和谐。《左传》中也载有春秋时期著名政治家晏子论述“和同”差别的思想：“和如羹焉，水火醯醢盐梅，以烹鱼肉，燀之以薪，宰夫和之，齐之以味，济其不及，以泄其过。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焉。君所谓可，而有否焉， 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无争心。”(《左传·昭公二十年》)而《礼记·中庸》亦曰：“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把中庸和谐看作世间万物存在发展、繁荣昌盛的条件。总之，中国传统文化并未把“和谐”看作相同事物的简单数量相加，而是视为不同事物之间的对立统一的矛盾关系，并把不同事物间的对立统一作为造成新事物产生与推动其不断发展的动力，包含有丰富且科学合理的辩证法思想。
而这种科学合理的辩证法思想，不但与唯物辩证法关于矛盾双方的对立统一是推动事物发展的根本动力的观点不谋而合，而且对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大现实启发：在大力提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努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同时，也必须允许各种异质文化要素同时并存、和平共处，而事实上，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杨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正是在与诸种异质文化要素的相互影响与相互作用中，才形成了其大发展、大繁荣的现实局面，并产生其持续繁荣的不竭动力。具体说来，主要现实启发可归纳如下：首先，诸异质文化要素是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存在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辩证法认为，任一事物都与周围其他事物存在着相互作用与相互影响，即物质、能量与信息的交换。而与该事物相联系，并对其存在与发展发生作用与影响的周围一切事物就构成该事物存在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事实上，只有当该事物与周围其他事物保持相对和谐稳定的关系时，才能使它们之间的物质、能量与信息交换畅通无阻，从而促使其健康存在并不断发展壮大。因此说，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存在与发展，不但离不开与其同时并存的诸种异质文化的相互交流与相互碰撞；而且正是这些异质文化的存在，才构成了其存在与发展的环境与条件。
其次，诸异质文化要素的相互依存，是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存在的前提。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各方虽有差异与不同，但却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任何一方都不能离开对方而孤立存在；失去对方，自己—方也失去了存在的前提条件。在此意义上，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但是在与诸种异质文化要素的比较中存在，也是在与它们的比较中才凸显其特色，证明其存在价值，即证明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
第三，与诸异质文化要素的相互作用，还是推动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不断向前发展的不竭动力。辩证法认为，矛盾着的各方除相互依存、相互统一外，还相互限制与相互斗争，而各方正是在相互限制与相互斗争中，一方面发展自己，壮大自身，另一方面，也刺激着对方，促进对手的发展与壮大。正是在这种相互斗争与相互限制的相互激励与相互促进中，才造成矛盾双方“水涨船高”的局面。同样，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也需要在与各种异质文化的相互批判中相互吸取，最终形成其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
三、“和合”视阈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若干应注意的问题
中国的先贤们不但论述了“和”的含义及意义，而且还进一步分析了与之相对应的“同”的概念，指出“同”只是同质事物的简单相加，与“和”貌似而神异。比如烹饪之“和”，是使酸、甜、苦、辣、咸等合理搭配，而不是酸上加醋，成上添盐等；再如音乐之“和”，是指宫、商、角、微、羽等有机组合，而不仅仅是一种相同音调的简单重复。于此，亦如晏婴所日：“若以水济水，谁能食之?若琴瑟专一，谁能听之?”(《左传·昭公二十年》)孔子还将晏子“和…‘同”差异的思想，引人到对人际关系的思考，提出了“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论语·子路》)，具体表现为“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君子矜而不争，群而不党”(《论语·为政》)等。
同样，“和合”文化中的这种“和而不同”思想，对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也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告诫我们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要正确处理如下几对主要关系：
首先，要正确处理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中华传统文化的关系。中国是世界文明古国之一，有数千年的历史，创造了辉煌灿烂的古代文明，留下了无数的古代文化瑰宝。正如毛泽东同志所说：“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这对于指导当前的伟大的运动，是有重要的帮助的”。特别是，在文化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剧的今天，只有充分认识我国传统文化的历史意义和现实价值，以礼敬、自豪的态度善待中华传统文化，以科学、求实的精神传承和弘扬中华传统文化，才能铸造出既有鲜明时代特色、体现伟大时代精神，又不失中华文化与民族特性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
其次，要正确处理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与外来文化的关系。与中华先民一样，世界其他许多民族也都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特别是近代以来，西方许多国家在教育、科技和文化等方面已经走在我们的前面，创造了更加辉煌的现代文化。在全球化的今天，在经济、政治和文化日益国际化的背景下，任何一个民族都不能游离于世界文化的大潮之外。因此，在建设以和谐为基本特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念为灵魂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过程中，只有顺应世界发展进步的潮流，以更加自信的心态，积极同世界各民族文化进行对话和交流，大胆吸收、借鉴一切优秀文化成果，才能使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文化不仅根植于中华民族文化的沃土之上，而且能博采众长、兼收并蓄，不断从各种异质文化中汲取营养，从而打造一种既具中华文化优良传统，又兼具世界各民族文化优长的真正意义上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
第三，要正确处理继承与创新、借鉴与内化等其他关系。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创新，不创新，文化就难以传承，更难以形成大发展、大繁荣的局面。因此，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同时，更要准确把握社会发展、时代变革对文化建设的新要求，立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进行创新，创造新的文化形式，催生新的文化品种，更好地满足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同时，要坚持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借鉴外来文化之优长，并吸收与内化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才能最终形成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从而不断增强中华文化的民族性和包容性，使之不但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共有、共享的精神家园，而且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提供正确的方向引导与精神支撑。
四、结 语
纵览世界大国的崛起，往往都伴随着文化的复兴与繁荣。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朝着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社会前进的中国，既需要中华民族文化的伟大复兴，也需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而探索与发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大发展、大繁荣的具体实现模式，除了如上理论分析与论证之外，或许还可从中国古代最发达、最繁荣的“盛唐文化”获得一些启示：
“盛唐”时期，“万国衣冠拜冕旒”的同时，长安胡化也盛极一时：人们吃的是阿拉伯人的面食，用的是罗马的医药，崇尚的是拜占庭的建筑，看的是印度的杂技，穿的是波斯的服装，很多酒吧的招待员是“胡姬”一来自中亚或西亚的女子，以至大诗人李白留下了“胡姬貌如花，当垆笑春风”(《全唐诗》卷—二六)的诗句。那时，一些王公贵族，骑着从波斯进口的昂贵坐骑，把玩着撒马尔罕的哈巴狗，打着时髦的马球，在公共场所招摇过市时；在闺室之中，一些贵族女子，也身穿紧腰胡装，足蹬小皮靴，朱唇赭颊，“(臣妾)人人学圜转”，她们不但以舞为乐，还以善舞为荣，以至白居易同样留下了“胡旋女。心应弦，手应鼓，弦鼓一声双袖举，回雪飘飖转蓬舞，左旋右转不知疲，千匝万周无已时，人间物类无可比，奔车轮缓旋风迟”的诗作。对于盛唐这种多元、开放的文化，日本学者井上清评价说：“唐朝的文化是与印度、阿拉伯和以此为媒介，甚至和西欧的文化都有交流的世界性文化”，而西方汉学家也高度赞扬这—文化风貌，称之为文化上的“世界大同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