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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来，由于汉语中直接引入不少英文字母的缩写，因而有保护汉语纯洁性的呼吁。但DNA，作为一个化学名词的缩写，却早已无可置疑地成为我们日常语言的一部分。DNA双螺旋模型的发现者是沃森和克里克，他们当时都只是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在学术界毫无影响力，但这一成果却使他们一夜成名，不久即获诺贝尔奖。化学家们嫉妒他们无需没日没夜地做实验，于谈笑风生间却搞定一切，于是戏称这一成果为WC(他们两人名字的英文首字母缩写)。读沃森的新著《DNA：生命的秘密》，如此生动的细节比比皆是。就说沃森的合作伙伴克里克吧，他小时酷爱提问，双亲不堪其扰，给他买了一套儿童百科全书，让他自己到书中去寻找答案，结果反而让他没有安全感，生怕自己长大后会无事可干，因为所有的秘密都已被人发现。母亲只好向他保证，日后一定还会有事等着让他去发现。事实证明，母亲没有食言。
沃森曾经担任过人类基因组工程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官方机构，但当时他们的竞争对手还有一个私人公司，其老板就是近来以“人造生命”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温特，这家公司的座右铭是“速度最重要，发现不能等”。双方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就私人公司而言，其动力主要源于商业利益。但人群中总会有一类人，他们更重视个人兴趣而非经济利益(顺便一提，兴趣和利益的英文单词都是interest)。比如肯特，一直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但后来却投身于生物信息学，为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最后决战立下汗马功劳。他没日没夜地编写程序，以致需用冰敷手腕，终于赶在最后期限(6月26日，预定宣布基因组草图)的前几日(22日)，大功告成；而他们的对手，温特所在的公司直至6月25日晚上才搞定一切。无可否认，一个社会的和谐运转，离不开经济利益的驱动，但个人兴趣同样重要，尤其在科研领域。但这一事实，为何我们的官员，还有家长，总是视而不见呢?
人类基因组工程草图的完成，引出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尤为令人震惊的现象即是，人类和其他相对而言“简单”得多的物种在基因数量上相差并未有预计的那么大：人类的基因总数为3.5万个左右；而只有959个细胞的线虫，却有2万个基因；一种植物芥菜则有2.7万个基因。正是这一事实，令古生物学家、著名进化论者古尔德得出结论：人类高度复杂的能力必定超出于基因组编码决定的范围，因而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后天教养，这就为还原论敲响了警钟。但同样的现象，沃森读出的意思却是：从还原论的角度来看，基因数目少反而是个好消息，搞定3，5万个基因要比搞定10万个基因更为容易，更何况，“我们一点也不必不好意思，看来我们人类就是用这么一套遗传硬件来做更多的事”。其中的奥秘恐t白正在于智力的出现。智力赋予我们一种随机应变的灵活能力，不必事无巨细全受基因操纵。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难怪植物拥有的基因数量极其可观，因为它们不能移动，谈不上灵活性，只有靠天赋的遗传资源才能对付各种偶发事件。
从沃森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DNA技术的各种妙用，比如：用于法庭判案；用于检测我们体内的遗传疾病；用于追溯人类的由来及其各人种的谱系……但这些技术的运用在社会上的认同却或多或少存在着障碍。就说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吧，DNA检测表明，留在案发现场的血迹与辛普森的血型高度一致。但陪审团没有采纳这一证据。相反，正是辩方出示的一副手套，似乎难以套进辛普森之手，却让陪审团做出无罪认定。因为DNA证据复杂得令人昏昏欲睡，而一副手套只要动用常识就能做出解释。
再说用DNA技术来追溯人种谱系。人类最近的旁亲就是尼安德特人了，它们曾生活于欧洲、中东等地区，于3万年前左右绝灭。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现代人的祖先是否与它们有过通婚?毕竟我们的祖先曾与它们共同相处过一段时期。沃森在书中提到瑞典科学家帕博于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个工作，根据从化石尼安德特人中提取的线粒体DNA序列来判断，两者从未有过混种。这就是说，现代人的祖先是彻底击败了尼安德特人。有学者曾如此戏谑，考虑到人类男性的如此好色，我们的祖先在打完一场胜仗后，居然没有与尼人有过任何混种，实在不可思议。但帕博最新的实验证据(发表于2010年5月的《科学》杂志)却推翻了上述结论，尼安德特人确实与现代人祖先有过混种，今天，生活在非洲以外的人类体内，有4％的DNA来自尼安德特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它将为人种起源研究提供诸多启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由于《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农药的污染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在沃森看来，转基因技术的出现恰恰可以取代农药。但对于此等好事，公众为何非议不断呢?原因恐怕在于某些狂热的环保分子的煽动。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上，沃森认为，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其荒谬就如同当初哥伦布远航时碰到这样的质疑：万一发现地球是平的时候该怎么做?水手可以朝地球边缘的安全地带前进多远?等等。在沃森看来，DNA重组技术绝不是人类的首创，大自然千百万年来早就在这么做了。比如，有一种常见的土壤细菌专门感染植物的伤口部位，其方式就是先建立一个管道，通过它把细菌遗传物质送入植物细胞内，令植物生产更多的生长激素和细菌所需要的特异蛋白质。这就相当于细菌DNA寄生于植物体内，让植物细胞成为它的加工厂。结果就是，被感染的地方长出一个肿块，亦即虫瘿。细菌所用的策略就是一种DNA重组技术，亦即让外源DNA嫁接于某一生物体内。更进一步地说，一部农业或畜牧史就是基因改造的历史。如今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食物，在基因组成上与其野生祖先相去甚远，可以说它们是为人类的需要而生存，相反，那些野生的植物或多或少会有些毒性。
传统农业也有诸多麻烦事，例如，大规模地种植单一品种，必然导致虫害蔓延。理由极其简单：在自然状况下，每一种植物都有其天敌，由于群落里诸多物种彼此共生，天敌们也就零散分布，难以形成虫害。但农业生态系统却完全打乱了自然格局，成片的单一物种对其天敌来说，就好比是“流淌着奶和蜜的”伊甸园。这就意味着，农业的兴起本身就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如今人们似乎习惯于怀念农业文明，谴责工业文明，以为前者象征自然，后者象征人工。殊不知，文明兴起的本义就是对自然的改造，农业文明对自然的改变不可谓不剧烈!过去我们用农药来解决虫害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在我们可以用转基因的方法来解决，情况将会如何?
事实正如反对者所指出的那样，基因改造的方法也会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代价。比如，把抗虫基因转入作物体内，似乎可以告别农药了。但问题在于，一种害虫灭绝了，新的害虫由于没有了强大竞争对手的压制，队伍却壮大起来，于是又需要研制新的抗虫基因。这就是自然之道，它永远处于“一物降一物”的平衡之中，而不会单方面满足人类的贪婪需求。就此而言，转基因技术也只是一种手段，其利弊得失确实需要慎重衡量。
在此问题上，沃森认为中国的态度相当务实：中国拥有全球23％的人口，却只有7％的耕地，因此中国绝对需要转基因作物。对于如此事关重大的问题，相信读者还是正反双方的意见多听为宜。
正如书名所言，DNA，揭示了生命的秘密；但其实远不止此，书中的内容更是表明，DNA还揭示了人性的秘密。信不信由你，但这本书的精彩恰在其中。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宋文佳)
沃森曾经担任过人类基因组工程的负责人，这是一个官方机构，但当时他们的竞争对手还有一个私人公司，其老板就是近来以“人造生命”而闹得沸沸扬扬的温特，这家公司的座右铭是“速度最重要，发现不能等”。双方竞争的激烈程度可想而知。就私人公司而言，其动力主要源于商业利益。但人群中总会有一类人，他们更重视个人兴趣而非经济利益(顺便一提，兴趣和利益的英文单词都是interest)。比如肯特，一直从事计算机编程工作，但后来却投身于生物信息学，为人类基因组工程的最后决战立下汗马功劳。他没日没夜地编写程序，以致需用冰敷手腕，终于赶在最后期限(6月26日，预定宣布基因组草图)的前几日(22日)，大功告成；而他们的对手，温特所在的公司直至6月25日晚上才搞定一切。无可否认，一个社会的和谐运转，离不开经济利益的驱动，但个人兴趣同样重要，尤其在科研领域。但这一事实，为何我们的官员，还有家长，总是视而不见呢?
人类基因组工程草图的完成，引出诸多令人深思的问题。一个尤为令人震惊的现象即是，人类和其他相对而言“简单”得多的物种在基因数量上相差并未有预计的那么大：人类的基因总数为3.5万个左右；而只有959个细胞的线虫，却有2万个基因；一种植物芥菜则有2.7万个基因。正是这一事实，令古生物学家、著名进化论者古尔德得出结论：人类高度复杂的能力必定超出于基因组编码决定的范围，因而人的能力很大程度上源自于后天教养，这就为还原论敲响了警钟。但同样的现象，沃森读出的意思却是：从还原论的角度来看，基因数目少反而是个好消息，搞定3，5万个基因要比搞定10万个基因更为容易，更何况，“我们一点也不必不好意思，看来我们人类就是用这么一套遗传硬件来做更多的事”。其中的奥秘恐t白正在于智力的出现。智力赋予我们一种随机应变的灵活能力，不必事无巨细全受基因操纵。这样我们就能理解，难怪植物拥有的基因数量极其可观，因为它们不能移动，谈不上灵活性，只有靠天赋的遗传资源才能对付各种偶发事件。
从沃森的书中，我们可以读到DNA技术的各种妙用，比如：用于法庭判案；用于检测我们体内的遗传疾病；用于追溯人类的由来及其各人种的谱系……但这些技术的运用在社会上的认同却或多或少存在着障碍。就说著名的辛普森案件吧，DNA检测表明，留在案发现场的血迹与辛普森的血型高度一致。但陪审团没有采纳这一证据。相反，正是辩方出示的一副手套，似乎难以套进辛普森之手，却让陪审团做出无罪认定。因为DNA证据复杂得令人昏昏欲睡，而一副手套只要动用常识就能做出解释。
再说用DNA技术来追溯人种谱系。人类最近的旁亲就是尼安德特人了，它们曾生活于欧洲、中东等地区，于3万年前左右绝灭。这就引出一个有趣的问题：现代人的祖先是否与它们有过通婚?毕竟我们的祖先曾与它们共同相处过一段时期。沃森在书中提到瑞典科学家帕博于20世纪90年代所做的一个工作，根据从化石尼安德特人中提取的线粒体DNA序列来判断，两者从未有过混种。这就是说，现代人的祖先是彻底击败了尼安德特人。有学者曾如此戏谑，考虑到人类男性的如此好色，我们的祖先在打完一场胜仗后，居然没有与尼人有过任何混种，实在不可思议。但帕博最新的实验证据(发表于2010年5月的《科学》杂志)却推翻了上述结论，尼安德特人确实与现代人祖先有过混种，今天，生活在非洲以外的人类体内，有4％的DNA来自尼安德特人。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发现，它将为人种起源研究提供诸多启示。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对于转基因技术的讨论。20世纪60年代，由于《寂静的春天》一书的问世，农药的污染问题成为众矢之的。在沃森看来，转基因技术的出现恰恰可以取代农药。但对于此等好事，公众为何非议不断呢?原因恐怕在于某些狂热的环保分子的煽动。站在科学家的立场上，沃森认为，对转基因技术的质疑，其荒谬就如同当初哥伦布远航时碰到这样的质疑：万一发现地球是平的时候该怎么做?水手可以朝地球边缘的安全地带前进多远?等等。在沃森看来，DNA重组技术绝不是人类的首创，大自然千百万年来早就在这么做了。比如，有一种常见的土壤细菌专门感染植物的伤口部位，其方式就是先建立一个管道，通过它把细菌遗传物质送入植物细胞内，令植物生产更多的生长激素和细菌所需要的特异蛋白质。这就相当于细菌DNA寄生于植物体内，让植物细胞成为它的加工厂。结果就是，被感染的地方长出一个肿块，亦即虫瘿。细菌所用的策略就是一种DNA重组技术，亦即让外源DNA嫁接于某一生物体内。更进一步地说，一部农业或畜牧史就是基因改造的历史。如今出现在我们餐桌上的食物，在基因组成上与其野生祖先相去甚远，可以说它们是为人类的需要而生存，相反，那些野生的植物或多或少会有些毒性。
传统农业也有诸多麻烦事，例如，大规模地种植单一品种，必然导致虫害蔓延。理由极其简单：在自然状况下，每一种植物都有其天敌，由于群落里诸多物种彼此共生，天敌们也就零散分布，难以形成虫害。但农业生态系统却完全打乱了自然格局，成片的单一物种对其天敌来说，就好比是“流淌着奶和蜜的”伊甸园。这就意味着，农业的兴起本身就是对自然生态系统的破坏。如今人们似乎习惯于怀念农业文明，谴责工业文明，以为前者象征自然，后者象征人工。殊不知，文明兴起的本义就是对自然的改造，农业文明对自然的改变不可谓不剧烈!过去我们用农药来解决虫害问题，付出了高昂的代价。现在我们可以用转基因的方法来解决，情况将会如何?
事实正如反对者所指出的那样，基因改造的方法也会有种种意想不到的代价。比如，把抗虫基因转入作物体内，似乎可以告别农药了。但问题在于，一种害虫灭绝了，新的害虫由于没有了强大竞争对手的压制，队伍却壮大起来，于是又需要研制新的抗虫基因。这就是自然之道，它永远处于“一物降一物”的平衡之中，而不会单方面满足人类的贪婪需求。就此而言，转基因技术也只是一种手段，其利弊得失确实需要慎重衡量。
在此问题上，沃森认为中国的态度相当务实：中国拥有全球23％的人口，却只有7％的耕地，因此中国绝对需要转基因作物。对于如此事关重大的问题，相信读者还是正反双方的意见多听为宜。
正如书名所言，DNA，揭示了生命的秘密；但其实远不止此，书中的内容更是表明，DNA还揭示了人性的秘密。信不信由你，但这本书的精彩恰在其中。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法政学院，教授
(本文编辑 宋文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