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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从《南方周末》2009年1月11日何方先生的《送别陈乐民》一文中得知乐民先生去世的。虽然早知道陈先生多年来患有尿毒症，每周要作两次痛苦的血液透析，才得以支撑，但最近两三年来，几乎月月在《万象》上都有他一篇谈启蒙和法国启蒙思想史的文章，每篇数千字，都是自出杼机之作。大学者写小文章，可以说是篇篇精彩。谁能想到这些都是年过古稀、身患重病、随时可能弃世而去的老人写的呢?去年11月初，在中关村参加一个教育会，碰到资中筠先生。我说：“陈老身体还不错，每月在《万象》有一篇，我几乎每篇都读。”资先生说：“他高兴写作思考，做这些事，他快乐。”我听了也很高兴，古有美文可以愈头风之说，现今则是思考可以养身心。过去听到尿毒症有多可怕，富贵如袁世凯，仅仅数十天，便一命呜呼。而陈先生肾衰之后能坚持十多年。而且不废读书工作，真是医学上的奇迹。除了医学的进步外，我想就是患者的精神力量。
陈先生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做学问特别细致，写文章又注重文采。1980年代，常在《读书》杂志上读他的文章，像评宗璞《南渡记》的《细哉文心》；评潘光旦自印旧体诗集的《茶烟香袅逗高歌》；评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坐视世界如恒沙》以及《罗章龙与康德》等，都是纵论中西文化的，不仅可见先生的学养深厚，也很有文采，读来使人忘倦。知道陈先生虽然很早，但认识却很晚，大约也是隔行如隔山吧。第一次见面是在20世纪末的一个饭局上。参加的人大多是前辈学者，如李慎之、李洪林、孙长江、吴江等，我等小辈(还有葛剑雄等)是敬陪末座，陈先生就坐在李慎之先生旁边。北京的饭局主要是闲聊，李慎之先生高谈阔论，能插上嘴的就是葛剑雄，陈先生在一旁静静地听，浅浅地笑，和蔼可亲。除了李先生问他几个有关法国和英国的问题，陈先生细心作答外，很少说话。
然而不是应该有陈先生出现的会或饭局上都能见到他的，但资先生常去。有一次，曾问资先生：“陈先生怎么没有来啊?”她总是这样回答：“他耳朵不好，听人说话很吃力，还不如在家里看书。”陈先生专业性的研究，像我这样外行无由得睹，当然即使“睹”了也不一定明白大义。我读的多是先生的学术随笔，读之不仅增加知识、开拓眼界，而且如食橄榄覃覃有余味焉。
陈先生的著作中最使我受益和感动的是自2006年以来，在《万象》连续发表的《启蒙精神·市民社会》对话三篇以及后两年的一二十篇《启蒙札记》。
启蒙本是近百年来先进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是冲破中世纪黑暗的火把，在世界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我国自五四以来，启蒙作为一种思潮几涨几落。粉碎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四人帮”之后再度高涨。1990年代随着社会的犬儒化，知识界某些人打起反“精英”的大旗，挟民粹以自重，“启蒙”似乎成了一个笑料，被他们反复讥嘲。这些人或认为知识分子“没资格启蒙”，或认为“‘启蒙’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底层完全应该抛弃或拒绝‘启蒙知识分子’隔靴搔痒的‘宏大叙事”’。似乎没有亮光，人们照样走出黑暗。这股风气在青年一代人中也有影响，他们涉世未深，却已经玩世不恭了。正像徐寅在一篇谈“犬儒主义”的文章中所感慨地说：“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没有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什么都不相信了。”这些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启蒙的必要。当知识界纷纷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而自豪的时候，还有一批老知识分子本着自己的理想。本着学术良知，坚持五四传统、坚持启蒙工作。这部分人也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带有领军色彩的人物，他们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如已经去世的李慎之、王元化……还有一些人在启蒙思想的园地默默开垦，传播启蒙知识，辨析对启蒙思想家误读，如前两年去世的何家栋和刚刚离去的陈乐民先生。《启蒙札记》就是他最后的努力。
陈先生自述他研究西方文明时说：“我在思考西方文明时，无法不联想到中国。这两种文明的进程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明的发展似乎是循环式的，一直在绕圈子，一直没有绕出来；不像西方，每个世纪都有新面孔。一直到十九世纪中西方相遇，中国一直没有绕出这个圈子。”(《万象》2006·8)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不进步”在他内心引起的焦虑。这种心态是上个世纪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人的典型心态。无论从事何种研究的，都不免想到我们“贵国”。其实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那个社会虽然不能说绝对“不进步”，但的确是走三步退两步的，因为它不仅缺少这方面的能力，更少动力，也就是说没有“进步”的需求，而且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是千方百计抑制这种需求的。以此为背景的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正像一年四季一样，周而复始，不能走出循环；而欧洲自中世纪末、在工商文明的推动下日新月异，因为不进步就要被竞争出局。中国自一百年前确定了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这不是因为哪个统治者突然福至心灵，想到要“进步”了，而是在外部推动下搞起来的。洋人的船坚炮利使颟顸的中国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不“现代化”就要挨打，当时追逐的“现代化”就是18世纪以来欧美的工商社会化。然而由于中国在农业文明中徘徊得太久，制度和文化，互相掣肘，积重难返，直至今日，大楼有了，高速路有了，电脑有了……物质层面远异于20世纪初了，但思想层面，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甚至李莲英、小德张、大师兄的面孔仍然在若隐若现。是不是又有“绕圈子”的感觉?
“现代化”：(当今的现代化的指标要比一百年前高了许多)在徘徊，启蒙就更加蹒跚。陈先生在《启蒙在苏格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摆脱愚昧、黑暗和迷信都需要有个‘启蒙’时期。这是历史规律。”(《万象》2008，7)虽然“历史规律”之说，近些年也颇受质疑，但一事有因有果，大约还是事实。“启蒙”和“现代化”应该就是因果关系，头脑局限在小农圈子里，如何接受现代知识，没有现代知识如何现代化?启蒙不仅要有知识，更应该有思想。陈先生从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的《谈掌玺大臣培根》一文中论及历史人物说起，伏尔泰认为英国的牛顿是十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远远超过“凯撒、亚历山大、铁木真、克伦威尔”，牛顿就是一位知识思想兼具的学者，是把人们引出黑暗和愚昧的伟大先行者。“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万象》2008，8)。这是伏尔泰的想法，我想也代表了陈先生的意见。
《启蒙札记》比较深入地介绍了法英两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最多，其次是卢梭、狄德罗，也谈英国，谈休谟、洛克。我们这代读者一提到启蒙，人们想得比较多的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出过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集中出现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一批 启蒙思想家，出现过攻陷象征中世纪黑暗的巴士底狱(据说当时狱中并元犯人)法国大革命。因此谈到法国摆脱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总有一种挟风带雨之感。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带有浪漫气质，当时又处于内外矛盾极其尖锐时期，因此谈到社会变革和进步、谈到思想启蒙自然非法国而莫属，后来又加上苏俄。而悄悄进步的英国太没有英雄气了，然而“英雄”都是以“万骨枯”为铺垫的，社会进展到今天，我觉得平平淡淡的进步更有意义，哪怕它慢一点，但扎实一点。
一百多年前，国人就看到和领略了英国的强大，后来一些访问过英国的官员和文人也感到英国社会建制的文明。恩格斯在1844年就说“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因此，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法国人是夸不了口的，德国人就更不用说了”(《马恩全集一·英国状况》)。在国人眼中“法会盛于巴力门”，英国好像自古如此，是胎里带来的。陈先生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史多以法国为例，但谈及社会史时，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只有英国有“社会史”。这说明英国的自生社会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它的思想上的变革(包括启蒙)、制度上的变迁就不显得突兀，就自然而然。经历的血腥相对较少，民众付出较少，受惠较多。陈先生也指出英国先有“大宪章”开启了对君权的限制(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在中国则是闻所未闻)，继而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国教和议会，几经波折又有“光荣革命”，自由贸易和人权观念得以先于欧洲大陆成为苏格兰、英格兰共同的民族信念。再拥有法治的传统，英国1688年之后社会细胞逐渐活跃起来，官方发布了如《权利法案》、《兵变法》、《宗教宽容法》、议会《三年法》、《叛国法》、王位《继承法》等，其要点及目的都是限制君王、统治者权力的无限性，使得社会的进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英国社会逐步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
1、自由经济，自由贸易。
2、人自由和人权观念(包括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所谓“民主”，最重要的就在于言论、出版自由。
3、法治，是rule of law,而不是人用法来审判。
陈先生说：“这三点经验，从英国开始，很快传到北美西欧，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它的‘普世价值’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看看世界大势便可明了，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英国启蒙的近代意义》，《万象》2008，12)制度与文化相辅相成。
英国社会的自生、自然的发展时期，文化、思想也在起着推动作用。贡献最大的有“五大贤”，培根、牛顿、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他们不断地批判神权、君权，强调人的权利。洛克写作了《政府论》上下两篇，上篇针对“君权神授”，批判“神权、父权、君权”的虚妄；下篇则自然而然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他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陈先生赞叹说：“说得何等透彻、全面而又精炼。它其实就是启蒙思想的核心，把人和人的权利放在一切政治权力之上，而且成为尔后西方政治文明所不能绕过的根本点。”包括后来的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乃至现在联合国一切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基本思想皆出于此。其实，人类社会的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归根结底就是如何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说复杂也复杂，都是一些聪明人把它弄复杂了，好浑水摸鱼。
英国的思想启蒙走的是渐进的道路。如果从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算起，到18世纪完成则有四五百年的光景，细水长流，水到渠成。这期间或有小的倒退或停顿，但总的说来是不断前进。最后达到“虚君”立宪的目的，在国体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政体是在不断地进步。而政体(政府的形成及其组织形式)才是人民参政程度和享受权利的真正指标。因为君主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国体变不变与民众关系不大。那些立宪制的君主政体，国王只是告朔之饩羊，无非是比民选元首多点支出罢了。在社会或国家发生危机时它还能起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对待社会进步问题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比较聪明的。在社会动荡、利益纷争之时，他们懂得用妥协的方法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不是锱铢必较，甚至搞成王败寇；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的说来都比较克制，懂得要想维护长远的利益不得不放弃某些眼前的追求；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世世代代都不离开英伦三岛，统治者比较早地允许(后来发展成为支持——遂成为殖民主义)国民离开家园、离开英伦三岛寻求新的幸福。因此他们完成从中世纪到现代文明社会的过渡中，没有流太多的血、没有大规模地破坏祖先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与世界其他民族(比如法国)比较起来真是幸运。有人说英国革命不彻底，举例就是保留了皇室。然而什么叫彻底呢?“皇室”存在不就是个形式吗?彻底不彻底关键要看“人和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我们把英国与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法国相比较，难道英国的人权比法国弱吗?
陈先生特别指出：“英国的特殊贡献被它的‘先到一步’的政治文明给盖住了。”(《启蒙在苏格兰》，《万象》2008，7)欧洲18世纪所遇到的许多根本问题(比如宗教冲突、民族自决等)，它早已先期解决了。法德两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启蒙其实都受到“先走一步”英国的影响。在《跟伏尔泰去英国》(《万象》2007，3)中陈先生批评了“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儒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如何如何的影响”。后来又在《闲说“伏尔泰与中国”》(2007，9)再次辨析这个问题，指出伏尔泰获得有关中国的资料大多是从传教士那里得来的二手货，对中国的理解很肤浅，给伏尔泰影响最大是英国。在当法国专制统治还特别严酷、宗教冲突和迫害还很激烈的时期，他曾外出游历，在英格兰居住三年，所见所闻，与法国大不相同，使他惊喜，他把这些写入《哲学通信》之中。伏尔泰在议会里看到英国议员如何讨论国家大事，因为有了强势议员的监督，英国是欧洲唯一的能制约君王权力的国家。伏尔泰断言：“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权力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缚了。”(《跟伏尔泰去英国》)给伏尔泰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知识界辉煌的成就。他崇拜其中的杰出分子，如培根、洛克、牛顿等。伏尔泰赞颂他们带给人类知识和才能，他们是用真理说服人的人，而不是用暴力压服人的人。英国也给了这些人极高的荣誉。西敏寺大教堂中的纪念碑大多不是为政治人物和权贵设立的，而是为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从这组通信中可以看到伏尔泰内心深处所服膺的东西。
“启蒙”这组文章写在陈老生命烛光即将燃尽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为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写下的思想遗嘱。就在去世前3个月发表的《敬畏思想家》中说：“我马上就八十岁了。老天留给我的时间越短，就愈感到‘思想’和‘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分量。因而也就为在一生中有多长的时光等于‘无效劳动’而遗憾。‘经验’总是可贵的，但也很可能是‘混日子’的‘经验’。”老先生一生勤于思考，手不释卷，可是故园近世饶风雨，谁也不能完全超脱这个大环境，谁敢说自己没有“无效劳动”?恐怕干“反效劳动”也不少。幸而近三十年来知识界中还有一些经过深入反思，从而摆脱外力干扰的杰出人士，在各个领域中辛勤开垦。乐民先生是其中因不张扬、被人知道不多的一位。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特揭橥于此，以为对先贤的感恩和纪念。
陈先生是位学贯中西的学者，做学问特别细致，写文章又注重文采。1980年代，常在《读书》杂志上读他的文章，像评宗璞《南渡记》的《细哉文心》；评潘光旦自印旧体诗集的《茶烟香袅逗高歌》；评黄仁宇大历史观的《坐视世界如恒沙》以及《罗章龙与康德》等，都是纵论中西文化的，不仅可见先生的学养深厚，也很有文采，读来使人忘倦。知道陈先生虽然很早，但认识却很晚，大约也是隔行如隔山吧。第一次见面是在20世纪末的一个饭局上。参加的人大多是前辈学者，如李慎之、李洪林、孙长江、吴江等，我等小辈(还有葛剑雄等)是敬陪末座，陈先生就坐在李慎之先生旁边。北京的饭局主要是闲聊，李慎之先生高谈阔论，能插上嘴的就是葛剑雄，陈先生在一旁静静地听，浅浅地笑，和蔼可亲。除了李先生问他几个有关法国和英国的问题，陈先生细心作答外，很少说话。
然而不是应该有陈先生出现的会或饭局上都能见到他的，但资先生常去。有一次，曾问资先生：“陈先生怎么没有来啊?”她总是这样回答：“他耳朵不好，听人说话很吃力，还不如在家里看书。”陈先生专业性的研究，像我这样外行无由得睹，当然即使“睹”了也不一定明白大义。我读的多是先生的学术随笔，读之不仅增加知识、开拓眼界，而且如食橄榄覃覃有余味焉。
陈先生的著作中最使我受益和感动的是自2006年以来，在《万象》连续发表的《启蒙精神·市民社会》对话三篇以及后两年的一二十篇《启蒙札记》。
启蒙本是近百年来先进知识分子关心的问题，是冲破中世纪黑暗的火把，在世界上照亮一代又一代人。我国自五四以来，启蒙作为一种思潮几涨几落。粉碎大搞封建法西斯主义“四人帮”之后再度高涨。1990年代随着社会的犬儒化，知识界某些人打起反“精英”的大旗，挟民粹以自重，“启蒙”似乎成了一个笑料，被他们反复讥嘲。这些人或认为知识分子“没资格启蒙”，或认为“‘启蒙’是知识分子的自欺欺人的玩意儿，底层完全应该抛弃或拒绝‘启蒙知识分子’隔靴搔痒的‘宏大叙事”’。似乎没有亮光，人们照样走出黑暗。这股风气在青年一代人中也有影响，他们涉世未深，却已经玩世不恭了。正像徐寅在一篇谈“犬儒主义”的文章中所感慨地说：“他们还不曾追求，就已然放弃；他们还没有长成，就已经衰老；他们还什么都不知道呢，就什么都不相信了。”这些现象的存在恰恰说明了启蒙的必要。当知识界纷纷以“思想淡出，学术凸显”而自豪的时候，还有一批老知识分子本着自己的理想。本着学术良知，坚持五四传统、坚持启蒙工作。这部分人也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带有领军色彩的人物，他们身体力行，大声疾呼，如已经去世的李慎之、王元化……还有一些人在启蒙思想的园地默默开垦，传播启蒙知识，辨析对启蒙思想家误读，如前两年去世的何家栋和刚刚离去的陈乐民先生。《启蒙札记》就是他最后的努力。
陈先生自述他研究西方文明时说：“我在思考西方文明时，无法不联想到中国。这两种文明的进程是完全不同的。中国文明的发展似乎是循环式的，一直在绕圈子，一直没有绕出来；不像西方，每个世纪都有新面孔。一直到十九世纪中西方相遇，中国一直没有绕出这个圈子。”(《万象》2006·8)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不进步”在他内心引起的焦虑。这种心态是上个世纪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人的典型心态。无论从事何种研究的，都不免想到我们“贵国”。其实古代中国社会是建立在农业文明基础上的，那个社会虽然不能说绝对“不进步”，但的确是走三步退两步的，因为它不仅缺少这方面的能力，更少动力，也就是说没有“进步”的需求，而且传统的意识形态也是千方百计抑制这种需求的。以此为背景的传统的制度和文化，正像一年四季一样，周而复始，不能走出循环；而欧洲自中世纪末、在工商文明的推动下日新月异，因为不进步就要被竞争出局。中国自一百年前确定了要走现代化的道路，这不是因为哪个统治者突然福至心灵，想到要“进步”了，而是在外部推动下搞起来的。洋人的船坚炮利使颟顸的中国统治者终于认识到不“现代化”就要挨打，当时追逐的“现代化”就是18世纪以来欧美的工商社会化。然而由于中国在农业文明中徘徊得太久，制度和文化，互相掣肘，积重难返，直至今日，大楼有了，高速路有了，电脑有了……物质层面远异于20世纪初了，但思想层面，慈禧太后、李鸿章、康有为，甚至李莲英、小德张、大师兄的面孔仍然在若隐若现。是不是又有“绕圈子”的感觉?
“现代化”：(当今的现代化的指标要比一百年前高了许多)在徘徊，启蒙就更加蹒跚。陈先生在《启蒙在苏格兰》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我们甚至可以说，任何一个民族要摆脱愚昧、黑暗和迷信都需要有个‘启蒙’时期。这是历史规律。”(《万象》2008，7)虽然“历史规律”之说，近些年也颇受质疑，但一事有因有果，大约还是事实。“启蒙”和“现代化”应该就是因果关系，头脑局限在小农圈子里，如何接受现代知识，没有现代知识如何现代化?启蒙不仅要有知识，更应该有思想。陈先生从伏尔泰的《哲学通信》中的《谈掌玺大臣培根》一文中论及历史人物说起，伏尔泰认为英国的牛顿是十个世纪以来最伟大的历史人物，远远超过“凯撒、亚历山大、铁木真、克伦威尔”，牛顿就是一位知识思想兼具的学者，是把人们引出黑暗和愚昧的伟大先行者。“我们应当尊敬的是凭真理的力量统治人心的人，而不是依靠暴力奴役人的人，是认识宇宙的人，而不是歪曲宇宙的人”(《万象》2008，8)。这是伏尔泰的想法，我想也代表了陈先生的意见。
《启蒙札记》比较深入地介绍了法英两国启蒙时期的思想家，谈法国启蒙思想家伏尔泰的最多，其次是卢梭、狄德罗，也谈英国，谈休谟、洛克。我们这代读者一提到启蒙，人们想得比较多的就是法国，因为法国出过以狄德罗为代表的“百科全书派”，集中出现过卢梭、伏尔泰、孟德斯鸠等一批 启蒙思想家，出现过攻陷象征中世纪黑暗的巴士底狱(据说当时狱中并元犯人)法国大革命。因此谈到法国摆脱中世纪，进入现代社会的过程总有一种挟风带雨之感。五四新文化运动本身就带有浪漫气质，当时又处于内外矛盾极其尖锐时期，因此谈到社会变革和进步、谈到思想启蒙自然非法国而莫属，后来又加上苏俄。而悄悄进步的英国太没有英雄气了，然而“英雄”都是以“万骨枯”为铺垫的，社会进展到今天，我觉得平平淡淡的进步更有意义，哪怕它慢一点，但扎实一点。
一百多年前，国人就看到和领略了英国的强大，后来一些访问过英国的官员和文人也感到英国社会建制的文明。恩格斯在1844年就说“英国无疑是地球上(北美也不除外)最自由的，即不自由最少的国家。因此，有教养的英国人就具有在某种程度上说来是天生的独立自主的权利，在这一点上，法国人是夸不了口的，德国人就更不用说了”(《马恩全集一·英国状况》)。在国人眼中“法会盛于巴力门”，英国好像自古如此，是胎里带来的。陈先生说马克思、恩格斯他们讲阶级斗争、阶级斗争史多以法国为例，但谈及社会史时，恩格斯不止一次说过只有英国有“社会史”。这说明英国的自生社会经历了很长的历史发展过程，因此它的思想上的变革(包括启蒙)、制度上的变迁就不显得突兀，就自然而然。经历的血腥相对较少，民众付出较少，受惠较多。陈先生也指出英国先有“大宪章”开启了对君权的限制(对最高权力的限制在中国则是闻所未闻)，继而是伊丽莎白时代的国教和议会，几经波折又有“光荣革命”，自由贸易和人权观念得以先于欧洲大陆成为苏格兰、英格兰共同的民族信念。再拥有法治的传统，英国1688年之后社会细胞逐渐活跃起来，官方发布了如《权利法案》、《兵变法》、《宗教宽容法》、议会《三年法》、《叛国法》、王位《继承法》等，其要点及目的都是限制君王、统治者权力的无限性，使得社会的进步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使英国社会逐步具备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特征：
1、自由经济，自由贸易。
2、人自由和人权观念(包括言论自由、出版结社自由)。所谓“民主”，最重要的就在于言论、出版自由。
3、法治，是rule of law,而不是人用法来审判。
陈先生说：“这三点经验，从英国开始，很快传到北美西欧，各国情况有所不同，但它的‘普世价值’是没有什么可怀疑的。看看世界大势便可明了，没有什么高深莫测的。”(《英国启蒙的近代意义》，《万象》2008，12)制度与文化相辅相成。
英国社会的自生、自然的发展时期，文化、思想也在起着推动作用。贡献最大的有“五大贤”，培根、牛顿、洛克、休谟、亚当·斯密。他们不断地批判神权、君权，强调人的权利。洛克写作了《政府论》上下两篇，上篇针对“君权神授”，批判“神权、父权、君权”的虚妄；下篇则自然而然提出人人生而自由平等的思想。他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政治权力”。陈先生赞叹说：“说得何等透彻、全面而又精炼。它其实就是启蒙思想的核心，把人和人的权利放在一切政治权力之上，而且成为尔后西方政治文明所不能绕过的根本点。”包括后来的美国的《独立宣言》、法国的《人权宣言》，乃至现在联合国一切关于人权和公民权利的基本思想皆出于此。其实，人类社会的问题说简单也简单，归根结底就是如何使每个人生活得更好一些；说复杂也复杂，都是一些聪明人把它弄复杂了，好浑水摸鱼。
英国的思想启蒙走的是渐进的道路。如果从13世纪的“大宪章”运动算起，到18世纪完成则有四五百年的光景，细水长流，水到渠成。这期间或有小的倒退或停顿，但总的说来是不断前进。最后达到“虚君”立宪的目的，在国体没有根本改变的情况下。政体是在不断地进步。而政体(政府的形成及其组织形式)才是人民参政程度和享受权利的真正指标。因为君主已经没有实质性的权力，国体变不变与民众关系不大。那些立宪制的君主政体，国王只是告朔之饩羊，无非是比民选元首多点支出罢了。在社会或国家发生危机时它还能起稳定作用。因此，我们不能不说在对待社会进步问题上，盎格鲁一撒克逊人是比较聪明的。在社会动荡、利益纷争之时，他们懂得用妥协的方法来争取自己的利益。不是锱铢必较，甚至搞成王败寇；无论是统治者还是被统治者总的说来都比较克制，懂得要想维护长远的利益不得不放弃某些眼前的追求；他们知道自己不可能世世代代都不离开英伦三岛，统治者比较早地允许(后来发展成为支持——遂成为殖民主义)国民离开家园、离开英伦三岛寻求新的幸福。因此他们完成从中世纪到现代文明社会的过渡中，没有流太多的血、没有大规模地破坏祖先遗留下来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与世界其他民族(比如法国)比较起来真是幸运。有人说英国革命不彻底，举例就是保留了皇室。然而什么叫彻底呢?“皇室”存在不就是个形式吗?彻底不彻底关键要看“人和人的权利”是否得到保障?我们把英国与曾把国王送上断头台的法国相比较，难道英国的人权比法国弱吗?
陈先生特别指出：“英国的特殊贡献被它的‘先到一步’的政治文明给盖住了。”(《启蒙在苏格兰》，《万象》2008，7)欧洲18世纪所遇到的许多根本问题(比如宗教冲突、民族自决等)，它早已先期解决了。法德两国和欧洲其他国家的启蒙其实都受到“先走一步”英国的影响。在《跟伏尔泰去英国》(《万象》2007，3)中陈先生批评了“一种说法”，“即中国的儒家对欧洲的启蒙运动产生了如何如何的影响”。后来又在《闲说“伏尔泰与中国”》(2007，9)再次辨析这个问题，指出伏尔泰获得有关中国的资料大多是从传教士那里得来的二手货，对中国的理解很肤浅，给伏尔泰影响最大是英国。在当法国专制统治还特别严酷、宗教冲突和迫害还很激烈的时期，他曾外出游历，在英格兰居住三年，所见所闻，与法国大不相同，使他惊喜，他把这些写入《哲学通信》之中。伏尔泰在议会里看到英国议员如何讨论国家大事，因为有了强势议员的监督，英国是欧洲唯一的能制约君王权力的国家。伏尔泰断言：“在这个政府里，君主有无限权力去做好事，倘使想做坏事，那就双手被缚了。”(《跟伏尔泰去英国》)给伏尔泰印象最深的是英国的知识界辉煌的成就。他崇拜其中的杰出分子，如培根、洛克、牛顿等。伏尔泰赞颂他们带给人类知识和才能，他们是用真理说服人的人，而不是用暴力压服人的人。英国也给了这些人极高的荣誉。西敏寺大教堂中的纪念碑大多不是为政治人物和权贵设立的，而是为科学家、艺术家、哲学家。从这组通信中可以看到伏尔泰内心深处所服膺的东西。
“启蒙”这组文章写在陈老生命烛光即将燃尽的时候，可以说这是为他所深爱的祖国和人民写下的思想遗嘱。就在去世前3个月发表的《敬畏思想家》中说：“我马上就八十岁了。老天留给我的时间越短，就愈感到‘思想’和‘思想家’在历史上的分量。因而也就为在一生中有多长的时光等于‘无效劳动’而遗憾。‘经验’总是可贵的，但也很可能是‘混日子’的‘经验’。”老先生一生勤于思考，手不释卷，可是故园近世饶风雨，谁也不能完全超脱这个大环境，谁敢说自己没有“无效劳动”?恐怕干“反效劳动”也不少。幸而近三十年来知识界中还有一些经过深入反思，从而摆脱外力干扰的杰出人士，在各个领域中辛勤开垦。乐民先生是其中因不张扬、被人知道不多的一位。在他离开我们的时候，特揭橥于此，以为对先贤的感恩和纪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