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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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在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利维坦》中指出，“要是没有建立一个权力或权力不足，以保障我们的安全的话，每一个人就会，而且也可以合法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计策来戒备所有其他的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再次证明，个人和国家都存在这样的倾向。 整个世界都被拖入恐慌，国家、族群、个人观念、政策的差异性和冲突性给本已晃动不止的全球化支柱新添裂痕，世界面临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家努力通过权力控制局势、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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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思想家霍布斯在被后世奉为经典的《利维坦》中指出，“要是没有建立一个权力或权力不足，以保障我们的安全的话，每一个人就会，而且也可以合法地依靠自己的力量和计策来戒备所有其他的人”。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再次证明，个人和国家都存在这样的倾向。
整个世界都被拖入恐慌，国家、族群、个人观念、政策的差异性和冲突性给本已晃动不止的全球化支柱新添裂痕，世界面临新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国家努力通过权力控制局势、塑造形象，但真假难辨且破坏性很强的信息潮以更快速度肢解这些努力。谎言、偏执和被煽动的仇恨在高速传播的信息空间里四处侵蚀，不仅让世界病了，还让世界乱了。
可以说，新冠病毒引发的全球性恐慌是人类进入21世纪之后比9.11事件还要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也是二战后一道分水岭，所带来的深刻变化虽现在还不能观其全貌，但仅从安全角度已在显现危害性。
第一个方面，是利益分歧。观念影响决策和行动，现有集体安全体制下的国际合作无不是基于体制内行为者的利益共识和机制约束。全球化内的相互依存原本淡化了部分国家间的潜在对抗性，但当人类再次面对重大危机，围绕疫情溯源、抗疫方式的意识形态、政治体制乃至文明文化的差异再次被放大，局部逆全球化的趨势也更加明显。很多人在判断一个政府的举措是否正当合理时，不是从应对危机的效果出发，而是偏执于东西方或政治形态差异以及其自恃的所谓“合法性”。指责异己不需要承担太多政治风险，甚至能给政客或媒体带来翻倍的“红利”，这样的趋势必然会让合作的共识发生倒退。
第二个方面，是国家间信任的崩溃。互信既包括对双方信任和遵守承诺，还包括相信对方具有针对极端行为的底线把控意识和能力。现实主义不相信权力间存在绝对的互信，一些国家“本国优先”的政策调整引发了受害国对现有国际体制、国际关系的不满和质疑，还有国家截夺抗疫资源，或借机漫天要价要求减免债务等，更有不少人对中国采取的对外合作政策持续污名化、妖魔化。这些看似魔幻的情节，只会让人类为摆脱世界无政府状态而构建起来的信任体系持续衰退，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滋长更是点燃了越来越多的冲突点，撕裂了合心合力的基础。
第三个方面，是绝对收益的对立。追求安全收益最大化看似是国家的“合理”行为，但试图实现绝对安全收益往往会加剧对抗，并可能导致全球体制崩溃。抗击疫情过程中，有的国家或群体、个体为追求安全收益的最大化甚至绝对化，出现极端倾向、暴力倾向和种族主义倾向，其负面影响绝非仅是使大国关系更加动荡，还暴露了发展中国家在危机面前的脆弱性。在可预见的未来，全球经济陷入衰退，谁能先“上岸”以及怎么“上岸”必将影响到今后的世界格局和国际安全环境。
第四个方面，是权力和技术对安全的影响。疫苗研发、国家动员、人员流动监控等，这些的背后比的都是综合国力和体制机制。尤其要重视的是国家权力与技术结合后再投射到重大安全领域而生成的能力，其中特别关键的是智能化赋能造就出的“国家新质能力”。这些能力改变的不仅是安全的形态，更是实现安全的前提条件，甚至已然埋下了全球政治经济重新洗牌的伏笔。
每个人心里都有个能够完美平衡个体与国家、权力与权利的“理想国”，但在生命安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理想的脆弱性抵不过现实的张狂。这场国际公共卫生安全危机暴露出来的一些国家各自为战、祸水外引、拒绝履行国际责任的行为，是威胁国际体系续存发展的“致命病毒”。人类是命运共同体，团结合作是国际社会战胜疫情最有力的武器。强大的国家实力是实现安全的底气，负责任的国际合作则是引领世界走出阴霾的唯一有效途径，更是避免国家间关系从和平合作向对立冲突转变的关键。
本文责编 安 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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