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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美国大选吸引了全球关注。民主党总统候选人拜登行政经验丰富，人脉深厚，熟悉外交事务，若当选将焕发巨大能量，其组织力和执政专业性不容小觑。竞选期间，拜登组建了一支阵容豪华的外交“梦之队”，下设20个工作组，配置了49名联席主席，超过2000人为其服务。一旦胜选，拜登将修正美国日益偏离轨道的外交政策，而对华政策不可避免地会成为其总体外交政策的核心内容之一。要想判断拜登当选后的美国对华政策，必须了解其外交团队的人员构成情况。
外交核心团队跨老中青三代
拜登外交团队既重用“嫡系”，也广纳贤才，兼具“忠诚”与“能力”，其中大量关键人物将在拜登上台后进入不同岗位担任要职。目前看，以下拜登外交团队内层核心成员，即其“嫡系部队”，将是他执政后中方直接打交道的主要对象。
安东尼·布林肯，58岁，犹太裔，出生于外交精英世家，其父曾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其叔曾任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其妻曾任拜登的政府间事务和公共联络助理，后出任分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林肯曾是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首席撰稿人，从2002年开始追随拜登，曾任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升任常务副国务卿。若拜登胜选，他大概率会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中国问题上，布林肯给中美关系定下的基调是，“要比高不比低”，赞同采取预防性外交、支持军事威慑，主张对华坚持贸易规则和对等互惠，通过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对付“一带一路”。
汤姆·多尼隆，65岁，曾任奥巴马总统第二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其家族与拜登交情颇深，弟弟迈克从1981年起就担任拜登的竞选顾问，被称为“拜登的另一个自我”。其妻曾任第二夫人吉尔的办公室主任。多尼隆曾多次协调中美高级别对话，对中国领导人比较熟悉。拜登执政后，他或将成为白宫高级顾问，是拜登对华决策时必然咨询的对象。
埃利·拉特纳，43岁，是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目前在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任执行副总裁。拉特纳在国务院时是坎贝尔的下属，负责中国事务。两人近年来数次联合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拉特纳2002年就进入国会参议院为拜登工作，2015年又成为拜登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若拜登当选，他可能在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担任副职，或在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是制定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
“70后”杰弗里·普雷斯科特也曾是拜登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在中国生活七年，2002年在北京创立耶鲁中国中心并任副主任，是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嫡系部队”中还有两位国防部背景的人，均在拜登任副总统时当过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一位是资深欧洲问题专家朱丽安·史密斯，曾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可能会出任美国驻北约或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位是前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布莱恩·麦吉翁，曾任白宫国安会执行秘书，负责行政、预算和人事工作。
专业精英储备实力雄厚
拜登还吸纳了长期混迹于各届政府、来自民主党不同派系的政策圈精英。为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他将为这些人安排与其经验和能力相称的职位。
杰克·苏利文，44岁，是民主党内公认的外交智囊和政治“新星”。他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嫡系，也是她竞选总统时属意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人选，希拉里甚至曾放言称苏利文未来有竞选总统的可能。苏利文曾连续两次参加希拉里竞选团队，并追随她进入国务院，掌管政策规划司。在希拉里离开政府专心备选时，苏利文本计划辞职，因能力出众被奥巴马极力挽留，转任拜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参与操盘美国与伊朗的核协议谈判。希拉里败选后，一度深受精神打击的他重新振作起来，创立了反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国家安全行动组织”（NSA），该智库几乎囊括了民主党建制派外交和国家安全圈所有重要成员。
库尔特·坎贝尔，63岁，希拉里系，奥巴马时期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设计者。他门生众多，即使在特朗普时期也遍布国务院各大部门，其外交理念对美国外交界职业圈层影响较大。今年7月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外交忍耐结束了？》一文，批评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把中美关系恶化归咎于中国，这一观点代表了民主党相当多专业精英对中国看法的转变。2019年9月，坎贝尔和苏利文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没有灾难的竞争》一文，指出美对华接触政策已经结束，但不应就此切入冷战模式，中美可以共存，不能为了竞争而竞争，要防止两国关系滑入危险的冲突状态。
拜登团队吸纳了不少女性精英，为彰显“粉红力量”和多元化，他很可能任命多位女性高官参与外交和国安决策。首推苏珊·赖斯，56岁，曾任奥巴马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非洲裔女性身份一度进入拜登此次竞选的副总统候选人“短名单”。拜登一旦当选，有可能安排她出任国务卿。目前，赖斯已进入拜登着眼当选组建的过渡小组，离国务卿位置又近了一步。
另三个值得关注的女性分别是：艾薇儿·海恩斯，51岁，奥巴马系，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奥巴马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目前是拜登过渡小组成员，有可能成为下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或国家情报总监。萨曼莎·鲍尔，50岁，爱尔兰裔，奥巴马系，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董事会成员，曾做过南斯拉夫戰地记者，是人权事务专家，著作获过普利策奖。米歇尔·弗卢努瓦，60岁，希拉里系，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与坎贝尔在2007年共同创立了新美国安全中心，拜登当选后由她出任国防部长的呼声不低。 此外，拜登团队还吸纳了两位具有跨党派色彩的前高官。资深欧洲问题专家和谈判专家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小布什时期被任命为副国务卿，2008年离开政府后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执教，一直积极主推美印关系。阿什顿·卡特在小布什时期加盟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国际安全顾问班子，奥巴马时期成为国防部长。这两个人将来会作为拜登团队和共和党建制派之间的桥梁人物，助拜登顺利接管国务院和国防部。
经贸团队星光耀眼
中美关系不仅涉及外交和安全议题，还包括经贸、流行病、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了解拜登团队外交安全领域以外的构成也很重要，特别是在经贸领域。
民主党建制派和进步派在贸易、税收、气候变化、社会福利、教育等问题上存在激烈博弈。桑德斯和沃伦等人成立了六个联合工作小组，与拜登共商经济政策。拜登已召唤多名奥巴马时期主流经济学家进入团队，并属意由哈佛大学前校长、克林顿时期的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担任其经济团队的主要负责人。萨默斯是奥巴马政府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的主要操盘手，但他没有得到民主党进步派的支持和配合。鉴于他在學界和政界的超级影响力，即使将来不进入拜登政府，也将扮演经济金融领域的“精神教父”角色。
萨默斯认为，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看法的转变，贸易战最大的后果是心理威慑，只会陷入两败俱伤的局面。美国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战略，辅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中美双方应把谈判框架放宽，用更加宽泛的思维及多边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两国想要保持稳固关系，需要打消彼此疑虑，相互做出战略保证。
随着进步派代表在地方参众两院初选中不断占据“建制派”曾经拥有的席位，拜登也吸纳了大量“进步派”经济学家参与政策制定。下面这些人可能在拜登的经贸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能出任司法部长的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和首席经济学家杰瑞德·伯恩斯坦;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兼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前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弗罗曼;桑德斯的高级经济顾问、石溪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学教授斯蒂芬妮·凯尔顿。此外，还有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世界贸易组织前法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总顾问珍妮弗·希尔曼和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贸易副代表的米里亚姆·萨皮罗，这两人极有可能是拜登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人选。
综合来看，拜登的外交团队汇聚四届总统的行政班底（但以奥巴马时期人员为主），充斥着在特朗普时期忍辱四年蓄势待发的专业精英，跨越老中青三代，既有担任过部级以上要职、拥有丰富冷战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的“老炮儿”，又补充了不少少壮派和进步派势力。其成员多是哈佛、耶鲁、牛津三所名校的博士，其中“哈佛帮”人数最多，他们离开政府后又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国家安全行动组织、阿斯本战略集团、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等智库中汇集，彼此政见相合、相互背书，经常联名发表文章，形成一个紧密圈子。
与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朋友圈”“小作坊”相比，拜登领导的是汇集了各领域顶尖人物的“集团军”，意味着如果他当选，我们与美方打交道可能不会比特朗普时期更容易，需要更为精细和专业化的操作。在对华政策方面，尤其需要关注苏利文、坎贝尔和拉特纳这个“铁三角”，他们将是拜登政府中给中美关系定基调的关键人物，美国对华决策群体的普遍年轻化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师、太和智库研究员）
外交核心团队跨老中青三代
拜登外交团队既重用“嫡系”，也广纳贤才，兼具“忠诚”与“能力”，其中大量关键人物将在拜登上台后进入不同岗位担任要职。目前看，以下拜登外交团队内层核心成员，即其“嫡系部队”，将是他执政后中方直接打交道的主要对象。
安东尼·布林肯，58岁，犹太裔，出生于外交精英世家，其父曾任美国驻匈牙利大使，其叔曾任美国驻比利时大使。其妻曾任拜登的政府间事务和公共联络助理，后出任分管教育和文化事务的助理国务卿。布林肯曾是克林顿的外交政策首席撰稿人，从2002年开始追随拜登，曾任其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后升任常务副国务卿。若拜登胜选，他大概率会担任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在中国问题上，布林肯给中美关系定下的基调是，“要比高不比低”，赞同采取预防性外交、支持军事威慑，主张对华坚持贸易规则和对等互惠，通过构建“民主国家联盟”对付“一带一路”。
汤姆·多尼隆，65岁，曾任奥巴马总统第二任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其家族与拜登交情颇深，弟弟迈克从1981年起就担任拜登的竞选顾问，被称为“拜登的另一个自我”。其妻曾任第二夫人吉尔的办公室主任。多尼隆曾多次协调中美高级别对话，对中国领导人比较熟悉。拜登执政后，他或将成为白宫高级顾问，是拜登对华决策时必然咨询的对象。
埃利·拉特纳，43岁，是年轻一代的中国问题专家。目前在前助理国务卿库尔特·坎贝尔成立的新美国安全中心任执行副总裁。拉特纳在国务院时是坎贝尔的下属，负责中国事务。两人近年来数次联合发表关于中国的文章。拉特纳2002年就进入国会参议院为拜登工作，2015年又成为拜登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若拜登当选，他可能在白宫国家安全理事会担任副职，或在国务院负责亚太事务，是制定对华政策的关键人物。
“70后”杰弗里·普雷斯科特也曾是拜登副总统的副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在中国生活七年，2002年在北京创立耶鲁中国中心并任副主任，是复旦大学客座教授、北京大学法学院访问学者。
“嫡系部队”中还有两位国防部背景的人，均在拜登任副总统时当过他的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一位是资深欧洲问题专家朱丽安·史密斯，曾获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勋章，可能会出任美国驻北约或常驻联合国代表。一位是前国防部副部长帮办布莱恩·麦吉翁，曾任白宫国安会执行秘书，负责行政、预算和人事工作。
专业精英储备实力雄厚
拜登还吸纳了长期混迹于各届政府、来自民主党不同派系的政策圈精英。为照顾方方面面的利益，他将为这些人安排与其经验和能力相称的职位。
杰克·苏利文，44岁，是民主党内公认的外交智囊和政治“新星”。他是希拉里·克林顿的嫡系，也是她竞选总统时属意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人选，希拉里甚至曾放言称苏利文未来有竞选总统的可能。苏利文曾连续两次参加希拉里竞选团队，并追随她进入国务院，掌管政策规划司。在希拉里离开政府专心备选时，苏利文本计划辞职，因能力出众被奥巴马极力挽留，转任拜登副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曾参与操盘美国与伊朗的核协议谈判。希拉里败选后，一度深受精神打击的他重新振作起来，创立了反对特朗普外交政策的“国家安全行动组织”（NSA），该智库几乎囊括了民主党建制派外交和国家安全圈所有重要成员。
库尔特·坎贝尔，63岁，希拉里系，奥巴马时期任负责东亚和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是“亚太再平衡”战略的主要设计者。他门生众多，即使在特朗普时期也遍布国务院各大部门，其外交理念对美国外交界职业圈层影响较大。今年7月坎贝尔在《外交事务》杂志上发表《中国的外交忍耐结束了？》一文，批评中国放弃了“克制政策”，把中美关系恶化归咎于中国，这一观点代表了民主党相当多专业精英对中国看法的转变。2019年9月，坎贝尔和苏利文联名在《外交事务》杂志发表《没有灾难的竞争》一文，指出美对华接触政策已经结束，但不应就此切入冷战模式，中美可以共存，不能为了竞争而竞争，要防止两国关系滑入危险的冲突状态。
拜登团队吸纳了不少女性精英，为彰显“粉红力量”和多元化，他很可能任命多位女性高官参与外交和国安决策。首推苏珊·赖斯，56岁，曾任奥巴马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因非洲裔女性身份一度进入拜登此次竞选的副总统候选人“短名单”。拜登一旦当选，有可能安排她出任国务卿。目前，赖斯已进入拜登着眼当选组建的过渡小组，离国务卿位置又近了一步。
另三个值得关注的女性分别是：艾薇儿·海恩斯，51岁，奥巴马系，曾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和奥巴马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目前是拜登过渡小组成员，有可能成为下任中央情报局局长或国家情报总监。萨曼莎·鲍尔，50岁，爱尔兰裔，奥巴马系，前常驻联合国代表，现为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董事会成员，曾做过南斯拉夫戰地记者，是人权事务专家，著作获过普利策奖。米歇尔·弗卢努瓦，60岁，希拉里系，曾任国防部副部长，与坎贝尔在2007年共同创立了新美国安全中心，拜登当选后由她出任国防部长的呼声不低。 此外，拜登团队还吸纳了两位具有跨党派色彩的前高官。资深欧洲问题专家和谈判专家尼古拉斯·伯恩斯在小布什时期被任命为副国务卿，2008年离开政府后到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执教，一直积极主推美印关系。阿什顿·卡特在小布什时期加盟国务卿康多莉扎·赖斯的国际安全顾问班子，奥巴马时期成为国防部长。这两个人将来会作为拜登团队和共和党建制派之间的桥梁人物，助拜登顺利接管国务院和国防部。
经贸团队星光耀眼
中美关系不仅涉及外交和安全议题，还包括经贸、流行病、网络安全、气候变化等全球性问题，了解拜登团队外交安全领域以外的构成也很重要，特别是在经贸领域。
民主党建制派和进步派在贸易、税收、气候变化、社会福利、教育等问题上存在激烈博弈。桑德斯和沃伦等人成立了六个联合工作小组，与拜登共商经济政策。拜登已召唤多名奥巴马时期主流经济学家进入团队，并属意由哈佛大学前校长、克林顿时期的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担任其经济团队的主要负责人。萨默斯是奥巴马政府应对2008年次贷危机的主要操盘手，但他没有得到民主党进步派的支持和配合。鉴于他在學界和政界的超级影响力，即使将来不进入拜登政府，也将扮演经济金融领域的“精神教父”角色。
萨默斯认为，特朗普的一系列政策反映了美国对中国看法的转变，贸易战最大的后果是心理威慑，只会陷入两败俱伤的局面。美国需要的是切实可行的战略，辅以“胡萝卜加大棒”政策。中美双方应把谈判框架放宽，用更加宽泛的思维及多边的方式处理两国关系。两国想要保持稳固关系，需要打消彼此疑虑，相互做出战略保证。
随着进步派代表在地方参众两院初选中不断占据“建制派”曾经拥有的席位，拜登也吸纳了大量“进步派”经济学家参与政策制定。下面这些人可能在拜登的经贸团队中发挥重要作用：可能出任司法部长的马萨诸塞州联邦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拜登担任副总统时期的经济顾问和首席经济学家杰瑞德·伯恩斯坦;前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副主席兼负责国际经济事务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副助理、前美国贸易代表迈克·弗罗曼;桑德斯的高级经济顾问、石溪大学公共政策与经济学教授斯蒂芬妮·凯尔顿。此外，还有乔治城大学法学教授、世界贸易组织前法官、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前总顾问珍妮弗·希尔曼和曾在奥巴马政府担任美国贸易副代表的米里亚姆·萨皮罗，这两人极有可能是拜登政府的美国贸易代表人选。
综合来看，拜登的外交团队汇聚四届总统的行政班底（但以奥巴马时期人员为主），充斥着在特朗普时期忍辱四年蓄势待发的专业精英，跨越老中青三代，既有担任过部级以上要职、拥有丰富冷战理论积累和实践经验的“老炮儿”，又补充了不少少壮派和进步派势力。其成员多是哈佛、耶鲁、牛津三所名校的博士，其中“哈佛帮”人数最多，他们离开政府后又在新美国安全中心、国家安全行动组织、阿斯本战略集团、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贝尔福中心等智库中汇集，彼此政见相合、相互背书，经常联名发表文章，形成一个紧密圈子。
与特朗普极具个人色彩的“朋友圈”“小作坊”相比，拜登领导的是汇集了各领域顶尖人物的“集团军”，意味着如果他当选，我们与美方打交道可能不会比特朗普时期更容易，需要更为精细和专业化的操作。在对华政策方面，尤其需要关注苏利文、坎贝尔和拉特纳这个“铁三角”，他们将是拜登政府中给中美关系定基调的关键人物，美国对华决策群体的普遍年轻化将对中美关系产生何种影响则是值得研究的问题。
（作者为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师、太和智库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