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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田为代表，最近罢工事件频频见诸媒体，透露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气息，折射出中国政府的良苦用心。
从1978年开始，当执政党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成为颠扑不破的事实。究其原因，是多年来实行的，以“短缺”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模式使社会压抑了巨大的市场性需求，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空间。整个上世纪80年代，经济的增长没有疑问，风险不在经济能否增长，而在政治，即经济的转型过程(市场化改革)是否可控，以及路线分歧所可能引发的党内分裂。
这一关中国终于度过，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内部需求所提供的增长空间终被填满，此时， “经济能否增长、如何增长”再次成为问题，中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引擎。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中，中国找到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药方。这条路径与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取向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无须启动新的经济转型，但必须在原来的路上走得更远。也因此，致力于打破外部封锁，争取“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即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主题。直至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终于完成临门一脚，为未来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中国毕竟不是“四小龙”，而是东方巨龙，其经济规模远非后者可比。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引起许多国家的警惕与抵制，成为2l世纪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要诱因。纵然加入了WTO，也不能使中国免于麻烦。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之路，也是不断遭遇和抵制花样百出的贸易壁垒之路。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发达国家进一步收缩贸易政策，终于使这条路几乎走到尽头，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既然向外走已经行不通，只能重新向内挖掘，这将是一次不亚于1978年的重大变革，经济的发展方式需要经历根本性转型。幸运的是，30年的高增长为“二次转型”积累了巨大物质基础；不幸的是，这种积累主要体现在少数人身上，不能形成广泛的市场有效需求。近30年来，多数人不但承担了市场化改革的代价，而且在為初级外向型经济所必须的低成本竞争力做出牺牲。不管是市场化改革还是外向型经济，受益最大的，都是同一小撮人；付出代价的，也是同样的大多数——有些人只吃饭不洗碗，另一些人只洗碗不吃饭，贫富分化遂一发不可收拾。
新的经济增长之路，关键在于启动内需，启动内需的关键又在于增加多数人的收入，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这应该是近些年对此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不断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的主要原因。阻力也可想而知，因此一次次被提上日程，一次次又无疾而终，政府迄今只能在财富增量的边际上打点秋风。
要调整收入分配，仅靠二次分配的力度有限，必然要触及一次分配。其实，调整收入分配有3个切入点：最关键的是要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其次规范和削减政府开支，第三才是调整一次分配。但从政府本身的立场而言，在前两个方面它都做不到中立，启动的难度和阻力太大；因此，最有可能率先试水的。无疑是对一次分配的调整。
但是，在市场条件下，政府对一次分配的影响手段有限。无论是《劳动合同法》，还是工资指导，企业都不乏规避方法。而且因为担心影响经济，政府投鼠忌器，也不敢出台太刚性的手段。此时，通过增强劳动者的要价能力和谈判手段，来制衡资方，影响一次分配，就成为一个可选项。
在今年以前，在本田以外，劳动者的普遍待遇只会更差，各种形式的反抗也只会更多，但都很难见诸媒体，更成不了气候。此次本田罢工能够持续多日，渐成呼应之势，逼迫资方步步退让，政府的态度令人寻味。此前，为了“经济发展”，政府一直紧紧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及时解决劳资冲突。此次政府当然也没有完全站在劳动者一方，而是采取了某种微妙的相对中立立场。用原来的“挺资”标准衡量，就是反应迟缓，态度暧昧。
自从1978年以来，“扶资抑劳”、“限制基层民众的博弈能力尤其是集体行动能力”，就一直是政府行为的基本逻辑，也是其统一“改革、发展、稳定”三重目标的两个基本落脚点。政府当前的这种态度变化，风险很大，可能同时触动改革(市场化)、发展、稳定三个方面，这一步迈得也颇急。所以，对此无法单纯用“向左转”的意识形态角度衡量，也不能从“和谐社会”的宣示、更柔性对待社会冲突的思路等因素中得到完满解释。付出和承受的越多，说明其所求越大。政府似乎是希望以此作为观察点，寻求调整一次分配，从而启动内需，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留给中国转型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其间的逻辑链条很清晰：要使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启动和扩大内需；要启动和扩大内需，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要调整收入分配，就必须触及一次分配；要撼动一次分配，仅靠政府发力是不行的，而必须调动和增强劳动者的力量；而调动和增强劳动者的力量，有可能损伤即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市场化)。因此，对待“二次转型”，必须有“一次转型”时那种“聚精会神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的全力以赴与果决，否则难有成功的希望。通过近期的一系列罢工事件，政府可从三个方面测试这个社会的体质：一，工人的集体罢工会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二，企业对此的承受力如何，对地方经济的损害度如何?三，罢工过程能否做到有序、可控，尤其是将影响也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
本田工潮对这一切试题都提供了完满答案：一、事件获得圆满解决，工人并没有形成独立工会(既然有波兰团结工会的先例在前，独立工会在今日中国就是绝对不能开放的禁区)，却组织了理性而有序的罢工，并以此为谈判手段，迫使资方让步，提高了工资待遇，调整了一次分配；二、由于罢工有序、可控、可沟通，资方的损失不大，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三、政府史无前例地没有采用任何强力弹压手段，而是通过从旁疏导、协调、斡旋，有效平息了冲突，取得“三赢”的结局。
仅仅一个本田事件。可能还不足以让政府骤下重大的决心。类似的试验，想必还将陆续涌现。而试水的结果，必将影响其后一系列决策，甚至可能改变中国各阶层的行为逻辑和力量对比，导致社会面貌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这一步棋，不但立意深远，而且勇猛果决，令人期待。
从1978年开始，当执政党将工作重心由“以阶级斗争为纲”转移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并逐步引入市场机制时，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即成为颠扑不破的事实。究其原因，是多年来实行的，以“短缺”为特征的计划经济模式使社会压抑了巨大的市场性需求，为经济的高速增长提供了空间。整个上世纪80年代，经济的增长没有疑问，风险不在经济能否增长，而在政治，即经济的转型过程(市场化改革)是否可控，以及路线分歧所可能引发的党内分裂。
这一关中国终于度过，直至上世纪90年代中期，内部需求所提供的增长空间终被填满，此时， “经济能否增长、如何增长”再次成为问题，中国需要寻找新的经济引擎。从“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中，中国找到了以出口导向为特征的外向型经济药方。这条路径与中国从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在取向上是一致的，因此，中国无须启动新的经济转型，但必须在原来的路上走得更远。也因此，致力于打破外部封锁，争取“融入主流国际社会”，即成为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的主题。直至2001年加入WTO(世界贸易组织)，中国终于完成临门一脚，为未来10年的经济高速增长奠定了基础。
然而，中国毕竟不是“四小龙”，而是东方巨龙，其经济规模远非后者可比。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引起许多国家的警惕与抵制，成为2l世纪国际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重要诱因。纵然加入了WTO，也不能使中国免于麻烦。中国的外向型经济之路，也是不断遭遇和抵制花样百出的贸易壁垒之路。直~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及发达国家进一步收缩贸易政策，终于使这条路几乎走到尽头， “如何实现经济增长”再次成为中国社会必须面对的首要问题。
既然向外走已经行不通，只能重新向内挖掘，这将是一次不亚于1978年的重大变革，经济的发展方式需要经历根本性转型。幸运的是，30年的高增长为“二次转型”积累了巨大物质基础；不幸的是，这种积累主要体现在少数人身上，不能形成广泛的市场有效需求。近30年来，多数人不但承担了市场化改革的代价，而且在為初级外向型经济所必须的低成本竞争力做出牺牲。不管是市场化改革还是外向型经济，受益最大的，都是同一小撮人；付出代价的，也是同样的大多数——有些人只吃饭不洗碗，另一些人只洗碗不吃饭，贫富分化遂一发不可收拾。
新的经济增长之路，关键在于启动内需，启动内需的关键又在于增加多数人的收入，因此，收入分配改革成了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前提，这应该是近些年对此改革的呼声越来越高，并不断被提上政府议事日程的主要原因。阻力也可想而知，因此一次次被提上日程，一次次又无疾而终，政府迄今只能在财富增量的边际上打点秋风。
要调整收入分配，仅靠二次分配的力度有限，必然要触及一次分配。其实，调整收入分配有3个切入点：最关键的是要遏制特殊利益集团，其次规范和削减政府开支，第三才是调整一次分配。但从政府本身的立场而言，在前两个方面它都做不到中立，启动的难度和阻力太大；因此，最有可能率先试水的。无疑是对一次分配的调整。
但是，在市场条件下，政府对一次分配的影响手段有限。无论是《劳动合同法》，还是工资指导，企业都不乏规避方法。而且因为担心影响经济，政府投鼠忌器，也不敢出台太刚性的手段。此时，通过增强劳动者的要价能力和谈判手段，来制衡资方，影响一次分配，就成为一个可选项。
在今年以前，在本田以外，劳动者的普遍待遇只会更差，各种形式的反抗也只会更多，但都很难见诸媒体，更成不了气候。此次本田罢工能够持续多日，渐成呼应之势，逼迫资方步步退让，政府的态度令人寻味。此前，为了“经济发展”，政府一直紧紧站在资方一边，帮助资方及时解决劳资冲突。此次政府当然也没有完全站在劳动者一方，而是采取了某种微妙的相对中立立场。用原来的“挺资”标准衡量，就是反应迟缓，态度暧昧。
自从1978年以来，“扶资抑劳”、“限制基层民众的博弈能力尤其是集体行动能力”，就一直是政府行为的基本逻辑，也是其统一“改革、发展、稳定”三重目标的两个基本落脚点。政府当前的这种态度变化，风险很大，可能同时触动改革(市场化)、发展、稳定三个方面，这一步迈得也颇急。所以，对此无法单纯用“向左转”的意识形态角度衡量，也不能从“和谐社会”的宣示、更柔性对待社会冲突的思路等因素中得到完满解释。付出和承受的越多，说明其所求越大。政府似乎是希望以此作为观察点，寻求调整一次分配，从而启动内需，完成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根本性解决方案。
留给中国转型的时间和空间已经不多，其间的逻辑链条很清晰：要使经济增长可以持续，就必须转变经济发展方式；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就必须启动和扩大内需；要启动和扩大内需，就必须调整收入分配；要调整收入分配，就必须触及一次分配；要撼动一次分配，仅靠政府发力是不行的，而必须调动和增强劳动者的力量；而调动和增强劳动者的力量，有可能损伤即时的稳定、发展和改革(市场化)。因此，对待“二次转型”，必须有“一次转型”时那种“聚精会神搞建设，全心全意谋发展”的全力以赴与果决，否则难有成功的希望。通过近期的一系列罢工事件，政府可从三个方面测试这个社会的体质：一，工人的集体罢工会不会对社会稳定造成不可弥补的伤害?二，企业对此的承受力如何，对地方经济的损害度如何?三，罢工过程能否做到有序、可控，尤其是将影响也控制在一定的程度和范围内?
本田工潮对这一切试题都提供了完满答案：一、事件获得圆满解决，工人并没有形成独立工会(既然有波兰团结工会的先例在前，独立工会在今日中国就是绝对不能开放的禁区)，却组织了理性而有序的罢工，并以此为谈判手段，迫使资方让步，提高了工资待遇，调整了一次分配；二、由于罢工有序、可控、可沟通，资方的损失不大，在其可承受的范围之内；三、政府史无前例地没有采用任何强力弹压手段，而是通过从旁疏导、协调、斡旋，有效平息了冲突，取得“三赢”的结局。
仅仅一个本田事件。可能还不足以让政府骤下重大的决心。类似的试验，想必还将陆续涌现。而试水的结果，必将影响其后一系列决策，甚至可能改变中国各阶层的行为逻辑和力量对比，导致社会面貌再次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政府的这一步棋，不但立意深远，而且勇猛果决，令人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