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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去年中国各地都暂停了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今年以来，继江苏省率先确定上调最低工资标准后，浙江、广东，福建、上海、天，津、山西、山东等地陆续调整了最低工资标准。由近期发生的广州南海本田和富士康事件引发的涨薪潮，再次表明中国的低收入工人迫切需要提高基本工资待遇。
工人工资水平偏低
根据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三大美国汽车公司公布数据显示：通用汽车工人工资和各项福利开支达到每小时78.21美元，而三大公司的平均人力成本约为73美元／小时／人，此外，公司还要为用工上缴雇佣税、失业保险等税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业的税前平均工资约为13.58元／小时，同时，国家规定制造企业要为员工缴纳四金，员工整体待遇一般在平均工资的基础上还增加20％，达到16.29元／小时。
但根据媒体的调查发现，汽车行业中自领工作人员的工资远远高于蓝领工人工资，因此，实际一线工人的工资要低于这一平均水平；与美国相比，其差距接近40倍。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中美汽车工人收入的构成成分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工人工资仅占总体收入的30％不到，而直接福利被量化成現金后，接近40％。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中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
这表明，中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近几年中，从未增加过工资的全国普通工人超过26％。
而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例却不断上扬。
“刘易斯拐点”来临
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2010年财政工作一项重要内容是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支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此同时，今年东南沿海地区发生的“民工荒”现象也引发中国专家和学者对“刘易斯拐点”以及提高居民收入等问题的热议。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由于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直到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刘易斯拐点”。
今年春节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有报道指珠三角劳工短缺达200万人。而有研究人士称，珠三角劳工近年来持续短缺预示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据2009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中国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而珠三角的这一比率则高达1.26，表明若不提高工资，将很难招到可用的工人。
但申银万国研究报告表示， “民工荒”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刘易斯拐点”已现。首先，农业与非农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仍不协调，边际产出差距仍较大；其二，中国47％的城市化率与当时日本、韩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时农村人口30％左右的占比相比，差距仍大；其三，2004年民工荒出现后，中国实际工资并未出现大幅上涨。
而且，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报告，以现时全国13亿人口计算，城市人口将由目前的6.1亿增加至2015年的7.67亿，即未来每年平均将有超过10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因此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尚算充裕，但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由此前的“无限供应”年代过渡至目前的“有限过剩”时期。
所以，多数学者表示，从局部看，中国似乎已处于“刘易斯拐点”，但整体上看，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存着过剩问题， “刘易斯拐点”尚未真正来临，应该认为是走向拐点的进程中。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多年来未有全面的上涨，这有悖于国际规律。需要构建合理的收入和分配制度，平稳地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中央密集表态提收入
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的一系列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会议提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今年4月底。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的2010年重点改革任务中，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被置于突出位置。
6月1日，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题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指出，要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他提出在5年内应该实现劳动者工资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收人‘倍增’的做法。”
他说，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针对近期中国各省区普遍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是否会造成企业用人成本上升、导致失业增加、物价上涨，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指出，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依据企业承受能力而制定，更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因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并不是整个社会工资普遍的大幅度提高，而即使是全社会工资大幅度提高也不能够单一地推动通胀，因为通胀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货币发行量，而不是工资这一块。恰恰相反，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将会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力量。
工人工资水平偏低
根据通用汽车、福特汽车、克莱斯勒三大美国汽车公司公布数据显示：通用汽车工人工资和各项福利开支达到每小时78.21美元，而三大公司的平均人力成本约为73美元／小时／人，此外，公司还要为用工上缴雇佣税、失业保险等税款。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中国汽车业的税前平均工资约为13.58元／小时，同时，国家规定制造企业要为员工缴纳四金，员工整体待遇一般在平均工资的基础上还增加20％，达到16.29元／小时。
但根据媒体的调查发现，汽车行业中自领工作人员的工资远远高于蓝领工人工资，因此，实际一线工人的工资要低于这一平均水平；与美国相比，其差距接近40倍。同时，调查结果还显示，中美汽车工人收入的构成成分也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工人工资仅占总体收入的30％不到，而直接福利被量化成現金后，接近40％。
中国社科院发布的《2008年社会蓝皮书》显示，近年来中国劳动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逐年下降。上世纪90年代以前，劳动者报酬占比为50％以上，2001年后这个比重不断下降，到2006年已下降到41％。与此同时，营业盈余比重由原来的20％提高到2006年的30.6％。在2000-2008年，中国财政收入年均增长20.4％，但职工的实际工资年均仅增长15.7％。
这表明，中国国民收入结构失衡，特别是劳动者报酬所占国民收入比重不断下降。来自中华全国总工会的一项调查显示，在生活成本不断提高的近几年中，从未增加过工资的全国普通工人超过26％。
而在发达国家，工资一般会占企业运营成本50％左右，在中国则不到10％。发达国家劳动报酬在国民收入中所占的比重一般在55％以上，在中国则不到42％，并呈逐年下降趋势；资本回报的比例却不断上扬。
“刘易斯拐点”来临
从财政部获悉，财政部2010年财政工作一项重要内容是要着力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支持提高城乡居民收入。与此同时，今年东南沿海地区发生的“民工荒”现象也引发中国专家和学者对“刘易斯拐点”以及提高居民收入等问题的热议。
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所长蔡昉介绍，“刘易斯拐点”是发展中国家内普遍存在的二元经济格局现象。由于农村劳动力持续向城市非农产业转移，大量供给压低了劳动力成本。直到工业化、城市化把表面上的剩余劳动力都吸纳干净了，如果再想继续吸纳剩余劳动力，就必须提高劳动力成本，这个临界点就叫“刘易斯拐点”。
今年春节前后，中国东南沿海地区出现了“民工荒”。有报道指珠三角劳工短缺达200万人。而有研究人士称，珠三角劳工近年来持续短缺预示着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到来。据2009年第四季度数据显示，中国103个主要城市岗位空缺与求职人数的比率从金融危机期间的0.85，大幅回升至0.97。而珠三角的这一比率则高达1.26，表明若不提高工资，将很难招到可用的工人。
但申银万国研究报告表示， “民工荒”的出现并不能简单等同于“刘易斯拐点”已现。首先，农业与非农业产值和就业人数占比仍不协调，边际产出差距仍较大；其二，中国47％的城市化率与当时日本、韩国出现“刘易斯拐点”时农村人口30％左右的占比相比，差距仍大；其三，2004年民工荒出现后，中国实际工资并未出现大幅上涨。
而且，根据联合国公布的《世界城市化展望2009年修正版》报告，以现时全国13亿人口计算，城市人口将由目前的6.1亿增加至2015年的7.67亿，即未来每年平均将有超过1000万农村人口迁入城市。因此目前中国的劳动力供应尚算充裕，但劳动力市场结构已由此前的“无限供应”年代过渡至目前的“有限过剩”时期。
所以，多数学者表示，从局部看，中国似乎已处于“刘易斯拐点”，但整体上看，中国农村劳动力仍然存着过剩问题， “刘易斯拐点”尚未真正来临，应该认为是走向拐点的进程中。但不容回避的问题是，中国城乡居民的收入多年来未有全面的上涨，这有悖于国际规律。需要构建合理的收入和分配制度，平稳地实现经济和社会的转型。
中央密集表态提收入
自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以来，中央的一系列表态，让人们看到了收入分配改革的希望。会议提出，今年经济工作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增强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拉动作用。加大国民收入分配调整力度，增强居民特别是低收入群众消费能力。
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在今年全国“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指出，不仅要通过发展经济，把社会财富这个“蛋糕”做大，也要通过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把“蛋糕”分好。今年4月底。温家宝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会议提出的2010年重点改革任务中，深化收入分配和社会保障制度改革被置于突出位置。
6月1日，第11期《求是》杂志发表国务院副总理李克强题为《关于调整经济结构促进持续发展的几个问题》的文章。指出，要更加注重就业和劳动报酬在一次分配中的作用，更加注重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在二次分配中的作用，以此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结构的重要突破口。要逐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努力形成“橄榄型”收入分配结构。
近日，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所长、中国劳动学会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透露，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年内应该会出来，他提出在5年内应该实现劳动者工资收入“倍增”计划。“如果年均工资增长15％以上，五年左右就可以翻一番。”“应该在‘十二五’规划或者政府的工作计划里面，酌情考虑或者采取收人‘倍增’的做法。”
他说，收入分配领域的很多问题，已引起老百姓的不满。从现在的情况来看，城乡居民之间收入差距维持在3.3倍左右，行业间差距最高达到了15倍之多；10％的最高收入户与10％的最低收入户人均收入相差20多倍，少数金融国有企业高管的年薪水平是社会平均工资的100多倍，而个别企业高管的天价薪酬是社会平均工资的2000多倍。
针对近期中国各省区普遍大幅上调最低工资标准的做法，是否会造成企业用人成本上升、导致失业增加、物价上涨，甚至引发通货膨胀的问题，国家统计局总经济师姚景源指出，最低工资标准的调整取决于经济发展水平，依据企业承受能力而制定，更不会导致通货膨胀的发生。因为，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并不是整个社会工资普遍的大幅度提高，而即使是全社会工资大幅度提高也不能够单一地推动通胀，因为通胀最终还是取决于整个社会的货币发行量，而不是工资这一块。恰恰相反，增加劳动者的收入将会使消费成为拉动经济增长更重要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