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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明光村不是一个村。不过或许很多年前，是一个村的。反正北京这地方，随便一处，都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明光村在成为一个小区以前，是不是世外桃源一样的山村，似乎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老旧的几乎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楼房的小区，房屋均价在十年以前，就已经高得让我不做任何留在北京的念想了。
不过住在这里，却有世外桃源之美。一进圆拱形的小院门，明光村外的喧哗，和明光村小区的琐碎日常，就被锈迹斑斑的吱呀声，给关在了门外。毫无疑问，被一圈柳树环绕的小操场，是这方天地里，最让人喜欢的安静所在。女博士们喜欢运动的不多，大多数深居简出，即便出门，也是看电影，赏话剧，听讲座。游魂一样在小操场上散步的，看不到几个。这反而让宿舍楼前的角落，显得愈发的静谧了。
雨后，周围斑驳的墙壁上，会看到许多奇迹般冒出的蜗牛，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朝上爬行，也不知之前干旱的时候，它们都躲在哪儿。如果弯下腰去，会看到蜗牛不停屈伸向前的身体上，闪烁着湿漉漉的光泽，好像裹在柔滑的绸缎里。这总让人想起夜晚站在路灯下，与某个男人温柔絮语的女博士，学术的枯燥，像蜗牛冷硬的外壳，经过雨水的冲刷，现出柔软的色泽。一切都是静谧的，柳树的枝条被风吹拂着，发出细密的私语。沿墙根的小舞台上，一株槐树落下鬼魅的剪影，那影子在风里飘荡，偶尔，会飘出一个长发的女生来，也不知是在想高深的物理，还是抽象的哲学。
如果每天不用去听讲座，或者不被导师召见，住在这里，跟退休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同进同出，很有些养老的意思。明光村周围全是纵横交错的高架桥，喧嚣自半空重重砸下，行至小区门口，就慢下来，及至博士楼下，更是飘渺遥远起来。人与蜗牛一起，被这种静寂缓慢的时光缠绕住，只看得到树叶间隙里，漏下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天空，蓝得晃人眼睛。
风，很大的风，在春天浩浩荡荡地穿越整个城市。大风将天空吹得格外干净，清澈，以至于连云朵都彻底地消失。就连平日里拥挤的高楼大厦，也似乎后退了几千米。世界在明光村空旷起来。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生活简化为一粥一饭，一书一室。我几乎有些感谢这猎猎的大风，将内心的一切杂念扫荡一空。整个博士楼安安静静的，连小操场上麻雀的叫声，也都歇了。楼道里偶尔闪过一两个人影，幽魂一样鬼魅。很难见几个精致打扮的面容，几乎清一色肥大的睡衣，人裹在其中，好像蚕茧里的蛹，晃来荡去的，听得见窸窸窣窣的声音，却寻不见丝毫的踪迹。
当然会互相串门，交换彼此专业的信息，导师的最新指示，或者学术报告的消息。女人们热衷的校园内外的八卦，或者爱情、化妆品、首饰、服装，当然也在谈论之列。相比起黄蓉与李莫愁们，我们这些“灭绝师太”，还多了一项关于丈夫、孩子与婚姻的探讨。同样处于与爱人或者男友的“分居”状态之中，共同话题里便有了惺惺相惜。性也不是难于启齿的事情，同为“过来人”，就连婚姻里的情感波动，心思游移，都可以与亲密的同学倾诉，反正，早晚我们都要回到各自的城市，互不打扰地继续生活，这一场持续三年的相遇，因为没有任何的竞争与功利，便可以彼此坦诚地交换内心的烦恼。
常来我们宿舍的阿路，是双胞胎母亲。她来北京的那年，两个女儿才一岁半，所以她的这一场读博，便被家人定义为自私的出逃。逃避的当然是养育两个女儿的责任。但事实上，虽然她很少提及，从楼道里总是以争吵为主的电话中，我和舍友橙子知道她逃避的还有岌岌可危的婚姻。所以每次阿路推门进来，都裹挟着一股怨气和躁動。她说话的语速飞快，当然大部分的女博士，都有着非凡的足以吸引导师并清晰阐释自己学术观点的口才。电视台记者出身的阿路，尤其如此;但凡她来，我和橙子都只能支起双耳耐心倾听。她的机关枪会突突突地从两个没人照管的可怜的女儿，转到单位里的奇葩同事，再到学界的某个霸主。但不管谈及什么话题，她带来的总是负面居多。我因此不喜欢听她絮叨，并庆幸博士开学时，她临时调换宿舍到对面房间，离开了我和橙子。
但即便关了房门，也还是会听到走廊上阿路歇斯底里的叫骂声，当然是跟她正在闹离婚的老公。她那么焦灼地在电话里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总让我想起祥林嫂，只是没有人，包括我在内，能够切身地体会到她的痛苦。她的老公，当然更不能。他们像一对仇人，站在悬崖边缘，进行着一场殊死较量。至于两个幼小的女儿，则被阿路寄养在姐姐家里。我只见过一次她与女儿的照片，在她的电脑里。照片上的阿路一家，拥挤在一起，表情幸福。我想阿路一定更希望活在这张照片里，而不是鸡飞狗跳的现实之中。
最初，阿路还会每隔十天乘坐高铁回家一次。后来，她办理了停薪留职，就很少回去了。那个时候，她在楼道里电话的声音，开始变得温柔，语速也慢了下来，不再是急吼吼的样子。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似乎怕打扰了这样甜蜜的絮语。她当然不是给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电话，她们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能让她的心安静下来，她们的哭闹和吵嚷，只会加重她的烦恼和对这个世俗人生的厌倦。唯一能够让她快速行走的双脚换成闲庭信步的，唯有爱情。
夏天的北京城，被热浪裹挟着，人稍微转一下身，便会汗流浃背。明光村里的狗，趴在荫凉地里，伸着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似乎它们不是趴在地上，而是被架在巨大无边的蒸笼上。夜晚，闷热让它们连狗的职责也忘记了，有人走近，一点声息也懒得发出。树上的知了也被晒得快要熟了，只偶尔在周围的车水马龙声中，发出一声慵懒的叫声。明光村里修鞋的，配钥匙的，卖米线的，开小卖铺的，也惰怠了，躺在树下的竹椅上，不耐烦地摇着蒲扇。
这样的酷暑里，人人都躲进空调房不肯出来。博士楼里当然是没有空调的，但吱呀作响的风扇，也多少给人一些安慰。我抱着冰镇的西瓜，试图获得一丝的清凉。就在我抱怨着这密不透风的北京城的时候，阿路的声音，却溪水一样叮咚流淌过来。那声音好像一只鸟在绿荫里歌唱，而且永不厌倦地唱，一直唱到死那样地唱。
一个少妇恋爱了。我将勺子插在吃了一半的西瓜上，笑嘻嘻地对橙子说。
二 明光村的北门口，住着一对卖杭州小笼包的老夫妇。在我尚未入住博士楼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北京待了许多年。据说，他们用卖小笼包的钱，给儿子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子，又娶了媳妇。除了过年，他们一年到头都待在北京，好像这里才是他们的家。但又明显，他们从未眷恋过明光村。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随时都可以离开另起炉灶的漂泊感，和所有来吃小笼包的顾客都是陌生过客的疏离。他们的小笼包非常正宗，我吃过一次就上了瘾，隔一天不吃，便很是想念。他们的米线和馄饨，也无比美味，就是桌上的一小碟咸菜，不知为何，也比别家的更清香一些。
我每次吃小笼包，都要几瓣大蒜，给老板娘说，她从来不会像别家那样，响亮地来一句“来喽”，她没听见一样，转身进屋，也不知在小而拥挤的灶房的哪个角落，寻到了一头大蒜，皮早就干透了，轻轻一搓，就窸窸窣窣地掉下来。女人将蒜放到我的面前，依然一句话都没有，便去忙碌。
有手艺的人，总是牛逼的。橙子如此总结这一对不讨好任何顾客的小笼包夫妇。
有时候，忍不住会对他们的冷淡生气，对橙子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吃了，就连附近枫蓝国际地下一层拥挤的美食城，都比这里服务态度好。
可是没过两天，我又忍不住，被路过时小笼包鲜美的味道撩拨着，挪不动腿。于是故意绕着他们简陋的店铺走。女人将长而柔韧的米线，弯腰从铁桶里捞出来时，那水滴滴答答落在沸腾的热锅里的声音，响在我的耳畔，我又被誘惑着，撤回腿，朝小笼包门口走去。
况且，那个小笼包摊子是开在一株茂盛的大槐树下的呢，这跟“明光村”三个字，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想想，初夏的傍晚，坐在大槐树下，被清凉的风吹着，蘸醋吃着一小笼蒸包，这跟乡下的人，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呼噜呼噜地吃一碗面条，有什么区别？不外乎一个是蹲着，看地上的蚂蚁抢剩饭吃，一个则悠闲地坐在板凳上，看风中来来往往的路人。这比挤在地下小吃城里，看人脑壳和屁股，不知要好多少倍！
所以我跟自己置气没两天，便放下颜面，又灰溜溜地到他们的小吃摊上，自己抽出廉价的餐巾纸，叫一声：老板，来一碗米线，外加半份小笼包。
女人依然是淡淡的，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连一个“哦”字也没有。但我知道不用催促，不过是五分钟，她或她的男人，自会将我所需，准确无误地放到我的面前。
在吃到额头上浸出细密汗珠的时候，对女人的埋怨，便随着汗水从体内全部蒸发，又被餐巾纸擦过后，丢进了大树下的垃圾桶里。就像他们从未记得我是谁一样，我也因这样家常朴质的美味，而在那一刻，原谅了他们的冷淡。
每天出出进进，我从未见过老夫妇的儿子来过。据说儿子儿媳也在北京打工，因租住的地方太小，又每天忙碌不休，他们平日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有。在北京，有多少一年都不会见面的夫妇或者家庭呢？他们所有的打拼，都是为了年底的那一场狂欢。像小笼包夫妇这样的，狂欢也没有多少吧？他们如此沉默寡言，好像每日奔波的蚂蚁，在这个世间所有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忙碌。
不过这样的人生状态，对于高学历的博士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阿路跟老公的见面次数，如果没有孩子作为连接，几乎可以缩减为零。橙子呢，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学期未曾回家团聚。
秋子应该算是我们所有女博士中，活得最为贵族的一个吧。她买来随便戴戴的丝巾，也都是上千元。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在青岛的阳光百货，据说是大使夫人们光顾的贵族商场里，我在上万元的衣服面前，很刘姥姥地一声尖叫，并换来服务生一脸的鄙夷。不过既然来到首都北京，也便长了见识，不会这样毫无修养地一惊一乍。所以看到秋子的名牌衣服，也只是礼貌地给予赞美，并不会因为嫉妒而脸红脖子粗。
当然，秋子的贵族，不只是徒有其衣。她人长得也好看，是个古典美人，所有衣服，都走杨丽萍似的优雅民族风。见过她的人，很难将女博士三个字，跟她联系起来。而且作为一班之长，她几乎是整个学院博士圈的文化宣传中心，最近有什么娱乐活动，哪个名家大腕来作了讲座，哪个电影好评如潮，甚至包括哪个饭馆里新上了好吃的饭菜，她都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她还是老师的宠儿，链接国内国外专家的桥梁。关于出国关于学术关于电影关于美食关于华衣，只有你不懂的，没有她不知道的。
因为电影学专业而见过无数明星，也与知名主持人做过搭档的秋子，并未流露出一丝的张扬。与她在一起，只觉得有一种走遍世界、遍览江河的娴静与优雅。她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却是最为纯净的一粒宝石。她的身上，没有阿路那样浓郁的烟火气和急匆匆行走的戾气。
秋子不忙的时候，便来我们宿舍里聊天。她会冲两杯咖啡端过来，于是两个人坐在窗前，一边慢慢啜饮着咖啡，一边闲闲说着日常琐碎。我第一次跟秋子学会了如何正确地使用咖啡匙，我原本以为用来优雅搅拌的咖啡匙，是可以像我们乡下人一样，拿来舀咖啡喝的。秋子并没有因为我对高雅礼仪的无知，而流露出嘲笑的表情。她一出生就有优越的家境，出国旅行，像我去乡下的亲戚家一样随意自由。但她天生有着接纳并尊重不同文化的修养，所以在我很乡巴佬地像喝茶一样，吹着咖啡热气的时候，她很委婉地向我讲述她第一次喝咖啡的经历，又用学术的思维，分析了西方人喝咖啡的历史及礼仪文化的发展。秋子在说这些的时候，还温柔地将落在我肩头的一根头发掸落下来。阳光穿过窗前风中拂动的垂柳，散落在热气氤氲的咖啡上，我用小勺按九点钟方向搅拌着咖啡，那一小片一小片的阳光，便在其中跳跃起来，连同空气中飘漾的香气，也在这细微的动荡中摇晃了一下。
那是秋天，小操场上铺了薄薄的一层落叶，叶子是从院墙外飘进来的。夏天的蜗牛已经不知去向，只留下干枯的外壳，跟知了一起，挂在粗糙的石灰墙上。如果不是远远的明光村周围汽车鸣笛的声音，这样闲坐在窗前，看树叶飘落的时光，与古寺闲听钟声的静寂，没有什么区别。
咖啡有些凉了。我知道喝完这一杯，秋子便会跟男友前往高雅的西餐厅，或许欣赏永远会让我昏昏欲睡的交响乐。我则直奔小区门口，要一份能够暖胃的米线，满头大汗地吃完，而后回来躲进被窝，翻阅诡异的《搜神记》。
至于双胞胎妈妈阿路鸡飞狗跳的人生与婚外爱情，跟我和秋子，或者忙碌一天的小笼包夫妇，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片落叶，永远也惊不醒一只朝冬天走去的蜗牛。
（安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出版作品集《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乡野闲人》《迁徙记》《寂静人间》25部。荣获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丁玲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特约编辑：刘亚荣
明光村不是一个村。不过或许很多年前，是一个村的。反正北京这地方，随便一处，都有悠久的历史，所以明光村在成为一个小区以前，是不是世外桃源一样的山村，似乎也不太重要。重要的是，这个老旧的几乎全是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楼房的小区，房屋均价在十年以前，就已经高得让我不做任何留在北京的念想了。
不过住在这里，却有世外桃源之美。一进圆拱形的小院门，明光村外的喧哗，和明光村小区的琐碎日常，就被锈迹斑斑的吱呀声，给关在了门外。毫无疑问，被一圈柳树环绕的小操场，是这方天地里，最让人喜欢的安静所在。女博士们喜欢运动的不多，大多数深居简出，即便出门，也是看电影，赏话剧，听讲座。游魂一样在小操场上散步的，看不到几个。这反而让宿舍楼前的角落，显得愈发的静谧了。
雨后，周围斑驳的墙壁上，会看到许多奇迹般冒出的蜗牛，一个一个争先恐后地朝上爬行，也不知之前干旱的时候，它们都躲在哪儿。如果弯下腰去，会看到蜗牛不停屈伸向前的身体上，闪烁着湿漉漉的光泽，好像裹在柔滑的绸缎里。这总让人想起夜晚站在路灯下，与某个男人温柔絮语的女博士，学术的枯燥，像蜗牛冷硬的外壳，经过雨水的冲刷，现出柔软的色泽。一切都是静谧的，柳树的枝条被风吹拂着，发出细密的私语。沿墙根的小舞台上，一株槐树落下鬼魅的剪影，那影子在风里飘荡，偶尔，会飘出一个长发的女生来，也不知是在想高深的物理，还是抽象的哲学。
如果每天不用去听讲座，或者不被导师召见，住在这里，跟退休的老头儿老太太们同进同出，很有些养老的意思。明光村周围全是纵横交错的高架桥，喧嚣自半空重重砸下，行至小区门口，就慢下来，及至博士楼下，更是飘渺遥远起来。人与蜗牛一起，被这种静寂缓慢的时光缠绕住，只看得到树叶间隙里，漏下的一小片一小片的天空，蓝得晃人眼睛。
风，很大的风，在春天浩浩荡荡地穿越整个城市。大风将天空吹得格外干净，清澈，以至于连云朵都彻底地消失。就连平日里拥挤的高楼大厦，也似乎后退了几千米。世界在明光村空旷起来。一切都变得无足轻重，生活简化为一粥一饭，一书一室。我几乎有些感谢这猎猎的大风，将内心的一切杂念扫荡一空。整个博士楼安安静静的，连小操场上麻雀的叫声，也都歇了。楼道里偶尔闪过一两个人影，幽魂一样鬼魅。很难见几个精致打扮的面容，几乎清一色肥大的睡衣，人裹在其中，好像蚕茧里的蛹，晃来荡去的，听得见窸窸窣窣的声音，却寻不见丝毫的踪迹。
当然会互相串门，交换彼此专业的信息，导师的最新指示，或者学术报告的消息。女人们热衷的校园内外的八卦，或者爱情、化妆品、首饰、服装，当然也在谈论之列。相比起黄蓉与李莫愁们，我们这些“灭绝师太”，还多了一项关于丈夫、孩子与婚姻的探讨。同样处于与爱人或者男友的“分居”状态之中，共同话题里便有了惺惺相惜。性也不是难于启齿的事情，同为“过来人”，就连婚姻里的情感波动，心思游移，都可以与亲密的同学倾诉，反正，早晚我们都要回到各自的城市，互不打扰地继续生活，这一场持续三年的相遇，因为没有任何的竞争与功利，便可以彼此坦诚地交换内心的烦恼。
常来我们宿舍的阿路，是双胞胎母亲。她来北京的那年，两个女儿才一岁半，所以她的这一场读博，便被家人定义为自私的出逃。逃避的当然是养育两个女儿的责任。但事实上，虽然她很少提及，从楼道里总是以争吵为主的电话中，我和舍友橙子知道她逃避的还有岌岌可危的婚姻。所以每次阿路推门进来，都裹挟着一股怨气和躁動。她说话的语速飞快，当然大部分的女博士，都有着非凡的足以吸引导师并清晰阐释自己学术观点的口才。电视台记者出身的阿路，尤其如此;但凡她来，我和橙子都只能支起双耳耐心倾听。她的机关枪会突突突地从两个没人照管的可怜的女儿，转到单位里的奇葩同事，再到学界的某个霸主。但不管谈及什么话题，她带来的总是负面居多。我因此不喜欢听她絮叨，并庆幸博士开学时，她临时调换宿舍到对面房间，离开了我和橙子。
但即便关了房门，也还是会听到走廊上阿路歇斯底里的叫骂声，当然是跟她正在闹离婚的老公。她那么焦灼地在电话里诉说着自己的不幸，总让我想起祥林嫂，只是没有人，包括我在内，能够切身地体会到她的痛苦。她的老公，当然更不能。他们像一对仇人，站在悬崖边缘，进行着一场殊死较量。至于两个幼小的女儿，则被阿路寄养在姐姐家里。我只见过一次她与女儿的照片，在她的电脑里。照片上的阿路一家，拥挤在一起，表情幸福。我想阿路一定更希望活在这张照片里，而不是鸡飞狗跳的现实之中。
最初，阿路还会每隔十天乘坐高铁回家一次。后来，她办理了停薪留职，就很少回去了。那个时候，她在楼道里电话的声音，开始变得温柔，语速也慢了下来，不再是急吼吼的样子。从她身边走过的人，会下意识地放轻脚步，似乎怕打扰了这样甜蜜的絮语。她当然不是给自己的两个宝贝女儿电话，她们尚没有这样大的力量，能让她的心安静下来，她们的哭闹和吵嚷，只会加重她的烦恼和对这个世俗人生的厌倦。唯一能够让她快速行走的双脚换成闲庭信步的，唯有爱情。
夏天的北京城，被热浪裹挟着，人稍微转一下身，便会汗流浃背。明光村里的狗，趴在荫凉地里，伸着舌头，呼哧呼哧地喘着气，似乎它们不是趴在地上，而是被架在巨大无边的蒸笼上。夜晚，闷热让它们连狗的职责也忘记了，有人走近，一点声息也懒得发出。树上的知了也被晒得快要熟了，只偶尔在周围的车水马龙声中，发出一声慵懒的叫声。明光村里修鞋的，配钥匙的，卖米线的，开小卖铺的，也惰怠了，躺在树下的竹椅上，不耐烦地摇着蒲扇。
这样的酷暑里，人人都躲进空调房不肯出来。博士楼里当然是没有空调的，但吱呀作响的风扇，也多少给人一些安慰。我抱着冰镇的西瓜，试图获得一丝的清凉。就在我抱怨着这密不透风的北京城的时候，阿路的声音，却溪水一样叮咚流淌过来。那声音好像一只鸟在绿荫里歌唱，而且永不厌倦地唱，一直唱到死那样地唱。
一个少妇恋爱了。我将勺子插在吃了一半的西瓜上，笑嘻嘻地对橙子说。
二 明光村的北门口，住着一对卖杭州小笼包的老夫妇。在我尚未入住博士楼之前，他们就已经在北京待了许多年。据说，他们用卖小笼包的钱，给儿子在老家县城买了房子，又娶了媳妇。除了过年，他们一年到头都待在北京，好像这里才是他们的家。但又明显，他们从未眷恋过明光村。他们的脸上，总是带着一种随时都可以离开另起炉灶的漂泊感，和所有来吃小笼包的顾客都是陌生过客的疏离。他们的小笼包非常正宗，我吃过一次就上了瘾，隔一天不吃，便很是想念。他们的米线和馄饨，也无比美味，就是桌上的一小碟咸菜，不知为何，也比别家的更清香一些。
我每次吃小笼包，都要几瓣大蒜，给老板娘说，她从来不会像别家那样，响亮地来一句“来喽”，她没听见一样，转身进屋，也不知在小而拥挤的灶房的哪个角落，寻到了一头大蒜，皮早就干透了，轻轻一搓，就窸窸窣窣地掉下来。女人将蒜放到我的面前，依然一句话都没有，便去忙碌。
有手艺的人，总是牛逼的。橙子如此总结这一对不讨好任何顾客的小笼包夫妇。
有时候，忍不住会对他们的冷淡生气，对橙子发誓以后再也不去吃了，就连附近枫蓝国际地下一层拥挤的美食城，都比这里服务态度好。
可是没过两天，我又忍不住，被路过时小笼包鲜美的味道撩拨着，挪不动腿。于是故意绕着他们简陋的店铺走。女人将长而柔韧的米线，弯腰从铁桶里捞出来时，那水滴滴答答落在沸腾的热锅里的声音，响在我的耳畔，我又被誘惑着，撤回腿，朝小笼包门口走去。
况且，那个小笼包摊子是开在一株茂盛的大槐树下的呢，这跟“明光村”三个字，如此完美地契合在一起。想想，初夏的傍晚，坐在大槐树下，被清凉的风吹着，蘸醋吃着一小笼蒸包，这跟乡下的人，蹲在村口老槐树下，呼噜呼噜地吃一碗面条，有什么区别？不外乎一个是蹲着，看地上的蚂蚁抢剩饭吃，一个则悠闲地坐在板凳上，看风中来来往往的路人。这比挤在地下小吃城里，看人脑壳和屁股，不知要好多少倍！
所以我跟自己置气没两天，便放下颜面，又灰溜溜地到他们的小吃摊上，自己抽出廉价的餐巾纸，叫一声：老板，来一碗米线，外加半份小笼包。
女人依然是淡淡的，好像没有听见我的话，连一个“哦”字也没有。但我知道不用催促，不过是五分钟，她或她的男人，自会将我所需，准确无误地放到我的面前。
在吃到额头上浸出细密汗珠的时候，对女人的埋怨，便随着汗水从体内全部蒸发，又被餐巾纸擦过后，丢进了大树下的垃圾桶里。就像他们从未记得我是谁一样，我也因这样家常朴质的美味，而在那一刻，原谅了他们的冷淡。
每天出出进进，我从未见过老夫妇的儿子来过。据说儿子儿媳也在北京打工，因租住的地方太小，又每天忙碌不休，他们平日连见面的机会也很少有。在北京，有多少一年都不会见面的夫妇或者家庭呢？他们所有的打拼，都是为了年底的那一场狂欢。像小笼包夫妇这样的，狂欢也没有多少吧？他们如此沉默寡言，好像每日奔波的蚂蚁，在这个世间所有生存的意义，就是为了忙碌。
不过这样的人生状态，对于高学历的博士们，似乎也没有什么区别。阿路跟老公的见面次数，如果没有孩子作为连接，几乎可以缩减为零。橙子呢，为了完成博士论文，也有一个学期未曾回家团聚。
秋子应该算是我们所有女博士中，活得最为贵族的一个吧。她买来随便戴戴的丝巾，也都是上千元。这让我想起很多年前，在青岛的阳光百货，据说是大使夫人们光顾的贵族商场里，我在上万元的衣服面前，很刘姥姥地一声尖叫，并换来服务生一脸的鄙夷。不过既然来到首都北京，也便长了见识，不会这样毫无修养地一惊一乍。所以看到秋子的名牌衣服，也只是礼貌地给予赞美，并不会因为嫉妒而脸红脖子粗。
当然，秋子的贵族，不只是徒有其衣。她人长得也好看，是个古典美人，所有衣服，都走杨丽萍似的优雅民族风。见过她的人，很难将女博士三个字，跟她联系起来。而且作为一班之长，她几乎是整个学院博士圈的文化宣传中心，最近有什么娱乐活动，哪个名家大腕来作了讲座，哪个电影好评如潮，甚至包括哪个饭馆里新上了好吃的饭菜，她都能准确无误地告诉你。她还是老师的宠儿，链接国内国外专家的桥梁。关于出国关于学术关于电影关于美食关于华衣，只有你不懂的，没有她不知道的。
因为电影学专业而见过无数明星，也与知名主持人做过搭档的秋子，并未流露出一丝的张扬。与她在一起，只觉得有一种走遍世界、遍览江河的娴静与优雅。她站在耀眼的聚光灯下，却是最为纯净的一粒宝石。她的身上，没有阿路那样浓郁的烟火气和急匆匆行走的戾气。
秋子不忙的时候，便来我们宿舍里聊天。她会冲两杯咖啡端过来，于是两个人坐在窗前，一边慢慢啜饮着咖啡，一边闲闲说着日常琐碎。我第一次跟秋子学会了如何正确地使用咖啡匙，我原本以为用来优雅搅拌的咖啡匙，是可以像我们乡下人一样，拿来舀咖啡喝的。秋子并没有因为我对高雅礼仪的无知，而流露出嘲笑的表情。她一出生就有优越的家境，出国旅行，像我去乡下的亲戚家一样随意自由。但她天生有着接纳并尊重不同文化的修养，所以在我很乡巴佬地像喝茶一样，吹着咖啡热气的时候，她很委婉地向我讲述她第一次喝咖啡的经历，又用学术的思维，分析了西方人喝咖啡的历史及礼仪文化的发展。秋子在说这些的时候，还温柔地将落在我肩头的一根头发掸落下来。阳光穿过窗前风中拂动的垂柳，散落在热气氤氲的咖啡上，我用小勺按九点钟方向搅拌着咖啡，那一小片一小片的阳光，便在其中跳跃起来，连同空气中飘漾的香气，也在这细微的动荡中摇晃了一下。
那是秋天，小操场上铺了薄薄的一层落叶，叶子是从院墙外飘进来的。夏天的蜗牛已经不知去向，只留下干枯的外壳，跟知了一起，挂在粗糙的石灰墙上。如果不是远远的明光村周围汽车鸣笛的声音，这样闲坐在窗前，看树叶飘落的时光，与古寺闲听钟声的静寂，没有什么区别。
咖啡有些凉了。我知道喝完这一杯，秋子便会跟男友前往高雅的西餐厅，或许欣赏永远会让我昏昏欲睡的交响乐。我则直奔小区门口，要一份能够暖胃的米线，满头大汗地吃完，而后回来躲进被窝，翻阅诡异的《搜神记》。
至于双胞胎妈妈阿路鸡飞狗跳的人生与婚外爱情，跟我和秋子，或者忙碌一天的小笼包夫妇，又有什么关系呢？一片落叶，永远也惊不醒一只朝冬天走去的蜗牛。
（安宁，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发表作品400余万字。出版作品集《我们正在消失的乡村生活》《遗忘在乡下的植物》《乡野闲人》《迁徙记》《寂静人间》25部。荣获首届华语青年作家奖、丁玲文学奖、冰心散文奖、叶圣陶教师文学奖、内蒙古索龙嘎文学奖等多种奖项。）
特约编辑：刘亚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