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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无私的母爱？什么是崇高的情操？什么是凄怆的悲剧？我母亲以她短暂一生的言行举止和宝贵生命，进行诠释和演绎，给了我们一个最标准的答案。
一
1927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我母亲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官地坪乡黄家台村。我外祖父黄翠岩是清末武举人，外祖母罗幺姑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他们在当地颇有名望。外祖母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我母亲是第四个孩子。由于重男轻女，外祖父与祖母给我母亲取名“转男”，希望自她以下，只生儿子。果然，三年之后，外祖母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虽然外祖父、外祖母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但他们对自己的女儿还是很关爱的，让我母亲读了四年初小。在当时当地，也算得有点文化了。但是，农村的地主们眼光毕竟不可能看得很长远，不可能在女儿身上教育投资太多。本来，我母亲天资聪明，是棵读书的好苗子，但外祖父外祖母坚决不让她读书了，而是要她回家参加劳动，发家致富。母亲与她的两个姐姐，都是十多岁就喂猪做饭下田劳作，与一般农户家的姑娘无异。靠她们姐妹的辛勤持家，外祖母家田地一直有增无减。1935年，大舅跟着贺龙元帅闹革命下落不明。1946年，外祖父过世。这期间，母亲的两个姐姐先后出嫁。外祖母带着我母亲，居然将一个呈破落之势的大家支撑下去。1949年秋，母亲嫁到我家，时年二十二岁，像同时代的姑娘一样，她的豆蔻年华也是在辛劳中度过的。外祖母对女儿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外祖父辞世后，这位守寡的当家人，更是节俭得不近人情，据父亲告诉我，自和母亲订亲后，年年都要与我二姨父一道，赶着自家的牛去给外祖母家耕田打耙，栽秧割谷，差不多是长工。我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快乐肯定是很少很少的。
二
母亲嫁来我家，心情应该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女大当嫁，嫁给我父亲，她是心甘情愿的，我父亲是当地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青年。我祖母是当地享有极高威望的方寡妈。我家虽然只是中等收入的人家，但我父亲是独生子，没有矛盾根源。另一方面，她又很担心外祖母的生活。那时，小舅舅还在读中学，远在常德。家中就外祖母一人。面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聪慧孝顺的她，心中一定有着深深的忧虑。
由于家道已经破落和土匪的多次掠抢，外祖母家除了那几间大瓦房和十几亩水田，实际没有多少财富。母亲出嫁，嫁妆也并不多，一张红实木床，一张大实木书桌，几张小茶几，几把木椅，几个木柜，几床好棉被，没有任何金银玉器。但是，在我家乡叶家山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这就已经够风光了。母亲是坐着大红花轿来的。祖母很重视我父亲结婚这件大事，倾其所有，办得热热闹闹，亲朋好友们一片喧闹叫好之声，但我母亲显得非常平静，最多只是浅浅地微笑。除了少女的羞涩矜持，她眉宇间更多的是一丝忧郁。难道她有预感，有直觉，未卜先知，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之花将在短短的十九年后凋谢？
三
母亲嫁来我家不久，官地坪就解放了。我父亲参加了乡民兵队，当队长，跟着解放军剿土匪，以后，又参加了工作，成为国家干部，长年在外，她与我祖母一样，给予了大力支持。她了解我父亲这样的热血男儿。应该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而不应该终老于田野之中。而她自己则在家中勤耕苦作。
我家乡的自然条件很差，主要是缺水，多是旱地、岩壳。人们要想吃碗饱饭，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天大旱时，挑水要到十里开外，平日也要出去四五里远。祖母与母亲都是在自然条件好的地方长大的，嫁到叶家山来，挖岩壳、挑远水、吃玉米红薯，就是对她们的严峻考验，自然条件逼着她们改变生活习惯。父亲长年在外，家中再无男劳力，稼穑艰难，繁重的体力劳动靠她们婆媳去做。她们婆媳真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种收获，植树栽竹，养牛喂猪，纺纱织布等等。她俩都是聪明大气的能干人，相比之下，祖母比较急性，说话很快，动作迅速；母亲比较沉静，说话慢，话不多，声音柔和，动作准确。两婆媳相依为命，情同母女。在单干户、互助组时期，我家的经济状况一直在叶家山保持着最高水平。母亲圆脸大眼，生来端庄，身材匀称，明眸皓齿，是当地的美丽少妇之一。她有些文化，能看书读报写信，且品德端正，通情达理，心地善良，和左邻右舍的关系都很融洽。母亲心地纯正，处理婆媳关系，邻里关系，全凭着与人为善的基本原则。她对那些家境困难一些的乡亲，尽可能施予援手。青黄不接之时，许多人家都在我家借过粮食。祖母望高威重，人们不好意思向她开口，便向母亲开口，母亲总是满口答应。祖母也乐得清闲省心，不久就将家中钥匙交给了母亲。母亲的这些义举善举，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誉。当地如果婆媳吵架时，婆婆们就拿出我母亲做榜样，要求媳妇学习。而那些媳妇就举我祖母为例，进行反驳。多年后，当地的人们还告诉我这些使他们永不会忘记的旧事。他们说，你母亲总是一脸微笑，济人所难，是个真正的好人。但是“好人命不长”，天老爷不长眼，你母亲那么好的人，竟去得那么快！
四
我祖母是眼光独到、眼界很高的能人，她挑中母亲为媳妇，除了母亲端庄大方，五官大气，身体健康，能干勤劳等优点外，还认准了母亲是能多生育男孩的标准体型。祖母共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她一直觉得自己只生一个儿子太少了，在讲人多势众的社会中，一个儿子真的是太少了。她希望母亲多生几个儿子，给她赶本。祖母已经暗自盘算安排好了，她要母亲至少连生四个儿子，取名“荣华富贵”。 祖母的眼光确实准确。1951年夏天，我大哥出生，祖母喜出望外。她给我大哥取名“茂荣”，乳名初生，寓意我母亲继续生下去。母亲生了儿子，地位更稳固。祖母亲手煮鸡蛋杀鸡炖汤，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当时一定是幸福的、满足的。
两年以后，母亲生下我。高兴的祖母给我取名“茂华”。再两年之后，母亲生下个女孩，祖母是个直率的人，她听接生婆婆说是个“不带把”的娃儿，便感到失望，推说头晕，委托二姑给母亲煮鸡蛋炖鸡汤。祖母的这个举动，为她们婆媳关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母亲便亲自抚养我的这个妹妹。但是，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差，这个妹妹终于因高烧而不幸夭折了。再过两年，1957年秋，母亲生下三弟，祖母又高兴得不行，亲手杀鸡炖汤。因为当时已经反对“富贵”的庸俗提法，便取名“新华”。1960年夏，母亲生下第五个孩子，又是个男孩，但这个弟弟刚出生就朝天撒尿。祖母亲手接生，便说：“下地银枪，伤爹伤娘”，认为不好养。果然，这个弟弟也很快高烧不幸夭折了。1962年秋，母亲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即我现在的四弟，祖母喜之不胜，以七十岁高龄亲手哺育他，并取名“爱华”。
就这样，祖母只生一个儿子的终生遗憾终于由我母亲弥补了。而且也很神奇，祖母想我母亲生四个男孩的良好希望也顺利实现了。我祖母对这四个孙子极其疼爱，基本上由她亲手抚养与启蒙，祖母从内心中是感激我母亲的。母亲使我们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功不可没。
但是，母亲一直为两个夭折的孩子悲伤。我懂事后，她多次流着泪说过，“如果你那个妹妹，那个弟弟能活下来就好了……”
是的，如果他们能活下来就好了，尤其是那个妹妹，如果她能活下来，母亲的命运或许就不会那样……
五
人，总得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大背景下生活。解放初期，我家乡是单干户，然后到互助组。不久，土改运动开始了。我家乡是1952年秋进行土改的。祖母被划为中农成分，田地不进也不出。叶家山这个小山村中没有地主、富农、上中农，最高成分就是中农。母亲本人也划为中农成分。当时国家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上中农、小土地出租，打击地主富农。祖母与母亲是风平浪静，但外祖母家则是天翻地覆，她被扫地出门管制起来不说，吃饭还成了问题。当时，我大姨娘婆家也划成了地主，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二姨娘婆家境状况非常不好，舅舅读书还没有谋生能力。好在，祖母给了外祖母雪中送炭般的粮食援助，外祖母的生计才有了着落。祖母并没把这件事当回事，但我母亲却已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直压了她一生。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这几年间，一般情况下，只要勤劳，只要会持家，人们还是有碗饭吃的，祖母与母亲既勤劳又会持家，我家的粮食年年有节余，年年杀年猪有肉吃，喂的鸡多，有蛋吃。加之父亲的工资收入，钱也有用的，家里方方圆圆，整整齐齐，生活一直是很好的。但自1958年起，事情发生了变化。先是办人民公社，所有土地和耕牛、大型农具都要无偿地交给公社大队生产队，母亲陪嫁的一架风车也成为生产队的了。以后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超英赶美。再以后是大食堂、大炼钢铁。雷霆万钧、雷厉风行的命令风越刮越猛。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和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家中的粮食也全部交给了食堂，母亲和祖母带着我们去食堂吃饭，先还吃了几餐饱饭，慢慢地就吃不饱了。
在以后的“大兵团作战”中，大哥上小学，三弟还小，由六十多岁的祖母带着坐在食堂等饭吃。母亲就一直将我带在她身边，上大山开荒，上工地修水库。记得在青佛山挖荒地，人们将挖出的葛根丢在火中烧，等不到烧熟，便吃了起来，母亲首先给我剥开一根，让我先吃，然后她才吃起来。葛根没熟，一咬白粉浆溅得老远，人们的手是黑的，脸是黑的，嘴角是白的，人人都像黑花脸。母亲抱着我，给我抹着脸，不时长叹一声……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有次我跟着母亲出工，锄玉米草，看到母亲将玉米间苗，一般一蔸只留一根玉米苗。回到家后，我也如法炮制，将自留地中已长得很高的玉米拔成一蔸一根。母亲发现后，哭笑不得，连声说这个孩子，哎……
跟着，又是大砍树木烧焦炭，土法上马炼钢铁。用材林、炭薪林、风景林不几天就砍光了，人们就开始打果树的主意。母亲和我祖母亲手栽的已经挂果的梨树、枣树、李树、枇杷树、板栗树等共约三十多棵，是叶家山果树最多的一家。愚昧蛮干的人们提着斧头，扑向我家果树时，母亲以严厉的怒喝坚决制止了他们。母亲一生从未与他人红过脸，更没有高声吵过架，唯独这一次，她真正动了肝火。祖母也发怒了，抱着果树，让他们先砍自己再砍树。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们才住手。当时所有的果树都已归公，母亲和祖母保住的并不是自家的果树，而是全生产队的果树。五十年后，这些果树大都还在给人们奉献着芬芳的花香和甘甜的果实。仅这件事，母亲和祖母就是功德无量了。
六
1959年秋天，我们一家转成国家粮城镇户口，迁往慈利县岩泊渡完小，母亲被安排为小学的炊事员，成为国家职工。我家离岩泊渡一百六十多里山路，母亲、祖母，还有我二姑，轮流背着我与三弟，晓行夜宿，走了两三天，才到了岩泊渡。我们从山路来到公路上，见到一辆汽车，便好奇地没命地跟着跑了很远。
从母亲个人来说，虽然身份变了，由农民变成了国家职工，但工作性质并没有变化，还是辛勤劳动。当炊事员，担水、洗菜、炒菜、淘米、蒸饭，还种菜喂猪，和农村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菜炒得更多，饭蒸得更多而已。学校的教师，部分寄宿生，总共有上百人在食堂吃饭。每天都要起得很早，晚上又睡得很晚，真是“夙兴夜寐”。除了不日晒雨淋外，劳动强度低一些外，劳动时间比农村还长，而且农村的自由度还大一些。但是母亲却感到很满意：一是结束了与我父亲分居十年的状况，全家人团聚了；二是岩泊渡比官地坪叶家山要开放得多，我们兄弟读书受教育质量好了许多。唯一使她忧虑的是，离外祖母远了。叶家山离黄家台只有四五里路，她可以常回去照料，现在，一年最多只能回去一次。
对于一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动妇女来说，食堂的工作，母亲是游刃有余。她进食堂前，食堂不喂猪，她来后，看到那么多泔水被浪费了，便动手喂起猪来。没有猪栏，便在男厕所中间用砖砌了猪圈。她去喂猪食，有诸多不方便，便由我和大哥帮忙，我们年小，提不起猪食桶，便在前边侦察，见里面没人解手，就叫母亲进去倒猪食，然后我们守在门口，不准那些男老师、男学生进去。直到母亲倒完了猪食，我们才撤销“警戒”。自母亲来了之后，食堂每年都杀两头年猪。虽然当时生活困难粮食紧张，没有粮食喂猪，猪并不太肥，但毕竟有了肉吃。人们都从内心中感谢我母亲。母亲是拿固定工资的，不喂猪工资不少，喂猪工资也不多，但母亲却不辞劳苦，一直义务喂了八年，直到她含恨辞世。母亲还动手给食堂做了很多干菜、咸菜、坛子菜，如干南瓜皮、罗卜干、梅盐菜、盐水辣椒、腐乳之类。母亲的能干，立即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好评。所有的老师都叫我母亲“三姐”，且不冠姓，可见他们对我母亲的尊敬。学生也都尊敬地叫她“三妈妈”或“三姑姑”。
学校规模越来越大，食堂先是我母亲一个炊事员，以后食堂有两个炊事员，除了母亲，还有一位男师傅。以后，增设了岩泊渡附中，又加了一位男师傅，总共三个炊事员。母亲主要是负责炒菜。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生活极其艰难，缺油少肉是常事，菜的味道也无法讲究，没有什么油水，只是放盐而已，炒菜基本上是煮菜，但母亲还是尽力多找来一些调料，如干辣椒、桂皮、桔子皮、花椒、胡椒之类，使菜的味道尽可能好一些。1962年下半年之后，生活好转了，油水多了，肉多了起来，还有了鸡鸭鱼蛋的供应，母亲更加讲究菜的烹饪味道了。她尽量不炒大锅菜，不怕麻烦，一种菜宁愿分成两锅或者三锅炒，让老师学生吃上味美可口的菜。她炒的菜，大家都喜欢吃，还一个劲地赞扬好吃好吃，这时母亲的脸上便会绽放出满意的微笑。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吃了饭后，对我母亲说：“三姐，你的手艺越来越好，炒的菜又香又好吃。比起早几年，天上地下。”母亲听了后，当时没说什么，过后对我说，早几年，连油都没有，怎能炒出好菜来？我看得出来母亲的委屈心情。
学校北面是澧水河，南边是康家溪，康家溪就在学校的西边汇入澧水河。那时，这河水溪水都没被污染，清澈透亮。母亲是特别爱卫生的人，尤其是洗菜，哪怕天寒地冻、河水刺骨，她都会去河边洗菜。学校食堂吃饭的人多，常吃和渣，就是将黄豆磨成浆后，不过滤，与青菜一起煮熟，再淋上一些油，味道很鲜美，是湖南著名的农家菜。母亲为了做好和渣，不断地变换青菜品种、南瓜叶、萝卜缨子、油菜苗、韭菜、白菜叶等等。她在河边洗这些青菜时，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再冷的天，手冷得通红，麻木了，她哈哈气，又继续洗。一直要到她自己满意为止。所以她做的和渣味道特别好，我们几兄弟也常常争着抢着吃和渣，百吃不厌。母亲对师生们的爱心，就像澧水的河水和康家溪的溪水一样，清澈透亮。当时，学校还有两块菜地。学校一天也只开两餐饭，因为没有粮食，吃不了三餐。吃早饭后，收拾完了，母亲便下菜地种菜。种菜，是母亲非常扎实的基本功之一，对母亲来说，真正是小菜一碟。加之开始还有我祖母这位大师级的高手帮忙，各种蔬菜都种得特别好。记得那些紫红的辣椒、长长的豆角，还有茄子、苦瓜、萝卜、白菜等等，由于是用粪肥浇的，味道要多鲜美有多鲜美！当地的农妇，前来讨教技术，索要种子的很多。人们都特别尊敬我母亲与祖母婆媳，为她们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果实而倾倒。
母亲勤劳好像是一种本能，很难见到她歇下来。1962年9月的一天，母亲大着肚子和我、大哥推磨磨黄豆浆，准备给师生们煮和渣，母亲与大哥推磨，我给石磨喂黄豆。我们母子三人说着笑着，推着推着，母亲的肚子疼起来了，马上回去，不一会儿就生下了四弟。我觉得，母亲短暂的一生，41岁便辞世，但她的劳动量及劳动成果已超过人们平均劳动量和劳作成果的两倍以上。老天爷只安排她如此短暂的生命，是不是见她太劳累而见怜，所以提前让她休息？
七
母亲天性极其善良，常怀恻隐之心，特别愿意济困扶弱。
1959年下半年，母亲刚到岩泊渡时，吃饭形势正是严峻恶化之时。教师们吃不饱，学生们更吃不饱，我家同样吃不饱，我们兄弟也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学校周边的人们也多是半饥半饱，但我们家毕竟每月都有粮食供应，比农村人家要好一些。学校食堂里，蒸过野果子木瓜子粑粑，煮过枇杷树皮和许多种野菜。即使这些东西也不够吃。那时寄宿学生都要自带口粮，有些没粮食了，饭缽是空的。每到这个时候，母亲便会用我家的粮食给这些空缽蒸上饭，那些学生感动得当场落泪。那几年间，母亲不知帮助了多少学生。以后多年，还经常有家长上门来感谢母亲。学校放假以后，大食堂停火了，我家自己做饭吃，需要买些木柴、鸡蛋之类。凡是老大娘、老大爷送来的鸡蛋干菜和木柴，母亲都全买下来，哪怕并不很需要，价格也比市面上的略高一些，一些零钱也不用他们找回。学校附近的人们，口口相传，都说三姐是个真好人。
母亲还与周围的妇女们保持着良好密切的联系，互相走动，互相帮助，这些妇女对我家也特别友好。学校附近的群众中，也有十分困难的。母亲也给十多户人家都送过一些粮食蔬菜，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不仅这些，母亲帮助别人的行为贯穿她的一生。1968年秋，她遇难后，有好几位教师和工友来还了母亲生前借给她们的七十多元钱，而这是母亲两个月的工资。
也正因为如此，母亲在当地有着极好的口碑，当地人也都敬重地叫她“三姐”。记得有一年，学校附近有一农户家刚生下儿子时，恰好我和大哥从他家门口经过。他们家高兴得不行，说，狗随捉来人，人随踏公转。今天，三姐的两个儿子当踏公，我们家的儿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他们不但要我们兄弟吃红鸡蛋，还给我家送了一大水瓢煮红鸡蛋。母亲收下这些红鸡蛋后，给这家农户加倍地送了鸡蛋，还有红糖。说来也巧，这个小孩以后果然成了国家干部。母亲遇难后，在我父亲和我还没有赶到场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当地的农村妇女和几位女教师把她抬起来并给她换好衣服；也就是这些男劳力将我母亲抬上山的。
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父亲、母亲的月工资合起来是90多元钱，要养老养小，要支援亲友。经济负担是沉重的，而这副重担又主要是放在母亲肩上。
因此，她必须在做好工作之余，还要克勤克俭，精打细算，统筹解决这些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除了父亲的外衣是扯布缝制外，我们一家人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纺棉花，请人织成布，再自己染色，亲手缝制。我们穿的鞋子，都是她亲手一针一线做的。每当夜幕降临，她从食堂回到家，便点起一盏油灯，开始做家务做女红。那时，我们一家只住一间狭小的房间，摆着两张床。我们兄弟早早就睡了，半夜醒来，总能看到母亲还在如豆的油灯下劳作。或者纺纱，或者纳鞋，或者缝补衣服。她用自己的劳作尽可能省下一点钱，以便解决外祖母的生计问题。那些年，她每年利用暑假步行回黄家台一次，看望外祖母，替她买好粮食，添置好衣服，尽几天孝心后，又洒泪作别，再回岩泊渡。还要支援她的姐姐、弟弟家。大姨娘1963年病故后，她的女儿我的表姐来我家住了几年。二姨娘三十五岁便守寡，拖着四个儿女，也需要母亲支援。舅舅、舅娘也有很多事要母亲办。还有父亲这一方的亲友，也需要我家的支援。除了外祖母外，母亲对这么多亲戚的支援也只能是车薪杯水，但母亲只有这么做才能心安。她在我家族亲友中的崇高地位就是通过这样无私的付出而确立的。总之，在那些年，母亲没有一天轻松过，没有一天不身累心累。但母亲的劳作卓有成效，我家顺顺利利地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没有借外面一分钱。
八
母亲不太喜欢说话，比较沉默少语。大哥、我、三弟，我们三兄弟的智力启蒙是祖母完成的。但是道德启蒙、学会做好人的基本规矩，则主要是由母亲的言传身教进行的。
母亲教育我们的道德首先是要品质好，要诚实。她说：“讨米叫化不为丑，切不能做三只手”，“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人无廉耻，百事可为”，“平日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时热天，学校偶尔给老师做糯米甜酒。糯米蒸熟后，要用冷水冷却。有次，母亲端着一大撩箕香喷喷的熟糯米去康家溪冷却，我也跟着去了，我想吃糯米饭，便伸手抓了一团，正要喂进嘴里，被母亲一手打掉在撩箕里，她生气地说，这是公家的，你怎么能随便吃呢？当时就母亲和我，没有他人在场，我说，反正也没人看到，母亲更生气了，大声说，你这个孩子，没人看到就能吃吗？混账！想都不该这样想。要记住，人前人后都一定要做个老实人。我当时十一岁，那是我第一次被母亲这么严厉地批评，委屈得流了泪，所以现在还记忆犹新。母亲教育我们与朋友相处，说：“吃得亏，到一堆”。要与人为善，不能想占别人的便宜，自己要吃得起亏。那时，大哥和我读书成绩好，别人夸赞多，我们有时也有些自大，母亲便说：“开水不响，响水不开”，“满罐水不荡，半罐水起浪”，教育我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沾沾自喜。
母亲也要求我们兄弟勤劳，生怕我们吃不了苦。那时，她上山扯猪草，下地种蔬菜，下河洗菜洗衣服，我们都跟着她跑，并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她就很高兴，笑哈哈的。有一段时间，我和大哥两人经常给食堂抬水，洗猪草。老师们表扬我们，母亲就很快乐。我和大哥还经常利用假期，义务参加附近生产队的“双抢”、积肥劳动，群众们都很喜欢我们，母亲很为我们高兴。母亲对我们兄弟读书很重视，舍得花钱让我们买书。1964年春，我在书店看见一本《湖南民间故事》，很厚，要九角八分钱，在当时已是很贵了。我找母亲要钱，母亲说，书可以买，但要认真读，每天要将书上的故事给我们讲三个。我答应了，母亲就让我买了这本书，每天晚上我都讲故事，大家都听得很有味，母亲也听得大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白的牙齿。以后，我进了初中，给同学们讲故事，还是讲这本书上的故事。
其他方面，母亲则特别宽容，不管我们。不检查我们的作业本，不要我们做任何家务。放心放手地让我们学游泳，摸鱼摸虾，在野地里打仗、打飞棒、打陀螺、滚铁环、疯玩。任由我们在家里钻进钻出，母亲则专注地纳着鞋底，让我们喧哗跳跃。特别是暑假期间，我们兄弟总是光着背，穿着短裤，泡在水里，晒得黑亮。每当傍晚黄昏，她做好了饭，我们还没回家，她就会在大门口吆喝一声：“回来吃饭”，我们便一下子从角落里蹦出来，欢天喜地回家吃饭。家中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我们兄弟吃了的，她尝都不尝。有一年春节前，她灌了一长串香肠，慢慢用小火熏着。我和三弟每天都偷偷地割一节，烧着吃。过了几天，被母亲发现了，以为她要发脾气骂我们，不料母亲却笑了，说，“还好，你们还不蠢，还知道找东西吃。”
母亲很少声色俱厉地骂过我们兄弟，更没有动手打过我们。有什么不快，有什么委屈，她都会放在心中，一人承担，从不往我们身上发泄。母亲的遗传和言传身教，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四兄弟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自强自立自尊，这是关键所在。
九
母亲对外祖母来说是一位好女儿，对祖母来说是一位好媳妇，对我们兄弟来说是一位好母亲，对父亲来说更是一个好妻子。母亲和父亲相亲相爱，母亲对父亲特别通情达理，体贴入微。当年母亲还未出嫁，父亲去给她家耕田打耙时，她就亲手给我父亲做最好的饭菜吃。嫁来我家后，有次他俩傍晚回家，遇上一只大老虎，人虎对面相峙了几分钟，老虎跳进旁边的草丛中走了，他俩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是一个人，后果就不堪设想，这是真正的生死与共。母亲虽然是个劳动妇女，但她特别注重尊严，注重自信，她具有很强的心理优势。她说过，自己靠劳动吃饭，养活自己，养活儿子，不比别人低。所以，她无论在哪儿都是大大方方的。同时，她又恪守妇道，心胸开阔，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父亲领导过的单位，女同志很多，母亲从来不无事找事。对父亲特别放心，从不给他添乱，不吃醋，不妄语，不猜忌，从不怀疑他的忠诚坦白。他们结婚十九年，没有吵过一次架，更没有动过一次手。父亲待人接物，从来就是大大方方，从不担心我母亲使小心眼发小脾气。父亲对母亲特别尊重，从内心感谢母亲给他生下了那么多儿女，吃了那么多苦。虽然母亲是劳动妇女，在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上与父亲存在着差异，但这些比起他们的夫妻情深，比起我们四个儿子，比起我母亲对他母亲的孝顺，都可以忽略不计。1962年秋天，母亲生下四弟后，乳腺发炎，父亲陪着母亲到处找医生看病抓药煎药，非常耐心。1966年“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揪斗，母亲就十分担心，便请假去县城陪他，他们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同时，父亲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家里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家中的经济开支全是母亲说了算。母亲娘家困难，支援他们就多一些，父亲是赞成的。所以，母亲心中也没有什么负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担心我父亲说什么。多年后，父亲还教育我，要理解人情，任何人，养育之恩，骨肉之情，都是最亲的，与其他亲情是有分别的，不能要求一样。他说，你母亲对娘家人好，是应该的，同时，她对我这一方的亲戚也不错，已经很好了。母亲打心底里感谢我父亲的理解和宽容。所以，我们这个家一直是非常和睦的。在我的记忆中，印象中，母亲没有发过一次大脾气。以致于以后，我成人了，看到一些妇女在家里哭闹打骂，泼得不行，就感到不可理解。看到一些丈夫对妻子不骂即打，非常凶狠，我感到更无法接受。
但是，母亲心中，总是存在着忧郁。因为她娘家的地主成分，对我父亲造成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当时的社会，左得可怕，左得离谱。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是大忌。生存都不容易，何况升官重用？母亲知道，父亲的人品能力都是上乘的，之所以上不去，主要是因为娶了她这个地主家的女儿，所以，她有内疚感。土改过后那一阵，外祖母来我祖母家走一走，顺便背点粮食回去度日，母亲都感到十分为难。她总感到理亏，好在我父亲是个达观的伟丈夫，从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自始至终都深爱着我母亲。那些年来，只要区公所放电影，他就会陪着我母亲，带上我们几个儿子，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地去看，人们都羡慕夸赞我父母这对恩爱夫妻，将他们作为学习楷模。就在1968年秋，母亲生日，父亲还给母亲扯了两段很好的布料，一段是毛毕叽，一段是华达尼。可惜母亲舍不得缝制，没有穿上。母亲当然能感受到我父亲的爱，但她是个面对现实的人，现实社会的压力，无处不在。因而母亲这个忧郁的心结，折磨了她一生。我觉得母亲的一生，忧郁是主色调。人生忧虑识字始，事不如意十八九。母亲是思考型的人，读了点书，想问题想得比较深，看问题看得比较远。这一点上，她不像祖母，祖母没读书，想问题处理问题多凭直觉，天不怕地不怕，心中不装那么多事。性格决定命运，母亲冷静理性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她只能生活在理性的社会而不能见容于在动乱时世。
十
1962年下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的几年间，是全国社会生活比较平稳的一个时期。虽然也不断的折腾，但总体上没有对社会、对人民伤筋动骨。人们生活相对平静一些，我家也是一样，生活宁静，井井有条，家庭和美，其乐融融，是一段最幸福的时光。1963年秋，祖母病故，全家人都很伤悲。尤其母亲非常悲痛，常常夜半垂泪。祖母的离去，不但使母亲心灵上失去了亲人的慰藉与关爱，而且家务劳作方面也失去了帮手。晚上，她只能独自一人纺纱、做针线活了。星期天白天，她就会用米汤将我们的衣服浆洗干净，而这些，原来都是祖母做的。母亲爱卫生，爱干净，我们的土布衬衣她都会用米汤浆洗，我们穿在身上又干净又香。
母亲也正当盛年，三十多岁，身体也好。我们兄弟也逐渐长大，多少能帮着做一些家务，部分减轻了她的辛劳程度。父亲的工作也做得比较出色，职务也上升了，由公社联校长升为区联校长。尤其是1964年夏天，大哥小学升初中考试，获得全县最好成绩；第二年的考试，我又获得全县最好成绩。我和大哥都先后被慈利一中录取了。我们所读的岩泊渡完小，也因之名动全县，因为岩泊渡完小离县城三十多里，只是一所乡村小学。人们都纷纷称赞我母亲，说她教子有方。大哥和我也感谢母亲给了我们生养教育之恩，让我们能够静心读好书。母亲当然感到幸福，也夸奖大哥和我给她争了气。以后，三弟读书又很用功，成绩也很优异，母亲更是开心。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时，母亲总是笑容可掬。那时，读书风气特别好，我和大哥从慈一中回到岩泊渡，就有附中的学生和完小的学生成群结队的来我家，找我和大哥讨论题目。我狭小的家里挤满了人，床上也坐满了人，这时，母亲就特别的开心，慈祥地微笑着，把家中可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小客人。
上初中以后，大哥和我在各方面都懂事了很多。大哥和我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成绩好，思想进步。1965年冬天，县新华书店限量发行毛泽东选集，大哥和我排了一个晚上的队。我俩穿着棉衣，披着被单，提着火炉，熬了一通夜，终于买到了，我父母都很高兴，尤其母亲直赞扬我们又上进又能吃苦。我们的家在岩泊渡，我们是寄宿生，每个星期六下午从慈利县城走回岩泊渡，星期天下午又带上母亲制作的干咸菜赶往县城。一般情况下，一个星期要走七十里路。走公路，碎石细砂特别磨布鞋，我和大哥深知母亲做鞋不易，便打赤脚走，临到家门再穿上布鞋。慢慢地，脚板结了一层厚厚的硬茧，走石砂路一点都不觉得痛。母亲发现了后，又心疼又赞扬，说我们懂事了，她也就放心了。母亲还给我们一点零花钱，我们也舍不得乱用，除了买书，我们在星期六回家时买些吃的小食品，如西瓜、粉片、饼干、水果糖之类，与母亲、三弟、四弟一起享用。每到星期六一吃完中饭，我和大哥便脚下生风，往家中飞奔。而这时，母亲已经做好香喷喷的可口饭菜，等着我们。
我进一中时，母亲给我做了一套蓝色的咔叽布学生服，穿着很精神。可是不几天，我将裤子洗了后晒在学校校道绿化树丛上，白天忘了收，晚上想起来，已经不见了。懊悔得不行，回去告诉母亲，母亲没说什么，咬咬牙第二天又给我做了一条相同的裤子。那时，布票紧张，钱又少，缝条裤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母亲则长年穿着补了又补的旧衣裳，很少添置新衣服。1965年冬天，严寒，我是一中初中部的体育委员，天不亮就起来带操，脚上生了冻疮。母亲一面找药找土方子给我治，一面给我赶做了一双大棉鞋。她还交代我不要当体育委员了，把脚养好，把书读好就行了。母亲对我们四兄弟都是一样关爱，从不厚此薄彼，我们兄弟都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布鞋。谁有点小病小恙，她都会亲自照料。手背手掌都是肉，我们四弟兄都是她心尖的肉。1962年夏天，我摔了一跤，后脑勺裂开一道大口子，流了许多血，母亲心疼落泪，她当时正怀着四弟，为了照顾我，她每晚都要我睡在她身边，直到我痊愈。慈母的爱，我们永远都能感受到，永远都不会忘记。
但是，使我们四兄弟终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报答到母亲的养育之恩。母亲没有享受到一天福。
十一
大约是1966年的1月下旬。师生们都已回家，岩泊渡完小，就我们一家人。腊月二十四这天上午，母亲和大哥正准备过年的饭菜。我、三弟、四弟三人在学校大门口玩。四岁的四弟还捧着一大碗饭吃着，一不小心，他一脚踏空，从两米高的台阶顶端跌了下来。瓷碗即刻被摔碎，尖锐锋利的碎片像小刀一样将四弟的下巴洞穿，并伤及牙龈。鲜血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在我们的惊叫声中，父亲和母亲抱起四弟直奔区医院。路上，包住四弟下巴的毛巾已被鲜血浸透。沿途母亲都在流泪。四弟是非常漂亮的男孩，又非常聪明，标准的健美儿童，人见人爱。医生给四弟缝了几十针，四弟最终也痊愈了。但这次偶发事件，给四弟面容造成了很大伤害，下巴留下一块疤。也给母亲心灵上造成很大伤害。我当时已经十二岁，带着两个弟弟玩，责任当然是我的，打我骂我都是应该的。但父亲、母亲没有说我一句，更没有打我。母亲只是说，不怪你，这是命，命中注定你四弟有个败相。
这件事，对我家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跟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6月，一中校园里就一片混乱，我和大哥都参加了革命洪流。当时，大哥是初中二年级，我是初中一年级。我们抬浆糊桶，帮着年纪大点的学生糊大字报。我们参加了红卫兵，参加了步行大串连。以后，又文攻武卫。一句话，在那几年中，由于年纪小，已被“左”的词语完全洗脑，心态也随之发生严重的扭曲。最深入人脑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此等等，铺天盖地，凡怀疑者反对者都会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打击。还有大量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破坏的宣传，尤其是地主老太婆破坏生产队生产的故事，比比皆是。我听到这些故事，就联想到外祖母，难道她也是个破坏生产、时刻想着变天，要使贫下中农吃二遍苦的人？慢慢地，我也不太关心我的外祖母了。一听说谁家出身不好，便从心里看不起。虽然母亲娘家是地主，但我认为母亲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所以我们还不像有些同学与父母决裂，划清界限，以图自保。当然，那些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最终是不可能自保的。我当时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是最容易被蒙骗，也就是可塑性很强的时期，我受的蛊惑，几十年后还未能被完全化解。
1966年6月至1968年11月的两年半时间中，在投身文化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空隙，我和大哥也时常回岩泊渡家中。这期间，城乡都是一片混乱，狼藉不堪。母亲也被革命形势所迷惑，面对我们这两个革命热情如火的小红卫兵，不知该怎么说。她不能也不敢要我们脱离火热的斗争，她只能支持我们。只能要求我们不要参加打砸抢，不要动手打人，不要给教师戴高帽子。我们虽然按母亲的要求，没有参加打砸抢，没有动手打人，也没给教师戴高帽子，但当时我心中对母亲的保守态度是大不以为然的。1966年的7、8月间，红卫兵学生们大破四旧。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决定去砸有名的五雷山大庙。大哥和我回家讲了这件事，母亲坚决不让我们去。这时，是“文革”初始阶段，母亲的教导还有决定作用，我们兄弟就听了母亲的，没有参加。那些同学炸掉了庙中的菩萨，被认为是真革命闯将，我们兄弟也很遗憾。但没过多久，积极炸菩萨的同学都遭到了不好的结局，或伤或残或坐监狱。母亲的决定保护了我们。但母亲的谆谆告诫，与当时的理论宣传相比，显得多么的苍白，不仅是母亲的劝告没用，就是父亲劝告同样无力。1968年夏，武斗正酣的时候，我和大哥，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四岁，坚决要求参加文攻武卫战斗队，我大哥还背着枪支要求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父亲闻讯后赶来劝告阻止，我们不为所动，振振有辞地和父亲辩论了半天，我们的大理论竟然让父亲哑口无言。父亲问，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如果把你们打死了，怎么办？我们说，毛主席的红卫兵，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面对死亡，我们面不改色心不跳，请父亲放心。最终因常德的造反派没来而没有打起来，大哥他们全身而退，死亡没有降临在我们头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1968年初冬，黑色的死神却直扑向母亲而去。
十二
1968年，是我家出现重大危机、人亡家破的一年。这年正月初一，我们兄弟吃过早饭后，去河对岸给老师拜年，在岩泊渡渡口上渡船时，我突然脚一滑，落入河中，河水并不很深，我又会游泳，没有淹着，只是冻得发抖，急急忙忙赶回家换衣烤衣。
当时在船上的一位老爷爷就说，你们家今年肯定会出劫难，你们兄弟要注意，可能会出现在你身上——此时造反派经过密谋，已派人去官地坪黄家台秘密取证，企图将我母亲定为漏划地主分子，然后批斗，然后向我父亲开刀。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父亲、母亲、我们兄弟都毫不知情。一张恐怖的大网已悄然向母亲张开。两处造反派之所以同时清理我母亲，是有着功利性极强的原因。我父亲单位的那个造反派头头，人品极坏，一门心思削尖脑袋钻营谋官，打着把我父亲打倒他来取而代之的如意算盘，特别积极。而附中的造反派头目是一位教师和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那位老师工于心计，自己不出头，把那个学生推在前台。这个学生块头大，力气大，打砸抢出了名，被结合进革命领导小组后，还想进一步立功，好捞到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长期饭票，所以也特别的积极（作者注：这三个头目没有好结果，前者始终没捞到一官半职，抑郁病死；那个老师最后成了过街老鼠；那个学生也没捞到饭票，一直在家中挖地）。而母亲却丝毫未察觉，她只是同情地看着那几位被清理的老师被吊打捆绑，游街示众。被押送回老家。这中间，附中一位出身不好的老师，年纪并不太大，在学校的生产基地劳动时，突然不明不白死了，留下老婆和一个很小的儿子。母亲帮着料理了后事，一直劝慰那个遗属，那个遗属曾在我家哭得死去活来。过后，母亲就为大哥上山下乡的事忙碌。我因不满16岁，暂不下乡。10月下旬，她送大哥回到官地坪叶家山落户。在此期间，她知晓了造反派派人秘密调查她并认定她未出嫁时在娘家当家。造反派放言，我母亲应当重新划定为地主分子。这对母亲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她做梦都想不到呀！如果自己被划为地主分子，我父亲怎么办？我们兄弟四人怎么办？成为地主狗崽子，怎么在社会上生存？有什么前途？她自己怎么办？被押送回乡游街游乡示众？她亲眼看到外祖母被揪斗时所戴的高帽子、黑纸板，难道她要与自己的母亲一道，母女双双被揪斗？
一刹那间，在这些问题面前，母亲意志已近崩溃。她冷静下来思前想后，她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人死之后，一了百了，既保护了儿子丈夫，又保全了自己的名声尊严。她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我们兄弟，她心甘情愿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于是，11月5日，她在返回慈利途中，在龙潭湾渡口第一次欲投水自尽。因救得及时而未果。11月8日，母亲在大姑、我大哥的护送下来到县城文化馆父亲住处。父亲理解母亲的心情，和她谈心，疏导她，劝慰她。但母亲思想反复，失眠，气色也很差，脸色很灰暗，没有一丝笑容。11月10日，父亲被通知进走资派学习班，住进县农科所。于是，母亲便由我大姑、大哥陪同回到岩泊渡小学。大姑、大哥陪了母亲三天后，见母亲情绪好了一些，也回官地坪去了。守护母亲的重任便落在我身上。我当时十五岁，虽然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书一年，没有学到很多东西，思维也很简单，又还很想玩，实际上是承担不了重任的。
那些天，学校里除了革命领导小组的几个造反派和十多位老师外，没有学生。母亲的工作不多。她除了上班，就是纳鞋底，缝补衣服。我和三弟、四弟也一直陪着她讲话。她有时笑一笑，有时很生气，说，你们怎么老跟着我？我说，儿随母走。还有几位女教师劝她，说，可以死当官的老子，不能死讨米的娘。三姐，你出了事，你这四个儿子怎么办？母亲长叹一声，说，这四个儿子哟，唉，是我害了他们。我说，怎么能这么说呢，妈妈，如果没您，哪有我们。将来不管怎样，我们都不怪您。母亲只是叹息一声，不再说话。那几天，她吃饭很少，晚上失眠，我半夜醒来，隔着帐门，听到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时还坐起来。实在不行，她起来点支纸烟，抽几口，但她白天从不抽烟。有天，我还去买来几支纸烟，让她抽，希望能让她镇静一些，母亲接过纸烟，稍微笑笑，没有讲话，放在她的枕头下面。
十三
1966年11月17日上午，母亲给我们三兄弟做了早饭，看着我们吃饭，她自己却没有吃一口。我给她盛了一碗饭，她接过饭碗说她不想吃，又把饭倒进了锅里。她已消瘦了很多，面容很憔悴，神情很忧郁。我们吃过饭后，三弟、四弟在旁边看小人书，母亲和我坐在天井过道上，有过以下一段对话。
母亲拿出一本黄白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湖南省人民政府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划分成分的文件汇编。不知母亲是从哪儿找来的。她自己已看过多次，我也看过几次。她翻到其中一页，要我再一次念给她听。
“……农村妇女，凡土改前三年出嫁到婆家的，其个人成分与婆家相同……”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这一段，并解释说，“像您这样，就符合这一条，您是1949年秋嫁来我们家，我们家土改是1952年秋开始的，正好三年，所以你随我家划分为中农成分，而不是随外祖母家划为地主成分。您当时被划为中农，说明当时政策执行得很好。”
母亲点点头，说：“那为什么又要清理阶级队伍，重新划成分呢？”
我说：“那也只清别人，您不要担心，怎么清，也不可能把您清成地主。”
母亲从容地用木梳梳着头发，她是齐耳短发，挽成一个圆髻，她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发型。她坚定地说：“我本来就不是地主，从来就没有剥削过别人。说我当过家，不对。我也就是帮着过秤记账。”
我说：“你现在是国家职工，工人阶级，劳动了一辈子，不会把您怎么样。”
她将梳子上的头发和地上的落发团起来，忧虑地说，“把我怎么样，我倒不怕，我怕的是害了你们四兄弟，还有你父亲。你们这四个好儿子，都应该有个好前途，要是跟着我，成了地主儿子，你们怎么办……我们老家那儿，一些地主富农家的儿子连老婆都找不到……”我流下泪来说：“要是您出了事，我们又怎么办？”母亲眼眶湿润了，她抚摸着我的头，用手给我揩眼泪，安慰我说：“我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收住眼泪，还坚持：“妈妈，您放心，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总还是要讲道理的。”
母亲摇摇头，露出迷惘茫然的眼神，“谁和你讲道理呢？现在没道理讲……”
然后，她站起身来，恢复了以往那种坚毅的神态，目光冷峻，看着远处，不再说话。母亲这时刚满41岁，身体很好，身板笔直，一头黑发，就如同一尊钢铁塑像。她这样的神态，与江姐、赵一曼这样的女英雄一模一样，是一种慷慨赴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最高精神境界。
母亲与我谈话以后，开始给四弟做鞋，是把鞋面上到鞋底上去。她不时将针在头发擦拭几下，然后用顶针将针穿过鞋帮，然后拉紧麻线。她的动作准确有力，从容不迫，好像心态很正常，我也放下心来了，便找出一本书看了起来。大约是下午一两点钟，附中的一位年轻的代课老师，骑着一辆新自行车，从县城回到学校。他来找饭吃，顺便问我去不去县城，如果去，可以骑他借来的自行车，顺便将车还给车主。我一听也很高兴，我会骑自行车，能骑崭新的自行车兜风，是很快乐的。我便问母亲，我能不能去县城。母亲想了一下，说，好吧，正好你去看看你父亲，也不知他在学习班怎么样。我说，我明天上午回来。母亲安详地说，好。
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我推着自行车，与母亲在学校门口告别。母亲手中还拿着鞋子针线，她平静地嘱咐了一句：“茂华，慢慢骑，不要急。”
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因为我想骑新自行车，并骑车去了县城，便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使我终生悔恨。
万万没想到，一出校门，便与母亲永诀……
十四
当天下午五点多钟，我找到县农科所，找到了父亲，父亲见到我感到很惊讶，马上询问母亲的情况，我说她正在给四弟做鞋子，情绪还比较正常，她要我来看看您。父亲说，你明天早点回去。当晚，我与父亲睡在铺稻草的大地铺上。地铺上睡了十几个走资派，全是党群宣传文教卫系统的叔叔伯伯，我都认识。但大家都不太讲话。我很早就入睡入梦了。我梦见漫天大雪，迷迷茫茫。地上积雪过膝，我站在雪地里，迈不动脚，任由鹅毛大雪落在头上、脸上、身上……
第二天，即公元1968年11月18日凌晨7点来钟，大地弥漫着一层薄雾，我们刚刚起来，准备去食堂吃早餐，有位叔叔跑着叫喊：“卜队长，卜功岸，快去接电话！”
我父亲顿时脸色就变得煞白，我当时也像电击了一般，这么早这么急的电话，一定是母亲出了事！
果然，不一会儿，父亲来了，说，你妈妈出事了，我们快赶回岩泊渡去。他借来两辆自行车，我们父子连早饭也没吃，便急忙往岩泊渡驶去。由于心急，父亲在柳林铺一个上坡处，车头一偏，车倒了，恰好一辆货车从坡上飞驶而来，从父亲身边呼啸而过，我当时就吓坏了，如果父亲再遭不测，真的不敢想象。我们父子冲进岩泊渡附中操场时，操场上已聚集了数百人，大多是附近的群众，还有部分老师学生。我们穿过人群，看到附中教室的过道上，母亲静静地卧在一块门板上。好心的人们已给她换好干净的衣服。如同她生前，她头发已梳成圆髻，但还没有全干，穿着农村妇女常穿的大襟衣服。她双眼紧闭，她脸色苍白而安详，好像睡熟了一样。三弟四弟在旁边哭。现实就是这样残酷，一切都像恶梦，我不敢想象，昨天还那样慈爱的母亲，怎么就这样溘然而去？我跪在母亲身旁，握着母亲冰凉的手，心中鲜血淋漓，无限悲痛。看着母亲平静的面容，我知道她一定在说：“我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拯救四个儿子。我心甘情愿把生命交出去……”我父亲先感谢这些好心的人，然后强忍悲痛，与人们商量了安葬母亲的事宜。迫于当时的形势，只能让我母亲先入土为安，然后大家忙碌起来。人们自愿义务地给母亲挖好墓，给母亲装殓。跟着，人们将母亲的灵柩抬上约三里开外的宝珠山，与先她五年故去的祖母安葬在一块墓地中，中间隔了一座坟。
中午时分，母亲的灵柩放入墓棺穴中时，万里无垠的蓝天，突然飘过一块乌云，跟着下了一阵小雨。约一分钟后，又马上天晴。人们说，这是天哭。老天有眼，天哭三姐。这是初冬时节，天上是不会下信雨的。也许真的老天有眼，为母亲昭日月、泣鬼神、惊天地的义举而感动？或者又为母亲这般苦命的人而泪下？这时，人群中的女性也啜泣起来……
当时急急忙忙，不可能给她立碑。就是一抔黄土，掩埋了天底下最伟大，最无畏最无私的一位母亲。
忙碌的人们，全是义务。没喝我们家一口水，没有抽我们家一口烟，没有拿我们家一分钱。我没有记下几人的姓名。现在，时隔三十八年了，我们仍然从内心中感谢岩泊渡岩市村这些善良好心的人们……
十五
母亲殉身赴难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岩泊渡、慈利县，人们都感到恐惧战栗，担忧自己的命运，人心已从根本上背弃文化革命。从当时到以后许多年，一直到现在，岩泊渡完小附近的人们，都在怀念我母亲的同时，众口一词地谴责当时社会的险恶。母亲当时不可能想到她的行为会给人们带来思想上的强烈震撼。母亲舍身赴死的义举，实际有着非常深刻丰富重大的社会意义，她这既是对伟大无私母爱的诠释，也是对畸形社会的否定，更是对人们蒙昧思想的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的死，有着重大社会价值。
母亲过世后，造反派失去了目标，他们悄悄毁了黑牌高帽，也没有再追查下去。在父亲的安排下，我们三兄弟不久就离开了岩泊渡。我们终于没被划为“黑五类子女”，经过许多磨难坎坷后，我们都长大成人，并且亲眼见证了“四人帮”的倒台，亲眼见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以后，我们四兄弟全部上了大学，成为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人。我们兄弟都认为，如果母亲当时没有玉碎，就肯定蒙冤被划为地主分子，我们就会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人格就会被扭曲，就会失去许多人身自由，成为极左政策的牺牲品，即使能苟活于乱世，也只是有一口气而已，是决不可能上大学的。许多高中毕业的黑五类子女，论学习不比我们差，但他们却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以我自己为例，我这个年级的二百六十多个同学中，最终考上大学取得学位的就仅我一人。这说明，母亲以她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兄弟的成长成人，她拯救她四个儿子的计划获得了圆满成功。在感谢母亲给了我们两次生命的同时，在悲伤母亲舍身护子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为母亲的高瞻远瞩而心悦诚服，五体投地！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中华民族的历史又是一部英雄史，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尽危难依然屹立，既归功于卓越的领袖人物，也归功于我母亲这样的普通人们。
一
1927年农历八月二十二日，我母亲出生于湖南省桑植县官地坪乡黄家台村。我外祖父黄翠岩是清末武举人，外祖母罗幺姑是大户人家的女儿。他们在当地颇有名望。外祖母已经生了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我母亲是第四个孩子。由于重男轻女，外祖父与祖母给我母亲取名“转男”，希望自她以下，只生儿子。果然，三年之后，外祖母又生下了一个儿子。
虽然外祖父、外祖母重男轻女的观念很重，但他们对自己的女儿还是很关爱的，让我母亲读了四年初小。在当时当地，也算得有点文化了。但是，农村的地主们眼光毕竟不可能看得很长远，不可能在女儿身上教育投资太多。本来，我母亲天资聪明，是棵读书的好苗子，但外祖父外祖母坚决不让她读书了，而是要她回家参加劳动，发家致富。母亲与她的两个姐姐，都是十多岁就喂猪做饭下田劳作，与一般农户家的姑娘无异。靠她们姐妹的辛勤持家，外祖母家田地一直有增无减。1935年，大舅跟着贺龙元帅闹革命下落不明。1946年，外祖父过世。这期间，母亲的两个姐姐先后出嫁。外祖母带着我母亲，居然将一个呈破落之势的大家支撑下去。1949年秋，母亲嫁到我家，时年二十二岁，像同时代的姑娘一样，她的豆蔻年华也是在辛劳中度过的。外祖母对女儿的要求非常严格，尤其外祖父辞世后，这位守寡的当家人，更是节俭得不近人情，据父亲告诉我，自和母亲订亲后，年年都要与我二姨父一道，赶着自家的牛去给外祖母家耕田打耙，栽秧割谷，差不多是长工。我想，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快乐肯定是很少很少的。
二
母亲嫁来我家，心情应该是极其复杂的，一方面，女大当嫁，嫁给我父亲，她是心甘情愿的，我父亲是当地公认的品学兼优的好青年。我祖母是当地享有极高威望的方寡妈。我家虽然只是中等收入的人家，但我父亲是独生子，没有矛盾根源。另一方面，她又很担心外祖母的生活。那时，小舅舅还在读中学，远在常德。家中就外祖母一人。面对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聪慧孝顺的她，心中一定有着深深的忧虑。
由于家道已经破落和土匪的多次掠抢，外祖母家除了那几间大瓦房和十几亩水田，实际没有多少财富。母亲出嫁，嫁妆也并不多，一张红实木床，一张大实木书桌，几张小茶几，几把木椅，几个木柜，几床好棉被，没有任何金银玉器。但是，在我家乡叶家山这个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这就已经够风光了。母亲是坐着大红花轿来的。祖母很重视我父亲结婚这件大事，倾其所有，办得热热闹闹，亲朋好友们一片喧闹叫好之声，但我母亲显得非常平静，最多只是浅浅地微笑。除了少女的羞涩矜持，她眉宇间更多的是一丝忧郁。难道她有预感，有直觉，未卜先知，预感到自己的生命之花将在短短的十九年后凋谢？
三
母亲嫁来我家不久，官地坪就解放了。我父亲参加了乡民兵队，当队长，跟着解放军剿土匪，以后，又参加了工作，成为国家干部，长年在外，她与我祖母一样，给予了大力支持。她了解我父亲这样的热血男儿。应该走向更广阔的社会，而不应该终老于田野之中。而她自己则在家中勤耕苦作。
我家乡的自然条件很差，主要是缺水，多是旱地、岩壳。人们要想吃碗饱饭，要付出更多的辛劳。天大旱时，挑水要到十里开外，平日也要出去四五里远。祖母与母亲都是在自然条件好的地方长大的，嫁到叶家山来，挖岩壳、挑远水、吃玉米红薯，就是对她们的严峻考验，自然条件逼着她们改变生活习惯。父亲长年在外，家中再无男劳力，稼穑艰难，繁重的体力劳动靠她们婆媳去做。她们婆媳真正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耕种收获，植树栽竹，养牛喂猪，纺纱织布等等。她俩都是聪明大气的能干人，相比之下，祖母比较急性，说话很快，动作迅速；母亲比较沉静，说话慢，话不多，声音柔和，动作准确。两婆媳相依为命，情同母女。在单干户、互助组时期，我家的经济状况一直在叶家山保持着最高水平。母亲圆脸大眼，生来端庄，身材匀称，明眸皓齿，是当地的美丽少妇之一。她有些文化，能看书读报写信，且品德端正，通情达理，心地善良，和左邻右舍的关系都很融洽。母亲心地纯正，处理婆媳关系，邻里关系，全凭着与人为善的基本原则。她对那些家境困难一些的乡亲，尽可能施予援手。青黄不接之时，许多人家都在我家借过粮食。祖母望高威重，人们不好意思向她开口，便向母亲开口，母亲总是满口答应。祖母也乐得清闲省心，不久就将家中钥匙交给了母亲。母亲的这些义举善举，得到了人们的一致赞誉。当地如果婆媳吵架时，婆婆们就拿出我母亲做榜样，要求媳妇学习。而那些媳妇就举我祖母为例，进行反驳。多年后，当地的人们还告诉我这些使他们永不会忘记的旧事。他们说，你母亲总是一脸微笑，济人所难，是个真正的好人。但是“好人命不长”，天老爷不长眼，你母亲那么好的人，竟去得那么快！
四
我祖母是眼光独到、眼界很高的能人，她挑中母亲为媳妇，除了母亲端庄大方，五官大气，身体健康，能干勤劳等优点外，还认准了母亲是能多生育男孩的标准体型。祖母共生了四个女儿，一个儿子。她一直觉得自己只生一个儿子太少了，在讲人多势众的社会中，一个儿子真的是太少了。她希望母亲多生几个儿子，给她赶本。祖母已经暗自盘算安排好了，她要母亲至少连生四个儿子，取名“荣华富贵”。 祖母的眼光确实准确。1951年夏天，我大哥出生，祖母喜出望外。她给我大哥取名“茂荣”，乳名初生，寓意我母亲继续生下去。母亲生了儿子，地位更稳固。祖母亲手煮鸡蛋杀鸡炖汤，忙得不亦乐乎。母亲当时一定是幸福的、满足的。
两年以后，母亲生下我。高兴的祖母给我取名“茂华”。再两年之后，母亲生下个女孩，祖母是个直率的人，她听接生婆婆说是个“不带把”的娃儿，便感到失望，推说头晕，委托二姑给母亲煮鸡蛋炖鸡汤。祖母的这个举动，为她们婆媳关系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蒙上了一层薄薄的阴影。母亲便亲自抚养我的这个妹妹。但是，由于当地医疗条件差，这个妹妹终于因高烧而不幸夭折了。再过两年，1957年秋，母亲生下三弟，祖母又高兴得不行，亲手杀鸡炖汤。因为当时已经反对“富贵”的庸俗提法，便取名“新华”。1960年夏，母亲生下第五个孩子，又是个男孩，但这个弟弟刚出生就朝天撒尿。祖母亲手接生，便说：“下地银枪，伤爹伤娘”，认为不好养。果然，这个弟弟也很快高烧不幸夭折了。1962年秋，母亲生下了第六个也是最后一个孩子，还是个男孩，即我现在的四弟，祖母喜之不胜，以七十岁高龄亲手哺育他，并取名“爱华”。
就这样，祖母只生一个儿子的终生遗憾终于由我母亲弥补了。而且也很神奇，祖母想我母亲生四个男孩的良好希望也顺利实现了。我祖母对这四个孙子极其疼爱，基本上由她亲手抚养与启蒙，祖母从内心中是感激我母亲的。母亲使我们这个家族人丁兴旺，功不可没。
但是，母亲一直为两个夭折的孩子悲伤。我懂事后，她多次流着泪说过，“如果你那个妹妹，那个弟弟能活下来就好了……”
是的，如果他们能活下来就好了，尤其是那个妹妹，如果她能活下来，母亲的命运或许就不会那样……
五
人，总得在一定的历史条件和社会大背景下生活。解放初期，我家乡是单干户，然后到互助组。不久，土改运动开始了。我家乡是1952年秋进行土改的。祖母被划为中农成分，田地不进也不出。叶家山这个小山村中没有地主、富农、上中农，最高成分就是中农。母亲本人也划为中农成分。当时国家政策是依靠贫下中农，团结中农、上中农、小土地出租，打击地主富农。祖母与母亲是风平浪静，但外祖母家则是天翻地覆，她被扫地出门管制起来不说，吃饭还成了问题。当时，我大姨娘婆家也划成了地主，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二姨娘婆家境状况非常不好，舅舅读书还没有谋生能力。好在，祖母给了外祖母雪中送炭般的粮食援助，外祖母的生计才有了着落。祖母并没把这件事当回事，但我母亲却已感受到了巨大的压力，这种压力一直压了她一生。然后是初级社、高级社。这几年间，一般情况下，只要勤劳，只要会持家，人们还是有碗饭吃的，祖母与母亲既勤劳又会持家，我家的粮食年年有节余，年年杀年猪有肉吃，喂的鸡多，有蛋吃。加之父亲的工资收入，钱也有用的，家里方方圆圆，整整齐齐，生活一直是很好的。但自1958年起，事情发生了变化。先是办人民公社，所有土地和耕牛、大型农具都要无偿地交给公社大队生产队，母亲陪嫁的一架风车也成为生产队的了。以后总路线、大跃进、多快好省、超英赶美。再以后是大食堂、大炼钢铁。雷霆万钧、雷厉风行的命令风越刮越猛。形形色色，令人眼花缭乱的新名词和政治运动铺天盖地而来。家中的粮食也全部交给了食堂，母亲和祖母带着我们去食堂吃饭，先还吃了几餐饱饭，慢慢地就吃不饱了。
在以后的“大兵团作战”中，大哥上小学，三弟还小，由六十多岁的祖母带着坐在食堂等饭吃。母亲就一直将我带在她身边，上大山开荒，上工地修水库。记得在青佛山挖荒地，人们将挖出的葛根丢在火中烧，等不到烧熟，便吃了起来，母亲首先给我剥开一根，让我先吃，然后她才吃起来。葛根没熟，一咬白粉浆溅得老远，人们的手是黑的，脸是黑的，嘴角是白的，人人都像黑花脸。母亲抱着我，给我抹着脸，不时长叹一声……这里还有个小插曲，有次我跟着母亲出工，锄玉米草，看到母亲将玉米间苗，一般一蔸只留一根玉米苗。回到家后，我也如法炮制，将自留地中已长得很高的玉米拔成一蔸一根。母亲发现后，哭笑不得，连声说这个孩子，哎……
跟着，又是大砍树木烧焦炭，土法上马炼钢铁。用材林、炭薪林、风景林不几天就砍光了，人们就开始打果树的主意。母亲和我祖母亲手栽的已经挂果的梨树、枣树、李树、枇杷树、板栗树等共约三十多棵，是叶家山果树最多的一家。愚昧蛮干的人们提着斧头，扑向我家果树时，母亲以严厉的怒喝坚决制止了他们。母亲一生从未与他人红过脸，更没有高声吵过架，唯独这一次，她真正动了肝火。祖母也发怒了，抱着果树，让他们先砍自己再砍树。那些头脑发热的人们才住手。当时所有的果树都已归公，母亲和祖母保住的并不是自家的果树，而是全生产队的果树。五十年后，这些果树大都还在给人们奉献着芬芳的花香和甘甜的果实。仅这件事，母亲和祖母就是功德无量了。
六
1959年秋天，我们一家转成国家粮城镇户口，迁往慈利县岩泊渡完小，母亲被安排为小学的炊事员，成为国家职工。我家离岩泊渡一百六十多里山路，母亲、祖母，还有我二姑，轮流背着我与三弟，晓行夜宿，走了两三天，才到了岩泊渡。我们从山路来到公路上，见到一辆汽车，便好奇地没命地跟着跑了很远。
从母亲个人来说，虽然身份变了，由农民变成了国家职工，但工作性质并没有变化，还是辛勤劳动。当炊事员，担水、洗菜、炒菜、淘米、蒸饭，还种菜喂猪，和农村没有什么两样，只是菜炒得更多，饭蒸得更多而已。学校的教师，部分寄宿生，总共有上百人在食堂吃饭。每天都要起得很早，晚上又睡得很晚，真是“夙兴夜寐”。除了不日晒雨淋外，劳动强度低一些外，劳动时间比农村还长，而且农村的自由度还大一些。但是母亲却感到很满意：一是结束了与我父亲分居十年的状况，全家人团聚了；二是岩泊渡比官地坪叶家山要开放得多，我们兄弟读书受教育质量好了许多。唯一使她忧虑的是，离外祖母远了。叶家山离黄家台只有四五里路，她可以常回去照料，现在，一年最多只能回去一次。
对于一个特别能吃苦耐劳的中国劳动妇女来说，食堂的工作，母亲是游刃有余。她进食堂前，食堂不喂猪，她来后，看到那么多泔水被浪费了，便动手喂起猪来。没有猪栏，便在男厕所中间用砖砌了猪圈。她去喂猪食，有诸多不方便，便由我和大哥帮忙，我们年小，提不起猪食桶，便在前边侦察，见里面没人解手，就叫母亲进去倒猪食，然后我们守在门口，不准那些男老师、男学生进去。直到母亲倒完了猪食，我们才撤销“警戒”。自母亲来了之后，食堂每年都杀两头年猪。虽然当时生活困难粮食紧张，没有粮食喂猪，猪并不太肥，但毕竟有了肉吃。人们都从内心中感谢我母亲。母亲是拿固定工资的，不喂猪工资不少，喂猪工资也不多，但母亲却不辞劳苦，一直义务喂了八年，直到她含恨辞世。母亲还动手给食堂做了很多干菜、咸菜、坛子菜，如干南瓜皮、罗卜干、梅盐菜、盐水辣椒、腐乳之类。母亲的能干，立即就赢得了大家的好感好评。所有的老师都叫我母亲“三姐”，且不冠姓，可见他们对我母亲的尊敬。学生也都尊敬地叫她“三妈妈”或“三姑姑”。
学校规模越来越大，食堂先是我母亲一个炊事员，以后食堂有两个炊事员，除了母亲，还有一位男师傅。以后，增设了岩泊渡附中，又加了一位男师傅，总共三个炊事员。母亲主要是负责炒菜。三年自然灾害那几年，生活极其艰难，缺油少肉是常事，菜的味道也无法讲究，没有什么油水，只是放盐而已，炒菜基本上是煮菜，但母亲还是尽力多找来一些调料，如干辣椒、桂皮、桔子皮、花椒、胡椒之类，使菜的味道尽可能好一些。1962年下半年之后，生活好转了，油水多了，肉多了起来，还有了鸡鸭鱼蛋的供应，母亲更加讲究菜的烹饪味道了。她尽量不炒大锅菜，不怕麻烦，一种菜宁愿分成两锅或者三锅炒，让老师学生吃上味美可口的菜。她炒的菜，大家都喜欢吃，还一个劲地赞扬好吃好吃，这时母亲的脸上便会绽放出满意的微笑。记得有一次，一位老师吃了饭后，对我母亲说：“三姐，你的手艺越来越好，炒的菜又香又好吃。比起早几年，天上地下。”母亲听了后，当时没说什么，过后对我说，早几年，连油都没有，怎能炒出好菜来？我看得出来母亲的委屈心情。
学校北面是澧水河，南边是康家溪，康家溪就在学校的西边汇入澧水河。那时，这河水溪水都没被污染，清澈透亮。母亲是特别爱卫生的人，尤其是洗菜，哪怕天寒地冻、河水刺骨，她都会去河边洗菜。学校食堂吃饭的人多，常吃和渣，就是将黄豆磨成浆后，不过滤，与青菜一起煮熟，再淋上一些油，味道很鲜美，是湖南著名的农家菜。母亲为了做好和渣，不断地变换青菜品种、南瓜叶、萝卜缨子、油菜苗、韭菜、白菜叶等等。她在河边洗这些青菜时，非常认真，一丝不苟，再冷的天，手冷得通红，麻木了，她哈哈气，又继续洗。一直要到她自己满意为止。所以她做的和渣味道特别好，我们几兄弟也常常争着抢着吃和渣，百吃不厌。母亲对师生们的爱心，就像澧水的河水和康家溪的溪水一样，清澈透亮。当时，学校还有两块菜地。学校一天也只开两餐饭，因为没有粮食，吃不了三餐。吃早饭后，收拾完了，母亲便下菜地种菜。种菜，是母亲非常扎实的基本功之一，对母亲来说，真正是小菜一碟。加之开始还有我祖母这位大师级的高手帮忙，各种蔬菜都种得特别好。记得那些紫红的辣椒、长长的豆角，还有茄子、苦瓜、萝卜、白菜等等，由于是用粪肥浇的，味道要多鲜美有多鲜美！当地的农妇，前来讨教技术，索要种子的很多。人们都特别尊敬我母亲与祖母婆媳，为她们的劳动技能和劳动果实而倾倒。
母亲勤劳好像是一种本能，很难见到她歇下来。1962年9月的一天，母亲大着肚子和我、大哥推磨磨黄豆浆，准备给师生们煮和渣，母亲与大哥推磨，我给石磨喂黄豆。我们母子三人说着笑着，推着推着，母亲的肚子疼起来了，马上回去，不一会儿就生下了四弟。我觉得，母亲短暂的一生，41岁便辞世，但她的劳动量及劳动成果已超过人们平均劳动量和劳作成果的两倍以上。老天爷只安排她如此短暂的生命，是不是见她太劳累而见怜，所以提前让她休息？
七
母亲天性极其善良，常怀恻隐之心，特别愿意济困扶弱。
1959年下半年，母亲刚到岩泊渡时，吃饭形势正是严峻恶化之时。教师们吃不饱，学生们更吃不饱，我家同样吃不饱，我们兄弟也一直处于半饥饿状态。学校周边的人们也多是半饥半饱，但我们家毕竟每月都有粮食供应，比农村人家要好一些。学校食堂里，蒸过野果子木瓜子粑粑，煮过枇杷树皮和许多种野菜。即使这些东西也不够吃。那时寄宿学生都要自带口粮，有些没粮食了，饭缽是空的。每到这个时候，母亲便会用我家的粮食给这些空缽蒸上饭，那些学生感动得当场落泪。那几年间，母亲不知帮助了多少学生。以后多年，还经常有家长上门来感谢母亲。学校放假以后，大食堂停火了，我家自己做饭吃，需要买些木柴、鸡蛋之类。凡是老大娘、老大爷送来的鸡蛋干菜和木柴，母亲都全买下来，哪怕并不很需要，价格也比市面上的略高一些，一些零钱也不用他们找回。学校附近的人们，口口相传，都说三姐是个真好人。
母亲还与周围的妇女们保持着良好密切的联系，互相走动，互相帮助，这些妇女对我家也特别友好。学校附近的群众中，也有十分困难的。母亲也给十多户人家都送过一些粮食蔬菜，帮助他们度过难关。不仅这些，母亲帮助别人的行为贯穿她的一生。1968年秋，她遇难后，有好几位教师和工友来还了母亲生前借给她们的七十多元钱，而这是母亲两个月的工资。
也正因为如此，母亲在当地有着极好的口碑，当地人也都敬重地叫她“三姐”。记得有一年，学校附近有一农户家刚生下儿子时，恰好我和大哥从他家门口经过。他们家高兴得不行，说，狗随捉来人，人随踏公转。今天，三姐的两个儿子当踏公，我们家的儿子将来肯定有出息。他们不但要我们兄弟吃红鸡蛋，还给我家送了一大水瓢煮红鸡蛋。母亲收下这些红鸡蛋后，给这家农户加倍地送了鸡蛋，还有红糖。说来也巧，这个小孩以后果然成了国家干部。母亲遇难后，在我父亲和我还没有赶到场的时候，也就是这些当地的农村妇女和几位女教师把她抬起来并给她换好衣服；也就是这些男劳力将我母亲抬上山的。
我家当时的经济条件并不是很好。父亲、母亲的月工资合起来是90多元钱，要养老养小，要支援亲友。经济负担是沉重的，而这副重担又主要是放在母亲肩上。
因此，她必须在做好工作之余，还要克勤克俭，精打细算，统筹解决这些回避不了的现实问题。
我清楚地记得，除了父亲的外衣是扯布缝制外，我们一家人的衣服都是母亲亲手纺棉花，请人织成布，再自己染色，亲手缝制。我们穿的鞋子，都是她亲手一针一线做的。每当夜幕降临，她从食堂回到家，便点起一盏油灯，开始做家务做女红。那时，我们一家只住一间狭小的房间，摆着两张床。我们兄弟早早就睡了，半夜醒来，总能看到母亲还在如豆的油灯下劳作。或者纺纱，或者纳鞋，或者缝补衣服。她用自己的劳作尽可能省下一点钱，以便解决外祖母的生计问题。那些年，她每年利用暑假步行回黄家台一次，看望外祖母，替她买好粮食，添置好衣服，尽几天孝心后，又洒泪作别，再回岩泊渡。还要支援她的姐姐、弟弟家。大姨娘1963年病故后，她的女儿我的表姐来我家住了几年。二姨娘三十五岁便守寡，拖着四个儿女，也需要母亲支援。舅舅、舅娘也有很多事要母亲办。还有父亲这一方的亲友，也需要我家的支援。除了外祖母外，母亲对这么多亲戚的支援也只能是车薪杯水，但母亲只有这么做才能心安。她在我家族亲友中的崇高地位就是通过这样无私的付出而确立的。总之，在那些年，母亲没有一天轻松过，没有一天不身累心累。但母亲的劳作卓有成效，我家顺顺利利地度过了那段艰难岁月，没有借外面一分钱。
八
母亲不太喜欢说话，比较沉默少语。大哥、我、三弟，我们三兄弟的智力启蒙是祖母完成的。但是道德启蒙、学会做好人的基本规矩，则主要是由母亲的言传身教进行的。
母亲教育我们的道德首先是要品质好，要诚实。她说：“讨米叫化不为丑，切不能做三只手”，“小时偷针，大时偷金”，“人无廉耻，百事可为”，“平日不做亏心事，夜半敲门心不惊”，“要使人不知，除非己莫为”。那时热天，学校偶尔给老师做糯米甜酒。糯米蒸熟后，要用冷水冷却。有次，母亲端着一大撩箕香喷喷的熟糯米去康家溪冷却，我也跟着去了，我想吃糯米饭，便伸手抓了一团，正要喂进嘴里，被母亲一手打掉在撩箕里，她生气地说，这是公家的，你怎么能随便吃呢？当时就母亲和我，没有他人在场，我说，反正也没人看到，母亲更生气了，大声说，你这个孩子，没人看到就能吃吗？混账！想都不该这样想。要记住，人前人后都一定要做个老实人。我当时十一岁，那是我第一次被母亲这么严厉地批评，委屈得流了泪，所以现在还记忆犹新。母亲教育我们与朋友相处，说：“吃得亏，到一堆”。要与人为善，不能想占别人的便宜，自己要吃得起亏。那时，大哥和我读书成绩好，别人夸赞多，我们有时也有些自大，母亲便说：“开水不响，响水不开”，“满罐水不荡，半罐水起浪”，教育我们要有自知之明，不要沾沾自喜。
母亲也要求我们兄弟勤劳，生怕我们吃不了苦。那时，她上山扯猪草，下地种蔬菜，下河洗菜洗衣服，我们都跟着她跑，并帮着做些力所能及的小事，她就很高兴，笑哈哈的。有一段时间，我和大哥两人经常给食堂抬水，洗猪草。老师们表扬我们，母亲就很快乐。我和大哥还经常利用假期，义务参加附近生产队的“双抢”、积肥劳动，群众们都很喜欢我们，母亲很为我们高兴。母亲对我们兄弟读书很重视，舍得花钱让我们买书。1964年春，我在书店看见一本《湖南民间故事》，很厚，要九角八分钱，在当时已是很贵了。我找母亲要钱，母亲说，书可以买，但要认真读，每天要将书上的故事给我们讲三个。我答应了，母亲就让我买了这本书，每天晚上我都讲故事，大家都听得很有味，母亲也听得大笑，露出一口整齐的白白的牙齿。以后，我进了初中，给同学们讲故事，还是讲这本书上的故事。
其他方面，母亲则特别宽容，不管我们。不检查我们的作业本，不要我们做任何家务。放心放手地让我们学游泳，摸鱼摸虾，在野地里打仗、打飞棒、打陀螺、滚铁环、疯玩。任由我们在家里钻进钻出，母亲则专注地纳着鞋底，让我们喧哗跳跃。特别是暑假期间，我们兄弟总是光着背，穿着短裤，泡在水里，晒得黑亮。每当傍晚黄昏，她做好了饭，我们还没回家，她就会在大门口吆喝一声：“回来吃饭”，我们便一下子从角落里蹦出来，欢天喜地回家吃饭。家中有什么好吃的，总是我们兄弟吃了的，她尝都不尝。有一年春节前，她灌了一长串香肠，慢慢用小火熏着。我和三弟每天都偷偷地割一节，烧着吃。过了几天，被母亲发现了，以为她要发脾气骂我们，不料母亲却笑了，说，“还好，你们还不蠢，还知道找东西吃。”
母亲很少声色俱厉地骂过我们兄弟，更没有动手打过我们。有什么不快，有什么委屈，她都会放在心中，一人承担，从不往我们身上发泄。母亲的遗传和言传身教，确实起到了巨大的作用。我们四兄弟能够在以后的生活中自强自立自尊，这是关键所在。
九
母亲对外祖母来说是一位好女儿，对祖母来说是一位好媳妇，对我们兄弟来说是一位好母亲，对父亲来说更是一个好妻子。母亲和父亲相亲相爱，母亲对父亲特别通情达理，体贴入微。当年母亲还未出嫁，父亲去给她家耕田打耙时，她就亲手给我父亲做最好的饭菜吃。嫁来我家后，有次他俩傍晚回家，遇上一只大老虎，人虎对面相峙了几分钟，老虎跳进旁边的草丛中走了，他俩都吓出了一身冷汗。如果是一个人，后果就不堪设想，这是真正的生死与共。母亲虽然是个劳动妇女，但她特别注重尊严，注重自信，她具有很强的心理优势。她说过，自己靠劳动吃饭，养活自己，养活儿子，不比别人低。所以，她无论在哪儿都是大大方方的。同时，她又恪守妇道，心胸开阔，做到了“用人不疑，疑人不用”，父亲领导过的单位，女同志很多，母亲从来不无事找事。对父亲特别放心，从不给他添乱，不吃醋，不妄语，不猜忌，从不怀疑他的忠诚坦白。他们结婚十九年，没有吵过一次架，更没有动过一次手。父亲待人接物，从来就是大大方方，从不担心我母亲使小心眼发小脾气。父亲对母亲特别尊重，从内心感谢母亲给他生下了那么多儿女，吃了那么多苦。虽然母亲是劳动妇女，在文化水平和社会地位上与父亲存在着差异，但这些比起他们的夫妻情深，比起我们四个儿子，比起我母亲对他母亲的孝顺，都可以忽略不计。1962年秋天，母亲生下四弟后，乳腺发炎，父亲陪着母亲到处找医生看病抓药煎药，非常耐心。1966年“文革”开始后，父亲被打成走资派揪斗，母亲就十分担心，便请假去县城陪他，他们这是真正发自内心的爱。同时，父亲是真正的大丈夫，在家里只管大事，不管小事。家中的经济开支全是母亲说了算。母亲娘家困难，支援他们就多一些，父亲是赞成的。所以，母亲心中也没有什么负担，该怎么做就怎么做，不用担心我父亲说什么。多年后，父亲还教育我，要理解人情，任何人，养育之恩，骨肉之情，都是最亲的，与其他亲情是有分别的，不能要求一样。他说，你母亲对娘家人好，是应该的，同时，她对我这一方的亲戚也不错，已经很好了。母亲打心底里感谢我父亲的理解和宽容。所以，我们这个家一直是非常和睦的。在我的记忆中，印象中，母亲没有发过一次大脾气。以致于以后，我成人了，看到一些妇女在家里哭闹打骂，泼得不行，就感到不可理解。看到一些丈夫对妻子不骂即打，非常凶狠，我感到更无法接受。
但是，母亲心中，总是存在着忧郁。因为她娘家的地主成分，对我父亲造成政治上的负面影响。当时的社会，左得可怕，左得离谱。出身不好，社会关系复杂，是大忌。生存都不容易，何况升官重用？母亲知道，父亲的人品能力都是上乘的，之所以上不去，主要是因为娶了她这个地主家的女儿，所以，她有内疚感。土改过后那一阵，外祖母来我祖母家走一走，顺便背点粮食回去度日，母亲都感到十分为难。她总感到理亏，好在我父亲是个达观的伟丈夫，从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他自始至终都深爱着我母亲。那些年来，只要区公所放电影，他就会陪着我母亲，带上我们几个儿子，热热闹闹欢欢喜喜地去看，人们都羡慕夸赞我父母这对恩爱夫妻，将他们作为学习楷模。就在1968年秋，母亲生日，父亲还给母亲扯了两段很好的布料，一段是毛毕叽，一段是华达尼。可惜母亲舍不得缝制，没有穿上。母亲当然能感受到我父亲的爱，但她是个面对现实的人，现实社会的压力，无处不在。因而母亲这个忧郁的心结，折磨了她一生。我觉得母亲的一生，忧郁是主色调。人生忧虑识字始，事不如意十八九。母亲是思考型的人，读了点书，想问题想得比较深，看问题看得比较远。这一点上，她不像祖母，祖母没读书，想问题处理问题多凭直觉，天不怕地不怕，心中不装那么多事。性格决定命运，母亲冷静理性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她只能生活在理性的社会而不能见容于在动乱时世。
十
1962年下半年至1966年上半年的几年间，是全国社会生活比较平稳的一个时期。虽然也不断的折腾，但总体上没有对社会、对人民伤筋动骨。人们生活相对平静一些，我家也是一样，生活宁静，井井有条，家庭和美，其乐融融，是一段最幸福的时光。1963年秋，祖母病故，全家人都很伤悲。尤其母亲非常悲痛，常常夜半垂泪。祖母的离去，不但使母亲心灵上失去了亲人的慰藉与关爱，而且家务劳作方面也失去了帮手。晚上，她只能独自一人纺纱、做针线活了。星期天白天，她就会用米汤将我们的衣服浆洗干净，而这些，原来都是祖母做的。母亲爱卫生，爱干净，我们的土布衬衣她都会用米汤浆洗，我们穿在身上又干净又香。
母亲也正当盛年，三十多岁，身体也好。我们兄弟也逐渐长大，多少能帮着做一些家务，部分减轻了她的辛劳程度。父亲的工作也做得比较出色，职务也上升了，由公社联校长升为区联校长。尤其是1964年夏天，大哥小学升初中考试，获得全县最好成绩；第二年的考试，我又获得全县最好成绩。我和大哥都先后被慈利一中录取了。我们所读的岩泊渡完小，也因之名动全县，因为岩泊渡完小离县城三十多里，只是一所乡村小学。人们都纷纷称赞我母亲，说她教子有方。大哥和我也感谢母亲给了我们生养教育之恩，让我们能够静心读好书。母亲当然感到幸福，也夸奖大哥和我给她争了气。以后，三弟读书又很用功，成绩也很优异，母亲更是开心。我们一家人在一起时，母亲总是笑容可掬。那时，读书风气特别好，我和大哥从慈一中回到岩泊渡，就有附中的学生和完小的学生成群结队的来我家，找我和大哥讨论题目。我狭小的家里挤满了人，床上也坐满了人，这时，母亲就特别的开心，慈祥地微笑着，把家中可吃的东西都拿出来招待这些小客人。
上初中以后，大哥和我在各方面都懂事了很多。大哥和我都是品学兼优的好学生，成绩好，思想进步。1965年冬天，县新华书店限量发行毛泽东选集，大哥和我排了一个晚上的队。我俩穿着棉衣，披着被单，提着火炉，熬了一通夜，终于买到了，我父母都很高兴，尤其母亲直赞扬我们又上进又能吃苦。我们的家在岩泊渡，我们是寄宿生，每个星期六下午从慈利县城走回岩泊渡，星期天下午又带上母亲制作的干咸菜赶往县城。一般情况下，一个星期要走七十里路。走公路，碎石细砂特别磨布鞋，我和大哥深知母亲做鞋不易，便打赤脚走，临到家门再穿上布鞋。慢慢地，脚板结了一层厚厚的硬茧，走石砂路一点都不觉得痛。母亲发现了后，又心疼又赞扬，说我们懂事了，她也就放心了。母亲还给我们一点零花钱，我们也舍不得乱用，除了买书，我们在星期六回家时买些吃的小食品，如西瓜、粉片、饼干、水果糖之类，与母亲、三弟、四弟一起享用。每到星期六一吃完中饭，我和大哥便脚下生风，往家中飞奔。而这时，母亲已经做好香喷喷的可口饭菜，等着我们。
我进一中时，母亲给我做了一套蓝色的咔叽布学生服，穿着很精神。可是不几天，我将裤子洗了后晒在学校校道绿化树丛上，白天忘了收，晚上想起来，已经不见了。懊悔得不行，回去告诉母亲，母亲没说什么，咬咬牙第二天又给我做了一条相同的裤子。那时，布票紧张，钱又少，缝条裤子是非常困难的事。母亲则长年穿着补了又补的旧衣裳，很少添置新衣服。1965年冬天，严寒，我是一中初中部的体育委员，天不亮就起来带操，脚上生了冻疮。母亲一面找药找土方子给我治，一面给我赶做了一双大棉鞋。她还交代我不要当体育委员了，把脚养好，把书读好就行了。母亲对我们四兄弟都是一样关爱，从不厚此薄彼，我们兄弟都穿一样的衣服、一样的布鞋。谁有点小病小恙，她都会亲自照料。手背手掌都是肉，我们四弟兄都是她心尖的肉。1962年夏天，我摔了一跤，后脑勺裂开一道大口子，流了许多血，母亲心疼落泪，她当时正怀着四弟，为了照顾我，她每晚都要我睡在她身边，直到我痊愈。慈母的爱，我们永远都能感受到，永远都不会忘记。
但是，使我们四兄弟终生遗憾的是，我们没有报答到母亲的养育之恩。母亲没有享受到一天福。
十一
大约是1966年的1月下旬。师生们都已回家，岩泊渡完小，就我们一家人。腊月二十四这天上午，母亲和大哥正准备过年的饭菜。我、三弟、四弟三人在学校大门口玩。四岁的四弟还捧着一大碗饭吃着，一不小心，他一脚踏空，从两米高的台阶顶端跌了下来。瓷碗即刻被摔碎，尖锐锋利的碎片像小刀一样将四弟的下巴洞穿，并伤及牙龈。鲜血像泉水一样流了出来。在我们的惊叫声中，父亲和母亲抱起四弟直奔区医院。路上，包住四弟下巴的毛巾已被鲜血浸透。沿途母亲都在流泪。四弟是非常漂亮的男孩，又非常聪明，标准的健美儿童，人见人爱。医生给四弟缝了几十针，四弟最终也痊愈了。但这次偶发事件，给四弟面容造成了很大伤害，下巴留下一块疤。也给母亲心灵上造成很大伤害。我当时已经十二岁，带着两个弟弟玩，责任当然是我的，打我骂我都是应该的。但父亲、母亲没有说我一句，更没有打我。母亲只是说，不怪你，这是命，命中注定你四弟有个败相。
这件事，对我家来说，是一个不祥的预兆。
跟着，“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正式开始。6月，一中校园里就一片混乱，我和大哥都参加了革命洪流。当时，大哥是初中二年级，我是初中一年级。我们抬浆糊桶，帮着年纪大点的学生糊大字报。我们参加了红卫兵，参加了步行大串连。以后，又文攻武卫。一句话，在那几年中，由于年纪小，已被“左”的词语完全洗脑，心态也随之发生严重的扭曲。最深入人脑的是“革命无罪，造反有理”“天下者我们的天下，国家者我们的国家”“我们不说谁说，我们不干谁干”，如此等等，铺天盖地，凡怀疑者反对者都会遭到无产阶级专政铁拳的打击。还有大量的阶级斗争、阶级敌人破坏的宣传，尤其是地主老太婆破坏生产队生产的故事，比比皆是。我听到这些故事，就联想到外祖母，难道她也是个破坏生产、时刻想着变天，要使贫下中农吃二遍苦的人？慢慢地，我也不太关心我的外祖母了。一听说谁家出身不好，便从心里看不起。虽然母亲娘家是地主，但我认为母亲是劳动者，是工人阶级。所以我们还不像有些同学与父母决裂，划清界限，以图自保。当然，那些出身“有问题”的学生最终是不可能自保的。我当时是一个十二三岁的少年，是最容易被蒙骗，也就是可塑性很强的时期，我受的蛊惑，几十年后还未能被完全化解。
1966年6月至1968年11月的两年半时间中，在投身文化革命运动中经风雨见世面的空隙，我和大哥也时常回岩泊渡家中。这期间，城乡都是一片混乱，狼藉不堪。母亲也被革命形势所迷惑，面对我们这两个革命热情如火的小红卫兵，不知该怎么说。她不能也不敢要我们脱离火热的斗争，她只能支持我们。只能要求我们不要参加打砸抢，不要动手打人，不要给教师戴高帽子。我们虽然按母亲的要求，没有参加打砸抢，没有动手打人，也没给教师戴高帽子，但当时我心中对母亲的保守态度是大不以为然的。1966年的7、8月间，红卫兵学生们大破四旧。我们学校的红卫兵决定去砸有名的五雷山大庙。大哥和我回家讲了这件事，母亲坚决不让我们去。这时，是“文革”初始阶段，母亲的教导还有决定作用，我们兄弟就听了母亲的，没有参加。那些同学炸掉了庙中的菩萨，被认为是真革命闯将，我们兄弟也很遗憾。但没过多久，积极炸菩萨的同学都遭到了不好的结局，或伤或残或坐监狱。母亲的决定保护了我们。但母亲的谆谆告诫，与当时的理论宣传相比，显得多么的苍白，不仅是母亲的劝告没用，就是父亲劝告同样无力。1968年夏，武斗正酣的时候，我和大哥，一个十六岁，一个十四岁，坚决要求参加文攻武卫战斗队，我大哥还背着枪支要求参加真枪实弹的战斗。父亲闻讯后赶来劝告阻止，我们不为所动，振振有辞地和父亲辩论了半天，我们的大理论竟然让父亲哑口无言。父亲问，子弹是不长眼睛的，如果把你们打死了，怎么办？我们说，毛主席的红卫兵，为捍卫毛主席无产阶级革命路线而死，死得其所，重于泰山，面对死亡，我们面不改色心不跳，请父亲放心。最终因常德的造反派没来而没有打起来，大哥他们全身而退，死亡没有降临在我们头上。可是，谁也没有想到，1968年初冬，黑色的死神却直扑向母亲而去。
十二
1968年，是我家出现重大危机、人亡家破的一年。这年正月初一，我们兄弟吃过早饭后，去河对岸给老师拜年，在岩泊渡渡口上渡船时，我突然脚一滑，落入河中，河水并不很深，我又会游泳，没有淹着，只是冻得发抖，急急忙忙赶回家换衣烤衣。
当时在船上的一位老爷爷就说，你们家今年肯定会出劫难，你们兄弟要注意，可能会出现在你身上——此时造反派经过密谋，已派人去官地坪黄家台秘密取证，企图将我母亲定为漏划地主分子，然后批斗，然后向我父亲开刀。这一切都是暗中进行的，父亲、母亲、我们兄弟都毫不知情。一张恐怖的大网已悄然向母亲张开。两处造反派之所以同时清理我母亲，是有着功利性极强的原因。我父亲单位的那个造反派头头，人品极坏，一门心思削尖脑袋钻营谋官，打着把我父亲打倒他来取而代之的如意算盘，特别积极。而附中的造反派头目是一位教师和一个初中三年级的学生。那位老师工于心计，自己不出头，把那个学生推在前台。这个学生块头大，力气大，打砸抢出了名，被结合进革命领导小组后，还想进一步立功，好捞到一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长期饭票，所以也特别的积极（作者注：这三个头目没有好结果，前者始终没捞到一官半职，抑郁病死；那个老师最后成了过街老鼠；那个学生也没捞到饭票，一直在家中挖地）。而母亲却丝毫未察觉，她只是同情地看着那几位被清理的老师被吊打捆绑，游街示众。被押送回老家。这中间，附中一位出身不好的老师，年纪并不太大，在学校的生产基地劳动时，突然不明不白死了，留下老婆和一个很小的儿子。母亲帮着料理了后事，一直劝慰那个遗属，那个遗属曾在我家哭得死去活来。过后，母亲就为大哥上山下乡的事忙碌。我因不满16岁，暂不下乡。10月下旬，她送大哥回到官地坪叶家山落户。在此期间，她知晓了造反派派人秘密调查她并认定她未出嫁时在娘家当家。造反派放言，我母亲应当重新划定为地主分子。这对母亲来说，不啻于晴天霹雳！她做梦都想不到呀！如果自己被划为地主分子，我父亲怎么办？我们兄弟四人怎么办？成为地主狗崽子，怎么在社会上生存？有什么前途？她自己怎么办？被押送回乡游街游乡示众？她亲眼看到外祖母被揪斗时所戴的高帽子、黑纸板，难道她要与自己的母亲一道，母女双双被揪斗？
一刹那间，在这些问题面前，母亲意志已近崩溃。她冷静下来思前想后，她想到一个办法，就是自己毁灭自己，人死之后，一了百了，既保护了儿子丈夫，又保全了自己的名声尊严。她认为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我们兄弟，她心甘情愿舍弃自己宝贵的生命。于是，11月5日，她在返回慈利途中，在龙潭湾渡口第一次欲投水自尽。因救得及时而未果。11月8日，母亲在大姑、我大哥的护送下来到县城文化馆父亲住处。父亲理解母亲的心情，和她谈心，疏导她，劝慰她。但母亲思想反复，失眠，气色也很差，脸色很灰暗，没有一丝笑容。11月10日，父亲被通知进走资派学习班，住进县农科所。于是，母亲便由我大姑、大哥陪同回到岩泊渡小学。大姑、大哥陪了母亲三天后，见母亲情绪好了一些，也回官地坪去了。守护母亲的重任便落在我身上。我当时十五岁，虽然说是初中毕业，其实只读书一年，没有学到很多东西，思维也很简单，又还很想玩，实际上是承担不了重任的。
那些天，学校里除了革命领导小组的几个造反派和十多位老师外，没有学生。母亲的工作不多。她除了上班，就是纳鞋底，缝补衣服。我和三弟、四弟也一直陪着她讲话。她有时笑一笑，有时很生气，说，你们怎么老跟着我？我说，儿随母走。还有几位女教师劝她，说，可以死当官的老子，不能死讨米的娘。三姐，你出了事，你这四个儿子怎么办？母亲长叹一声，说，这四个儿子哟，唉，是我害了他们。我说，怎么能这么说呢，妈妈，如果没您，哪有我们。将来不管怎样，我们都不怪您。母亲只是叹息一声，不再说话。那几天，她吃饭很少，晚上失眠，我半夜醒来，隔着帐门，听到她在床上辗转反侧，不时还坐起来。实在不行，她起来点支纸烟，抽几口，但她白天从不抽烟。有天，我还去买来几支纸烟，让她抽，希望能让她镇静一些，母亲接过纸烟，稍微笑笑，没有讲话，放在她的枕头下面。
十三
1966年11月17日上午，母亲给我们三兄弟做了早饭，看着我们吃饭，她自己却没有吃一口。我给她盛了一碗饭，她接过饭碗说她不想吃，又把饭倒进了锅里。她已消瘦了很多，面容很憔悴，神情很忧郁。我们吃过饭后，三弟、四弟在旁边看小人书，母亲和我坐在天井过道上，有过以下一段对话。
母亲拿出一本黄白色封面的小册子，是湖南省人民政府上世纪五十年代关于划分成分的文件汇编。不知母亲是从哪儿找来的。她自己已看过多次，我也看过几次。她翻到其中一页，要我再一次念给她听。
“……农村妇女，凡土改前三年出嫁到婆家的，其个人成分与婆家相同……”
我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了这一段，并解释说，“像您这样，就符合这一条，您是1949年秋嫁来我们家，我们家土改是1952年秋开始的，正好三年，所以你随我家划分为中农成分，而不是随外祖母家划为地主成分。您当时被划为中农，说明当时政策执行得很好。”
母亲点点头，说：“那为什么又要清理阶级队伍，重新划成分呢？”
我说：“那也只清别人，您不要担心，怎么清，也不可能把您清成地主。”
母亲从容地用木梳梳着头发，她是齐耳短发，挽成一个圆髻，她几十年都是这样的发型。她坚定地说：“我本来就不是地主，从来就没有剥削过别人。说我当过家，不对。我也就是帮着过秤记账。”
我说：“你现在是国家职工，工人阶级，劳动了一辈子，不会把您怎么样。”
她将梳子上的头发和地上的落发团起来，忧虑地说，“把我怎么样，我倒不怕，我怕的是害了你们四兄弟，还有你父亲。你们这四个好儿子，都应该有个好前途，要是跟着我，成了地主儿子，你们怎么办……我们老家那儿，一些地主富农家的儿子连老婆都找不到……”我流下泪来说：“要是您出了事，我们又怎么办？”母亲眼眶湿润了，她抚摸着我的头，用手给我揩眼泪，安慰我说：“我不会出什么事的。”
我收住眼泪，还坚持：“妈妈，您放心，不会把你怎么样的，总还是要讲道理的。”
母亲摇摇头，露出迷惘茫然的眼神，“谁和你讲道理呢？现在没道理讲……”
然后，她站起身来，恢复了以往那种坚毅的神态，目光冷峻，看着远处，不再说话。母亲这时刚满41岁，身体很好，身板笔直，一头黑发，就如同一尊钢铁塑像。她这样的神态，与江姐、赵一曼这样的女英雄一模一样，是一种慷慨赴义、大义凛然、视死如归的最高精神境界。
母亲与我谈话以后，开始给四弟做鞋，是把鞋面上到鞋底上去。她不时将针在头发擦拭几下，然后用顶针将针穿过鞋帮，然后拉紧麻线。她的动作准确有力，从容不迫，好像心态很正常，我也放下心来了，便找出一本书看了起来。大约是下午一两点钟，附中的一位年轻的代课老师，骑着一辆新自行车，从县城回到学校。他来找饭吃，顺便问我去不去县城，如果去，可以骑他借来的自行车，顺便将车还给车主。我一听也很高兴，我会骑自行车，能骑崭新的自行车兜风，是很快乐的。我便问母亲，我能不能去县城。母亲想了一下，说，好吧，正好你去看看你父亲，也不知他在学习班怎么样。我说，我明天上午回来。母亲安详地说，好。
大约是下午三点左右，我推着自行车，与母亲在学校门口告别。母亲手中还拿着鞋子针线，她平静地嘱咐了一句：“茂华，慢慢骑，不要急。”
这就是母亲留给我的最后一句话。
就是因为我想骑新自行车，并骑车去了县城，便铸成了无法挽回的大错，使我终生悔恨。
万万没想到，一出校门，便与母亲永诀……
十四
当天下午五点多钟，我找到县农科所，找到了父亲，父亲见到我感到很惊讶，马上询问母亲的情况，我说她正在给四弟做鞋子，情绪还比较正常，她要我来看看您。父亲说，你明天早点回去。当晚，我与父亲睡在铺稻草的大地铺上。地铺上睡了十几个走资派，全是党群宣传文教卫系统的叔叔伯伯，我都认识。但大家都不太讲话。我很早就入睡入梦了。我梦见漫天大雪，迷迷茫茫。地上积雪过膝，我站在雪地里，迈不动脚，任由鹅毛大雪落在头上、脸上、身上……
第二天，即公元1968年11月18日凌晨7点来钟，大地弥漫着一层薄雾，我们刚刚起来，准备去食堂吃早餐，有位叔叔跑着叫喊：“卜队长，卜功岸，快去接电话！”
我父亲顿时脸色就变得煞白，我当时也像电击了一般，这么早这么急的电话，一定是母亲出了事！
果然，不一会儿，父亲来了，说，你妈妈出事了，我们快赶回岩泊渡去。他借来两辆自行车，我们父子连早饭也没吃，便急忙往岩泊渡驶去。由于心急，父亲在柳林铺一个上坡处，车头一偏，车倒了，恰好一辆货车从坡上飞驶而来，从父亲身边呼啸而过，我当时就吓坏了，如果父亲再遭不测，真的不敢想象。我们父子冲进岩泊渡附中操场时，操场上已聚集了数百人，大多是附近的群众，还有部分老师学生。我们穿过人群，看到附中教室的过道上，母亲静静地卧在一块门板上。好心的人们已给她换好干净的衣服。如同她生前，她头发已梳成圆髻，但还没有全干，穿着农村妇女常穿的大襟衣服。她双眼紧闭，她脸色苍白而安详，好像睡熟了一样。三弟四弟在旁边哭。现实就是这样残酷，一切都像恶梦，我不敢想象，昨天还那样慈爱的母亲，怎么就这样溘然而去？我跪在母亲身旁，握着母亲冰凉的手，心中鲜血淋漓，无限悲痛。看着母亲平静的面容，我知道她一定在说：“我要用自己的性命来拯救四个儿子。我心甘情愿把生命交出去……”我父亲先感谢这些好心的人，然后强忍悲痛，与人们商量了安葬母亲的事宜。迫于当时的形势，只能让我母亲先入土为安，然后大家忙碌起来。人们自愿义务地给母亲挖好墓，给母亲装殓。跟着，人们将母亲的灵柩抬上约三里开外的宝珠山，与先她五年故去的祖母安葬在一块墓地中，中间隔了一座坟。
中午时分，母亲的灵柩放入墓棺穴中时，万里无垠的蓝天，突然飘过一块乌云，跟着下了一阵小雨。约一分钟后，又马上天晴。人们说，这是天哭。老天有眼，天哭三姐。这是初冬时节，天上是不会下信雨的。也许真的老天有眼，为母亲昭日月、泣鬼神、惊天地的义举而感动？或者又为母亲这般苦命的人而泪下？这时，人群中的女性也啜泣起来……
当时急急忙忙，不可能给她立碑。就是一抔黄土，掩埋了天底下最伟大，最无畏最无私的一位母亲。
忙碌的人们，全是义务。没喝我们家一口水，没有抽我们家一口烟，没有拿我们家一分钱。我没有记下几人的姓名。现在，时隔三十八年了，我们仍然从内心中感谢岩泊渡岩市村这些善良好心的人们……
十五
母亲殉身赴难的消息，很快便传遍了岩泊渡、慈利县，人们都感到恐惧战栗，担忧自己的命运，人心已从根本上背弃文化革命。从当时到以后许多年，一直到现在，岩泊渡完小附近的人们，都在怀念我母亲的同时，众口一词地谴责当时社会的险恶。母亲当时不可能想到她的行为会给人们带来思想上的强烈震撼。母亲舍身赴死的义举，实际有着非常深刻丰富重大的社会意义，她这既是对伟大无私母爱的诠释，也是对畸形社会的否定，更是对人们蒙昧思想的启蒙。从这个意义上说，母亲的死，有着重大社会价值。
母亲过世后，造反派失去了目标，他们悄悄毁了黑牌高帽，也没有再追查下去。在父亲的安排下，我们三兄弟不久就离开了岩泊渡。我们终于没被划为“黑五类子女”，经过许多磨难坎坷后，我们都长大成人，并且亲眼见证了“四人帮”的倒台，亲眼见证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从理论到实践的彻底破产。以后，我们四兄弟全部上了大学，成为对社会有一定贡献的人。我们兄弟都认为，如果母亲当时没有玉碎，就肯定蒙冤被划为地主分子，我们就会沦为社会最底层的人，人格就会被扭曲，就会失去许多人身自由，成为极左政策的牺牲品，即使能苟活于乱世，也只是有一口气而已，是决不可能上大学的。许多高中毕业的黑五类子女，论学习不比我们差，但他们却永远失去了上大学的机会。以我自己为例，我这个年级的二百六十多个同学中，最终考上大学取得学位的就仅我一人。这说明，母亲以她宝贵的生命换来了我们兄弟的成长成人，她拯救她四个儿子的计划获得了圆满成功。在感谢母亲给了我们两次生命的同时，在悲伤母亲舍身护子的同时，我们又不能不为母亲的高瞻远瞩而心悦诚服，五体投地！
中华民族的历史是一部苦难史，中华民族的历史又是一部英雄史，中华民族数千年历尽危难依然屹立，既归功于卓越的领袖人物，也归功于我母亲这样的普通人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