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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古代，除了战争掠夺等不可抗力外，通过朝廷赏赐和对外贸易等途径，文物及艺术品流入域外并不罕见。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商人内森·邓恩已经收集了超过1200件的中国艺术品、陶器、博物学标本及真人大小的塑像。1839—1842年，他在费城举办展览会，至少十万名观众购票参观这座“中国博物馆”。这次展览会，首度在中国以外集中展示中国古代艺术品，并产生了相对正面的社会影响，尽管其主办者并非国人，却开中国文物“走出去”真正意义上的先河。
国家宝藏出展欧美
近代以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逐渐增多，文物亦开始漂洋过海，在各种场合充任形象大使。
1876年，适逢美国独立100周年。清政府应邀组团参加费城世界博览会，参展展品中除了传统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刺绣等土特产外，还包括玉器、铜器、字画等文物，引起了国外观众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浓厚兴趣。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敦煌文献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引起国内外关注。1911年4月，清政府内阁学部咨京师图书馆称：“奥（匈）国皇帝八旬万寿，维也纳设立实业手工艺博物院，院内陈列极古极要之品，惟纸张一物，愿将中国纸张出品及造纸器具陈列院内。查贵部前由敦煌石室所得经卷，为古纸之特品，拟请选择数种，咨送本部，以便转送该院陈列。”京师图书馆遂从所接收之敦煌遗书中检选出羽字第48卷等4卷写经，“咨请大部检收转运奥京陈列”，是为敦煌经卷首次由中国官方选送赴国外参展。
1913年，经北京政府外交、教育两部批准，由历史博物馆按照莱比锡万国文字印刷术展览会主办方提供的清单，向德方借展包括乾隆玉刻十三经序文、“表章经学之宝”印玺等11件文物，次年在德国展出。
1927年6月，比利时王国政府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邀请中国参加为纪念该国独立100周年而拟于1930年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承认该邀请的效力，由外交部转咨工商部研究，认为“此次比国举行国际博览会荟萃世界文物之精华，蔚成大观以资观摩而图精进。我国内战频仍，生产落后，以工商出品诚难与人竞争，然我国素以地大物博著称于世，各省精致特产所在多有，倘能广事征集搜罗未始不足供世人之欣赏。”经行政院议决，呈奉国民政府令准，有关部门成立了國民政府参加比国博览会代表处及征集出品委员会，制定了《征集物品规则》，拟征集物品包括工商业产品、文物、传统工艺品等，计有丝绸、茶叶、陶器、雕刻、书画等14大类，最终征得展品180余箱，另有历代名人书画180余幅。1930年6月16日，博览会在比利时昂维斯开幕，期间举办了“中国美术展览会”。中国代表团参展品共获得博览会最优等奖36项，优等奖61项，金牌116面，银牌90面，铜牌7面，载誉而归，是为近代以来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收获最丰的一次。
1935—1936年期间举办的“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在中国文物早期外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庆祝英王爱德华八世加冕，中英两国商定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1934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专门委员会，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古物馆馆长徐鸿宝等专家负责展品征选和鉴定。展品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计735件；另从古物陈列所、河南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选调部分文物和古籍，加上部分私人藏品，总计1022件。为营造声势，展览在出国前先行在上海公开展览四周；随后由英国海军重巡洋舰“萨福克”号运往英国，中方代表庄尚严随舰押运。1935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在伦敦开幕，至1936年3月7日结束，观众达42万人次。
全面抗战爆发后，文物外展成为宣传中国抗战和悠久历史文化，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的重要手段。1940年1月，“中国艺术展”在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共设17个展室和1个展厅，展品中有100余件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精品，包括安阳殷墟出土甲骨和中国古代书画；同时展出木刻、油画、雕塑等美术品。展览期间，苏方还从其国内博物馆藏品中挑选出中国文物1500余件联袂展出。1941年3月至6月，“中国艺术展”移师圣彼得堡；卫国战争爆发后撤展，文物和展品辗转运回重庆。
展示中国形象效果有限
受当时主客观环境的制约，欧美博物馆里的中国元素、中国文物和中国展览难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难以真实、客观、完整地面向国外观众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更遑论讲述中国故事。时人对此多有针砭。
1886年5月，晚清名臣、驻美大使张荫桓参观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他在日记中既感慨该馆藏品之富，又对该馆中国展品颇为失望，“所藏中国器物绝无佳品”；尤其对十年前费城世界博览会上的中国展品刻意迎合西方的中国观表示了不满：“光绪三年美国赛会，中国派各关税司备物与会，至今院内犹存牌坊一架，旁刊长联，李圭撰也。极其鄙陋，则所塑华人男女各像，高五六尺，冠服失度，直刍灵之不若矣；又婚丧仪仗，又鸦片烟具，琐屑之极。”
侵略战争中的劫掠是中国文物“走出去”的另一种渠道，在欧美博物馆中展出的劫掠自中国的文物及艺术品，往往被用来炫耀侵略者战绩。1903年5月，梁启超参观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时大为感慨：“最令余不能忘者，则内藏吾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是也。大率得自圆明园之役者半，得自义和团之役者半。……凡数百事，并庋一龛，不遑枚举。余观其标签，汗颜而已。”有的欧美博物馆自中国收购搜罗的艺术品难免鱼龙混杂，文物价值参差不齐，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伍庄在其《美国游记》中记述了自己1932年参观纽约美术博物馆时的发现：“院内陈列之中国物，则多为北京琉璃厂货，无精美者，若以是为中国美术之代表，则太失礼矣。”他同时对欧美博物馆鉴赏和收藏中国文物的水准表示质疑：“盖欧美人之收罗中国美术者，其眼光多拙劣，不能以为在大博物院而信之也。”
即便如“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这样的国际影响较大的文物展览，同样存在某种程度的文化冲突甚至爆发中国形象之争。在展览会上，除了出售展品目录、照片、邮品之外，还在现场展销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包括前荷兰公使夫人撒贝克所著《中国之人民》一书，因其“专载吾国人民丑陋相片”，经中方交涉，当场停止出售。而展览本身亦存在不少瑕疵，影响展览主旨的表达和观展体验，中英双方均有责任。傅振伦在其《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观记》中，着重对展览形式设计和布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至于陈列不法，实亦无可讳言。不分年代，不分类别，不分收藏人，不分地域。……西北物品，分列六室之多。第七室瓷器中，忽列织绣一方。建筑室不明不清，不今不古，其显例也。至若戈戟反挂，文字之倒置，直无学术意味之可言。展览品忽而增加，忽而撤去，忽而迁移，毫无一定主张。精品而陈列人不注意之地，绘画高悬半空，均背展览原则。闻吾国人士，时有建白，无奈英人固执成见，饰非文过，竟不接受。此等批评，固非吾一人之私言也。”
平心而论，近代中国的文物“走出去”频率不算很高，规模和质量更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我们自然不能苛求尽善尽美，毕竟其已经初具文化外交、对外宣传等功能并产生了一定效果。抚今追昔，近代时期的文物对外交流仅仅是中国文物“走出去”之前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走出去”的正片方才上映；及至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文物“走出去”更是高潮迭起，好戏不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载体，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
鸦片战争爆发前夕，美国商人内森·邓恩已经收集了超过1200件的中国艺术品、陶器、博物学标本及真人大小的塑像。1839—1842年，他在费城举办展览会，至少十万名观众购票参观这座“中国博物馆”。这次展览会，首度在中国以外集中展示中国古代艺术品，并产生了相对正面的社会影响，尽管其主办者并非国人，却开中国文物“走出去”真正意义上的先河。
国家宝藏出展欧美
近代以降，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交流逐渐增多，文物亦开始漂洋过海，在各种场合充任形象大使。
1876年，适逢美国独立100周年。清政府应邀组团参加费城世界博览会，参展展品中除了传统的丝绸、茶叶、瓷器、药材、刺绣等土特产外，还包括玉器、铜器、字画等文物，引起了国外观众对中国古老文化的浓厚兴趣。
1900年，敦煌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后，敦煌文献的历史和学术价值引起国内外关注。1911年4月，清政府内阁学部咨京师图书馆称：“奥（匈）国皇帝八旬万寿，维也纳设立实业手工艺博物院，院内陈列极古极要之品，惟纸张一物，愿将中国纸张出品及造纸器具陈列院内。查贵部前由敦煌石室所得经卷，为古纸之特品，拟请选择数种，咨送本部，以便转送该院陈列。”京师图书馆遂从所接收之敦煌遗书中检选出羽字第48卷等4卷写经，“咨请大部检收转运奥京陈列”，是为敦煌经卷首次由中国官方选送赴国外参展。
1913年，经北京政府外交、教育两部批准，由历史博物馆按照莱比锡万国文字印刷术展览会主办方提供的清单，向德方借展包括乾隆玉刻十三经序文、“表章经学之宝”印玺等11件文物，次年在德国展出。
1927年6月，比利时王国政府致函北京政府外交部，邀请中国参加为纪念该国独立100周年而拟于1930年举办的国际博览会。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承认该邀请的效力，由外交部转咨工商部研究，认为“此次比国举行国际博览会荟萃世界文物之精华，蔚成大观以资观摩而图精进。我国内战频仍，生产落后，以工商出品诚难与人竞争，然我国素以地大物博著称于世，各省精致特产所在多有，倘能广事征集搜罗未始不足供世人之欣赏。”经行政院议决，呈奉国民政府令准，有关部门成立了國民政府参加比国博览会代表处及征集出品委员会，制定了《征集物品规则》，拟征集物品包括工商业产品、文物、传统工艺品等，计有丝绸、茶叶、陶器、雕刻、书画等14大类，最终征得展品180余箱，另有历代名人书画180余幅。1930年6月16日，博览会在比利时昂维斯开幕，期间举办了“中国美术展览会”。中国代表团参展品共获得博览会最优等奖36项，优等奖61项，金牌116面，银牌90面，铜牌7面，载誉而归，是为近代以来中国参加国际博览会收获最丰的一次。
1935—1936年期间举办的“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在中国文物早期外展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为庆祝英王爱德华八世加冕，中英两国商定在伦敦举办“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1934年10月，国民政府行政院成立专门委员会，由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古物馆馆长徐鸿宝等专家负责展品征选和鉴定。展品以故宫博物院藏品为主，计735件；另从古物陈列所、河南省博物馆、安徽省图书馆、国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选调部分文物和古籍，加上部分私人藏品，总计1022件。为营造声势，展览在出国前先行在上海公开展览四周；随后由英国海军重巡洋舰“萨福克”号运往英国，中方代表庄尚严随舰押运。1935年11月28日，“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在伦敦开幕，至1936年3月7日结束，观众达42万人次。
全面抗战爆发后，文物外展成为宣传中国抗战和悠久历史文化，争取国际同情与支持的重要手段。1940年1月，“中国艺术展”在莫斯科国立东方文化博物馆开幕，共设17个展室和1个展厅，展品中有100余件故宫博物院南迁文物精品，包括安阳殷墟出土甲骨和中国古代书画；同时展出木刻、油画、雕塑等美术品。展览期间，苏方还从其国内博物馆藏品中挑选出中国文物1500余件联袂展出。1941年3月至6月，“中国艺术展”移师圣彼得堡；卫国战争爆发后撤展，文物和展品辗转运回重庆。
展示中国形象效果有限
受当时主客观环境的制约，欧美博物馆里的中国元素、中国文物和中国展览难免存在诸多问题和不足，难以真实、客观、完整地面向国外观众传播中华文化、展示中国形象，更遑论讲述中国故事。时人对此多有针砭。
1886年5月，晚清名臣、驻美大使张荫桓参观美国国家历史博物馆。他在日记中既感慨该馆藏品之富，又对该馆中国展品颇为失望，“所藏中国器物绝无佳品”；尤其对十年前费城世界博览会上的中国展品刻意迎合西方的中国观表示了不满：“光绪三年美国赛会，中国派各关税司备物与会，至今院内犹存牌坊一架，旁刊长联，李圭撰也。极其鄙陋，则所塑华人男女各像，高五六尺，冠服失度，直刍灵之不若矣；又婚丧仪仗，又鸦片烟具，琐屑之极。”
侵略战争中的劫掠是中国文物“走出去”的另一种渠道，在欧美博物馆中展出的劫掠自中国的文物及艺术品，往往被用来炫耀侵略者战绩。1903年5月，梁启超参观美国波士顿美术博物馆时大为感慨：“最令余不能忘者，则内藏吾中国宫内器物最多是也。大率得自圆明园之役者半，得自义和团之役者半。……凡数百事，并庋一龛，不遑枚举。余观其标签，汗颜而已。”有的欧美博物馆自中国收购搜罗的艺术品难免鱼龙混杂，文物价值参差不齐，不能真正反映中国的历史文化。伍庄在其《美国游记》中记述了自己1932年参观纽约美术博物馆时的发现：“院内陈列之中国物，则多为北京琉璃厂货，无精美者，若以是为中国美术之代表，则太失礼矣。”他同时对欧美博物馆鉴赏和收藏中国文物的水准表示质疑：“盖欧美人之收罗中国美术者，其眼光多拙劣，不能以为在大博物院而信之也。”
即便如“中国艺术英伦国际展览会”这样的国际影响较大的文物展览，同样存在某种程度的文化冲突甚至爆发中国形象之争。在展览会上，除了出售展品目录、照片、邮品之外，还在现场展销有关中国的书籍，其中包括前荷兰公使夫人撒贝克所著《中国之人民》一书，因其“专载吾国人民丑陋相片”，经中方交涉，当场停止出售。而展览本身亦存在不少瑕疵，影响展览主旨的表达和观展体验，中英双方均有责任。傅振伦在其《中国艺术国际展览会参观记》中，着重对展览形式设计和布展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至于陈列不法，实亦无可讳言。不分年代，不分类别，不分收藏人，不分地域。……西北物品，分列六室之多。第七室瓷器中，忽列织绣一方。建筑室不明不清，不今不古，其显例也。至若戈戟反挂，文字之倒置，直无学术意味之可言。展览品忽而增加，忽而撤去，忽而迁移，毫无一定主张。精品而陈列人不注意之地，绘画高悬半空，均背展览原则。闻吾国人士，时有建白，无奈英人固执成见，饰非文过，竟不接受。此等批评，固非吾一人之私言也。”
平心而论，近代中国的文物“走出去”频率不算很高，规模和质量更无法与今日相提并论，我们自然不能苛求尽善尽美，毕竟其已经初具文化外交、对外宣传等功能并产生了一定效果。抚今追昔，近代时期的文物对外交流仅仅是中国文物“走出去”之前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文物“走出去”的正片方才上映；及至改革开放以后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文物“走出去”更是高潮迭起，好戏不断，成为讲好中国故事的生动载体，为民族复兴和国家崛起营造了有利的外部环境和良好的国际舆论氛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