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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零余者”这一文学形象起源于俄国，并在以日本岛崎藤村的《破戒》与中国以郁达夫的《沉沦》为代表的作品中得到发展。它在中日比较文学中深入人心并成为中日青年反映内心世界、反思生存状况的生动写照。而在我国跨入经济社会的今天，“蚁族”、“蜗居”等青年人的发展瓶颈也不断涌现并成为社会关注、研究的新热点。他们的困境与焦虑与“零余者”存在着诸多相似。以《破戒》及《沉沦》为中心，剖析“零余者”的形象特色，在启示我国青年如何正确树立 “三观”，更好地服务社会和国家上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关键词：零余者 孤独 苦闷 蚁族 启示
一.“零余者”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文学意义
零余者，或称为“多余人”或“逃遁者”，是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零余者形象最早出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主人公奥涅金，而“多余人”这一称谓被广泛认知则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十九世纪俄国农奴制已处于行将崩溃的边缘，作为知识青年的他们敏感地感觉到了这一时代潮流，成为了最初的觉醒者。但是，他们作为尚处于摇篮之中的新生力量，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他们常常缺乏实力和勇气，再加上社会的误解和压迫，以及自身对前途未来的绝望，他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以至于最后选择了消沉。在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作品中，作家通过客观、真实的观察，塑造了一批最早的“零余者”形象。
明治维新以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和道德束缚的日本人也开始在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中，初步具备了自我意识。特别是当时的青年人，对自我精神层面的自由与解放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但是，当时的日本虽然在物质层面上积极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在精神层面上，却仍信奉“天皇至上”的封建等级思想。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部分年轻人徘徊于旧制度与新生活之间，挣扎、逃避，同时又为自己内向、软弱的性格而苦恼。于是，他们把这种苦闷转移到了对异性的爱和欲望之上，成为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零余者”。这一时期，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结合自身的经历，创作出了《破戒》、《新生》、《家》等作品。结果，这些作品中的“零余者”形象激发了广大青年的强烈关注和共鸣，成为了日本现代文学的一类典型人物形象。
无独有偶，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随着西欧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文化也开始在中国逐渐普及，文学上的影响更是由浅入深，翻天覆地。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涌现了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学旗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延伸和演变，但中国的零余者形象又带有很鲜明的中国色彩。在中国文坛上，郁达夫、鲁迅、巴金、叶圣陶等作家都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零余者形象，但对塑造零余者形象成就最大的当属郁达夫。郁达夫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从而创作出了一大批有心自救却无能为力，最后被社会遗弃的悲剧人物形象。
郁达夫以自身在日本留学时的所见所感为素材，在“五四”之后创作的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沉沦》更是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所洋溢的革命意识截然不同的是，这部包含了《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作品的小说集刻画的是一个个离乡去国、东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方面，他们遭受着来自日本人的歧视，并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困境根源于祖国的贫弱；另一方面，他们感受着自身无可名状的孤独与抑郁，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和绝望。
《沉沦》出版之后，在当时的文坛取得了连郁达夫本人都未曾想象过的轰动效应。当时，不仅有鲁迅、周树人、矛盾等国内名家评论和研究这部作品，其中的青年形象更是引起了日本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对此，郁达夫特意将此类型的青年形象定名为“零余者”，此后，日本的评论家对这一提法也引用颇多。
二.《破戒》与《沉沦》中“零余者”的性格特征
1.岛崎藤村与《破戒》
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作家，1887 年进明治学院，并与北村透谷等人共同创办《文学界》，投身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1896年创作诗集《嫩菜集》，获得了新体诗人的名声。其后相继发表 《一叶舟》、《夏草》和《落梅集》等诗集，以洗练的雅语和流畅的诗体歌咏青春的悲欢，为日本近代诗开拓了道路。1906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該作品通过对主人公濑川丑松从守戒到破戒的发展过程的描写，反映了消除等级差别、主张人权解放和自由平等的近代观念与日本社会残留的封建等级意识之间的纠葛，同时也说明了觉醒并不意味着现状的改变。在主人公的身上，既表现了近代日本青年对社会的反感、不满和反抗，又反映了他们的软弱性。
2.郁达夫与《沉沦》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等。《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说借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划，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作品主人公的苦闷具有时代的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郁达夫通过大胆真率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因此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许多知识青年的共鸣。
3.觉醒者的悲哀与弱者的沉沦
作为接受过自由、平等的近代思想洗礼的新青年，《破戒》和《沉沦》中的“零余者”一方面极具进取之心，另一方面又屈从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缺乏向黑暗的社会制度宣战的勇气。
在《破戒》的主人公濑川丑松身上，可以看到作为觉醒者诸多优点。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对被无端被辞退的同事风间老师充满同情，对以督学、校长为代表的当权恶势力不屑一顾，却能和同事、学生打成一片。但是，在这些优点背后，隐藏的却是他作为部落民出身的青年，在公开身份与隐瞒身份之间的踌躇和挣扎，以及那种不能自拔的悲伤。 《破戒》的结局，丑松的身份被公开之后，他没有选择面对近在眼前的现实，而是远赴德克萨斯去“寻找新的生活”。至此，他对自己的出身仍是持否定态度的。与此相比较，《沉沦》的主人公投海自尽的结局则无疑更加悲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从表面上是弱者的沉沦和性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但是深层次来看，还是源自于“他”作为弱国国民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彻底绝望。“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快强起来吧！你还有很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把自身的死亡牵咎于祖国的贫弱，却又空喊要祖国强大，这种对比和落差将“零余者”的绝望展露无遗。
《破戒》作为一部揭露部落民问题的社会小说，已是文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她无疑也是刻画年青人生存和心理状态的青春小说。同样，作为创造社的早期代表作，《沉沦》所表现出的青春时代特有的苦闷、孤独、悲怆，至今也依然深入人心。
三.“零余者”的现实意义
每个时代都有零余者，或者说零余者活在每个时代中。《破戒》和《沉沦》中的“零余者”之所以深入人心，这源于作者把个人的病症深挖到了社会根源的层面。这也使得今天对于“零余者”的分析仍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那些为数众多的因为职场竞争、房价、物价压力而奋斗在城市边缘的“蚁族”来说，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蚁族”大量出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政策使得大学升学率的迅速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而相应的工作机会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如此规模增长所造成的。而且“蚁族”大多出身于“无背景、无关系”的农村家庭，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背负着父母寄予的“出人头地”的深切期望，既无法在大城市中找到满意的工作，也缺乏回乡发展的勇气。而且，在大城市生活的种种便捷和魅力也在吸引着他们，抱着“无论如何也要开花一次”的期望，他们执着而艰难地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最大的意义就是它能引起我们对现实的反思。无论是《破戒》中受出身问题所束缚、最后远走海外的丑松，还是《沉沦》里感叹弱国弱民、自怨自艾而投海沉沦的“他”，对于今天有类似困境的“蚁族”来说都有很强的警示意义。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强调效率、竞争，充满生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那些因为一时挫折而对理想、爱情、成功失去希望的青年而更是不在少数。他们不知何去何从，也有过那么一瞬间想过放弃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这种的心态，和“零余者”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完全不同于当时处于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的旧中国的背景，当今的中国已跻身于强国之林。中国已经不断成长为成熟的经济社会。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有机遇也有挑战，有成功也有一时的失败。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我们即便陷于一时的困境之中，也不应放弃直面人生的勇气和信念，而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相反，总是在忧郁和绝望中自哀自怜，“蚁族”也难逃“零余者”的命运。当然，经济社会所带来的高强度竞争，为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也带来诸多生活和工作压力，正因为蚁族的焦虑已不仅仅是一个个别问题，全社会都应该更多地关注青年人的教育、就业和心理健康。这也是对“零余者”的研究最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島崎藤村.『破戒：日中対照本』[M].長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01.
[2]郁達夫.『沈倫』[M].郁達夫集.小説巻，広州：花城出版社.2003.01.
[3]陈遐.论19世纪俄日中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03.
[4]刘晓芳.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A].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學.[第1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431-448.
[5]史恵麗.郁達夫作品研究論――『沈倫』[A].日本：三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2007.2.
[6]伊藤信吉.島崎藤村――彼の思想発展史[A].日本：『明治の古典·若葉集·春』学習研究社，1982.2.
[7]刘晓芳.岛崎藤村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8]李今.郁达夫早期小说的自卑心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2：170-182.
[9]野間宏.破戒について[A].日本：岩波書店，2002.1.
[10]楊麗雅.郁達夫の日本論[A].筑波大学比較·理論文学会.文学研究論集.第10号.1993.9：137-150.
基金项目：2012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国民性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作者介绍：中山登偉，男，日籍華人，漢族，湖南常徳人，日本名桜大学国際交流センター課長，修士，研究分野：対外漢語教育，日中文化対比研究；刘永辉，男，汉族，湖南永兴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与跨文化交际）
关键词：零余者 孤独 苦闷 蚁族 启示
一.“零余者”产生的社会背景及其文学意义
零余者，或称为“多余人”或“逃遁者”，是十九世纪前半叶俄国文学中贵族知识分子的一种典型。零余者形象最早出自普希金《叶甫盖尼·奥涅金》主人公奥涅金，而“多余人”这一称谓被广泛认知则是在屠格涅夫的《零余者的日记》出版之后。十九世纪俄国农奴制已处于行将崩溃的边缘，作为知识青年的他们敏感地感觉到了这一时代潮流，成为了最初的觉醒者。但是，他们作为尚处于摇篮之中的新生力量，在与封建势力的斗争中，他们常常缺乏实力和勇气，再加上社会的误解和压迫，以及自身对前途未来的绝望，他们往往感到力不从心，以至于最后选择了消沉。在普希金的《欧根·奥涅金》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等作品中，作家通过客观、真实的观察，塑造了一批最早的“零余者”形象。
明治维新以后，长期受到封建思想和道德束缚的日本人也开始在社会矛盾的不断激化以及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冲击中，初步具备了自我意识。特别是当时的青年人，对自我精神层面的自由与解放提出了强烈的要求。但是，当时的日本虽然在物质层面上积极向西欧先进国家学习，在精神层面上，却仍信奉“天皇至上”的封建等级思想。在这样的现实面前，一部分年轻人徘徊于旧制度与新生活之间，挣扎、逃避，同时又为自己内向、软弱的性格而苦恼。于是，他们把这种苦闷转移到了对异性的爱和欲望之上，成为了与社会格格不入的“零余者”。这一时期，以岛崎藤村为代表的新文学作家敏锐地注意到了这一社会现象，结合自身的经历，创作出了《破戒》、《新生》、《家》等作品。结果，这些作品中的“零余者”形象激发了广大青年的强烈关注和共鸣，成为了日本现代文学的一类典型人物形象。
无独有偶，鸦片战争以后的中国，随着西欧帝国主义的入侵，近代文化也开始在中国逐渐普及，文学上的影响更是由浅入深，翻天覆地。特别是在五四运动之后，涌现了以鲁迅、郭沫若、郁达夫等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文学旗手。中国现代小说中的零余者形象是19世纪俄国文学中“多余人”形象的延伸和演变，但中国的零余者形象又带有很鲜明的中国色彩。在中国文坛上，郁达夫、鲁迅、巴金、叶圣陶等作家都塑造了一大批典型的零余者形象，但对塑造零余者形象成就最大的当属郁达夫。郁达夫深受屠格涅夫的影响，从而创作出了一大批有心自救却无能为力，最后被社会遗弃的悲剧人物形象。
郁达夫以自身在日本留学时的所见所感为素材，在“五四”之后创作的第一部新文学小说集《沉沦》更是取得了强烈的社会反响。与鲁迅的《狂人日记》所洋溢的革命意识截然不同的是，这部包含了《银灰色的死》、《沉沦》、《南迁》三篇作品的小说集刻画的是一个个离乡去国、东渡日本的中国留学生。一方面，他们遭受着来自日本人的歧视，并清楚地意识到了自身的困境根源于祖国的贫弱；另一方面，他们感受着自身无可名状的孤独与抑郁，对前途充满了悲观和绝望。
《沉沦》出版之后，在当时的文坛取得了连郁达夫本人都未曾想象过的轰动效应。当时，不仅有鲁迅、周树人、矛盾等国内名家评论和研究这部作品，其中的青年形象更是引起了日本评论界的广泛关注。对此，郁达夫特意将此类型的青年形象定名为“零余者”，此后，日本的评论家对这一提法也引用颇多。
二.《破戒》与《沉沦》中“零余者”的性格特征
1.岛崎藤村与《破戒》
岛崎藤村（1872-1943），日本作家，1887 年进明治学院，并与北村透谷等人共同创办《文学界》，投身于浪漫主义文学运动。1896年创作诗集《嫩菜集》，获得了新体诗人的名声。其后相继发表 《一叶舟》、《夏草》和《落梅集》等诗集，以洗练的雅语和流畅的诗体歌咏青春的悲欢，为日本近代诗开拓了道路。1906年出版了第一部长篇小说《破戒》。該作品通过对主人公濑川丑松从守戒到破戒的发展过程的描写，反映了消除等级差别、主张人权解放和自由平等的近代观念与日本社会残留的封建等级意识之间的纠葛，同时也说明了觉醒并不意味着现状的改变。在主人公的身上，既表现了近代日本青年对社会的反感、不满和反抗，又反映了他们的软弱性。
2.郁达夫与《沉沦》
郁达夫（1896—1945），原名郁文，字达夫，浙江富阳人，中国现代著名小说家、散文家、诗人。代表作有短篇小说集《沉沦》、小说《迟桂花》等。《沉沦》是郁达夫早年的一篇代表性作品。小说借一个中国留日学生的忧郁性格和变态心理的刻划，抒写了“弱国子民”在异邦所受到的屈辱冷遇，以及渴望纯真的友谊与爱情而又终不可得的失望与苦闷；同时也表达了盼望祖国早日富强起来的热切心愿。作品主人公的苦闷具有时代的特征，代表了“五四”时期那些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知识青年的共同心理。郁达夫通过大胆真率的描写，呼喊出了他们所共有的内心要求，进而控诉了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因此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引起许多知识青年的共鸣。
3.觉醒者的悲哀与弱者的沉沦
作为接受过自由、平等的近代思想洗礼的新青年，《破戒》和《沉沦》中的“零余者”一方面极具进取之心，另一方面又屈从于不平等的社会现实，缺乏向黑暗的社会制度宣战的勇气。
在《破戒》的主人公濑川丑松身上，可以看到作为觉醒者诸多优点。他富有同情心和正义感，对被无端被辞退的同事风间老师充满同情，对以督学、校长为代表的当权恶势力不屑一顾，却能和同事、学生打成一片。但是，在这些优点背后，隐藏的却是他作为部落民出身的青年，在公开身份与隐瞒身份之间的踌躇和挣扎，以及那种不能自拔的悲伤。 《破戒》的结局，丑松的身份被公开之后，他没有选择面对近在眼前的现实，而是远赴德克萨斯去“寻找新的生活”。至此，他对自己的出身仍是持否定态度的。与此相比较，《沉沦》的主人公投海自尽的结局则无疑更加悲哀。这种悲剧性的结局，从表面上是弱者的沉沦和性的欲望得不到满足的结果，但是深层次来看，还是源自于“他”作为弱国国民对国家和个人命运的彻底绝望。“祖国呀祖国！我的死是你害我的！你快富起来！快强起来吧！你还有很多儿女在那里受苦呢！”把自身的死亡牵咎于祖国的贫弱，却又空喊要祖国强大，这种对比和落差将“零余者”的绝望展露无遗。
《破戒》作为一部揭露部落民问题的社会小说，已是文学界公认的事实。但是，作为日本自然主义文学的代表作，她无疑也是刻画年青人生存和心理状态的青春小说。同样，作为创造社的早期代表作，《沉沦》所表现出的青春时代特有的苦闷、孤独、悲怆，至今也依然深入人心。
三.“零余者”的现实意义
每个时代都有零余者，或者说零余者活在每个时代中。《破戒》和《沉沦》中的“零余者”之所以深入人心，这源于作者把个人的病症深挖到了社会根源的层面。这也使得今天对于“零余者”的分析仍具有现实意义。特别是对于进入二十一世纪以后，那些为数众多的因为职场竞争、房价、物价压力而奋斗在城市边缘的“蚁族”来说，有很多值得反思的地方。
“蚁族”大量出现的原因，首先是由于近年来大学扩招政策使得大学升学率的迅速提高，大学毕业生的规模也随之扩大，而相应的工作机会无法在短期内实现如此规模增长所造成的。而且“蚁族”大多出身于“无背景、无关系”的农村家庭，很多都是独生子女。他们背负着父母寄予的“出人头地”的深切期望，既无法在大城市中找到满意的工作，也缺乏回乡发展的勇气。而且，在大城市生活的种种便捷和魅力也在吸引着他们，抱着“无论如何也要开花一次”的期望，他们执着而艰难地追寻着自己的人生理想。
对于文学作品的研究，最大的意义就是它能引起我们对现实的反思。无论是《破戒》中受出身问题所束缚、最后远走海外的丑松，还是《沉沦》里感叹弱国弱民、自怨自艾而投海沉沦的“他”，对于今天有类似困境的“蚁族”来说都有很强的警示意义。特别是在今天这个强调效率、竞争，充满生存压力的现代社会中，那些因为一时挫折而对理想、爱情、成功失去希望的青年而更是不在少数。他们不知何去何从，也有过那么一瞬间想过放弃自己的前途甚至生命。这种的心态，和“零余者”有很多的相通之处。
完全不同于当时处于外受帝国主义压迫、内受封建势力统治的罪恶社会的旧中国的背景，当今的中国已跻身于强国之林。中国已经不断成长为成熟的经济社会。在社会进步和发展的过程中，有机遇也有挑战，有成功也有一时的失败。作为当代中国青年，我们即便陷于一时的困境之中，也不应放弃直面人生的勇气和信念，而是勇敢地追求自己的理想。相反，总是在忧郁和绝望中自哀自怜，“蚁族”也难逃“零余者”的命运。当然，经济社会所带来的高强度竞争，为刚刚走向社会的青年人也带来诸多生活和工作压力，正因为蚁族的焦虑已不仅仅是一个个别问题，全社会都应该更多地关注青年人的教育、就业和心理健康。这也是对“零余者”的研究最大的现实意义。
参考文献
[1]島崎藤村.『破戒：日中対照本』[M].長春：吉林大学出版社.2010.01.
[2]郁達夫.『沈倫』[M].郁達夫集.小説巻，広州：花城出版社.2003.01.
[3]陈遐.论19世纪俄日中文学中的“多余人”形象[J].黑龙江社会科学.2008.03.
[4]刘晓芳.岛崎藤村与郁达夫的文学创作之比较[A].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编）.日本學.[第12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12：431-448.
[5]史恵麗.郁達夫作品研究論――『沈倫』[A].日本：三重大学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科.2007.2.
[6]伊藤信吉.島崎藤村――彼の思想発展史[A].日本：『明治の古典·若葉集·春』学習研究社，1982.2.
[7]刘晓芳.岛崎藤村小说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10.
[8]李今.郁达夫早期小说的自卑心态[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8.12：170-182.
[9]野間宏.破戒について[A].日本：岩波書店，2002.1.
[10]楊麗雅.郁達夫の日本論[A].筑波大学比較·理論文学会.文学研究論集.第10号.1993.9：137-150.
基金项目：2012年中南林业科技大学青年科学基金项目《日本国民性与跨文化交际研究》。
（作者介绍：中山登偉，男，日籍華人，漢族，湖南常徳人，日本名桜大学国際交流センター課長，修士，研究分野：対外漢語教育，日中文化対比研究；刘永辉，男，汉族，湖南永兴人，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日本语言文学与跨文化交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