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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2016，算是中国社会变化剧烈的10年。在此十年中，摄影师李政德居于深圳，拍摄《新国人》系列作品。前八年，他利用与时尚媒体、公关公司合作的机会，出入那些通常被视为“高大上”的场合，如地产商party、时装秀、奢侈品旗舰店开幕式等，捕捉光鲜的外表之下，人们在不经意间展现出来的真实状态。最后两年，他转而拍摄一些在公众活动中出现的人们，如农博会、车展等，使呈现的内容更为丰富。
无论是炙手可热的大明星、高官富商，还是一个普通民工、白领，乃至于90后的杀马特年轻人，他的镜头以同样平静的态度完成留影。他冷静地通过相机看着人潮，同时清楚自己也是人潮中的一员。所有人都被裹挟在骤变的时流中，这些具体的脸孔，构成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肖像。
想什么说什么
在深圳见了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人和事，偶尔有没有想回湖南家乡？
李：以后说不定是要回去的，我老家在山区，风光好，挺好一地方。要是等我哪一天在深圳混不下去了，我就回去，一座房子，一块地，也是很好的生活。
《新国人》的拍摄角度是怎样定下来的？
李：这组片子的名字改过几次，一开始叫“浮世绘”，当时的意思主要是记录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变成“仪式旅人”，就是讲我拍的这些人，总是穿行在各式各样的典礼仪式之中：再后来范围延伸，于用了这个比较大焱化的取法。有点向刘铮的《国人）系列致敬的意思，加个新，意味着是我自己的角度，更新的年代，不同的视角。这个名字变化的过程，大概就是《新国人》拍摄角度变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这样的记录会被认为是带有批判色彩的。
李：是的，这些片子可以说是剥落了一些人光鲜的表象，记录到一些真实的瞬间，蘧些瞬间是荒诞的，奇怪的，整体上是有一种批判性。但我并没有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制高点上，不是艺术家式的，也不是“人文关怀”的套路。我平等的看待所有的人，把自己也放在跟他们平齐的位置。不简单的判断好坏，不针对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而是针对一种现象。这些片子可能会让人更有自觉性，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展现这些奇怪的东西，可能会引起思考：世界真的是这样吗？
很难有结论说这十年的我们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可以说是混乱的。
李：从06年开始，房价开始飙升，泡沫经济膨胀，城市化的进程猛地加快，在这个时候，人的欲望和焦虑都提得非常的高，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中，人们表现出一些不可思议的状态，各种奇葩，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信息、文化涌进来，这种冲突是很混乱的。这汇成了城市对每一个人的压力，我拍下来的片子，大多数让人感觉到难过。因为每个人都像是很不安，有着强烈的孤独，封在自己的坚固的堡垒之中。而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您对自己观察、记录、并表达出来的过去的十年抱着怎样的观感？
李：我的一位英国作家朋友，用三位作家的作品形容过我们的现状。第一本是狄更斯的《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是讲工业革命时期技术的冲击使得社会出现亘大的变革：第二位是奥威尔关于集权的作品：第三位是卡夫卡，他讲的是人的异化和病态，每个人都成了很孤独的人。三者综台起来，就是我对过去十年的观感。
聊一些《新国人》中让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李：太多了，太多了。在一个酒会的现场，有一部分人如鱼得水，是人群的中心，必然也有一部分人束手无措，努力想融入但又格格不入。我见到一些年轻的孩子，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80后、90后，他们在这种活动中，那些很想投入但实际上又不适应的表情和行为是很微妙的，我遇到过一个长得像毛泽东的人，经常出现在这种仪式中，永远都穿着灰色的中山装：还有一个房地产剪彩，民工们拂着队拿着旗子喝彩，但他们睑上的表情是非常麻木的，只是被老板要求站在这里，又或者一个奢华的欧式太理石的酒店里，一些准备演出的京剧演员妆面齐全，在吃汉堡：一个富家小孩，一点点太，被一群保安围着照顾，他的母亲就在旁边看着。还有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到今年，《新国人》系列是告一段落了？
李：是的，今年算是一个总结，以后不会再怎么拍这个系列了。从2009年开始，我有了新的摄影计划，《东园南园》。这属于《新国人》的兄弟篇，也是对它的补充。结构更复杂，会在街头截取很多的元素，包括政抬经济文化传统，不再主要是人的面孔，而是以一种整体的文化的形式，来做一个时代的留影。
无论是炙手可热的大明星、高官富商，还是一个普通民工、白领，乃至于90后的杀马特年轻人，他的镜头以同样平静的态度完成留影。他冷静地通过相机看着人潮，同时清楚自己也是人潮中的一员。所有人都被裹挟在骤变的时流中，这些具体的脸孔，构成我们所处的时代的肖像。
想什么说什么
在深圳见了这么多光怪陆离的人和事，偶尔有没有想回湖南家乡？
李：以后说不定是要回去的，我老家在山区，风光好，挺好一地方。要是等我哪一天在深圳混不下去了，我就回去，一座房子，一块地，也是很好的生活。
《新国人》的拍摄角度是怎样定下来的？
李：这组片子的名字改过几次，一开始叫“浮世绘”，当时的意思主要是记录形形色色的人：后来变成“仪式旅人”，就是讲我拍的这些人，总是穿行在各式各样的典礼仪式之中：再后来范围延伸，于用了这个比较大焱化的取法。有点向刘铮的《国人）系列致敬的意思，加个新，意味着是我自己的角度，更新的年代，不同的视角。这个名字变化的过程，大概就是《新国人》拍摄角度变化的过程。
一般来说这样的记录会被认为是带有批判色彩的。
李：是的，这些片子可以说是剥落了一些人光鲜的表象，记录到一些真实的瞬间，蘧些瞬间是荒诞的，奇怪的，整体上是有一种批判性。但我并没有就把自己摆在一个制高点上，不是艺术家式的，也不是“人文关怀”的套路。我平等的看待所有的人，把自己也放在跟他们平齐的位置。不简单的判断好坏，不针对一个人或者一个群体，而是针对一种现象。这些片子可能会让人更有自觉性，我提出了一些问题，展现这些奇怪的东西，可能会引起思考：世界真的是这样吗？
很难有结论说这十年的我们所处的世界究竟是什么样子，我觉得可以说是混乱的。
李：从06年开始，房价开始飙升，泡沫经济膨胀，城市化的进程猛地加快，在这个时候，人的欲望和焦虑都提得非常的高，在这样的整体氛围中，人们表现出一些不可思议的状态，各种奇葩，生活方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量的信息、文化涌进来，这种冲突是很混乱的。这汇成了城市对每一个人的压力，我拍下来的片子，大多数让人感觉到难过。因为每个人都像是很不安，有着强烈的孤独，封在自己的坚固的堡垒之中。而我意识到，我自己也是其中的一员。
您对自己观察、记录、并表达出来的过去的十年抱着怎样的观感？
李：我的一位英国作家朋友，用三位作家的作品形容过我们的现状。第一本是狄更斯的《双城记》，“这是最好的时代，也是最坏的时代”，《双城记》是讲工业革命时期技术的冲击使得社会出现亘大的变革：第二位是奥威尔关于集权的作品：第三位是卡夫卡，他讲的是人的异化和病态，每个人都成了很孤独的人。三者综台起来，就是我对过去十年的观感。
聊一些《新国人》中让您留下深刻印象的人？
李：太多了，太多了。在一个酒会的现场，有一部分人如鱼得水，是人群的中心，必然也有一部分人束手无措，努力想融入但又格格不入。我见到一些年轻的孩子，从农村来到大城市的80后、90后，他们在这种活动中，那些很想投入但实际上又不适应的表情和行为是很微妙的，我遇到过一个长得像毛泽东的人，经常出现在这种仪式中，永远都穿着灰色的中山装：还有一个房地产剪彩，民工们拂着队拿着旗子喝彩，但他们睑上的表情是非常麻木的，只是被老板要求站在这里，又或者一个奢华的欧式太理石的酒店里，一些准备演出的京剧演员妆面齐全，在吃汉堡：一个富家小孩，一点点太，被一群保安围着照顾，他的母亲就在旁边看着。还有很多很多，形形色色的人。
到今年，《新国人》系列是告一段落了？
李：是的，今年算是一个总结，以后不会再怎么拍这个系列了。从2009年开始，我有了新的摄影计划，《东园南园》。这属于《新国人》的兄弟篇，也是对它的补充。结构更复杂，会在街头截取很多的元素，包括政抬经济文化传统，不再主要是人的面孔，而是以一种整体的文化的形式，来做一个时代的留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