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刘震云的中篇小说《单位》，写作于1988年12月，发表于《北京文学》1989年第2期，属于刘震云早期小说创作的代表性作品之一。无论是从刘震云个人创作的发展历程来看，还是从当代小说从80年代向90年代过渡的历史进程来看，这部作品都有着特别的意义。
《单位》把镜头对准机关单位的官场生态，主要描写某处级单位接连发生的种种庸常琐事：福利分梨的好坏有别，牵扯出上下级之间的隐性矛盾;老张升了副局腾出来的处长职位，引起了老孙与老何的明争暗斗;老张与女老乔办公室调情被人抓了现行，引起了人际关系的重新洗牌;小林想争取入党，因女老乔等人暗中作祟总是遥遥无期。表面上看去都相安无事，实际上却都貌合神离。每一个人都心气甚高，但却得不到所期望的结果;每一个人都心怀愿望，但却在实现过程中相互掣肘。六个人的处级单位，人人都心事重重，焦躁不安;个个都满怀怨幽，郁郁寡欢。在这看似一团乱麻式的有关人事纠葛的故事中，作品既描绘了基层官场由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形成了紧张的环境与别扭的氛围，又由小林的角度，揭示出初涉官场的青年职员，面对波诡云谲的官场文化，是该去适从“单位”客观的现实，还是该保持自我本有状态的两难选择。事实上，入职不久又人微言轻的小林，根本无力去改变单位现有的状况，他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作必要的调整。但作品经由小林的困惑、犹疑和愤懑，还是让人看到了面对官场现实的种种弊端与官场文化的种种流俗，他的不解与不满，甚至是不屑。
《单位》之后，刘震云又以小林的家庭生活为内容，写作了姊妹篇《一地鸡毛》。《一地鸡毛》依次以“豆腐变馊了”，帮妻子找工作、给女儿找幼儿园等家常琐事的磕磕绊绊，写出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不易与辛酸，进而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办事要靠关系的人情世故。与在“单位”里的尴尬处境相差无几，在自己家里的小林的境遇，也是事事不顺、处处碰壁。在这不顺遂的公职工作和不如意的家庭生活的双重磨砺下，小林不得不变得世俗起来，不再憧憬什么高远的东西，只是渴望“老婆用微波炉给自己烤半只鸡，喝瓶啤酒”。小林的蜕变，看起来是个人的悲哀，实则也是社会的悲剧。与《单位》一样，《一地鸡毛》因其反讽意蕴的引而不发、含而不露，更令人深思，也更发人深省。
从1987年写作和发表《塔铺》《新兵连》开始，刘震云的小说写作，就逐渐凸显出一种宛如现状纪实和生活实录的原生态写作方式，好像所有作品所写的故事，都是从日常生活中选取出来的一段真人实事，“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不加修饰地描述出来，让人们读来不觉得是在阅读小说，而是在近观生活本身。这样的别具一格的刘震云式的“生活流”叙事特点，到了《单位》《一地鸡毛》这里，似乎体现得更加彻底，也运用得更为娴熟。
事实上，只要是小说作品，就是想象与虚构的產物。或者说，都是在真实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再度艺术加工的结果。《单位》实际上也是一种艺术虚构，只不过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琐细化，结构散淡化的技巧，以化有形为无形，寓有序于无序的方式，以期实现对于现实生活形态和人的心理状态的整体真实反映。无论是先前的《塔铺》《新兵连》，还是后来的《单位》《一地鸡毛》，刘震云都并非是在着力塑造单个的人物形象，着意描绘具体的人物性情，而是旨在描述一种整体的生活形态，群体的心理定势，由各种形态的自然而然的“生活流”，来揭示深蕴在人们相似行为、相近心态中的“文化病”症候。
由《单位》一作，人们还可看出刘震云在此后创作的艺术追求中的某些端倪。我以为，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是以各种手法打通生活与艺术的内在联结。化生活为艺术，需要特殊的功夫;打通生活与艺术，更需要超常的功力。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平庸化人物与典型化形象，日常化生活与戏剧性人生，这些看似完全不搭的两极现象，常常能经由他的生活实录式的叙事，自然地加以联结，熨帖地融合起来，而个别与普遍，偶然与必然，寻常与奇崛，严正与诙谐，也都掺杂在一起顺流而来。令人读来既淋漓痛快，又颇耐咀嚼。可以说，刘震云的“生活流”的叙事艺术，由此臻于成熟。
其二，是在创作主体中凸显出强烈的“平民意识”。看得出来，在小说创作中，刘震云有意放低着创作姿态，摒弃了看取生活的居高临下，他既以看取人和事的平等与平视，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充分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又以艺术形式的平易和平实，立于大众的立场，表现平民的生活，与读者平等交流，亲切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平民意识”显然也内含了“人民性”的元素，或者就是“人民性”的另一种体现。
从1991年的《故乡天下黄花》开始，刘震云的小说写作转向了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先后写作了《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手机》《我是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等长篇小说，并以《一句顶一万句》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其中，除了个别作品体现出小说意趣与艺术探索的先锋性外，大多数作品均为“生活流”叙事方式在不同时期的艺术成果。当然，在不同的小说作品中，能看到刘震云在创作中对于新闻素材、社会事件的巧征与妙用，或能见出他在小说结构上的悉心营造，在叙述语言上的精心玩味，但底色都与“生活流”密切相关，都是“生活流”叙事的不断延展与拓进。因此，重温《单位》，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作家在创作上的跋涉与探求，也能看出其在艺术风格上的变与不变。
本刊责编
《单位》把镜头对准机关单位的官场生态，主要描写某处级单位接连发生的种种庸常琐事：福利分梨的好坏有别，牵扯出上下级之间的隐性矛盾;老张升了副局腾出来的处长职位，引起了老孙与老何的明争暗斗;老张与女老乔办公室调情被人抓了现行，引起了人际关系的重新洗牌;小林想争取入党，因女老乔等人暗中作祟总是遥遥无期。表面上看去都相安无事，实际上却都貌合神离。每一个人都心气甚高，但却得不到所期望的结果;每一个人都心怀愿望，但却在实现过程中相互掣肘。六个人的处级单位，人人都心事重重，焦躁不安;个个都满怀怨幽，郁郁寡欢。在这看似一团乱麻式的有关人事纠葛的故事中，作品既描绘了基层官场由根深蒂固的“官本位”观念形成了紧张的环境与别扭的氛围，又由小林的角度，揭示出初涉官场的青年职员，面对波诡云谲的官场文化，是该去适从“单位”客观的现实，还是该保持自我本有状态的两难选择。事实上，入职不久又人微言轻的小林，根本无力去改变单位现有的状况，他只能从自己的角度去作必要的调整。但作品经由小林的困惑、犹疑和愤懑，还是让人看到了面对官场现实的种种弊端与官场文化的种种流俗，他的不解与不满，甚至是不屑。
《单位》之后，刘震云又以小林的家庭生活为内容，写作了姊妹篇《一地鸡毛》。《一地鸡毛》依次以“豆腐变馊了”，帮妻子找工作、给女儿找幼儿园等家常琐事的磕磕绊绊，写出了普通人日常生活的不易与辛酸，进而揭示了人与人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办事要靠关系的人情世故。与在“单位”里的尴尬处境相差无几，在自己家里的小林的境遇，也是事事不顺、处处碰壁。在这不顺遂的公职工作和不如意的家庭生活的双重磨砺下，小林不得不变得世俗起来，不再憧憬什么高远的东西，只是渴望“老婆用微波炉给自己烤半只鸡，喝瓶啤酒”。小林的蜕变，看起来是个人的悲哀，实则也是社会的悲剧。与《单位》一样，《一地鸡毛》因其反讽意蕴的引而不发、含而不露，更令人深思，也更发人深省。
从1987年写作和发表《塔铺》《新兵连》开始，刘震云的小说写作，就逐渐凸显出一种宛如现状纪实和生活实录的原生态写作方式，好像所有作品所写的故事，都是从日常生活中选取出来的一段真人实事，“按照生活本来的样子”，不加修饰地描述出来，让人们读来不觉得是在阅读小说，而是在近观生活本身。这样的别具一格的刘震云式的“生活流”叙事特点，到了《单位》《一地鸡毛》这里，似乎体现得更加彻底，也运用得更为娴熟。
事实上，只要是小说作品，就是想象与虚构的產物。或者说，都是在真实素材的基础上，进行再度艺术加工的结果。《单位》实际上也是一种艺术虚构，只不过作者采用了一种叙述琐细化，结构散淡化的技巧，以化有形为无形，寓有序于无序的方式，以期实现对于现实生活形态和人的心理状态的整体真实反映。无论是先前的《塔铺》《新兵连》，还是后来的《单位》《一地鸡毛》，刘震云都并非是在着力塑造单个的人物形象，着意描绘具体的人物性情，而是旨在描述一种整体的生活形态，群体的心理定势，由各种形态的自然而然的“生活流”，来揭示深蕴在人们相似行为、相近心态中的“文化病”症候。
由《单位》一作，人们还可看出刘震云在此后创作的艺术追求中的某些端倪。我以为，这里有两点尤其值得注意：
其一，是以各种手法打通生活与艺术的内在联结。化生活为艺术，需要特殊的功夫;打通生活与艺术，更需要超常的功力。在刘震云的小说世界，平庸化人物与典型化形象，日常化生活与戏剧性人生，这些看似完全不搭的两极现象，常常能经由他的生活实录式的叙事，自然地加以联结，熨帖地融合起来，而个别与普遍，偶然与必然，寻常与奇崛，严正与诙谐，也都掺杂在一起顺流而来。令人读来既淋漓痛快，又颇耐咀嚼。可以说，刘震云的“生活流”的叙事艺术，由此臻于成熟。
其二，是在创作主体中凸显出强烈的“平民意识”。看得出来，在小说创作中，刘震云有意放低着创作姿态，摒弃了看取生活的居高临下，他既以看取人和事的平等与平视，对笔下的人物一视同仁，充分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又以艺术形式的平易和平实，立于大众的立场，表现平民的生活，与读者平等交流，亲切对话。在这个意义上，“平民意识”显然也内含了“人民性”的元素，或者就是“人民性”的另一种体现。
从1991年的《故乡天下黄花》开始，刘震云的小说写作转向了以长篇小说创作为主，先后写作了《故乡面和花朵》《一腔废话》《手机》《我是刘跃进》《我不是潘金莲》《一句顶一万句》等长篇小说，并以《一句顶一万句》荣获第八届茅盾文学奖。这其中，除了个别作品体现出小说意趣与艺术探索的先锋性外，大多数作品均为“生活流”叙事方式在不同时期的艺术成果。当然，在不同的小说作品中，能看到刘震云在创作中对于新闻素材、社会事件的巧征与妙用，或能见出他在小说结构上的悉心营造，在叙述语言上的精心玩味，但底色都与“生活流”密切相关，都是“生活流”叙事的不断延展与拓进。因此，重温《单位》，我们可以从中看到作家在创作上的跋涉与探求，也能看出其在艺术风格上的变与不变。
本刊责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