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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本刊总编辑，中国人民大学公共外交研究院院长、新闻学院院长）：公共外交是进口的概念。传统的公共外交的定义是向外国公众传递本国的国情。近年来除了政府之外，公众也参与了对外国公众的沟通，社会精英主要是重要的官员、学者、知名人士和企业家，因为企业家对外交往非常丰富，有机会表达本国，并不是企业家都变成新闻发言人了，而是他们回答问题的过程中把比较真实的信息传递出去。
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国家形象就是人们对某一个国家的印象，但是不同的人可能印象不一样，但大多数人的印象就形成那个国家的形象。比如说中国人对于美国人，可能认为美国是很强大的，美国人是很幽默的；对英国人不仅觉得英国人很幽默，而且有绅士风度；认为澳大利亚是亚太的友人，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我们很欢迎，或者喜欢澳大利亚人民的质朴。中国人在外国什么印象呢？中国人可能自己感觉不到。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有关系，因为你对某个国家印象好，那我们的民意对那个国家就是好的，我们的政府就容易采取对那个国家更友好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象是我们的尊严，认为这个民族很善良、友好、诚信，这个民族文化程度很高，也是尊严，所以今天讨论的是我们如何加强公共外交，如何把国家形象做得更好？国家形象好首先政策好、制度好，公民素质高。很多人没去过外国，是从电影、杂志、小说中知道外国的，不一定准确，只有直接见面才准确。
鲍勃·霍克（Bob Hawke，澳大利亚前总理）：国家实力包括硬性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另外还有软实力。所谓软实力包含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使用软实力其实说到底就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核心就是要打造国家形象，正面的国家形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赢得较高声誉，并争取积极的外部环境；负面形象则会给国家带来负面声誉和消极环境。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30多年来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巨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人的自信上。中国领导人不断出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这种努力不只是对中国人民，对于世界人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肇星（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我去过183个国家，但有一点却是不及霍克先生的，霍克来过中国97次，而我只去过澳大利亚10次。另外，霍克先生把自己的孙子也带到了这次的博鳌论坛，让他了解中国文化，这些为中澳交流做出的贡献，都十分令人感动。
爱学习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组成因素，目前，中国的孩子应该多向其他国家学习。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统计，2012年，中国被列为最不爱读书的国家之一，这是目前教育界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公共外交应该发展的事情。
提升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是要平等待人，不要有嫌贫爱富的思想，鲁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个人、一个国家要自卑或是傲慢太容易做到，而难就难在平等待人。因此，人和人之间要平等相待，与周边国家相处也要平等相待，这样，公共外交才会提升。
我身上一直带着《联合国宪章》，里面有一点讲得非常好，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多看彼此的长处。我最近刚好去了巴黎，在巴黎看到一件怪事，好多人抽烟，一看抽烟的大都是女的，男士抽烟的倒很少，后来我跟他们说，巴黎的女士应该向男士学习，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而北京在公共场所抽烟的都是男的，女的很少，回到北京我们应该劝男的向女士学习，这样互相学习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更加美丽。
马丁·杰克斯（Martin Jacques，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一个社会、国家越是繁荣，那其变化就越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开放。目前，已经没有办法定义新形势的外交官、以及公共外交的思想，因为成为外交人员的核心已经不同了，这个趋势是一个不断加快的过程，在过去10年，变得越来越快。互联网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助推器。但我们可以预见，人文交流会越来越重要，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的外交涉及多方因素，如政府、民间、外交部，然后是人民之间的人文交流，比如说人民怎么看美国，无论是苹果、波音和微软，都可以带来一定的现代化、价值观，能够给人们带来很多启迪。
胡智荣（世界华人协会主席）：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在公共外交方面有更好的着力点，使馆和商务处可以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包括海外的华人华侨社团，在美国也有华人国会议员，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美国的劳工部长、驻华大使都曾经为华人担任。
众所周知，过去几十年海外华人有一个艰苦发展的历程，过去在欧盟地区都是靠三把刀：剪刀，很多华人是理发师；菜刀，很多华人经营餐馆；另外一把刀就是打人的，当地的生活过得很不好。但是现在，东南亚一带华人华侨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富人，在生活圈里比较潇洒。而经过这几十年，我们祖国也强大了，华人的概念也出现改变。很多华人过去收购当地的房产，收购法国当地的酒庄，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说把当地的房价都抬高了，给欧盟地区的经济，包括脱离欧债危机，为经济复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华人的力量不可忽视。
推动公共外交时一定不能太风风火火，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吸取过去搞经济的教训。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快，这几十年做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事情，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几十年带来了几百年的污染积累，因此，中国要好好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包括雾霾对国家形象有所损害，环境治理是公共外交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目前，中国高校正在积极开设公共外交或是公共政策的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和兄弟院校一样在进行人才培养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大改革，在大改革的框架里专门把跨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很重的分量放进去，所有的涉外专业公共外交有专门的课程，研究生有专门的公共外交学科方向，同时有88门为了塑造我们自己学生的本国传统文化基础的人文经典课程模块，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专门的模块，20多门课是跨文化交流的模块。
3月，中国人民大学还在原来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院，戴秉国同志担任名誉院长，赵启正同志担任院长，孙萍教授担任副院长和秘书长。之所以这么做，一个最基本的考虑，是当前的世界文明体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为主导，东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外围的结构，这样一个文化文明结构将来不管变迁还是不变迁，实际上要让它能够无冲突或少冲突地存在，必然有一个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科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讲中国的故事，但是要教会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本事和方法论，必须得先解决师资和老师们的问题。我们的老师们能不能向其他国家的人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一点让我们感到担子很重。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要把这些核心的公共外交研究者们团结到这个平台上，助推公共外交事业。
（会间，有一位听众提问：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往算公共外交吗？陈雨露回答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交往不属于公共外交的范围。李肇星、赵启正对此表示赞同。）
公共外交与国家形象密切相关。国家形象就是人们对某一个国家的印象，但是不同的人可能印象不一样，但大多数人的印象就形成那个国家的形象。比如说中国人对于美国人，可能认为美国是很强大的，美国人是很幽默的；对英国人不仅觉得英国人很幽默，而且有绅士风度；认为澳大利亚是亚太的友人，澳大利亚的亚洲政策我们很欢迎，或者喜欢澳大利亚人民的质朴。中国人在外国什么印象呢？中国人可能自己感觉不到。国家形象与国家利益有关系，因为你对某个国家印象好，那我们的民意对那个国家就是好的，我们的政府就容易采取对那个国家更友好的政策。更重要的是国家形象是我们的尊严，认为这个民族很善良、友好、诚信，这个民族文化程度很高，也是尊严，所以今天讨论的是我们如何加强公共外交，如何把国家形象做得更好？国家形象好首先政策好、制度好，公民素质高。很多人没去过外国，是从电影、杂志、小说中知道外国的，不一定准确，只有直接见面才准确。
鲍勃·霍克（Bob Hawke，澳大利亚前总理）：国家实力包括硬性力量，包括经济力量和军事力量，另外还有软实力。所谓软实力包含一个国家的文化、政治价值观以及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使用软实力其实说到底就是公共外交，公共外交的核心就是要打造国家形象，正面的国家形象能够帮助这个国家赢得较高声誉，并争取积极的外部环境；负面形象则会给国家带来负面声誉和消极环境。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78年，30多年来亲眼目睹了中国的巨变，这种变化不仅体现在经济上，还体现在人的自信上。中国领导人不断出访，让世界看到了中国，这种努力不只是对中国人民，对于世界人民都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李肇星（中国公共外交协会会长，中国外交部前部长）：我去过183个国家，但有一点却是不及霍克先生的，霍克来过中国97次，而我只去过澳大利亚10次。另外，霍克先生把自己的孙子也带到了这次的博鳌论坛，让他了解中国文化，这些为中澳交流做出的贡献，都十分令人感动。
爱学习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也是中国国家形象的组成因素，目前，中国的孩子应该多向其他国家学习。总部设在巴黎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有一项统计，2012年，中国被列为最不爱读书的国家之一，这是目前教育界应该注意的问题，也是我们公共外交应该发展的事情。
提升国家形象的一个关键是要平等待人，不要有嫌贫爱富的思想，鲁迅曾经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一个人、一个国家要自卑或是傲慢太容易做到，而难就难在平等待人。因此，人和人之间要平等相待，与周边国家相处也要平等相待，这样，公共外交才会提升。
我身上一直带着《联合国宪章》，里面有一点讲得非常好，就是人与人之间要多看彼此的长处。我最近刚好去了巴黎，在巴黎看到一件怪事，好多人抽烟，一看抽烟的大都是女的，男士抽烟的倒很少，后来我跟他们说，巴黎的女士应该向男士学习，尽量不要在公共场合抽烟；而北京在公共场所抽烟的都是男的，女的很少，回到北京我们应该劝男的向女士学习，这样互相学习的社会，才会更加和谐、更加美丽。
马丁·杰克斯（Martin Jacques，剑桥大学政治和国际研究系高级研究员）：一个社会、国家越是繁荣，那其变化就越会受到外部因素的影响，越来越开放。目前，已经没有办法定义新形势的外交官、以及公共外交的思想，因为成为外交人员的核心已经不同了，这个趋势是一个不断加快的过程，在过去10年，变得越来越快。互联网的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助推器。但我们可以预见，人文交流会越来越重要，成为影响国家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
现在的外交涉及多方因素，如政府、民间、外交部，然后是人民之间的人文交流，比如说人民怎么看美国，无论是苹果、波音和微软，都可以带来一定的现代化、价值观，能够给人们带来很多启迪。
胡智荣（世界华人协会主席）：现在我们国家强大了，在公共外交方面有更好的着力点，使馆和商务处可以协助中国企业走出去，也包括海外的华人华侨社团，在美国也有华人国会议员，他们有一定的话语权，甚至美国的劳工部长、驻华大使都曾经为华人担任。
众所周知，过去几十年海外华人有一个艰苦发展的历程，过去在欧盟地区都是靠三把刀：剪刀，很多华人是理发师；菜刀，很多华人经营餐馆；另外一把刀就是打人的，当地的生活过得很不好。但是现在，东南亚一带华人华侨经过几十年的打拼，已经成为了当地的富人，在生活圈里比较潇洒。而经过这几十年，我们祖国也强大了，华人的概念也出现改变。很多华人过去收购当地的房产，收购法国当地的酒庄，甚至有一段时间还说把当地的房价都抬高了，给欧盟地区的经济，包括脱离欧债危机，为经济复苏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华人的力量不可忽视。
推动公共外交时一定不能太风风火火，要按部就班、循序渐进，吸取过去搞经济的教训。目前中国经济增长快，这几十年做了西方国家几百年的事情，存在环境污染的问题，几十年带来了几百年的污染积累，因此，中国要好好吸取过去的经验和教训，包括雾霾对国家形象有所损害，环境治理是公共外交值得探讨的问题。
陈雨露（中国人民大学校长）：目前，中国高校正在积极开设公共外交或是公共政策的课程，中国人民大学和兄弟院校一样在进行人才培养体系和学术体系的大改革，在大改革的框架里专门把跨文化交流和公共外交作为一个很重的分量放进去，所有的涉外专业公共外交有专门的课程，研究生有专门的公共外交学科方向，同时有88门为了塑造我们自己学生的本国传统文化基础的人文经典课程模块，同时在这个基础上有一个专门的模块，20多门课是跨文化交流的模块。
3月，中国人民大学还在原来公共外交研究中心的基础上专门成立了公共外交研究院，戴秉国同志担任名誉院长，赵启正同志担任院长，孙萍教授担任副院长和秘书长。之所以这么做，一个最基本的考虑，是当前的世界文明体系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明为主导，东方文明和伊斯兰文明为外围的结构，这样一个文化文明结构将来不管变迁还是不变迁，实际上要让它能够无冲突或少冲突地存在，必然有一个文明和文化之间的有效沟通问题。
中国人民大学人文学科最大的优势是能够讲中国的故事，但是要教会学生跨文化交流的本事和方法论，必须得先解决师资和老师们的问题。我们的老师们能不能向其他国家的人讲好中国的故事？这一点让我们感到担子很重。今后工作的重点，是要把这些核心的公共外交研究者们团结到这个平台上，助推公共外交事业。
（会间，有一位听众提问：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交往算公共外交吗？陈雨露回答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交往不属于公共外交的范围。李肇星、赵启正对此表示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