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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艺报》：你说过《长安十二时辰》的主角是“盛唐时期的长安城”，但“盛唐”是个非常璀璨但同时又很短暂的时期，安史之乱后唐朝迎来了转折点，剧集是否会有这方面的体现？
曹盾：没有。我们讲的就是长安城一天发生的故事，我们在创作初期就确定了一个方向——“只讲长安不讲唐”。故事呈现的就是一个平民英雄拯救老百姓的故事，我们不需要延展。更多的内容、思考，我们的故事托不住。
关于唐朝的影视作品非常多，如《贞观之治》《武媚娘传奇》《妖猫传》等等，大家更多拍的是庙堂之上、君王的唐朝，但我们重点想拍的就是长安城以及长安城的百姓，展现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精气神，我相信这也是《长安十二时辰》的特征和气质所在。
《综艺报》：《长安十二时辰》投资规模庞大、制作精细，你认为通过这个项目，是否可以为影视工业化制作留下一套流程或是一个方法论？
曹盾：《长安十二时辰》其实向大家证明了只要尊重观众、认真做好项目，就会有好的结果，被观众鼓励、认可。至于这个剧是否可以为未来的影视制作留下一套模式，还需后续更多的复盘，看看是否可以科学地总结出一套具体的流程，为下个项目引入一些更为科学的管理方法。
《综艺报》：电影常常会强调导演的作者性，相对而言电视剧可能会更加接地气，尤其在一部商业剧集里，导演的表达空间在哪里？
曹盾：导演更多的工作其实是给项目定一个方向，在我们团队尤其如此。当接到一个项目，所有人都会问我：导演，咱们这个戏想要拍成怎样的一种气质？这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我们定下的方向就是尽可能靠近真实。根据这个要求，摄影会去追求光线的真实，服装会去追求服装的真实，动作戏导演会去追求动作的真实，演员会去追求表演的真实。不同的部门会在你的要求之下，将工作落到实处。
在内地影视项目制作中，我觉得导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戏定一个调子，让大家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综艺报》：随着互联网崛起，观众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声渠道，曾经有一段时间业界也一直在探讨大数据对于影视创作的影响。在你看来，这个时代，观众和导演或者说观众和创作者的关系变了吗？
曹盾：大数据对于未来的创作是有帮助的，它包含很多内容，不仅仅可以为创作提供佐证，也可以为很多工作细节带来帮助，比如说用软件检查是否漏拍了一场戏。对科技的发展要持开放的态度，积极拥抱新技术。
观众和创作者始终是“相爱相杀”的关系。作品好，自然会受到观众欢迎，反之则会被观众抛弃。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观众与创作者也是“相互养成”的关系，一方面观众会鞭策创作者;另一方面，创作者也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观众”。
《综艺报》：怎么“培养观众”？
曹盾：更准确地说是不要抛弃观众。比如说，前几年很流行将题材分类，所谓这是一个男性向的题材，那是一个女性向的作品，大家开始非常功利地为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产品。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创作思路，而是为了谋求某种利益而做出的抉择。
这样的创作，等同于抛弃了其他观众。就像沙漠里的草木，如果没有雨水，它看着就像死去一样;但一旦降雨，它便能马上恢复生机。如果只给市场、观众提供一类文艺作品、那么其他类型的观众只能选择沉默，将自己收缩起来。创作者要真正尊重观众，为观众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让不同的人能够看到不同的内容，而不是只“提供一种饲料”，粗暴地“填鸭”观众。
《综艺报》：现在的团队从滕文骥导演的剧组便开始成形，团队的稳定性是否也是核心竞争力？
曹盾：这件事情有两面。有的项目组、剧組会不断地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一定会带来更新的活力和想法，但弊端在于品质不够稳定。像我们团队这样的模式可能能保证品质的稳定性，但弊端在于长此以往，会形成固定的思维和工作模式。我们只能依靠不断培养年轻人、不断造血来改善。
《综艺报》：团队内部是如何培养年轻人的？
曹盾：通过老人带新人，在我们内部可以做到知无不言。比如说我对我的摄影，我会把所有的经验和知识想办法传递给他，同时为他创造一个可以发挥的空间。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一个镜头，李必说道：“再也没有比长安更伟大的城市”，那个镜头开始是竖着的后来才横过来，这就是新人的现场发挥。虽然我和摄影在监视器看的时候都不能理解，但我们还是为他保留了这个镜头。剪掉一个镜头很容易，但同时剪掉的可能是一位年轻人的热情。所以，我们会尽量为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他们创作。
《综艺报》：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曹盾：我们目前在筹备一部现代题材剧《再见啦，母亲大人》。
《综艺报》：《长安十二时辰》会有第二季吗？
曹盾：首先，这得看马伯庸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精彩的故事;其次得看这些演员能不能都回来。如果张小敬换了个人、李必换了个人，相信大家的期待值也会降低。其实，我和马伯庸老师在《长安十二时辰》里埋了一条暗线，就是“何家村”的故事。但具体故事会不会从这个方向展开、怎么展开，还得看项目的后续发展。
曹盾：没有。我们讲的就是长安城一天发生的故事，我们在创作初期就确定了一个方向——“只讲长安不讲唐”。故事呈现的就是一个平民英雄拯救老百姓的故事，我们不需要延展。更多的内容、思考，我们的故事托不住。
关于唐朝的影视作品非常多，如《贞观之治》《武媚娘传奇》《妖猫传》等等，大家更多拍的是庙堂之上、君王的唐朝，但我们重点想拍的就是长安城以及长安城的百姓，展现那个时代普通人的精气神，我相信这也是《长安十二时辰》的特征和气质所在。
《综艺报》：《长安十二时辰》投资规模庞大、制作精细，你认为通过这个项目，是否可以为影视工业化制作留下一套流程或是一个方法论？
曹盾：《长安十二时辰》其实向大家证明了只要尊重观众、认真做好项目，就会有好的结果，被观众鼓励、认可。至于这个剧是否可以为未来的影视制作留下一套模式，还需后续更多的复盘，看看是否可以科学地总结出一套具体的流程，为下个项目引入一些更为科学的管理方法。
《综艺报》：电影常常会强调导演的作者性，相对而言电视剧可能会更加接地气，尤其在一部商业剧集里，导演的表达空间在哪里？
曹盾：导演更多的工作其实是给项目定一个方向，在我们团队尤其如此。当接到一个项目，所有人都会问我：导演，咱们这个戏想要拍成怎样的一种气质？这时候，你需要有一个清晰的判断。以《长安十二时辰》为例，我们定下的方向就是尽可能靠近真实。根据这个要求，摄影会去追求光线的真实，服装会去追求服装的真实，动作戏导演会去追求动作的真实，演员会去追求表演的真实。不同的部门会在你的要求之下，将工作落到实处。
在内地影视项目制作中，我觉得导演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给戏定一个调子，让大家知道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综艺报》：随着互联网崛起，观众有了越来越多的发声渠道，曾经有一段时间业界也一直在探讨大数据对于影视创作的影响。在你看来，这个时代，观众和导演或者说观众和创作者的关系变了吗？
曹盾：大数据对于未来的创作是有帮助的，它包含很多内容，不仅仅可以为创作提供佐证，也可以为很多工作细节带来帮助，比如说用软件检查是否漏拍了一场戏。对科技的发展要持开放的态度，积极拥抱新技术。
观众和创作者始终是“相爱相杀”的关系。作品好，自然会受到观众欢迎，反之则会被观众抛弃。但从另外一种角度来说，观众与创作者也是“相互养成”的关系，一方面观众会鞭策创作者;另一方面，创作者也需要有意识地“培养观众”。
《综艺报》：怎么“培养观众”？
曹盾：更准确地说是不要抛弃观众。比如说，前几年很流行将题材分类，所谓这是一个男性向的题材，那是一个女性向的作品，大家开始非常功利地为不同的人群提供不同的产品。在我看来，这不是一种创作思路，而是为了谋求某种利益而做出的抉择。
这样的创作，等同于抛弃了其他观众。就像沙漠里的草木，如果没有雨水，它看着就像死去一样;但一旦降雨，它便能马上恢复生机。如果只给市场、观众提供一类文艺作品、那么其他类型的观众只能选择沉默，将自己收缩起来。创作者要真正尊重观众，为观众提供不同类型的产品，让不同的人能够看到不同的内容，而不是只“提供一种饲料”，粗暴地“填鸭”观众。
《综艺报》：现在的团队从滕文骥导演的剧组便开始成形，团队的稳定性是否也是核心竞争力？
曹盾：这件事情有两面。有的项目组、剧組会不断地寻求新的合作伙伴，这一定会带来更新的活力和想法，但弊端在于品质不够稳定。像我们团队这样的模式可能能保证品质的稳定性，但弊端在于长此以往，会形成固定的思维和工作模式。我们只能依靠不断培养年轻人、不断造血来改善。
《综艺报》：团队内部是如何培养年轻人的？
曹盾：通过老人带新人，在我们内部可以做到知无不言。比如说我对我的摄影，我会把所有的经验和知识想办法传递给他，同时为他创造一个可以发挥的空间。
在《长安十二时辰》中有一个镜头，李必说道：“再也没有比长安更伟大的城市”，那个镜头开始是竖着的后来才横过来，这就是新人的现场发挥。虽然我和摄影在监视器看的时候都不能理解，但我们还是为他保留了这个镜头。剪掉一个镜头很容易，但同时剪掉的可能是一位年轻人的热情。所以，我们会尽量为年轻人创造机会，鼓励他们创作。
《综艺报》：下一步的工作计划是什么？
曹盾：我们目前在筹备一部现代题材剧《再见啦，母亲大人》。
《综艺报》：《长安十二时辰》会有第二季吗？
曹盾：首先，这得看马伯庸老师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个精彩的故事;其次得看这些演员能不能都回来。如果张小敬换了个人、李必换了个人，相信大家的期待值也会降低。其实，我和马伯庸老师在《长安十二时辰》里埋了一条暗线，就是“何家村”的故事。但具体故事会不会从这个方向展开、怎么展开，还得看项目的后续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