持多元观点是戛纳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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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72届戛纳国际电影节于2019年5月14日至25日在法国南部城市戛纳举行。不少备受各大电影节青睐的影片亮相戛纳,包括佩德罗·阿尔莫多瓦执导的《痛苦与荣耀》(Pain and Glory)、奉俊昊执导的《寄生虫》(Parasite)、吉姆·贾木施执导的《丧尸未逝》(The Dead Don't Die)、泰伦斯·马利克执导的《隐藏的生活》(A Hidden Life)和泽维尔·多兰执导的《马泰斯与马克西姆》(Matthais & Maxime)等。
  可惜,由于组委会今年仍未能和流媒体供应商Netflix达成共识,后者出品的三部影片——马丁·斯科塞斯执导,罗伯特·德尼罗、阿尔·帕西诺和乔·佩西共同主演的黑帮史诗《爱尔兰人》(The Irishman);史蒂文·索德伯格执导,梅丽尔·斯特里普和加里·奥德曼主演的影片《自助洗衣店》(The Laundromat);以及由诺亚·鲍姆巴赫执导,提莫西·查拉梅主演的关于亨利五世的影片《国王》(The King),都缺席了本届戛纳电影节,这也是Netflix连续两年没有作品出现在戛纳。
  Netflix这几部电影很可能会像去年的《罗马》(Roma)和《巴斯特·斯克拉格斯之歌》(The Ballad of Buster Scruggs)一样,出现在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或多伦多国际电影节上。


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个人对Netflix 并没有意见。

  其实,戛纳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个人对Netflix并没有意见。早在2017年,他就表示欢迎流媒体,并于当年选择了Netflix出品的《梅耶罗维茨的故事》(The Meyerowitz Stories)和《玉子》(Okja)进入戛纳主竞赛单元角逐。但是,由于法国电影发行商的强烈反对——他们希望Netflix在影院而不仅仅是在线上放映电影——使得弗雷莫不得不转变了态度。
  戛纳电影节和Netflix之间的僵局恐怕很难打破。因为法国法律规定,如果电影公司要在电影院上映一部电影,那么这部电影需要等待整整3年,也就是36个月后,才能在线上放映。虽然法国方面已经采取措施缩短窗口期,但是没有迹象表明法国发行商会接受Netflix所要求的影院和线上同步发行方式。
  另外,戛纳电影节方面也不太可能做出让步。尽管同样遭到了本地发行商抗议,但威尼斯电影节、柏林电影节和多伦多电影节等另外几个大型电影节还是允许Netflix的影片进入,只有戛纳电影节,不惜押上声誉保护影片的观影体验。戛纳组委会始终坚持,作为世界上颇有声望的电影节之一,只有“真正的电影”——即在影院上映的电影——才有资格角逐金棕榈奖。
  Netflix其实可以像美国电影公司经常做的那样,让电影在戛纳非竞赛单元参加展映,比如今年派拉蒙出品、由埃尔顿·约翰执导的传记片《火箭人》就采取了这一方式,从而结束这场争端。然而Netflix拒绝妥协。去年,当弗雷莫宣布Netflix出品的电影没有资格角逐金棕榈奖时,Netflix首席内容官泰德·萨兰多斯(Ted Sarandos)就从戛纳撤下了Netflix的全部影片。今年,Netflix干脆拒绝向戛纳组委会提交任何一部影片供其评选。
  对于Netflix而言,戛纳电影节不仅是展示营销平台,更是一种认可。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竞赛单元,进而获得金棕榈奖,是争夺其他奖项的终极武器。据报道,Netflix在奥斯卡宣传活动上光为《罗马》就花费了4000万美元,现在Netflix也正全力以赴支持斯科塞斯执导的《爱尔兰人》角逐2020年的奥斯卡,《爱尔兰人》很可能会在威尼斯电影节上斩获奖项。
  戛纳国际电影节艺术总监蒂埃里·弗雷莫在接受采訪时谈到了和Netflix的关系,以及戛纳电影节在颁奖季的地位。他还驳斥了戛纳电影节与威尼斯电影节的比较,并强调了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多样性,他说:“保持多元观点是戛纳的责任。”
  记者:几部原本有望入围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影片却没能出现在公布的名单中,尤其是一些美国大片。你认为如果没有美国大片和明星,戛纳电影节在媒体上得到的关注会减少吗?
  蒂埃里·弗雷莫:入选的美国电影减少时,我们得到的美国媒体的关注肯定也会减少,但是世界其他地方对我们的关注却不会减少。戛纳电影节属于全球艺术家和整个世界,而不仅仅是法国或美国电影——这一点是写进戛纳电影节成立宗旨里的。我认为电影节的责任不仅仅是从世界各地挑选电影,而是以同样的方式关注它们。戛纳电影节的传奇是由美国和法国电影创造的,但同时也是由费里尼、塔尔科夫斯基、伯格曼和黑泽明等如雷贯耳的世界电影人创造的,我的工作就是关注他们。我真的做了很多工作,帮助昆汀·塔伦蒂诺,为他执导的影片《好莱坞往事》(Once Upon a Time in Hollywood)征战戛纳,但并非因为他是美国人,而是因为他是伟大的电影人之一,因为他是戛纳大家庭的一员,是戛纳历史的一部分。
  记者:但是人们感觉,很多备受关注的大片正在从戛纳向秋季的几个电影节转移?
  蒂埃里·弗雷莫:应该说是美国电影正在向秋季的电影节转移。但戛纳有自己的责任。我的朋友——威尼斯电影节艺术总监阿尔贝托·巴贝拉(Alberto Barbera)也正在做他必须做的事情,即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成为美国电影的展示平台。尽管这并非威尼斯国际电影节的传统——历史上和现在完全不同,但这就是他现在正在做的事情。对于那些仍然认为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这件事很重要的电影人、电影行业和媒体来说,具有特定品位的戛纳国际电影节是“必去之地”。我们有主流电影,同时也有风格激进的独立电影,比如吉姆·贾木许的电影。我喜欢这一点,因为吉姆带着一部激进美学电影来到戛纳,让戛纳更有意义。


中国演员巩俐出席今年戛纳电影节。

  记者:罗伯特·德尼罗希望《爱尔兰人》参加戛纳电影节吗?
  蒂埃里·弗雷莫:《爱尔兰人》目前都还没有制作完成。德尼罗是位出色的艺术家,也是位对电影充满热情的人,他以任何理由回到戛纳电影节都是很棒的事情。对我个人来说,欢迎他回到戛纳也是很棒的事情,但是《爱尔兰人》还没有准备好。
  记者:《爱尔兰人》也是由Netflix出品的电影,我猜它不会受欢迎吧?
  蒂埃里·弗雷莫:在《爱尔兰人》这部电影拍摄结束时,我想着这部电影已经为参加今年戛纳电影节做好了准备。于是,我开始和马丁以及Netflix讨论此事。不过,这部电影更适合在非竞赛展映单元放映,而不适合参加主竞赛单元参与奖项的角逐。但是《爱尔兰人》最后还是没有准备好来到戛纳,这就是马丁,他有自己的做事节奏。
  记者:此前你说Netflix的商业模式和戛纳国际电影节不相兼容。
  蒂埃里·弗雷莫:目前的确是这样。Netflix的商业模式与威尼斯电影节或多伦多电影节都很协调。威尼斯的策略是与奥斯卡宣传活动相结合,这对他们来说很有利,但这不是我们的责任,即使是去年获得戛纳评审团大奖的《黑色党徒》(BlacKkKlansman)获得了今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Netflix是家非常棒的公司,他们是真正的电影爱好者,他们做了一些非常新颖的事情,而我们则希望保留传统。这个世界需要有Netflix,也需要有戛纳,二者缺一不可。Netflix有自己的商业模式,但是他们也是电影大家族的一分子。
  记者:你们会欢迎苹果公司出品的电影参加戛納国际电影节吗?
  蒂埃里·弗雷莫:视情况而定,我们对他们的策略知之甚少,但是规则很清楚。所以,如果想让一部电影参展,就要了解我们的规则,这些规则不仅是规则,也在传递一个信念。起码在主竞赛单元里,参赛的电影要在电影院上映,这个标准很重要。
  记者:今年有13名女性导演的作品参加了官方选拔,其中4位入围;去年有3位。鉴于去年的讨论,这好像算不上很大的飞跃?
  蒂埃里·弗雷莫:我仍然要重复在过去反复说的话:戛纳国际电影节和任何一个电影节一样,都是拥有女性导演职业旅程的最后阶段。这段旅程始于电影学院和大学,当电影行业的女性导演越来越多时,来参加戛纳电影节的女性导演自然也会越来越多。这就是为什么今年“新浪潮之母”阿涅斯·瓦尔达出现在电影节官方海报上的原因,因为那时她是独自一人和一群新浪潮男性一起工作,她是唯一一位女性。现在女性导演越来越多,参加戛纳国际电影节的女性导演也多起来了,但我们筛选的标准是一样的,那就是这部电影值得入选戛纳国际电影节,与性别、年龄、国籍都没有关系。阿涅斯曾经对我说:“我不是一个女导演,我是一个女人,我是一名导演。蒂埃里,请不要因为一部电影是由女人执导而选择它,而是因为它实至名归才选择它。”今年戛纳真正有趣的是来自非洲的新变化。去年,瓦努里·卡休执导的影片《拉菲基》(Rafiki)入围了一种注目单元。今年,玛缇·迪欧普执导的塞内加尔影片《大西洋》(Atlantique)入围了该单元;另外,一位来自阿尔及利亚的女导演马尼亚·梅杜尔·根斯执导的影片《帕皮卡》(Papicha)和一位来自摩洛哥的女导演马娅姆·图扎尼执导的《亚当》(Adam)也入围了一种注目单元。来自这些地区的女性导演多于男性导演;当然,也有男性导演,但女性和男性比例看起来像是平分秋色甚至更多,这些女性导演的才华足以让世界认可。我们很自豪今年有这样的局面,我认为这种变化对未来电影发展来说是种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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