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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从新文学第一个十年就尝试现代散文写作，虽说在1949年前就出版了《羽书》《潞安风物》《黑红点》，但说到吴伯箫文学声誉的获得、文坛地位的奠定，可能还是要首推1963年初版、1978年新版的那本薄薄的《北极星》集。
《北极星》是1954年《出发集》出版之后的七八年所写散文的结集，其中50年代后半段所写9篇，60年代初所写12篇，其中《多写些散文》为“代序”。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依照这个版本重印《北极星》，封面、目录完全一样，而版权页标注的却是“1978年3月北京新1版”。与这个版本不同的另一个版本也是1978年3月印的，封面、插图为秦龙，篇目也不同，版权页标注“1963年4月北京第1版，197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定价0.30元，没有印数。增订版与初版篇目不同在于增加了6篇，其中60年代两篇，《“早”》《天下第一山》；“文革”后新作四篇，《“努力奋斗”》《红太阳居住的地方》《岗位》《八间房》。删去了原版中的《跋》。该书“内容说明”云：
这本散文集主要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生活以及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事物，曾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现在增订再版。
由此可知，1978年同时问世的两个装帧、篇目、字数、定价均有不同的《北极星》，乃是分别作为1963年版的“增订版”和“新1版”印出来的。
我曾言及吴伯箫散文写作的一个特点，即对系列散文的自觉创制。这种自觉是一以贯之的，大学时期的“街头夜”和“塾中杂记”系列，抗战前期的“惊沙坐飞”和抗战中的“潞安风物”系列，都是吴伯箫散文的精品。如果说这种系列一直延伸到了当代，那么无疑，“延安系列”是吴伯箫留给当代散文最具代表性却也耐人寻味的特别产品。
对于这组延安系列的散文，吴伯箫后来说过：
回到延安写战地新闻，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生活，这跟成年回忆儿时差不多。《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八年，想写，想写，拖了二十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写过《菜园小记》《窑洞风景》之后，想写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的关系，又不知考虑了多久。主要想选择典型事例。粉碎“四人帮”后写一篇《忘年》，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但是自己很不满意。
这里又涉及吴伯箫散文写作的另一特点：反刍式写作，或曰回忆性写作。不过，这一点并非绝对，“塾中杂记”“潞安风物”固然是反刍式的，“街头夜”和“延安系列”中另一部分作品却也是即时性的。譬如延安时期所写《南泥湾》《“火焰山”上种树》《新村》《一个农民参议员》《记王国宝》甚至刚离开延安时写的《出发点》，论题材、内容，也都属于延安生活，而吴伯箫并不特别看重。也许在他潜意识里，这几篇只是“应景之作”，是不能跟《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等相提并论的。应景之作易于浮泛，反刍与回忆则因时间的推移、距离的产生，而可能会产生深度揣摩的余地。就延安题材的文学写作来说，吴伯箫这组散文既非唯一，也未必最佳。大致而言，自从延安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以来，文学的“延安形象”便随之而出，也可以大致表述为两种不完全一样的观察眼光，一种是来访者的报告，写得好的是赵超构的《延安一月》，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另一种则是出自延安作家之手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丁玲的《田保霖》，艾青的《吴满有》，欧阳山的《高干大》，应该都是。吴伯箫这组散文的特殊意义其实并不在于延安题材本身，而与新中国上世纪50年代末遭遇意想不到的政治、经济困难这段特殊时期有关。政治困难，是中苏关系的破裂；经济困难，是“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1977年，吴伯箫对这一特殊背景作了交代，也表达了他撰写“延安系列”散文的初衷，他先引用毛澤东关于“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话，继而说：
作为一个亲身接受过毛主席的教育、延安教育的人，我觉得有责任介绍延安的革命传统，宣传延安的革命精神，从而激励人们把一时的困难置之度外，以苦为乐，以苦为荣，随时都以昂扬的斗志，冲天的干劲，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这一心理动因，我想是可以成立，也容易理解的，只是第一篇所写并非1961年9月30日《延安的歌声》（后改为《歌声》）一文，而是本年初的《记一辆纺车》，随后才陆续写出《菜园小记》《延安》《歌声》和《窑洞风景》等。1961-1962年的“延安系列”一共五篇，照吴伯箫自己说，纺车、菜园、窑洞是从衣食住行角度写延安，《歌声》则是着眼于延安时期的精神生活，本来还想写篇表现延安时期人与人关系的，却直到“文革”后才写成一篇《忘年》，收入了同名散文集里。
由此可见，吴伯箫的“延安系列”，无论就其创作的社会政治背景，还是就其散文写作的主观谋划，都是一次相当自觉的写作实践。可是另一方面，这组散文又是“耐人寻味的特别产品”，特别之处即在于这个系列的写作意图甚为明确，就是从“与困难作斗争”的角度为陷入困境的人们“打气”，耐人寻味之处则是此种“打气”所忽略的问题症结。无疑，形成于残酷战争环境下的延安传统是值得敬重又值得发扬光大的。但1959-1961年的情形并不同于延安时期，在人为错误导致的困境中，首要矛盾是如何纠正错误而不是移花接木式的转移视线。若是置身于“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历史情境而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恐怕也算不上“遵命文学”的本义。我以为，从这个角度重新打量这组“延安系列”，又不能不说是吴伯箫散文写作的一个遗憾。
吴伯箫从他所自觉到的党员身份出发，其写作目标亦随之转换为“遵命文学”，但这里潜伏着一个写作者可能面临的最大危机：丧失主体的自觉和敏锐的个人判断，不经意间就可能沦落为当年鲁迅深恶痛绝的“帮忙文学”。从《北极星》整体看，吴似乎仍有个人的保留和底线，比如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并未说出什么过头话，“与困难作斗争”的选材角度也大不同于睁眼说瞎话式的报纸社论，其中《从实际出发》一文所传递出的求实之意甚至令人再次感受到吴伯箫农民式的淳朴。不过，《嵖岈山》《难老泉》《猎户》诸篇从“正面”着笔毕竟回避了人为决策错误导致大面积饥荒的事实，客观上怕也难以逃避“粉饰现实”的责问。 《北极星》集除了“延安系列”，还有一组以50年代为背景的“现实系列”，记叙性较强的是《难老泉》《猎户》和《嵖岈山》几篇，其中《嵖岈山》在1993年出版的《吴伯箫文集》中被编者从《北极星》目录删除了。为什么删除？因为这是吴伯箫唯一正面、集中表现“人民公社”主题的散文，而“文集”编纂的80代中期，人民公社已遭到政治上的否定。同时被删除的还有写“五七干校”等内容的几篇。想来，这都是编者从“政治时效”角度作出的选择或调整。其实，若从学理层面考虑，此种删除着实冒昧。吴伯箫散文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其写作过程固然首先表现了吴伯箫本人的心路历程，却也同时折射了社会历史进程的印迹，保护现场、保存原貌，是学术的出发点，与“为贤者讳”的古老风习完全没有关系。
《嵖岈山》初写于1960年10月，约两年后改定，篇幅较长，可以看得出作者创作时的热情和真诚。彼时庐山会议已开过，彭德怀等四人已被罢官，“反右倾”斗争来势汹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虽然已造成数年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而“左”的错误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尽管吴伯箫本人也是“反右倾”斗争中遭受质疑的党员干部，尽管他不相信“共产风”刮出的种种“共产主义神话”，但他还是写出了这篇以“人民公社”为主题的散文。《嵖岈山》组织的材料相当丰富，问题出在组织材料的方法，假如不是从“概念”出发，完全可以写成一篇有料、有趣的方志，故所谓遗憾，此之谓也。这时候，散文写作的艺术、修辞、所谓“立片言而居要”“卒章显其志”等，就只能帮倒忙了。
相比之下，《難老泉》要好得多。它基本上属于一篇游记，基本上保持了一种纯净的叙述，只在文章的后面引述了一段涉及“地主土豪”劣迹的材料，又由此引申出一番今昔对比的感慨：“现在，不管南渠北渠，人民是一家。地成大块，水也统一调度。”这难免让人联想到当时流行的“一大二公”之说，此亦“文章合为时而著”乎？《难老泉》所写，乃1956年游山西见闻，《猎户》的背景则与《嵖岈山》相同，应该是1960年访问河南遂平的成果。就吴伯箫的写作意图说，《猎户》当然也是政治性的，那就是文章末尾由打豹英雄董昆道出的一番豪言壮语：
现在我们打猎小组的人都是民兵。我们保护生产，也保卫治安。野兽也好，强盗也好，只要害人，不管它是狼，是豹，还是纸老虎，我们统统包打。不怕撵到天边地边或者受尽千辛万苦，要打就一定把野兽和强盗消灭！
这种主题“升华”的方式，很有些当时流行的杨朔散文的味道，而吴伯箫的确表达过对这位老朋友文章的钦佩。好在吴伯箫本性淳朴，文笔也老到些，在这方面相对内敛。
（作者张欣，笔名“子张”，诗人、评论家，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北极星》是1954年《出发集》出版之后的七八年所写散文的结集，其中50年代后半段所写9篇，60年代初所写12篇，其中《多写些散文》为“代序”。197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依照这个版本重印《北极星》，封面、目录完全一样，而版权页标注的却是“1978年3月北京新1版”。与这个版本不同的另一个版本也是1978年3月印的，封面、插图为秦龙，篇目也不同，版权页标注“1963年4月北京第1版，1978年3月北京第3次印刷”，定价0.30元，没有印数。增订版与初版篇目不同在于增加了6篇，其中60年代两篇，《“早”》《天下第一山》；“文革”后新作四篇，《“努力奋斗”》《红太阳居住的地方》《岗位》《八间房》。删去了原版中的《跋》。该书“内容说明”云：
这本散文集主要反映抗日战争时期的延安生活以及解放后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新事物，曾在一九六三年出版，现在增订再版。
由此可知，1978年同时问世的两个装帧、篇目、字数、定价均有不同的《北极星》，乃是分别作为1963年版的“增订版”和“新1版”印出来的。
我曾言及吴伯箫散文写作的一个特点，即对系列散文的自觉创制。这种自觉是一以贯之的，大学时期的“街头夜”和“塾中杂记”系列，抗战前期的“惊沙坐飞”和抗战中的“潞安风物”系列，都是吴伯箫散文的精品。如果说这种系列一直延伸到了当代，那么无疑，“延安系列”是吴伯箫留给当代散文最具代表性却也耐人寻味的特别产品。
对于这组延安系列的散文，吴伯箫后来说过：
回到延安写战地新闻，进入北京才写延安生活，这跟成年回忆儿时差不多。《延安的歌声》，熟悉它是八年，想写，想写，拖了二十年；执笔定稿却花了不到一天的时间。写过《菜园小记》《窑洞风景》之后，想写革命队伍里同志之间的关系，又不知考虑了多久。主要想选择典型事例。粉碎“四人帮”后写一篇《忘年》，有那么一点儿意思，但是自己很不满意。
这里又涉及吴伯箫散文写作的另一特点：反刍式写作，或曰回忆性写作。不过，这一点并非绝对，“塾中杂记”“潞安风物”固然是反刍式的，“街头夜”和“延安系列”中另一部分作品却也是即时性的。譬如延安时期所写《南泥湾》《“火焰山”上种树》《新村》《一个农民参议员》《记王国宝》甚至刚离开延安时写的《出发点》，论题材、内容，也都属于延安生活，而吴伯箫并不特别看重。也许在他潜意识里，这几篇只是“应景之作”，是不能跟《记一辆纺车》《菜园小记》等相提并论的。应景之作易于浮泛，反刍与回忆则因时间的推移、距离的产生，而可能会产生深度揣摩的余地。就延安题材的文学写作来说，吴伯箫这组散文既非唯一，也未必最佳。大致而言，自从延安成为中国现代政治的一个中心以来，文学的“延安形象”便随之而出，也可以大致表述为两种不完全一样的观察眼光，一种是来访者的报告，写得好的是赵超构的《延安一月》，陈学昭的《延安访问记》；另一种则是出自延安作家之手的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丁玲的《田保霖》，艾青的《吴满有》，欧阳山的《高干大》，应该都是。吴伯箫这组散文的特殊意义其实并不在于延安题材本身，而与新中国上世纪50年代末遭遇意想不到的政治、经济困难这段特殊时期有关。政治困难，是中苏关系的破裂；经济困难，是“由于大跃进运动以及牺牲农业发展工业的政策所导致的全国性的粮食短缺和饥荒。”1977年，吴伯箫对这一特殊背景作了交代，也表达了他撰写“延安系列”散文的初衷，他先引用毛澤东关于“艰苦奋斗的作风”的话，继而说：
作为一个亲身接受过毛主席的教育、延安教育的人，我觉得有责任介绍延安的革命传统，宣传延安的革命精神，从而激励人们把一时的困难置之度外，以苦为乐，以苦为荣，随时都以昂扬的斗志，冲天的干劲，从事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对这一心理动因，我想是可以成立，也容易理解的，只是第一篇所写并非1961年9月30日《延安的歌声》（后改为《歌声》）一文，而是本年初的《记一辆纺车》，随后才陆续写出《菜园小记》《延安》《歌声》和《窑洞风景》等。1961-1962年的“延安系列”一共五篇，照吴伯箫自己说，纺车、菜园、窑洞是从衣食住行角度写延安，《歌声》则是着眼于延安时期的精神生活，本来还想写篇表现延安时期人与人关系的，却直到“文革”后才写成一篇《忘年》，收入了同名散文集里。
由此可见，吴伯箫的“延安系列”，无论就其创作的社会政治背景，还是就其散文写作的主观谋划，都是一次相当自觉的写作实践。可是另一方面，这组散文又是“耐人寻味的特别产品”，特别之处即在于这个系列的写作意图甚为明确，就是从“与困难作斗争”的角度为陷入困境的人们“打气”，耐人寻味之处则是此种“打气”所忽略的问题症结。无疑，形成于残酷战争环境下的延安传统是值得敬重又值得发扬光大的。但1959-1961年的情形并不同于延安时期，在人为错误导致的困境中，首要矛盾是如何纠正错误而不是移花接木式的转移视线。若是置身于“谷撒地，薯叶枯，青壮炼铁去，收禾童与姑。来年日子怎么过，我为人民鼓与呼！”的历史情境而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恐怕也算不上“遵命文学”的本义。我以为，从这个角度重新打量这组“延安系列”，又不能不说是吴伯箫散文写作的一个遗憾。
吴伯箫从他所自觉到的党员身份出发，其写作目标亦随之转换为“遵命文学”，但这里潜伏着一个写作者可能面临的最大危机：丧失主体的自觉和敏锐的个人判断，不经意间就可能沦落为当年鲁迅深恶痛绝的“帮忙文学”。从《北极星》整体看，吴似乎仍有个人的保留和底线，比如对大跃进、人民公社并未说出什么过头话，“与困难作斗争”的选材角度也大不同于睁眼说瞎话式的报纸社论，其中《从实际出发》一文所传递出的求实之意甚至令人再次感受到吴伯箫农民式的淳朴。不过，《嵖岈山》《难老泉》《猎户》诸篇从“正面”着笔毕竟回避了人为决策错误导致大面积饥荒的事实，客观上怕也难以逃避“粉饰现实”的责问。 《北极星》集除了“延安系列”，还有一组以50年代为背景的“现实系列”，记叙性较强的是《难老泉》《猎户》和《嵖岈山》几篇，其中《嵖岈山》在1993年出版的《吴伯箫文集》中被编者从《北极星》目录删除了。为什么删除？因为这是吴伯箫唯一正面、集中表现“人民公社”主题的散文，而“文集”编纂的80代中期，人民公社已遭到政治上的否定。同时被删除的还有写“五七干校”等内容的几篇。想来，这都是编者从“政治时效”角度作出的选择或调整。其实，若从学理层面考虑，此种删除着实冒昧。吴伯箫散文作为一个客观存在，其写作过程固然首先表现了吴伯箫本人的心路历程，却也同时折射了社会历史进程的印迹，保护现场、保存原貌，是学术的出发点，与“为贤者讳”的古老风习完全没有关系。
《嵖岈山》初写于1960年10月，约两年后改定，篇幅较长，可以看得出作者创作时的热情和真诚。彼时庐山会议已开过，彭德怀等四人已被罢官，“反右倾”斗争来势汹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虽然已造成数年的全国范围的大饥荒，而“左”的错误并未从根本上得到纠正。尽管吴伯箫本人也是“反右倾”斗争中遭受质疑的党员干部，尽管他不相信“共产风”刮出的种种“共产主义神话”，但他还是写出了这篇以“人民公社”为主题的散文。《嵖岈山》组织的材料相当丰富，问题出在组织材料的方法，假如不是从“概念”出发，完全可以写成一篇有料、有趣的方志，故所谓遗憾，此之谓也。这时候，散文写作的艺术、修辞、所谓“立片言而居要”“卒章显其志”等，就只能帮倒忙了。
相比之下，《難老泉》要好得多。它基本上属于一篇游记，基本上保持了一种纯净的叙述，只在文章的后面引述了一段涉及“地主土豪”劣迹的材料，又由此引申出一番今昔对比的感慨：“现在，不管南渠北渠，人民是一家。地成大块，水也统一调度。”这难免让人联想到当时流行的“一大二公”之说，此亦“文章合为时而著”乎？《难老泉》所写，乃1956年游山西见闻，《猎户》的背景则与《嵖岈山》相同，应该是1960年访问河南遂平的成果。就吴伯箫的写作意图说，《猎户》当然也是政治性的，那就是文章末尾由打豹英雄董昆道出的一番豪言壮语：
现在我们打猎小组的人都是民兵。我们保护生产，也保卫治安。野兽也好，强盗也好，只要害人，不管它是狼，是豹，还是纸老虎，我们统统包打。不怕撵到天边地边或者受尽千辛万苦，要打就一定把野兽和强盗消灭！
这种主题“升华”的方式，很有些当时流行的杨朔散文的味道，而吴伯箫的确表达过对这位老朋友文章的钦佩。好在吴伯箫本性淳朴，文笔也老到些，在这方面相对内敛。
（作者张欣，笔名“子张”，诗人、评论家，现为浙江工业大学人文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