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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6月，陈独秀同李汉俊、俞秀松、施存统等人开会商议，决定成立党组织，还起草了党的纲领。8月，共产党早期组织在上海老渔阳里2号《新青年》编辑部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汉俊、李达、陈望道、沈定一等。施存统参加了前几次筹备座谈，6月底去了日本。戴季陶被孙中山禁止，中途退出。丁宝林作为唯一女性也参加了前几次座谈，但7月出家后，就没有参加了。在上海成立的共产党早期组织，实际上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织，是各地共产主义者进行建党活动的联络中心。
北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1920年10月成立的，成员有30多人。但是研究会的成员不一定都能加入共产党，李大钊为人谨慎，在建党问题上不会贸然行事。张申府回忆：
1920年春，共产国际的代表威金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的陈独秀。8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成立党的事。当时北京的党员，就是李大钊和我两个人。本来想发展刘清扬，大钊和我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同她谈话，但她当时不愿意。后来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10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扩大发展了成员，形成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
上海、北京两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步。
这之后，陈独秀开始在国内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个工作只能在认识的朋友和同仁中展开，也就是以北大的朋友圈向外扩展。1920年底到1921年上半年，共产党组织在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日本先后建立起来。
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陈炯明主持广东，邀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厅长。陈独秀离开北大即没有了固定收入，到上海时生活相当困难。编《新青年》是养不活人的，所以陈独秀接到邀请后就去广州上任，上海建党和编杂志的事交给李达、李汉俊打理。到广州后，又建立了当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就是3个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
和陈独秀同行到广州的有一共产国际代表（称作B同志），还有李季和袁振英（翻译）。陈独秀和B同志到达后，首先和苏联政府代表米诺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就同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区声白、谭祖荫等一起开会研究党的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交与会者讨论，其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接受。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的;与其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各走各的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便于1921年春退出了共产党。上海、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
与此同时，陈独秀找到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他们是陈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不仅有师生之谊，而且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关系颇为密切。陈独秀和他们商谈了有关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1921年3月，他们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起源于董必武和李汉俊的邂逅。1919年春，董必武和张国恩到上海，住在湖北驻沪善后协会机关。这时李汉俊与董必武比邻而居。李汉俊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给董必武讲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等著作，董必武深以为然，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1920年夏，李汉俊回老家探亲时经过武汉，同董必武商量建立武汉党小组的问题。董必武回忆：“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
陈独秀到广州后，派刘伯垂到武汉发展党的组织。刘伯垂携带了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的小册子。到了武汉，他分别会见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等人，秘密商讨建党的问题。
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成员。包惠僧是张国恩的学生，当时在武汉当新闻记者。陈独秀曾于1920年2月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作为记者采访陈独秀，因而相识。他们与陈独秀、李汉俊直接和间接联系，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建立武汉党组织的思想基础。1920年底，刘伯垂召集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建党会议，成立了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遗憾的是，恽代英、林育英、林育南的利群书社，早于他们开始革命工作，但因为没有交际圈的关系，与中共一大失之交臂。
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也很简单。五四运动中，山东青年有切身之痛，所以非常积极。1919年冬，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在濟南组织了齐鲁通讯社，1920年初改名为齐鲁书社，在布政司街开书店，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对山东新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进步的学生常来书店，济南一师的学生王尽美（原名瑞俊，王乐平的远亲）、济南一中的学生邓恩铭，与王乐平及齐鲁书社建立了密切关系。
王乐平与陈独秀相识。陈独秀在酝酿建党时，让王乐平给他介绍山东的关系，王就介绍了王尽美和邓恩铭。1920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以后，通知济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组织，王尽美、邓恩铭便开始筹建工作。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组织还很初级，只是聚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人。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回来后，逐渐发展到五六十人。
湖南有“新民学会”的雄厚基础，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留法的蔡和森回信，对他建立共产党的倡议“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但是毛泽东没有谈具体情况。1921年1月，新民学会组织了年会，开了3次。会务报告第二号作了详细记录。
会议讨论一节，“学会的共同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多数人表示赞成。“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选择有二，一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一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表决结果：
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2人：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易克穗、易礼容、陈章甫、张果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祜、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2人：任培道、邹半耕。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1人：李承德。未决定3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
但是毛泽东没说明，学会中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12人是否就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成员。蔡和森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把新民学会认定为党的早期组织，说“此会共有二三十人”。
毛泽东的朋友易礼容回忆比较准确：“毛泽东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3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3个人，时间是1921年9、10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有陈子博、彭璜、许文煊等。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共产党核心，这是毛泽东建党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最简单，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人，建立于1921年4月。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建立后，又发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入团比入党门槛低，可以广泛发展。1921年底，北京、上海、湖南等地都建立了团组织，并积极开展了各种活动。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作者：刘统）
北大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是1920年10月成立的，成员有30多人。但是研究会的成员不一定都能加入共产党，李大钊为人谨慎，在建党问题上不会贸然行事。张申府回忆：
1920年春，共产国际的代表威金斯基到北京来，经过北京大学俄籍教授柏烈伟的介绍，找到李大钊和我，然后又由李大钊介绍他到上海找的陈独秀。8月间，陈独秀来信对我说，北京只有李大钊和你两个人可以谈成立党的事。当时北京的党员，就是李大钊和我两个人。本来想发展刘清扬，大钊和我在北大图书馆主任室同她谈话，但她当时不愿意。后来发展了张国焘，张是北京的第三个党员。
10月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成立，扩大发展了成员，形成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
北京共产党早期组织最初的成员有：李大钊、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刘仁静、李梅羹等。后来加入的有邓中夏、高君宇、范鸿劼、缪伯英、吴汝铭、王仲一、宋天放等。
上海、北京两个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开启了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第一步。
这之后，陈独秀开始在国内各地建立共产党组织。这个工作只能在认识的朋友和同仁中展开，也就是以北大的朋友圈向外扩展。1920年底到1921年上半年，共产党组织在广州、武汉、长沙、济南和日本先后建立起来。
1920年12月陈独秀离开上海去广州。陈炯明主持广东，邀陈独秀任广东省教育厅长。陈独秀离开北大即没有了固定收入，到上海时生活相当困难。编《新青年》是养不活人的，所以陈独秀接到邀请后就去广州上任，上海建党和编杂志的事交给李达、李汉俊打理。到广州后，又建立了当地的共产党早期组织。
广州共产党早期组织开始就是3个人：陈公博、谭平山、谭植棠。
和陈独秀同行到广州的有一共产国际代表（称作B同志），还有李季和袁振英（翻译）。陈独秀和B同志到达后，首先和苏联政府代表米诺尔、别斯林取得联系，接着就同无政府主义者梁冰弦、区声白、谭祖荫等一起开会研究党的组织问题，陈独秀在会上把他起草的一份党纲交与会者讨论，其中强调必须坚持无产阶级专政的观点，无政府主义者不愿接受。于是陈独秀提出：大家主义不同，终究是要分的;与其引起争论，不如现在就分，各走各的路。这样，无政府主义者便于1921年春退出了共产党。上海、北京的无政府主义者也相继退出。
与此同时，陈独秀找到谭平山、谭植棠、陈公博等人。他们是陈在北京大学任教时的学生。不仅有师生之谊，而且一起参加过五四运动，关系颇为密切。陈独秀和他们商谈了有关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经过几次酝酿，1921年3月，他们重新组建了广州共产党支部。谭平山任书记，谭植棠管组织，陈公博管宣传。
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建立起源于董必武和李汉俊的邂逅。1919年春，董必武和张国恩到上海，住在湖北驻沪善后协会机关。这时李汉俊与董必武比邻而居。李汉俊在日本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他给董必武讲俄国十月革命，介绍《马克思主义入门》《政治经济学入门》等著作，董必武深以为然，高兴地说：“这就是我们的老师，我们的‘本钱’。”
1920年夏，李汉俊回老家探亲时经过武汉，同董必武商量建立武汉党小组的问题。董必武回忆：“1920年，李汉俊这个从日本归国的学生、我的马克思主义老师，计划在上海帮助建立中国共产党，并到武汉来同我商量。我决定参加。”
陈独秀到广州后，派刘伯垂到武汉发展党的组织。刘伯垂携带了一份抄写的中国共产党党纲草案和一些《新青年》社出的小册子。到了武汉，他分别会见了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张国恩、郑凯卿等人，秘密商讨建党的问题。
刘伯垂、董必武、张国恩都曾在日本留学，均为同盟会成员。包惠僧是张国恩的学生，当时在武汉当新闻记者。陈独秀曾于1920年2月到武汉讲学，包惠僧作为记者采访陈独秀，因而相识。他们与陈独秀、李汉俊直接和间接联系，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建立武汉党组织的思想基础。1920年底，刘伯垂召集在武昌抚院街董必武寓所召开第一次建党会议，成立了武汉“马克思学说研究会”。
遗憾的是，恽代英、林育英、林育南的利群书社，早于他们开始革命工作，但因为没有交际圈的关系，与中共一大失之交臂。
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情况也很简单。五四运动中，山东青年有切身之痛，所以非常积极。1919年冬，山东省议员、中华革命党人王乐平在濟南组织了齐鲁通讯社，1920年初改名为齐鲁书社，在布政司街开书店，推销全国各地出版的进步书刊。对山东新思想的传播，起了积极的作用。许多进步的学生常来书店，济南一师的学生王尽美（原名瑞俊，王乐平的远亲）、济南一中的学生邓恩铭，与王乐平及齐鲁书社建立了密切关系。
王乐平与陈独秀相识。陈独秀在酝酿建党时，让王乐平给他介绍山东的关系，王就介绍了王尽美和邓恩铭。1920年7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建立共产党以后，通知济南的马克思主义者建立组织，王尽美、邓恩铭便开始筹建工作。1920年秋，王尽美、邓恩铭在济南成立了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个组织还很初级，只是聚集了一些思想进步的青年人。王尽美参加中共一大回来后，逐渐发展到五六十人。
湖南有“新民学会”的雄厚基础，1921年1月21日毛泽东给留法的蔡和森回信，对他建立共产党的倡议“没有一个字不赞成”，并告诉他“党一层，陈仲甫（陈独秀）先生等已在进行组织”。但是毛泽东没有谈具体情况。1921年1月，新民学会组织了年会，开了3次。会务报告第二号作了详细记录。
会议讨论一节，“学会的共同目的是什么？”毛泽东说是“改造中国与世界”，多数人表示赞成。“达到目的须采用什么方法”，选择有二，一是“激烈方法的共产主义（列宁的主义）”，一是“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罗素的主义）”。表决结果：
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者12人：何叔衡、毛泽东、陶斯咏、易克穗、易礼容、陈章甫、张果山、陈子博、钟楚生、贺延祜、彭荫柏、陈启民。赞成德谟克拉西者2人：任培道、邹半耕。赞成温和方法的共产主义者1人：李承德。未决定3人：周惇元、刘继庄、熊瑾玎。
但是毛泽东没说明，学会中赞成布尔什维克主义的12人是否就成为湖南共产党组织的成员。蔡和森1926年写的《中国共产党史的发展》中把新民学会认定为党的早期组织，说“此会共有二三十人”。
毛泽东的朋友易礼容回忆比较准确：“毛泽东参加‘一大’后，大约8月回到长沙，他回来后不久到朝宗街文化书社找了我。他把我邀出来，在书社对面的竹篱笆旁边谈话。他说要成立共产党。又过了几天，他找了我和何叔衡，在现在的清水塘后面的协操坪。当时我们怕人发现，没有坐在那里开会，一边走，一边谈，这样，我们三人在那里决定了要成立党。有材料说湖南有个3人小组，这是实实在在的，就是我们3个人，时间是1921年9、10月，即在文化书社正式营业后不久。第一批发展的党员名单我记不清了，当时新民学会的一些骨干都参加了。有陈子博、彭璜、许文煊等。部分新民学会会员形成了当初共产党核心，这是毛泽东建党的重要力量。”
在日本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最简单，只有施存统和周佛海两人，建立于1921年4月。
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相继建立后，又发展了社会主义青年团组织。入团比入党门槛低，可以广泛发展。1921年底，北京、上海、湖南等地都建立了团组织，并积极开展了各种活动。
（摘自上海人民出版社《火种：寻找中国复兴之路》 作者：刘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