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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行和财政部之间的争论，折射出诸多问题：目前去杠杆和化解防范金融风险的节奏及功效不甚理想，化解防范风险和稳增长之间的拿捏不甚从容，以及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之间的协调不甚有力。换言之，谁主要负责去杠杆，谁主要负责保增长，分工不甚明确，责任亦不甚明确。
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的状态，则见仁见智。从央行人士的角度出发，自身又要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领导下将资金从表外逼回表内，又要兼顾市场流动性不能变紧，而在关注总量问题之余，还要通过定向降准以及PSL（抵押补充贷款）等进行“定向放水”兼顾结构性问题。换言之，央行认为自身既担负防范风险的使命，又肩负保增长的任务，此外还要保汇率，确实有吃力之感。
也因此，央行人士认为财政可以更积极，一方面可以对冲去杠杆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分担稳增长的压力，至少不要因为财政政策的偏保守而形成紧信用叠加紧财政的合力。
而从财政的视角出发，自身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也很大，各种显性和隐性地方债如何稳妥处置化解至今尚无一抓就灵的妙方，一些地方财政呈现难以为继的迹象，隐性地方负债谁来背，中央财政是否埋单等等尚在未定之天。而国外税改带来的减税压力日甚一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所需要的福利加持预期也呈水涨船高之势。凡此种种，都不得不未雨绸缪早为之计，因此财政不能“任性”积极也在情理之中。
双方的说法都有道理。其实说到底，货币政策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扞格和龃龉表明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运行和组合方式，以及发力空间都到了一个节点，呈现某种程度的难以为继之态，需要人们对既有的宏观政策运行模式进行反思，并探求更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之道。
曾几何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很容易形成“合力”，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遥想四万亿当年，地方政府通过银证合作从银行体系内融到了十数万亿元资金。而为了在给地方政府融资的同时满足各种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体系也“发明”了种种表外工具。而作为投融资主体的地方政府，也“发明”了各种投融资平台和工具，在这一过程中金融部门也贡献了不少“才智”。双方一时间你侬我侬狠过了一段情投意合的日子。
日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力度的起起伏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经历了几番不同的组合，总体而言大都相安无事，至少没有公开相互“商榷”的情形出现。然而当面临去杠杆和化解防范金融风险的共同任务时，实质上偏紧的货币政策和实质上偏紧的财政政策，则有形无形中形成了紧缩的合力：一方面社会融资总额持续下滑，一方面对地方PPP项目的清理和投融资平台的整肃令地方投资难以发力，长此以往，不仅保增长乏力，不利于在增长中化解风险，反而可能会因为紧缩力度过大引发风险。这也是货币和财政部门彼此“抱怨”的根源所在。
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当前宏观调控面临转换模式的紧迫任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再分工、再协调也是当务之急。从当前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可能的操作空间来看，在坚持有条不紊去杠杆的前提下，在货币部门保持市场一定的流动性和定向信貸投放力度的同时，中央一级财政部门加大投入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一个可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回归本位，更多负责总量问题，更多以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出现通缩为己任，换言之更多以防风险为己任，并兼顾保增长；财政政策更多负责结构性问题，在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精准定向投资方面更多发力，换言之更多以稳增长为己任，并兼顾地方财政风险化解。
在此一过程中，偏积极的中央一级财政投放应力避此前大水漫灌的方式，更多投向更具有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领域和部门，以期更好发挥乘数效应，提高资金投放的效率和回报率。对于债务的化解，也应秉持此一原则，对那些有着较高更有增长潜力的地区、领域和部门的债务，应积极以市场化手段辅之以财政加持的方式加以处置，以期尽快轻装上阵，并以增量化解存量。至于那些发展前景不彰的地区、领域和部门的债务，则应拿出真金白银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尽快处理干净，以免贻害无穷。
当然，为长久计，更为理想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只能建立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更强和财政预算约束更硬的基础上，政府则应尽快摆脱投融资主体的功能，回归中性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和福利社会构造者角色。
至于是什么原因导致了目前的状态，则见仁见智。从央行人士的角度出发，自身又要在金融稳定委员会的领导下将资金从表外逼回表内，又要兼顾市场流动性不能变紧，而在关注总量问题之余，还要通过定向降准以及PSL（抵押补充贷款）等进行“定向放水”兼顾结构性问题。换言之，央行认为自身既担负防范风险的使命，又肩负保增长的任务，此外还要保汇率，确实有吃力之感。
也因此，央行人士认为财政可以更积极，一方面可以对冲去杠杆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分担稳增长的压力，至少不要因为财政政策的偏保守而形成紧信用叠加紧财政的合力。
而从财政的视角出发，自身化解金融风险的压力也很大，各种显性和隐性地方债如何稳妥处置化解至今尚无一抓就灵的妙方，一些地方财政呈现难以为继的迹象，隐性地方负债谁来背，中央财政是否埋单等等尚在未定之天。而国外税改带来的减税压力日甚一日，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向往所需要的福利加持预期也呈水涨船高之势。凡此种种，都不得不未雨绸缪早为之计，因此财政不能“任性”积极也在情理之中。
双方的说法都有道理。其实说到底，货币政策部门和财政部门之间的扞格和龃龉表明此前相当长一段时期的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运行和组合方式，以及发力空间都到了一个节点，呈现某种程度的难以为继之态，需要人们对既有的宏观政策运行模式进行反思，并探求更有效的财政货币政策协同发力之道。
曾几何时，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很容易形成“合力”，尤其是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积极的货币政策。遥想四万亿当年，地方政府通过银证合作从银行体系内融到了十数万亿元资金。而为了在给地方政府融资的同时满足各种资本充足率要求，银行体系也“发明”了种种表外工具。而作为投融资主体的地方政府，也“发明”了各种投融资平台和工具，在这一过程中金融部门也贡献了不少“才智”。双方一时间你侬我侬狠过了一段情投意合的日子。
日后随着宏观经济形势和宏观调控力度的起起伏伏，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也经历了几番不同的组合，总体而言大都相安无事，至少没有公开相互“商榷”的情形出现。然而当面临去杠杆和化解防范金融风险的共同任务时，实质上偏紧的货币政策和实质上偏紧的财政政策，则有形无形中形成了紧缩的合力：一方面社会融资总额持续下滑，一方面对地方PPP项目的清理和投融资平台的整肃令地方投资难以发力，长此以往，不仅保增长乏力，不利于在增长中化解风险，反而可能会因为紧缩力度过大引发风险。这也是货币和财政部门彼此“抱怨”的根源所在。
正视问题是解决问题的前提。当前宏观调控面临转换模式的紧迫任务，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如何再分工、再协调也是当务之急。从当前面临的约束条件和可能的操作空间来看，在坚持有条不紊去杠杆的前提下，在货币部门保持市场一定的流动性和定向信貸投放力度的同时，中央一级财政部门加大投入应该是大概率事件。
一个可能的货币和财政政策组合是：货币政策回归本位，更多负责总量问题，更多以防止金融系统性风险和出现通缩为己任，换言之更多以防风险为己任，并兼顾保增长；财政政策更多负责结构性问题，在化解地方债务风险和精准定向投资方面更多发力，换言之更多以稳增长为己任，并兼顾地方财政风险化解。
在此一过程中，偏积极的中央一级财政投放应力避此前大水漫灌的方式，更多投向更具有未来经济增长潜力的地区、领域和部门，以期更好发挥乘数效应，提高资金投放的效率和回报率。对于债务的化解，也应秉持此一原则，对那些有着较高更有增长潜力的地区、领域和部门的债务，应积极以市场化手段辅之以财政加持的方式加以处置，以期尽快轻装上阵，并以增量化解存量。至于那些发展前景不彰的地区、领域和部门的债务，则应拿出真金白银以快刀斩乱麻的方式尽快处理干净，以免贻害无穷。
当然，为长久计，更为理想的财政货币政策组合，只能建立在货币政策独立性更强和财政预算约束更硬的基础上，政府则应尽快摆脱投融资主体的功能，回归中性的公共产品提供者和福利社会构造者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