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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长期的经济转型和发展带来了收入分配格局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表现为收入差距的扩大，不论是城乡、地区之间，还是在行业、职业之间，不同人群的收入差距都明显扩大;另一方面，收入分配的规范、原则和机制也都发生了变化。
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计算时是否纳入高收入人群样本。
这些变化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放在国际背景下来看，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过去30年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OECD近期出版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裂之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对15个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14%;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却是惊人的。而解释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需要从收入差距变化和收入分配公平性两个角度出发。人们除了关心收入差距的大小之外，更会关心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也可以说是人们对收入分配现状的一种价值判断。
人们这种判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既有价值和文化理念，又有社会习惯和伦理，也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在经济转型之前，人们受到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认为收入差距越小越好，而且把平均主义的分配结果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经济转型之后，人们逐步放弃了平均主义的价值理念，取而代之的是“发财致富”的价值观。一些被认为合理的收入差距慢慢为人所接受。但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受到社会的批评与谴责。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的判断，人们不仅要看分配的结果，也会看分配的过程和原则。
从收入差距变动的长期趋势来看，所能得到的数据资料基本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最近40年的变动趋势。把这种趋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7年-2008年之前，之后是另外一个阶段。
2007年之前，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全国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第二个阶段，也就是2007年-2008年以后，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包括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结论基本相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但对于全国收入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各方有一定争论，认为下降、稳定、上升的各种观点都有。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基尼系数大概在0.3左右，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其中在1994年、1995年时有一个下跌，然后又开始扩大。那次短暂下跌的原因是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增幅很大，导致全国收入差距缩小。
除此之外，所有年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一直持续到2008年，这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1。
此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来看，收入差距稍有缩小，但也有机构得出不同的观点，认为收入差距基本趋势是不断扩大。
收入差距到底是否在缩小？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解释，第一是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国家统计局、我们课题组，不同的研究机构都做了相关调查，也给出不同的估计结果。比如，国家统计局估计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3，根据北大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估计的基尼系数为0.532，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住户调查数据估计的基尼系数为0.539。
之所以会出现各方不同的测算结果，首先是各方对收入的定义不同。绝大多数机构使用的收入定义有缺陷，我们按照国际标准的住户收入定义进行修正，把一些遗漏的收入补充进来，得出了自己的收入定义。另外，对住户样本进行加权，城乡人口和区域人口都要加权，以使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根據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定义，2007年到2013年全国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幅度非常小。根据我们的收入定义，这个缩小幅度比国家统计局稍微高一点。但如果对城乡和地区之间的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发现收入差距下降几乎不存在。
回到“最近几年收入差距真的缩小了吗”这个问题，也难以坚持收入差距缩小的判断。
如果看一下高收入人群收入变化的情况，会发现近十年来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实际上增加非常快，比一般人群的收入增加快得多。我们收集了2010年-2017年中国最富有50人的财富数据，他们的财富增长有的超过一倍，甚至两倍、三倍。从收入调查的情况来看，现在要想捕获高收入人群的样本是比较难的。
如果这个人群样本在实际统计中是缺失的，肯定会影响到收入差距的估算结果。
一些初步的研究也显示，如果把中国福布斯富人榜和胡润富人榜上的富人样本加以利用，估计中国收入差距，可以发现2007年-2013年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上升了。也就是说，这个期间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收入人群样本。
因此，很多研究得出收入差距缩小的结论，可能针对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成立。
也就是说，可能对于90%-95%的人而言，收入差距是缩小的，但一旦把5%甚至1%的高收入人群包含进去，收入差距缩小的结论可能就不成立了。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对全国收入差距情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08年以后开始缩小。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持续到2009年并达到最高点，城市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人均收入的3.3倍左右。 此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过程对缩小城乡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城市中的农民工数量在增加，2001年不到8000万，现在超过1.6亿。自2008年以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超出了预期，2010年和2011年都达到16%，2013年超过15%。农民工数量在增加，工资在增加，肯定會提高农民的收入。另外，各种各样的惠农政策，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和农业发展相关的政策，也起到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这不是一个快速的过程，2003年开始的各种减税，经过三年以后才完成，它带来的效应是逐步释放的。
除了有一些缩小收入差距的因素，还有一些是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其中一个就是财产性收入增长非常快。2007年财产性收入增长占居民收入的份额不到2%，2013年超过8%，特别是很多城市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长非常快。同时，财产性收入的分配不均等，而它的背后是居民财产的快速增加和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
中国居民财产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产差距增长率大大超出收入增长率，二是财产分布差距急剧扩大，三是推动财产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是房产价值的持续上升。
2002年-2013年居民财产年均实际增长接近17%，其中北京最大的是房地产，达到20%的增长。也就是说，买一套房子四年房价翻一番。这样的财产积累会改变财产结构，房价上升很快，居民的财产不断由金融资产转化为财产。
2002年时，财产最少的10%的人的财产份额是1%，财产最多的10%的人的财产份额是38%。到2013年，前者的财产份额没有上升在下降，几乎是零财产，其中还有一些人是负债，而后者的财产份额已经上升到48%，而且还存在低估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财产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十余年当中上升超过了20%，也是一种被低估的结果。
在进行收入差距测算时，很难捕捉到富豪的数据。如果把他们包含进去的话，财产的基尼系数要比这个高得多。
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把高收入人群样本1%的样本去掉，财产差距会缩小将近4个百分点，如果把所有最低的1%的人群去掉，对财产差距没有什么影响。
那么，收入分配政策对于收入差距有什么影响？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比人们想象得更重要，收入再分配政策也非常管用。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支出规模非常小，其次是差异大，这使得它们的收入分配效应非常低。
实际上，在初次分配中人们获得市场收入，并不是最终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收入，因为许多人要交个人所得税，还有人会获得转移性收入如低保金。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才是人们可以用于消费和储蓄（投资）的收入。
众所周知，基尼系数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大小，但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是指对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估计，而不是市场收入的估计。
按照2013年的数据，中国比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要高4个百分点，其中28%来自于市场收入的差距，另72%来自于中国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不够。进一步看，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521，经过收入再分配调整后降到了0.3左右。再看中国，通过收入再分配调节政策之后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市场收入差距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比如拉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差不多，大都达到0.5以上。拉美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还不如中国，所以它们的基尼系数很高。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有较低的基尼系数，这是因为政府再分配政策调节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市场调节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比较低，而且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其中，养老金水平是行政事业单位最高，然后是城镇企业，农村养老水平最低。现在城镇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收入是农民的40倍，甚至更高。
那是不是可以说，社会保障收支的分配效应是缩小收入差距呢？
不能简单地得出这个结论。
跟单纯的市场收入差距相比，社会保障支出降低了基尼系数，但其中存在边际效应，如果获得政府转移性收入的人成比例增加，基尼系数反而会上升。比如，如果增加城镇职工退休金，肯定会扩大收入差距。要是在其他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单纯提高城镇居民养老金，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这是因为现在城镇居民养老金虽然很低，但和农民收入相比仍然是高的。
如果想进一步降低收入差距，怎么做？应该较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养老金收入。今年把农村社会基础养老金由每个月71元提高到81元，提高的幅度很大，但绝对数额还是很低。
有没有一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被激发出来后，使得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并且逐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呢？
第一是乡村振兴。过去几年有助于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个最大因素就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现在和未来能否让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势头持续下去非常关键。如果在农村的一系列改革达成目标，可以激发农村经济的增长活力，就能使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第二是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不是说农民进城以后有了工作就可以，一定要把城镇化和市民化结合起来，特别是大城市怎么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使得不仅仅农村年轻劳动力能够转移就业，而且能解决农村老人的异地养老的问题。
农村年轻人到了城市，老人留在农村，即使子女给他们汇款，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养老能力，社会养老服务又严重不足，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农村年轻人能在城市安家，有比较宽敞的房子，父母养老问题就可以解决。
第三是教育发展，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大约超过20%。教育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比如巴西和南非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5，但上世纪90年代后，巴西基尼系数开始下降，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普及，很多高技能人才出现，这样缩小了技术人员和非技术人员的收入差距。 再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如果我们的公共服务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并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收入差距会有所缩小。这些政策已经体现在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里，问题是如何落实，不能只说不做，或者说一套做另一套。
更应该看到一些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
一是收入流动性的降低，什么叫收入流动性？如果看一个时期的收入差距，就要看同样一个人群在这几年中的收入相对变化。如果在开始的年份，他们的收入是偏低的，但过几年相对来讲高了，这对很多低收入人群来讲会心存希望，经过三五年奋斗可能成为高收入群体。
但是我们做了相关研究发现，这个流动性在降低，低收入人群的这种希望变动越来越小。一开始是低收入人群，再过十年还是低收入人群，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你的收入比别人增加得慢。这是一个收入流动性降低的问题。
对于两代人来讲，还存在代际流动性的问题，也就是父代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子代的收入。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在降低。这意味着下一代人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一代人的收入，所谓拼爹的时代来了。这种代际流动的降低，是缩小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阻碍因素。
還有就是新技术带来的就业极化。美国相关研究发现，快速的技术进步，机器人的使用，包括互联网和各种各样的所谓人工智能，可以被技术替代的人群在不断增加，而被替代的大多是中端职业的人群，职业出现两极化现象。而职业极化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出现，将来会更加明显。
我们改革开放40年，基本上都是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政府改革进程相对比较缓慢，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初步形成。这会使得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格局更加固化和僵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财产加速积累及其财产分配差距的扩大。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反过来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或者抵消了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与此同时，许多收入分配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再分配调节作用、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现实是，高收入人群从社会保障再分配当中得到的更多一些。
如果把几个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发现收入差距想要缩小非常不易。如果不能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做出一些比较重大的改革，那么就要把重心转移到再分配上。
总而言之，在各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下，中国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中处于一种高位徘徊状态。如果期待它出现长期持续的下降，必须用力促进其缩小因素发挥作用，强力抑制扩大因素。
（李实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岳希明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讲座上的发言整理，编辑：朱弢）
这些变化既有积极的方面，也有消极的方面。
放在国际背景下来看，收入差距扩大并不是中国特有的现象。过去30年间，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出现了不同程度的收入差距扩大的问题。OECD近期出版一份研究报告《我们处于分裂之中：为什么收入差距持续上升？》（Divided We Stand： Why Inequality Keeps Rising），对15个OECD国家的收入差距变化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在上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14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平均上升了14%;从上世纪90年代中期至2005年前后，9个国家的家庭可支配收入的基尼系数出现了上升，只是上升幅度有所减缓。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中国收入分配问题具有必然性和正当性。中国收入分配的不平等程度不是世界上最高的，但收入差距的扩大速度却是惊人的。而解释中国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需要从收入差距变化和收入分配公平性两个角度出发。人们除了关心收入差距的大小之外，更会关心收入差距的合理性和公平性，也可以说是人们对收入分配现状的一种价值判断。
人们这种判断受到很多因素的影响，既有价值和文化理念，又有社会习惯和伦理，也会受到主流意识形态的影响。
以中国为例，在经济转型之前，人们受到平均主义的意识形态影响，认为收入差距越小越好，而且把平均主义的分配结果作为社会发展的目标之一。经济转型之后，人们逐步放弃了平均主义的价值理念，取而代之的是“发财致富”的价值观。一些被认为合理的收入差距慢慢为人所接受。但一些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受到社会的批评与谴责。对于收入分配的公平性的判断，人们不仅要看分配的结果，也会看分配的过程和原则。
高收入人群影响差距结论
从收入差距变动的长期趋势来看，所能得到的数据资料基本上从改革开放以来，也就是最近40年的变动趋势。把这种趋势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2007年-2008年之前，之后是另外一个阶段。
2007年之前，不管是城市还是农村，全国收入差距都在不断扩大。第二个阶段，也就是2007年-2008年以后，我们的研究成果和包括国家统计局等机构的结论基本相同：城市内部收入差距继续扩大，农村内部收入差距继续扩大。但对于全国收入差距是扩大还是缩小，各方有一定争论，认为下降、稳定、上升的各种观点都有。
上世纪80年代，全国基尼系数大概在0.3左右，从80年代中期开始，收入差距逐渐加大，其中在1994年、1995年时有一个下跌，然后又开始扩大。那次短暂下跌的原因是农产品价格提高，农民收入增幅很大，导致全国收入差距缩小。
除此之外，所有年份的收入差距都在扩大，一直持续到2008年，这年的基尼系数达到了0.491。
此后，根据国家统计局的估计结果来看，收入差距稍有缩小，但也有机构得出不同的观点，认为收入差距基本趋势是不断扩大。
收入差距到底是否在缩小？这个问题要从两个层面解释，第一是收入差距究竟有多大？国家统计局、我们课题组，不同的研究机构都做了相关调查，也给出不同的估计结果。比如，国家统计局估计2012年的基尼系数为0.473，根据北大社会科学调查中心的家庭追踪调查数据估计的基尼系数为0.532，根据中国人民大学住户调查数据估计的基尼系数为0.539。
之所以会出现各方不同的测算结果，首先是各方对收入的定义不同。绝大多数机构使用的收入定义有缺陷，我们按照国际标准的住户收入定义进行修正，把一些遗漏的收入补充进来，得出了自己的收入定义。另外，对住户样本进行加权，城乡人口和区域人口都要加权，以使样本具有更好的代表性。
根據国家统计局的收入定义，2007年到2013年全国收入差距有所缩小，但幅度非常小。根据我们的收入定义，这个缩小幅度比国家统计局稍微高一点。但如果对城乡和地区之间的购买力平价进行调整，发现收入差距下降几乎不存在。
回到“最近几年收入差距真的缩小了吗”这个问题，也难以坚持收入差距缩小的判断。
如果看一下高收入人群收入变化的情况，会发现近十年来高收入人群的收入和财富实际上增加非常快，比一般人群的收入增加快得多。我们收集了2010年-2017年中国最富有50人的财富数据，他们的财富增长有的超过一倍，甚至两倍、三倍。从收入调查的情况来看，现在要想捕获高收入人群的样本是比较难的。
如果这个人群样本在实际统计中是缺失的，肯定会影响到收入差距的估算结果。
一些初步的研究也显示，如果把中国福布斯富人榜和胡润富人榜上的富人样本加以利用，估计中国收入差距，可以发现2007年-2013年收入差距没有缩小，反而上升了。也就是说，这个期间收入差距扩大还是缩小，很大程度上取决于高收入人群样本。
因此，很多研究得出收入差距缩小的结论，可能针对中低收入人群而言成立。
也就是说，可能对于90%-95%的人而言，收入差距是缩小的，但一旦把5%甚至1%的高收入人群包含进去，收入差距缩小的结论可能就不成立了。
城镇化对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起到重要作用
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缩小，对全国收入差距情况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如前所述，城市内部的收入差距在扩大，农村内部的收入差距也在扩大，2008年以后开始缩小。而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持续到2009年并达到最高点，城市人均收入相当于农村人均收入的3.3倍左右。 此后，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开始缩小。
劳动力流动和城镇化过程对缩小城乡差距起到了重要作用，特别是城市中的农民工数量在增加，2001年不到8000万，现在超过1.6亿。自2008年以后，农民工的工资增长超出了预期，2010年和2011年都达到16%，2013年超过15%。农民工数量在增加，工资在增加，肯定會提高农民的收入。另外，各种各样的惠农政策，农村的社会保障政策，包括其他各种各样的和农业发展相关的政策，也起到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作用。
这不是一个快速的过程，2003年开始的各种减税，经过三年以后才完成，它带来的效应是逐步释放的。
除了有一些缩小收入差距的因素，还有一些是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其中一个就是财产性收入增长非常快。2007年财产性收入增长占居民收入的份额不到2%，2013年超过8%，特别是很多城市家庭的财产性收入增长非常快。同时，财产性收入的分配不均等，而它的背后是居民财产的快速增加和分配差距的急剧扩大。
中国居民财产的变化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财产差距增长率大大超出收入增长率，二是财产分布差距急剧扩大，三是推动财产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是房产价值的持续上升。
2002年-2013年居民财产年均实际增长接近17%，其中北京最大的是房地产，达到20%的增长。也就是说，买一套房子四年房价翻一番。这样的财产积累会改变财产结构，房价上升很快，居民的财产不断由金融资产转化为财产。
2002年时，财产最少的10%的人的财产份额是1%，财产最多的10%的人的财产份额是38%。到2013年，前者的财产份额没有上升在下降，几乎是零财产，其中还有一些人是负债，而后者的财产份额已经上升到48%，而且还存在低估的可能。
这种情况下，财产的收入差距的基尼系数十余年当中上升超过了20%，也是一种被低估的结果。
在进行收入差距测算时，很难捕捉到富豪的数据。如果把他们包含进去的话，财产的基尼系数要比这个高得多。
根据我们的研究，如果把高收入人群样本1%的样本去掉，财产差距会缩小将近4个百分点，如果把所有最低的1%的人群去掉，对财产差距没有什么影响。
如何缩小收入差距？
那么，收入分配政策对于收入差距有什么影响？在发达国家，社会保障支出的收入分配效应比人们想象得更重要，收入再分配政策也非常管用。
目前，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存在一些问题，首先是支出规模非常小，其次是差异大，这使得它们的收入分配效应非常低。
实际上，在初次分配中人们获得市场收入，并不是最终用于消费和储蓄的收入，因为许多人要交个人所得税，还有人会获得转移性收入如低保金。经过税收和转移支付后的是居民可支配收入，才是人们可以用于消费和储蓄（投资）的收入。
众所周知，基尼系数用于衡量一个国家的收入差距大小，但通常使用基尼系数是指对可支配收入差距的估计，而不是市场收入的估计。
按照2013年的数据，中国比OECD国家的基尼系数要高4个百分点，其中28%来自于市场收入的差距，另72%来自于中国收入再分配的力度不够。进一步看，发达国家的基尼系数超过0.521，经过收入再分配调整后降到了0.3左右。再看中国，通过收入再分配调节政策之后的收入差距仍然很大。
市场收入差距跟各国经济发展水平关系不大，比如拉美国家和发达国家的市场收入的基尼系数差不多，大都达到0.5以上。拉美国家的收入再分配的调节力度还不如中国，所以它们的基尼系数很高。
因此，如果一个国家有较低的基尼系数，这是因为政府再分配政策调节造成的，而不是因为市场调节的作用。
中国的社会保障支出水平比较低，而且集中在一部分人身上。其中，养老金水平是行政事业单位最高，然后是城镇企业，农村养老水平最低。现在城镇事业单位退休人员的平均养老金收入是农民的40倍，甚至更高。
那是不是可以说，社会保障收支的分配效应是缩小收入差距呢？
不能简单地得出这个结论。
跟单纯的市场收入差距相比，社会保障支出降低了基尼系数，但其中存在边际效应，如果获得政府转移性收入的人成比例增加，基尼系数反而会上升。比如，如果增加城镇职工退休金，肯定会扩大收入差距。要是在其他收入不变的情况下，单纯提高城镇居民养老金，也会扩大收入差距。这是因为现在城镇居民养老金虽然很低，但和农民收入相比仍然是高的。
如果想进一步降低收入差距，怎么做？应该较大幅度提高农民的养老金收入。今年把农村社会基础养老金由每个月71元提高到81元，提高的幅度很大，但绝对数额还是很低。
有没有一些缩小居民收入差距的因素被激发出来后，使得收入差距逐步缩小，并且逐步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呢？
第一是乡村振兴。过去几年有助于收入差距缩小的一个最大因素就是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的缩小，现在和未来能否让农民收入快速增长的势头持续下去非常关键。如果在农村的一系列改革达成目标，可以激发农村经济的增长活力，就能使农民收入保持较快增长。
第二是城镇化和户籍制度改革。不是说农民进城以后有了工作就可以，一定要把城镇化和市民化结合起来，特别是大城市怎么推进高质量的城镇化，使得不仅仅农村年轻劳动力能够转移就业，而且能解决农村老人的异地养老的问题。
农村年轻人到了城市，老人留在农村，即使子女给他们汇款，但他们自己并没有养老能力，社会养老服务又严重不足，这是一个大问题。如果农村年轻人能在城市安家，有比较宽敞的房子，父母养老问题就可以解决。
第三是教育发展，教育对收入差距的影响力在不断上升，大约超过20%。教育发展会缩小收入差距。比如巴西和南非的基尼系数都超过0.5，但上世纪90年代后，巴西基尼系数开始下降，随着高等教育不断普及，很多高技能人才出现，这样缩小了技术人员和非技术人员的收入差距。 再有是公共服务均等化，包括社会保障和福利。如果我们的公共服务能达到世界平均水平，并向低收入群体倾斜，收入差距会有所缩小。这些政策已经体现在十九大报告和政府工作报告里，问题是如何落实，不能只说不做，或者说一套做另一套。
更应该看到一些扩大收入差距的因素。
一是收入流动性的降低，什么叫收入流动性？如果看一个时期的收入差距，就要看同样一个人群在这几年中的收入相对变化。如果在开始的年份，他们的收入是偏低的，但过几年相对来讲高了，这对很多低收入人群来讲会心存希望，经过三五年奋斗可能成为高收入群体。
但是我们做了相关研究发现，这个流动性在降低，低收入人群的这种希望变动越来越小。一开始是低收入人群，再过十年还是低收入人群，收入虽然有所增加，但是你的收入比别人增加得慢。这是一个收入流动性降低的问题。
对于两代人来讲，还存在代际流动性的问题，也就是父代的收入在多大程度上影响子代的收入。相关研究表明中国的代际流动性在降低。这意味着下一代人的收入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上一代人的收入，所谓拼爹的时代来了。这种代际流动的降低，是缩小收入差距一个很重要的阻碍因素。
還有就是新技术带来的就业极化。美国相关研究发现，快速的技术进步，机器人的使用，包括互联网和各种各样的所谓人工智能，可以被技术替代的人群在不断增加，而被替代的大多是中端职业的人群，职业出现两极化现象。而职业极化必然带来收入差距的扩大。这种情况在中国已经出现，将来会更加明显。
我们改革开放40年，基本上都是注重经济领域的改革，政府改革进程相对比较缓慢，这种情况下不同的利益集团初步形成。这会使得收入分配和再分配的格局更加固化和僵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最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财产加速积累及其财产分配差距的扩大。财产差距的急剧扩大反过来引起收入差距的扩大，或者抵消了收入再分配政策的调节收入差距的作用。
与此同时，许多收入分配政策实际上并没有实现再分配调节作用、没有起到缩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现实是，高收入人群从社会保障再分配当中得到的更多一些。
如果把几个影响收入差距扩大的因素考虑进去，就会发现收入差距想要缩小非常不易。如果不能在劳动力市场、资本市场、土地市场做出一些比较重大的改革，那么就要把重心转移到再分配上。
总而言之，在各种影响因素相互作用下，中国收入差距在未来几年中处于一种高位徘徊状态。如果期待它出现长期持续的下降，必须用力促进其缩小因素发挥作用，强力抑制扩大因素。
（李实为北京师范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岳希明为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学院教授，本文根据作者在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举办的“发展理论与中国实践”讲座上的发言整理，编辑：朱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