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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就是金钱”，很多中国人耳熟能详。然而，18世纪美国伟大的科学家、发明家、哲学家富兰克林在《给一个年轻商人的忠告》的信中还叮嘱道：“切记，信用就是金钱。”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明显加快。2014年6月27日，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这是中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它与我们每个人、每个机构、每个市场主体都息息相关。
7月9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田锦尘公开表示：“每年我国企业因为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6000亿元。”
损失触目惊心
田锦尘并没有交代“6000亿元”的确切来源，大众媒体也没深究。
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体系属于市场经济的一项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学者将信用作为资本、财富，它可交易、可度量和管理。
信用值多少钱？最近十几年里，不同的机构和学者从各个侧面对这个问题给出不同的陈述。
10年前，就有学者给出一个接近的数据——社会失信成本每年为5855亿元，构成如下：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因假冒伪劣造成的损失约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这笔巨额损失相当于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7%，GDP每年因此“少增长二个百分点”。
还有几组数据，从其他侧面反映出信用缺失带来的严重后果。
比如，有数据说，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初我国年均假冒伪劣产品的产值就有13000亿元之多，国家每年因此损失税收250亿元。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造成损失在1000亿元左右。
在上一轮国企深化改革过程中，改制企业逃避银行债务的现象曾经比比皆是。有51.29%的企业有逃避债务行为，逃避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这些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96%。
2001年前后，失信行为导致美国安然公司破产、安达信解体，正当全世界都为事件震惊的时候，中国国内汕头偷税漏税、温州假货、冠生园陈馅月饼等新闻也正沸沸扬扬。
西方一些评论人士说，安然事件、安达信造假、华尔街丑闻等一系列商业欺诈对美国造成的伤害远比“9·11”事件严重。
难以启齿的隐形损失
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中国为此遭受的损失远不止上述这些。
比如，由于中国信用评级长期处于较低级别，导致中国政府、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增。相比而言，美国则长期拥有最高信用等级，由此每年可以减少支付数千亿美元的债务利息。
当然，这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由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惠誉、标普占据了国际市场90%以上的份额，可以决定一国主权债券的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价格水平，事实上站到了金融市场的权力之巅。它们也因此被一些国家斥为美国攫取他国利益的“强权工具”。
比如，2003年底，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由于国际评级机构维持十来年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低等级，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曾提交报告说：这使得“外资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极力地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得到的利润，外资总共赚取利润超过1万亿元。
世界银行在2007年也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享受了暴利。
自21世纪末开始，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安然破产……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金融危机和财务丑闻之后，改革国际评级体系愈发受到重视。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市场在今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只要政策制度到位，必然促成民族信用评级机构发展。
信用管理服务业契机
也许不到10年之后，我们每个人、每个机构都会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信用管理的极端重要性。信用水平将直接影响经济生活中细枝末节的领域。
这和20多年前会形成鲜明的对比。20多年前，中国期货协会原常务副会长邹建平从日本留学回国时信心满满地投身信用评估行业准备大干一番，但是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放弃。
他曾告诉本刊记者，这项事业在中国推行起来举步维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风气让人难受。
虽然和20多年前相比，中国信用服务行业有了较明显发展。但是，包括信用信息服务机构、信用保障服务机构在内的整个中国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目前都还比较稚嫩，甚至存在明显缺陷，社会每时每刻都在为此付出代价，改革时不我待。
此次“规划纲要”对信用服务市场体系、征信系统、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监管体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提出规划，在促进社会诚信意识、信用环境提升等都提出要求。
这些都会间接地为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如果能够步步为营，逐步落实，结合国际经验可以判断中国的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发展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比如，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孕育自媒体，后来逐渐发展成现在世界著名的机构。
18世纪，美国开始盛行发行铁路债、国债等，基于满足债券投资者对债券统计信息和债券统计分析的需求。1909年，穆迪公司出版了《铁路投资分析》，其中开创性地利用简单信用评级符号来分辨不同债券，这被认为是信用评级首次进入证券市场。
惠誉公司的前身是惠誉出版公司，1913年12月24日成立，最初主要进行金融统计数据出版，主要出版物是《惠誉债券手册》和《惠誉股票和债券指南》。1924年惠誉发明了自己的评级符号体系，成为进行固定收益投资的必备参考工具。
随着《规划纲要》的逐步落实，中国的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将会获得更多发展资源，中国本土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必将蕴含众多契机。
中国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将明显加快。2014年6月27日，国务院发布《社会信用体系建设规划纲要（2014—2020年）》。这是中国首部国家级社会信用体系建设专项规划，它与我们每个人、每个机构、每个市场主体都息息相关。
7月9日，国家发改委财政金融司司长田锦尘公开表示：“每年我国企业因为诚信缺失，造成的经济损失超过了6000亿元。”
损失触目惊心
田锦尘并没有交代“6000亿元”的确切来源，大众媒体也没深究。
信用是市场经济运行的前提和基础，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用体系属于市场经济的一项基础设施建设。一些学者将信用作为资本、财富，它可交易、可度量和管理。
信用值多少钱？最近十几年里，不同的机构和学者从各个侧面对这个问题给出不同的陈述。
10年前，就有学者给出一个接近的数据——社会失信成本每年为5855亿元，构成如下：因逃废债务造成的直接损失约1800亿元，因合同欺诈造成的损失约55亿元，因假冒伪劣造成的损失约2000亿元，因三角债和现款交易增加的财务费用约2000亿元，另外还有逃骗税损失以及发现的腐败损失等。
这笔巨额损失相当于当时中国全年财政收入的37%，GDP每年因此“少增长二个百分点”。
还有几组数据，从其他侧面反映出信用缺失带来的严重后果。
比如，有数据说，据不完全统计，本世纪初我国年均假冒伪劣产品的产值就有13000亿元之多，国家每年因此损失税收250亿元。全国每年因建筑工程倒塌事故造成损失在1000亿元左右。
在上一轮国企深化改革过程中，改制企业逃避银行债务的现象曾经比比皆是。有51.29%的企业有逃避债务行为，逃避银行贷款本息1851亿元，占这些改制企业贷款本息的31.96%。
2001年前后，失信行为导致美国安然公司破产、安达信解体，正当全世界都为事件震惊的时候，中国国内汕头偷税漏税、温州假货、冠生园陈馅月饼等新闻也正沸沸扬扬。
西方一些评论人士说，安然事件、安达信造假、华尔街丑闻等一系列商业欺诈对美国造成的伤害远比“9·11”事件严重。
难以启齿的隐形损失
由于信用体系不健全，中国为此遭受的损失远不止上述这些。
比如，由于中国信用评级长期处于较低级别，导致中国政府、企业海外融资成本大增。相比而言，美国则长期拥有最高信用等级，由此每年可以减少支付数千亿美元的债务利息。
当然，这有客观和主观两方面的原因。
由于国际三大评级机构穆迪、惠誉、标普占据了国际市场90%以上的份额，可以决定一国主权债券的信用级别和债券市场价格水平，事实上站到了金融市场的权力之巅。它们也因此被一些国家斥为美国攫取他国利益的“强权工具”。
比如，2003年底，正值我国银行业谋求海外上市之际，由于国际评级机构维持十来年对中国主权信用评级的低等级，将中国13家商业银行信用级别评为“垃圾等级”。
中央财经领导小组办公室“信用评级与国家金融安全”课题组曾提交报告说：这使得“外资在与中国商业银行谈判时极力地压低价格，为国际垄断资本攫取我国的国有资产大开方便之门”。仅2006年，境外投资者在工、建、中、交等国有银行身上就赚了7500亿元，加上从其他中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得到的利润，外资总共赚取利润超过1万亿元。
世界银行在2007年也明确指出：中国银行股被贱卖问题并不在IPO环节，而是在此前引入战略投资者的定价上，较低的入股价格使得境外战略投资者享受了暴利。
自21世纪末开始，在东南亚金融风暴、安然破产……以及美国次贷危机引发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等一系列金融危机和财务丑闻之后，改革国际评级体系愈发受到重视。
一些经济学家表示，中国市场在今后几十年的发展过程中，只要政策制度到位，必然促成民族信用评级机构发展。
信用管理服务业契机
也许不到10年之后，我们每个人、每个机构都会越来越深切地体会到信用管理的极端重要性。信用水平将直接影响经济生活中细枝末节的领域。
这和20多年前会形成鲜明的对比。20多年前，中国期货协会原常务副会长邹建平从日本留学回国时信心满满地投身信用评估行业准备大干一番，但是最终不得不选择了放弃。
他曾告诉本刊记者，这项事业在中国推行起来举步维艰，“说起来重要、做起来不要”的风气让人难受。
虽然和20多年前相比，中国信用服务行业有了较明显发展。但是，包括信用信息服务机构、信用保障服务机构在内的整个中国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目前都还比较稚嫩，甚至存在明显缺陷，社会每时每刻都在为此付出代价，改革时不我待。
此次“规划纲要”对信用服务市场体系、征信系统、信用基础性法律法规、标准体系、监管体制、人才培养等方面都提出规划，在促进社会诚信意识、信用环境提升等都提出要求。
这些都会间接地为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创造良好的发展环境，如果能够步步为营，逐步落实，结合国际经验可以判断中国的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发展将是水到渠成的事。
比如，国际三大信用评级机构孕育自媒体，后来逐渐发展成现在世界著名的机构。
18世纪，美国开始盛行发行铁路债、国债等，基于满足债券投资者对债券统计信息和债券统计分析的需求。1909年，穆迪公司出版了《铁路投资分析》，其中开创性地利用简单信用评级符号来分辨不同债券，这被认为是信用评级首次进入证券市场。
惠誉公司的前身是惠誉出版公司，1913年12月24日成立，最初主要进行金融统计数据出版，主要出版物是《惠誉债券手册》和《惠誉股票和债券指南》。1924年惠誉发明了自己的评级符号体系，成为进行固定收益投资的必备参考工具。
随着《规划纲要》的逐步落实，中国的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将会获得更多发展资源，中国本土信用管理中介服务行业必将蕴含众多契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