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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天飞来飞去的当代著名诗人李亚伟，最近刚从广州落地北京，刚参加完4月7日在那里举办的深受华语文学界瞩目的第四届“华语文学传媒盛典”颁奖典礼。著名作家贾平凹因《秦腔》等作品荣膺“华语文学传媒盛典·2005年度杰出作家”， 李亚伟获得2005年度诗人荣誉，东西、徐晓、张新颖和李师江分别获得年度小说家、散文家、批评家和最具潜力新人的殊荣。
李亚伟是20世纪80年代名噪一时的诗人，是著名的“莽汉”诗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者，在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整个80年代，其行为狂放，愤世嫉俗，怒发冲冠，洪洞县里无好人。诗风既豪迈又妖娆，多用方言口语，又充满古典意象，贯于重组和颠覆现有的词语和造句方式，给人以极强的冲击力；其作品表面上极度粗放，实际上文字考究，具有严肃的反叛内核。他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的卓越语言才华使他被认为是继北岛之后最受欢迎的大陆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
今年1月，李亚伟的诗集《豪猪的诗篇》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李亚伟首次将20多年散见于报刊的作品结集出版。这对“李亚伟迷”们来说，是渴盼已久的“精神大餐”！诗集在出版后的一个多月内，虽经多次加印仍屡屡脱销，创造了近年来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诗集也畅销！原因只有一个：好诗！
“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书中收录了李亚伟从1984年到2005年的代表作品，包括11卷诗歌和1卷文集，以及多帧诗人的照片。诗人强调，“这是一本不哲学、不文化、不小圈子的具有真正自由意义的诗集。”诗人将它献给“智慧的人、多情的人、英雄好汉和美丽的女人，有头脑的敌人和没头没脑的爱人”。当记者问诗集的名字何为《豪猪的诗篇》时，李亚伟解释，是取自于莽汉诗歌《硬汉》中的一句“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他说，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多刺、反叛。
“在人间，只有密码深深地记住了自己”。李亚伟的这句诗正好诠释了他的知音：一些“李亚伟迷”们能连篇累牍地背他的诗，他们中有记者、司机、官员和商人等。一次去海南，李亚伟碰到一个人，竟能一口气背下20来首他的诗。在80年代，其诗经常在一些文学社团和大学生中被传抄，李亚伟被文学青年视为偶像，他的诗风、举止做派甚至穿戴行头，都被一些大学生模仿。一些大学生因喜欢他的诗而学着写诗，也出版了诗集。李亚伟对此解释：“这些都印证了我自己的心思：我在写作时心中是有读者的，而且不是文化小圈子里的读者。”
《中文系》这首诗被公认为是李亚伟的代表作，表现的是诗人对大学生活的留恋，对大学教育的讽刺：“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当儿童们的故事大王，然后，再去撒网”。“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 。但李亚伟却告诉记者：“说《中文系》是我的‘护身符’，评论家沈奇先生说这是我的‘铁帽子’，这都对，很准确。这首诗成了我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它使我在20来岁一夜成名，我为我曾经写出这样的作品而骄傲。但我并不认为《中文系》是我的好诗，甚至在我的诗歌标准里，这样的作品不是我喜欢的好诗。我对自己的作品，最喜欢的是那些写醉酒和爱情的。”著名作家何立伟就有评价：“李亚伟是喝酒同写诗的天才。喝酒使他燃烧血性，写诗使他挥霍才华。在整个从80年代冒出来的诗人里，我最喜欢的便是有着最浓烈的诗的才华的李亚伟。”“李亚伟的诗总是令我神旺。他不是一般的诗人。”“对诗歌的美学传统与语言规范大来一顿扫膛腿同炮拳。他只有摧毁它们，才能形成自己。于是李亚伟的诗句每每便有一种暴烈的惊世骇俗的美感。‘雪中的吟唱才是真正的牡丹/它可以伴你，在纸上摇曳，到鲜红的程度/又在你经过时低头站在路边/雪中的吟唱才是真正的天籁/走出宫殿/把握命以外的事物’（《怪侣》）。”
在李亚伟的诗中，“死亡”似乎是他一贯的思考：“哎，散漫的人生/活到休时/犹如杂乱的诗章草就/我看见就那么一刻/人的生和死，如同一个句号朝夜郎国轻轻滚去”（《河西走廊抒情》）。“死亡是你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吗？”记者探究。
李亚伟解释道：“我小时候经常睡不着，躺在床上想着死亡，觉得很害怕。在一段诗的结尾，我经常会回到‘死亡’的主题上来。我相信死亡是生命最原始的地方，人都会回到那儿去。我从小就喜欢思考生和死。在我诗歌的主题中，死亡是母题，衍生出来的题材是醉酒和爱情。我现在更多地喜欢用诗的方式探究生和死带给人的迷茫。”
“读你的诗，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特别是近年来的《河西走廊抒情》等组诗。你是否有很重的忧患意识？”
“我的诗集里确实有一些沉重的东西，从一开始写诗，我的内心就着迷于一些深沉的问题，比如寻找自由、爱情的老家，探索甚至纠缠生与死的密码，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来龙去脉。比如我的阅读范围主要是关于生命和民族方面的东西，具体说就是历史、生物和宗教的东西较多，还有一些小民族的考古。这样的阅读习惯影响了我的关注对象，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进行想象性的思考。尤其近几年，我几乎不怎么读文学书，返回去重新热读以前认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西方的主流思路，哲学、神学、道德、科学和商业正在统一全世界，我在阅读或写作时常想，像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绝对不需要全球化，尤其，中国是一个不需要全球化的国家。”说到末句，李亚伟的声音显得很重。
交谈中得知，李亚伟的诗《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困兽》还被收入高中教辅。
谈起“莽汉”诗派对诗坛的影响，李亚伟认为，20年来，“莽汉”诗派对于诗歌界的价值在于，“莽汉”支撑了诗歌的想象力。著名作家冉云飞这样评价李亚伟：“在中国当代诗坛，我认识无数人，并且与其中不少厉害角色是朋友，喜欢的诗人及诗句也有不少。但我激赏的诗人是两个天才卓异的家伙：一位是对汉语敏慧到诡异的柏桦，另一位是对汉语粗豪到神奇的李亚伟。我不是个随便服输的人，但我承认，到目前为止，单就写诗的才能，我还不是他们的对手。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有点不爽，但内心还是颇为自得。换言之，隐含在这句话后面的事实是，我激赏的当代诗人，是并不多的。”
诗人、时评家、著名出版商张小波这样评价道：“当今有的年轻人在初读李亚伟的诗歌时，坦承讶异于‘诗歌还可以这么写’，几千年形成的汉语传统被他撕裂、蹂躏，又用小心翼翼的爱去梦见—这种才华与生俱来，无需觉醒。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种‘稀有的、罕见的’才华并不能天定地转换成令人激赏的诗歌成就；只有痛苦地觉醒着，背负奥斯维辛去寻找耶路撒冷，并且（不要鄙夷）以一种极其专业的素养去呵护那种才华不致夭折—这才是一个大诗人诞生的基本条件。坦率地说，在国内诗人中，我只对李亚伟怀有这种信心。”
如今，做着电视制片人、在四川成都开着饭馆、在云南香格里拉兴建“上游生活俱乐部”的李亚伟，还在随兴而遇地写作诗歌。他告诉记者：“我喜欢漂泊不定的生活，在一个地方呆两天就想走。我的八字里有两颗马星，这是走遍天涯、四海为家的命运。我就是这样，不会在一个地方花落生根。”
面对自己诗歌创作取得的成就，李亚伟很诗意地说：“我喜欢诗歌，仅仅是因为写诗愉快，写诗的过瘾程度，世间少有！我不愿意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时分，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在我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时，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23年后，在李亚伟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5年度诗人”之际，当记者又见李亚伟、再读李亚伟时，除岁月给了他更深厚的学养和阅历外，不变的依然是他率直、本真的天性。这是他做人写诗的珍贵所在！
李亚伟是20世纪80年代名噪一时的诗人，是著名的“莽汉”诗派的创始人和代表者，在诗坛产生了巨大影响。整个80年代，其行为狂放，愤世嫉俗，怒发冲冠，洪洞县里无好人。诗风既豪迈又妖娆，多用方言口语，又充满古典意象，贯于重组和颠覆现有的词语和造句方式，给人以极强的冲击力；其作品表面上极度粗放，实际上文字考究，具有严肃的反叛内核。他在诗歌写作中表现出的卓越语言才华使他被认为是继北岛之后最受欢迎的大陆诗人之一，也是中国后现代诗歌的重要代表诗人。
今年1月，李亚伟的诗集《豪猪的诗篇》由花城出版社出版，这是李亚伟首次将20多年散见于报刊的作品结集出版。这对“李亚伟迷”们来说，是渴盼已久的“精神大餐”！诗集在出版后的一个多月内，虽经多次加印仍屡屡脱销，创造了近年来出版界的一个“奇迹”！诗集也畅销！原因只有一个：好诗！
“心比天高，文章比表妹漂亮”。书中收录了李亚伟从1984年到2005年的代表作品，包括11卷诗歌和1卷文集，以及多帧诗人的照片。诗人强调，“这是一本不哲学、不文化、不小圈子的具有真正自由意义的诗集。”诗人将它献给“智慧的人、多情的人、英雄好汉和美丽的女人，有头脑的敌人和没头没脑的爱人”。当记者问诗集的名字何为《豪猪的诗篇》时，李亚伟解释，是取自于莽汉诗歌《硬汉》中的一句“我们本来就是，腰间挂着诗篇的豪猪。”他说，这仅仅是一种姿态，多刺、反叛。
“在人间，只有密码深深地记住了自己”。李亚伟的这句诗正好诠释了他的知音：一些“李亚伟迷”们能连篇累牍地背他的诗，他们中有记者、司机、官员和商人等。一次去海南，李亚伟碰到一个人，竟能一口气背下20来首他的诗。在80年代，其诗经常在一些文学社团和大学生中被传抄，李亚伟被文学青年视为偶像，他的诗风、举止做派甚至穿戴行头，都被一些大学生模仿。一些大学生因喜欢他的诗而学着写诗，也出版了诗集。李亚伟对此解释：“这些都印证了我自己的心思：我在写作时心中是有读者的，而且不是文化小圈子里的读者。”
《中文系》这首诗被公认为是李亚伟的代表作，表现的是诗人对大学生活的留恋，对大学教育的讽刺：“中文系是一条撒满钓饵的大河/浅滩边，一个教授和一群讲师正在撒网/网住的鱼儿/上岸就当助教，然后/当屈原的秘书，当李白的随从/当儿童们的故事大王，然后，再去撒网”。“在讲桌上爆炒野草的时候/放些失效的味精/这些要吃透《野草》的人/把鲁迅存进银行，吃他的利息” 。但李亚伟却告诉记者：“说《中文系》是我的‘护身符’，评论家沈奇先生说这是我的‘铁帽子’，这都对，很准确。这首诗成了我早期诗歌的代表作，它使我在20来岁一夜成名，我为我曾经写出这样的作品而骄傲。但我并不认为《中文系》是我的好诗，甚至在我的诗歌标准里，这样的作品不是我喜欢的好诗。我对自己的作品，最喜欢的是那些写醉酒和爱情的。”著名作家何立伟就有评价：“李亚伟是喝酒同写诗的天才。喝酒使他燃烧血性，写诗使他挥霍才华。在整个从80年代冒出来的诗人里，我最喜欢的便是有着最浓烈的诗的才华的李亚伟。”“李亚伟的诗总是令我神旺。他不是一般的诗人。”“对诗歌的美学传统与语言规范大来一顿扫膛腿同炮拳。他只有摧毁它们，才能形成自己。于是李亚伟的诗句每每便有一种暴烈的惊世骇俗的美感。‘雪中的吟唱才是真正的牡丹/它可以伴你，在纸上摇曳，到鲜红的程度/又在你经过时低头站在路边/雪中的吟唱才是真正的天籁/走出宫殿/把握命以外的事物’（《怪侣》）。”
在李亚伟的诗中，“死亡”似乎是他一贯的思考：“哎，散漫的人生/活到休时/犹如杂乱的诗章草就/我看见就那么一刻/人的生和死，如同一个句号朝夜郎国轻轻滚去”（《河西走廊抒情》）。“死亡是你创作的一个重要命题吗？”记者探究。
李亚伟解释道：“我小时候经常睡不着，躺在床上想着死亡，觉得很害怕。在一段诗的结尾，我经常会回到‘死亡’的主题上来。我相信死亡是生命最原始的地方，人都会回到那儿去。我从小就喜欢思考生和死。在我诗歌的主题中，死亡是母题，衍生出来的题材是醉酒和爱情。我现在更多地喜欢用诗的方式探究生和死带给人的迷茫。”
“读你的诗，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特别是近年来的《河西走廊抒情》等组诗。你是否有很重的忧患意识？”
“我的诗集里确实有一些沉重的东西，从一开始写诗，我的内心就着迷于一些深沉的问题，比如寻找自由、爱情的老家，探索甚至纠缠生与死的密码，关注国家和民族的来龙去脉。比如我的阅读范围主要是关于生命和民族方面的东西，具体说就是历史、生物和宗教的东西较多，还有一些小民族的考古。这样的阅读习惯影响了我的关注对象，对一个国家或一个民族进行想象性的思考。尤其近几年，我几乎不怎么读文学书，返回去重新热读以前认为稀奇古怪的东西。西方的主流思路，哲学、神学、道德、科学和商业正在统一全世界，我在阅读或写作时常想，像中国、印度和中东地区的一些国家，绝对不需要全球化，尤其，中国是一个不需要全球化的国家。”说到末句，李亚伟的声音显得很重。
交谈中得知，李亚伟的诗《苏东坡和他的朋友们》《困兽》还被收入高中教辅。
谈起“莽汉”诗派对诗坛的影响，李亚伟认为，20年来，“莽汉”诗派对于诗歌界的价值在于，“莽汉”支撑了诗歌的想象力。著名作家冉云飞这样评价李亚伟：“在中国当代诗坛，我认识无数人，并且与其中不少厉害角色是朋友，喜欢的诗人及诗句也有不少。但我激赏的诗人是两个天才卓异的家伙：一位是对汉语敏慧到诡异的柏桦，另一位是对汉语粗豪到神奇的李亚伟。我不是个随便服输的人，但我承认，到目前为止，单就写诗的才能，我还不是他们的对手。承认这个事实，虽然有点不爽，但内心还是颇为自得。换言之，隐含在这句话后面的事实是，我激赏的当代诗人，是并不多的。”
诗人、时评家、著名出版商张小波这样评价道：“当今有的年轻人在初读李亚伟的诗歌时，坦承讶异于‘诗歌还可以这么写’，几千年形成的汉语传统被他撕裂、蹂躏，又用小心翼翼的爱去梦见—这种才华与生俱来，无需觉醒。但仅有这些是不够的，一种‘稀有的、罕见的’才华并不能天定地转换成令人激赏的诗歌成就；只有痛苦地觉醒着，背负奥斯维辛去寻找耶路撒冷，并且（不要鄙夷）以一种极其专业的素养去呵护那种才华不致夭折—这才是一个大诗人诞生的基本条件。坦率地说，在国内诗人中，我只对李亚伟怀有这种信心。”
如今，做着电视制片人、在四川成都开着饭馆、在云南香格里拉兴建“上游生活俱乐部”的李亚伟，还在随兴而遇地写作诗歌。他告诉记者：“我喜欢漂泊不定的生活，在一个地方呆两天就想走。我的八字里有两颗马星，这是走遍天涯、四海为家的命运。我就是这样，不会在一个地方花落生根。”
面对自己诗歌创作取得的成就，李亚伟很诗意地说：“我喜欢诗歌，仅仅是因为写诗愉快，写诗的过瘾程度，世间少有！我不愿意在社会上做一个大诗人，我愿意在心里、在东北、在云南、在陕西的山里做一个小诗人。每当初冬时分，看着漫天雪花纷飞而下，在我推开黑暗中的窗户、眺望他乡和来世时，还能听到人世中最寂寞处的轻轻响动。”
23年后，在李亚伟获得“华语文学传媒大奖·2005年度诗人”之际，当记者又见李亚伟、再读李亚伟时，除岁月给了他更深厚的学养和阅历外，不变的依然是他率直、本真的天性。这是他做人写诗的珍贵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