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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之际的刻纹铜器，一直是国家重要文物，在研究中国美术史和青铜工艺史中具重要意义。1978年3月，江苏省淮阴高庄战国墓出土了刻纹铜箅形器4件（见淮阴市博物馆：《淮阴高庄战国墓》，《考古学报》1988年第2期）。这些刻纹铜箅形器，以形制奇特，纹饰精美，生动流畅，神怪纷陈而著称，是研究古代神话和宗教习俗的重要资料之一。但由于这些铜箅形器器壁很薄，况长期埋藏于地下，在地下应力的作用下，早已腐蚀损坏，故一直以残缺的面目出现，不为世人所知。现在，在该器成功修复之际，特从中选择两件，收残补阙，绘制成图，以期全面反映其历史和艺术价值，探索其图像的内容和意义。
本文所介绍的两件刻纹铜箅形器（图1），皆呈圆形平盘状，不是铸造器，而是锻造器。是经热加工锻打而成的青铜器。锻打时主要利用精心冶炼的铜坯，在反复加热的状态下，持续锻打，直到所设计的形式。然后再进行钻孔、剪边、研磨、绘图、刻画、外镀锡铅等程序，达到纹饰繁褥、美轮美奂的境地。因此，这些刻纹铜箅形器器壁都很薄，其厚度尚不足1毫米。且形制相同，大小一样，都是直径约50厘米的圆盘状铜器。每器上有30个直径4厘米的圆形箅孔，除中心有一孔外，余为两圈同心排列，其中内圈11孔，外圈18孔，分布均匀，排列有序。中央是一直径15厘米的圆形平台，平台和箅孔周围有精心刻画的索纹圈，边沿亦刻有索纹圈。器表满刻细如毫发的图像，有山峦林木、飞鸟走兽、神人怪兽、珍禽瑞兽、车马田猎等。这些图像之间，似没有特定的联系，独自成体，但都呈奔腾跳跃状，充满着流动的美感，充分表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和创造，是迄今以来所发现的刻纹内容最丰富的铜器。
所谓刻纹铜器，又名錾刻铜器、针刻铜器，其纹饰图案不是笔画的，也不是铸造的，而是用坚韧锐利的工具刻画的，线条强劲有力，比头发丝还要精细，所以构图精美繁褥，在很小的画面上刻出极其丰富的内容，哪怕只有方寸之地，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青铜艺术的创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这两件刻纹铜箅形器，都不是小型铜器，而是直径50厘米的器物，正面刻有密密麻麻的图像，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其具体内容见图2、图3。
如图所示，这两件铜箅形器形制相同，大小一样，都是以中心孔为轴心，作同心圆式排列，上刻密不透风的各式各样的图像。图2是铜箅形器1的图像，自内向外，可分四圈。第一圈在中心孔外，索纹圈内，上刻一座阶梯状的高台，这是古人对山峦形象化的刻画，所表现的是一座山峦。山峦上下，树木茁壮成长，野兽奔跑出没，鸟儿悠闲信步，龙蛇翻腾缠绕，几位神人怪兽，或行、或立、或挽弓射箭，或操龙践龙，或肩负九齿横木，各司其职，互不防碍，充满活力和生机，反映了自然界的和谐生活，一片祥和气氛。山内有一人面双身的怪兽，这是沿袭古人正面形象的表现手法，在商周青铜器上比比皆是，所表现的是一位山神。在古典神话《山海经》中，名山大川皆有神灵司守，而有些山神是人面兽身。林下有一鸟首人身者，正举弓欲射，所表现的是狩猎图像。此外，圈内还有林木四株，神人三位。这些林木，皆是层次分明的针叶树，所表现的应是松林。这些神人，襦服深衣，双手平伸，似在做着什么。其中有一位头生五角的方首神怪，其两手各操一龙，双足各踩一龙，所表现的是操龙践龙。在这里，龙被刻画成蜥蜴的样子。在中国文化中，龙有九子，此是其中之一，所表现的是鳄龙形象。这些鳄龙被神人操在手中，踩在脚下，可见其地位不会过高，具有狰狞恐怖、凶恶无比的性格。第二圈在索纹外，内排箅孔内，上刻林木之下，麋鹿奔跑，狐兔跳跃，其中有一狐尾生九枝，所表现的是九尾狐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九尾狐是祥瑞的象征，见之则天下大吉。林木之下，有二位鸟首人身之人，一人张弓欲射，一人持矛欲刺，表现的是狩猎图像。此外，还有山神、神人等，其中有一是肩负九齿横木的鸟首人身者图像。在出土文物中，鸟首人身者常有发现，如洛阳出土的战国图像纹铜壶上就有这种图像（见蔡运章等：《洛阳西工131号战国墓》，《文物》1994年第7期）。这是古代神话中鸟崇拜的反映，所刻画的是上天入地的使者，至汉代则演变成羽人。第三圈在两排箅孔之间，上刻山峦二座，内刻二蛇缠绕，所表现的是地主和社神。在《山海经》中，蛇常作为土地的守护者，故是地主和社神。如《海外北经》云：“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山峦左右，树木成林，虎啸狼奔，鸟兽成群，其中有张弓欲射的狩猎者，也有襦服深衣的神人。此外，在二蛇相缠的山峦左右，还有背上长角的乘黄。乘黄也是古代神话中的瑞兽，如《山海经·海内西经》云：“白民之国……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者寿二千岁。”第四圈，在外圈箅孔之外，口沿索纹圈之内，上刻鸟兽图像，其中也有头生双角的神人。整个画面充满着流动的旋律，描绘了山林中的生态万物，人间万象，遍及神话世界。
图3是铜箅形器2上的刻纹，其图像内容和铜箅形器1大致一样，都是山林、鸟兽、狩猎和神人怪兽图像，但也有某些不同，也是分成四圈。如第二圈图像中，上刻一人两手各拉一兽之尾，一人两手各操一龙之尾，表现的应是斗兽操龙图像。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兽相斗是较为常见的内容，如汉画中就有不少象人斗兽的图像。象人是头戴假面之人，是舞者装扮成神人的游戏活动。实际上，这种游戏活动战国时就有，此箅形器上的图像就是证据。操龙戏龙古代也有，如张衡《西京赋》中就记有“鱼龙曼延”的戏舞，现代民间的舞龙也可能渊源于此。“鱼龙曼延”在汉画中也有较多的反映，如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就有一幅人站在龙身上作各种表演的画图（见南京博物院等：《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出版，1956年）。第三圈图像中，上刻二辆马车，分列图面两边。这些马车，皆一人驾车，一人张弓欲射，所表现的应是狩猎之类。每车驾有二马，其中一车旌旄飘扬，应是古代车马田猎的写照。其中二马相背和二轮前后的图像，所表现的不是二马相背，也不是四轮马车，而是古人透视法没掌握之前的表现方法，充满幼稚和拙作，是先民早期的画图，和内蒙古商周骨板上的马车一致。因此，此器刻纹除了和铜箅形器1相同外，还增加了斗兽戏龙和车马田猎的图像。这些图像都大大丰富了刻纹图像，反映了人们的礼仪和宗教活动，是迄今以来最生动逼真的画面。 综上所述，这两件铜箅形器都是以山林鸟兽为背景，几乎每圈都刻有张弓欲射者和持矛欲刺者的图像，因此，其内容是以狩猎为主，所反映的是古代狩猎活动。众所周知，狩猎是古代山林草原民族之生活，是先民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氏族公社时期，贵族亦以此整军备武，是军事训练和全民皆兵的重要内容。故一年四季都有狩猎，所谓春、夏苗、秋、冬狩是也。久而久之，演变成礼制，商周时期的大礼即由此而生。据《周礼》记载，大礼由大司马主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是西周重要礼仪之一。除了检阅、演习、田猎外，还有一些象人斗兽、请神娱神、驱鬼辟邪等活动，这是古人寓礼于乐、寓教于乐的反映，所谓有礼有乐，礼乐结合，礼乐文化是也。因此，此铜箅形器的图像有可能是古代大礼的写照，反映了商周时期大礼的情形。其中的山林鸟兽者，是古人对山林的期盼，希冀林茂草丰，鸟兽兴旺，有取之不尽的猎物。其中的鸟首人身者、操龙斗兽者、操龙践龙者可能是当时的象人表演，是大礼中的请神和娱神活动，表现了古人对神灵的敬畏和祈盼，希冀具有神人的智慧和力量。此外，图像中的九尾狐、乘黄等瑞兽，亦反映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祈求天下太平，吉祥长寿。
这两件铜箅形器以山林鸟兽为背景，其中有许多神人怪兽图像。这些神人怪兽在我国神话总集《山海经》中大都有所记载，从而所证《山海经》所言皆有所本，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因此，也有的研究者以此来研究古代神话，从而所证《山海经》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品，曾广泛流传于燕、齐、晋、楚各地，是古人口耳相传的神话汇总。实际上，类似的神人怪兽在出土文物中多有发现，如曾侯乙墓漆棺画、长沙子弹库帛书上都有此类图像出土。同时，这种图像也见于《楚辞》中的神话，如屈原、宋玉辞赋中的描述。因此，这两件铜器都有古代神人的图像，是研究古代神话的重要资料之一。同时，解析这两件铜器上的图像内容也有助于探索刻纹铜器之渊源，进而寻根问底，探索其文化属性。从目前来看，刻纹铜器在楚地鲜有发现，而在江南地区的吴国却出土较多，同时也见于三晋等北方地区。众所周知，三晋毗邻北方草原地带，和游牧民族朝夕相处。而游牧民族以狩猎放牧为业，具有产生狩猎纹图像的基础。而吴国因处于江南水网地带，人们以舟代车，山行水处，所从事的是渔猎农耕文化，与铜箅形器上的山林鸟兽相差太多。同时，铜箅形器没有江南的稻作文化，没有水乡的舟船渔猎，据此不可能是江南地区的图像，所反映的应是北方山林草原地带的狩猎习俗。从表现手法上，这种图像在北方早有发现，如内蒙古新石器时期的阴山岩画，其表现手法就和狩猎纹图像如出一辙。因此，这种狩猎纹图像有可能是阴山岩画的继承和发展，它孕育于北方山林草原一带，以后才由晋传入包括淮阴在内的江淮地区。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代代相传，高潮迭起，如商代的兽面纹，西周的窃曲纹，春秋时期的蟠螭纹和蟠虺纹，都以庄重典雅威严神秘而著称，在中国青铜史上具有突出地位。而春秋战国之际的刻纹铜器，它以充满灵动活泼生命气息的图像，在威严神秘的青铜艺术中独树一帜。这是古代工匠以刀当笔所作的青铜画，具有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格，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介绍这两件刻纹铜箅形器就是其中的代表，其上密密麻麻的山林鸟兽和神人怪兽图像就是证据。它的修复不仅抢救了这二件长期处于残缺状态下的青铜器，也抢救和保护了两幅濒于损坏的战国青铜画，亦为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这两件铜器虽已出土三十多年，但在全国范围内，至今仍是唯一的箅形器物，没有发现与此雷同或相似之器。
对于这两件青铜器的用途，人们至今仍然迷惑不解，是有待考证和研究的出土文物。要说是铜箅吧，人们至今也还没有发现能安装如此大铜箅的青铜，况且，此器上的30个直径4厘米的箅孔也不宜蒸馏食物。查现已出土的商周青铜，都是腹径约30多厘米的铜器，况且，其箅孔都是又窄又细的条形孔，只有这样的箅孔才适宜蒸馏食物。因此，此器不可能是蒸馏食物的铜箅，由于形似铜箅，故以铜箅形器称之。近期以来，笔者从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的原始瓷温酒器（图4）得到启发（见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报告》，《文物》2006年第1期），推测此器有可能是古代温酒或冰酒的承盘，器上直径4厘米的箅孔可用于放置觚杯等酒具。况同墓也出土了腹径50厘米的刻纹铜鉴，和此器配套正好合适。冬季时向铜鉴注入热水，夏季时放入冰块，然后再放置承盘和斟满美酒的酒器，以作温酒或冰酒。况且，高庄墓亦出土了一些越文化器物，和无锡鸿山墓大致同期，两墓具有一定的渊源，其器物相似或相像是可能的。因此，此器有可能是战国时期温酒或冰酒用的承盘，而不是蒸馏食物的铜箅。（责编：雨岚）
本文所介绍的两件刻纹铜箅形器（图1），皆呈圆形平盘状，不是铸造器，而是锻造器。是经热加工锻打而成的青铜器。锻打时主要利用精心冶炼的铜坯，在反复加热的状态下，持续锻打，直到所设计的形式。然后再进行钻孔、剪边、研磨、绘图、刻画、外镀锡铅等程序，达到纹饰繁褥、美轮美奂的境地。因此，这些刻纹铜箅形器器壁都很薄，其厚度尚不足1毫米。且形制相同，大小一样，都是直径约50厘米的圆盘状铜器。每器上有30个直径4厘米的圆形箅孔，除中心有一孔外，余为两圈同心排列，其中内圈11孔，外圈18孔，分布均匀，排列有序。中央是一直径15厘米的圆形平台，平台和箅孔周围有精心刻画的索纹圈，边沿亦刻有索纹圈。器表满刻细如毫发的图像，有山峦林木、飞鸟走兽、神人怪兽、珍禽瑞兽、车马田猎等。这些图像之间，似没有特定的联系，独自成体，但都呈奔腾跳跃状，充满着流动的美感，充分表现了古代工匠的智慧和创造，是迄今以来所发现的刻纹内容最丰富的铜器。
所谓刻纹铜器，又名錾刻铜器、针刻铜器，其纹饰图案不是笔画的，也不是铸造的，而是用坚韧锐利的工具刻画的，线条强劲有力，比头发丝还要精细，所以构图精美繁褥，在很小的画面上刻出极其丰富的内容，哪怕只有方寸之地，也是一个广阔的天地。这是春秋战国时期中国青铜艺术的创造，具有鲜明的时代特色。但这两件刻纹铜箅形器，都不是小型铜器，而是直径50厘米的器物，正面刻有密密麻麻的图像，令人眼花缭乱，叹为观止。其具体内容见图2、图3。
如图所示，这两件铜箅形器形制相同，大小一样，都是以中心孔为轴心，作同心圆式排列，上刻密不透风的各式各样的图像。图2是铜箅形器1的图像，自内向外，可分四圈。第一圈在中心孔外，索纹圈内，上刻一座阶梯状的高台，这是古人对山峦形象化的刻画，所表现的是一座山峦。山峦上下，树木茁壮成长，野兽奔跑出没，鸟儿悠闲信步，龙蛇翻腾缠绕，几位神人怪兽，或行、或立、或挽弓射箭，或操龙践龙，或肩负九齿横木，各司其职，互不防碍，充满活力和生机，反映了自然界的和谐生活，一片祥和气氛。山内有一人面双身的怪兽，这是沿袭古人正面形象的表现手法，在商周青铜器上比比皆是，所表现的是一位山神。在古典神话《山海经》中，名山大川皆有神灵司守，而有些山神是人面兽身。林下有一鸟首人身者，正举弓欲射，所表现的是狩猎图像。此外，圈内还有林木四株，神人三位。这些林木，皆是层次分明的针叶树，所表现的应是松林。这些神人，襦服深衣，双手平伸，似在做着什么。其中有一位头生五角的方首神怪，其两手各操一龙，双足各踩一龙，所表现的是操龙践龙。在这里，龙被刻画成蜥蜴的样子。在中国文化中，龙有九子，此是其中之一，所表现的是鳄龙形象。这些鳄龙被神人操在手中，踩在脚下，可见其地位不会过高，具有狰狞恐怖、凶恶无比的性格。第二圈在索纹外，内排箅孔内，上刻林木之下，麋鹿奔跑，狐兔跳跃，其中有一狐尾生九枝，所表现的是九尾狐图像。在中国古代文化中，九尾狐是祥瑞的象征，见之则天下大吉。林木之下，有二位鸟首人身之人，一人张弓欲射，一人持矛欲刺，表现的是狩猎图像。此外，还有山神、神人等，其中有一是肩负九齿横木的鸟首人身者图像。在出土文物中，鸟首人身者常有发现，如洛阳出土的战国图像纹铜壶上就有这种图像（见蔡运章等：《洛阳西工131号战国墓》，《文物》1994年第7期）。这是古代神话中鸟崇拜的反映，所刻画的是上天入地的使者，至汉代则演变成羽人。第三圈在两排箅孔之间，上刻山峦二座，内刻二蛇缠绕，所表现的是地主和社神。在《山海经》中，蛇常作为土地的守护者，故是地主和社神。如《海外北经》云：“轩辕之丘，在轩辕国北，其丘方，四蛇相绕。”山峦左右，树木成林，虎啸狼奔，鸟兽成群，其中有张弓欲射的狩猎者，也有襦服深衣的神人。此外，在二蛇相缠的山峦左右，还有背上长角的乘黄。乘黄也是古代神话中的瑞兽，如《山海经·海内西经》云：“白民之国……有乘黄，其状如狐，其背上有角，乘之者寿二千岁。”第四圈，在外圈箅孔之外，口沿索纹圈之内，上刻鸟兽图像，其中也有头生双角的神人。整个画面充满着流动的旋律，描绘了山林中的生态万物，人间万象，遍及神话世界。
图3是铜箅形器2上的刻纹，其图像内容和铜箅形器1大致一样，都是山林、鸟兽、狩猎和神人怪兽图像，但也有某些不同，也是分成四圈。如第二圈图像中，上刻一人两手各拉一兽之尾，一人两手各操一龙之尾，表现的应是斗兽操龙图像。在中国古代神话中，人兽相斗是较为常见的内容，如汉画中就有不少象人斗兽的图像。象人是头戴假面之人，是舞者装扮成神人的游戏活动。实际上，这种游戏活动战国时就有，此箅形器上的图像就是证据。操龙戏龙古代也有，如张衡《西京赋》中就记有“鱼龙曼延”的戏舞，现代民间的舞龙也可能渊源于此。“鱼龙曼延”在汉画中也有较多的反映，如山东沂南东汉画像石就有一幅人站在龙身上作各种表演的画图（见南京博物院等：《沂南画像石墓发掘报告》，文化部文物事业管理局出版，1956年）。第三圈图像中，上刻二辆马车，分列图面两边。这些马车，皆一人驾车，一人张弓欲射，所表现的应是狩猎之类。每车驾有二马，其中一车旌旄飘扬，应是古代车马田猎的写照。其中二马相背和二轮前后的图像，所表现的不是二马相背，也不是四轮马车，而是古人透视法没掌握之前的表现方法，充满幼稚和拙作，是先民早期的画图，和内蒙古商周骨板上的马车一致。因此，此器刻纹除了和铜箅形器1相同外，还增加了斗兽戏龙和车马田猎的图像。这些图像都大大丰富了刻纹图像，反映了人们的礼仪和宗教活动，是迄今以来最生动逼真的画面。 综上所述，这两件铜箅形器都是以山林鸟兽为背景，几乎每圈都刻有张弓欲射者和持矛欲刺者的图像，因此，其内容是以狩猎为主，所反映的是古代狩猎活动。众所周知，狩猎是古代山林草原民族之生活，是先民赖以生存的生产活动。氏族公社时期，贵族亦以此整军备武，是军事训练和全民皆兵的重要内容。故一年四季都有狩猎，所谓春、夏苗、秋、冬狩是也。久而久之，演变成礼制，商周时期的大礼即由此而生。据《周礼》记载，大礼由大司马主持，有一套完整的制度，是西周重要礼仪之一。除了检阅、演习、田猎外，还有一些象人斗兽、请神娱神、驱鬼辟邪等活动，这是古人寓礼于乐、寓教于乐的反映，所谓有礼有乐，礼乐结合，礼乐文化是也。因此，此铜箅形器的图像有可能是古代大礼的写照，反映了商周时期大礼的情形。其中的山林鸟兽者，是古人对山林的期盼，希冀林茂草丰，鸟兽兴旺，有取之不尽的猎物。其中的鸟首人身者、操龙斗兽者、操龙践龙者可能是当时的象人表演，是大礼中的请神和娱神活动，表现了古人对神灵的敬畏和祈盼，希冀具有神人的智慧和力量。此外，图像中的九尾狐、乘黄等瑞兽，亦反映了古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祈求天下太平，吉祥长寿。
这两件铜箅形器以山林鸟兽为背景，其中有许多神人怪兽图像。这些神人怪兽在我国神话总集《山海经》中大都有所记载，从而所证《山海经》所言皆有所本，是一部有重要价值的著作。因此，也有的研究者以此来研究古代神话，从而所证《山海经》不是一时一地一人之作品，曾广泛流传于燕、齐、晋、楚各地，是古人口耳相传的神话汇总。实际上，类似的神人怪兽在出土文物中多有发现，如曾侯乙墓漆棺画、长沙子弹库帛书上都有此类图像出土。同时，这种图像也见于《楚辞》中的神话，如屈原、宋玉辞赋中的描述。因此，这两件铜器都有古代神人的图像，是研究古代神话的重要资料之一。同时，解析这两件铜器上的图像内容也有助于探索刻纹铜器之渊源，进而寻根问底，探索其文化属性。从目前来看，刻纹铜器在楚地鲜有发现，而在江南地区的吴国却出土较多，同时也见于三晋等北方地区。众所周知，三晋毗邻北方草原地带，和游牧民族朝夕相处。而游牧民族以狩猎放牧为业，具有产生狩猎纹图像的基础。而吴国因处于江南水网地带，人们以舟代车，山行水处，所从事的是渔猎农耕文化，与铜箅形器上的山林鸟兽相差太多。同时，铜箅形器没有江南的稻作文化，没有水乡的舟船渔猎，据此不可能是江南地区的图像，所反映的应是北方山林草原地带的狩猎习俗。从表现手法上，这种图像在北方早有发现，如内蒙古新石器时期的阴山岩画，其表现手法就和狩猎纹图像如出一辙。因此，这种狩猎纹图像有可能是阴山岩画的继承和发展，它孕育于北方山林草原一带，以后才由晋传入包括淮阴在内的江淮地区。
中国古代的青铜器，代代相传，高潮迭起，如商代的兽面纹，西周的窃曲纹，春秋时期的蟠螭纹和蟠虺纹，都以庄重典雅威严神秘而著称，在中国青铜史上具有突出地位。而春秋战国之际的刻纹铜器，它以充满灵动活泼生命气息的图像，在威严神秘的青铜艺术中独树一帜。这是古代工匠以刀当笔所作的青铜画，具有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的风格，在中国美术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本文所介绍这两件刻纹铜箅形器就是其中的代表，其上密密麻麻的山林鸟兽和神人怪兽图像就是证据。它的修复不仅抢救了这二件长期处于残缺状态下的青铜器，也抢救和保护了两幅濒于损坏的战国青铜画，亦为进一步的考证和研究奠定了基础。实际上，这两件铜器虽已出土三十多年，但在全国范围内，至今仍是唯一的箅形器物，没有发现与此雷同或相似之器。
对于这两件青铜器的用途，人们至今仍然迷惑不解，是有待考证和研究的出土文物。要说是铜箅吧，人们至今也还没有发现能安装如此大铜箅的青铜，况且，此器上的30个直径4厘米的箅孔也不宜蒸馏食物。查现已出土的商周青铜，都是腹径约30多厘米的铜器，况且，其箅孔都是又窄又细的条形孔，只有这样的箅孔才适宜蒸馏食物。因此，此器不可能是蒸馏食物的铜箅，由于形似铜箅，故以铜箅形器称之。近期以来，笔者从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的原始瓷温酒器（图4）得到启发（见南京博物院考古研究所等：《无锡鸿山越国贵族墓发掘报告》，《文物》2006年第1期），推测此器有可能是古代温酒或冰酒的承盘，器上直径4厘米的箅孔可用于放置觚杯等酒具。况同墓也出土了腹径50厘米的刻纹铜鉴，和此器配套正好合适。冬季时向铜鉴注入热水，夏季时放入冰块，然后再放置承盘和斟满美酒的酒器，以作温酒或冰酒。况且，高庄墓亦出土了一些越文化器物，和无锡鸿山墓大致同期，两墓具有一定的渊源，其器物相似或相像是可能的。因此，此器有可能是战国时期温酒或冰酒用的承盘，而不是蒸馏食物的铜箅。（责编：雨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