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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治程度不高的地方，必然容易产生腐败，而一个规则意识不强的地方，交通事故也必然多发。腐败与车祸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
美国女作家汤姆·范德比尔特（Tom Vanderbilt)在《驾车经济学》中阐述了一个观点：越是腐败的地方，驾车越危险。
腐败一般是指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不正当地利用公共权力的行为，而驾车则是使用车辆，为了到达某个目的地而实施的交通行为。前者大都发生在公权领域，后者则大多发生在私权领域；前者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后者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正常行为，腐败和驾车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怎么会有这样的联系呢·
范德比尔特所说的驾车,可以扩大理解为参与交通的行为，而所谓的危险，则不仅是指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危险性，还有可能因为本人或他人的违法行为而付出金钱代价的危险性。
来自官方的数据，2011年因为交通事故，全国有62387人死亡（日本的汽车保有量略低于中国，同年日本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为4611人）。中国连续十多年成为世界上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不知道范德比尔特在得出上述结论的时候，有没有以中国为样本进行过研究，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结论同样适合于我们的这个社会。
范德比尔特并没有说明为什么驾车的危险性会跟腐败成正比，但我认为两者有它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反规则”。腐败的本质就是违法，从法学的角度来讲，腐败就是一种违反法律规范，有危害性的作为与不作为。而驾车的危险性，其实是交通参与人违反法律，破坏了交通法规试图建立的交通秩序，从而使自己或者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反规则”是对于规则的一种反动，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潜规则，一种是无规则。而腐败与车祸多发正好是这两者的典型代表。在各式各样的腐败现象中充斥着潜规则，这些潜规则甚至比规则更起作用，它们以高度的社会认知度和强大的现实作用力，成为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规则。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它们才是“显规则”，才是主流价值观，才是主流文化。
最近有个英国人马克·基多（Mark Kitto）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所述他离开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社会中潜规则盛行，正式规则反而常被扭曲”。
潜规则盛行，不仅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也使人无法确切判断行为或者事件的法律后果。车祸多发则往往是“无规则”的表现。无规则并非没有规则可循，而是大家都不遵守规则。就交通而言，我们有交通法规，但这些交通法规很难被切实地遵守。很多交通参与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甚至不懂交通规则。
在很多城市，非机动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骑车人根本不需要了解交通规则就可以上路，对非机动车或行人的违法行为，交警通常并不严格执法。出了事故以后，为了便于处理，因为机动车有交强险，也往往不问责任，由机动车驾驶者承担责任，起不到帮助非机动车驾驶者增强交通守法意识的作用。据统计，与非机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占到了交通事故的很大部分。
当前的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建立的是规则意识，无论是公民还是执法者，而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执法者。腐败者都为掌握公权的人（仅指公权领域的腐败），是社会管理者，理当成为遵守社会规范的表率，然而他们为了私利，不仅带头违反法律，而且使执法行为偏离法律的程序和目的，不利于建立全社会的规则意识。
说到底，腐败与车祸之间的联系在于：一个法治程度不高的地方，必然容易产生腐败，而一个规则意识不强的地方，交通事故也必然多发。腐败与车祸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
即使从直接的角度出发，腐败与车祸也并非完全没有联系。腐败可以直接导致车祸的增加。比如驾培环节，考试环节，路上的执法环节，车辆管理环节等等的腐败，就可能直接引起交通事故的增加。另一方面，在交通这样一个需要更多规则意识、全社会参与度较高的领域，通过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培养公众的规则意识和遵守规则的习惯，潜移默化地培养公众的法律意识，也许对减少腐败，对建设法治社会会有所裨益。
美国女作家汤姆·范德比尔特（Tom Vanderbilt)在《驾车经济学》中阐述了一个观点：越是腐败的地方，驾车越危险。
腐败一般是指为了谋取个人的私利，不正当地利用公共权力的行为，而驾车则是使用车辆，为了到达某个目的地而实施的交通行为。前者大都发生在公权领域，后者则大多发生在私权领域；前者是不符合主流价值观的行为，后者只是日常生活中的正常行为，腐败和驾车看起来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码事，怎么会有这样的联系呢·
范德比尔特所说的驾车,可以扩大理解为参与交通的行为，而所谓的危险，则不仅是指在交通事故中受伤的危险性，还有可能因为本人或他人的违法行为而付出金钱代价的危险性。
来自官方的数据，2011年因为交通事故，全国有62387人死亡（日本的汽车保有量略低于中国，同年日本因交通事故死亡的人数为4611人）。中国连续十多年成为世界上每年因交通事故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我不知道范德比尔特在得出上述结论的时候，有没有以中国为样本进行过研究，但至少从表面上来看，这样的结论同样适合于我们的这个社会。
范德比尔特并没有说明为什么驾车的危险性会跟腐败成正比，但我认为两者有它共同的原因，那就是“反规则”。腐败的本质就是违法，从法学的角度来讲，腐败就是一种违反法律规范，有危害性的作为与不作为。而驾车的危险性，其实是交通参与人违反法律，破坏了交通法规试图建立的交通秩序，从而使自己或者他人置于危险之中。
“反规则”是对于规则的一种反动，有两种表现：一种是潜规则，一种是无规则。而腐败与车祸多发正好是这两者的典型代表。在各式各样的腐败现象中充斥着潜规则，这些潜规则甚至比规则更起作用，它们以高度的社会认知度和强大的现实作用力，成为社会生活中起着重要作用的规则。从某种层面上来讲，它们才是“显规则”，才是主流价值观，才是主流文化。
最近有个英国人马克·基多（Mark Kitto）在英文媒体上发表了一篇文章，其中所述他离开中国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社会中潜规则盛行，正式规则反而常被扭曲”。
潜规则盛行，不仅为腐败大开方便之门，而且也使人无法确切判断行为或者事件的法律后果。车祸多发则往往是“无规则”的表现。无规则并非没有规则可循，而是大家都不遵守规则。就交通而言，我们有交通法规，但这些交通法规很难被切实地遵守。很多交通参与人没有遵守交通规则的意识，甚至不懂交通规则。
在很多城市，非机动车（特别是电动自行车）是主要的交通工具，但骑车人根本不需要了解交通规则就可以上路，对非机动车或行人的违法行为，交警通常并不严格执法。出了事故以后，为了便于处理，因为机动车有交强险，也往往不问责任，由机动车驾驶者承担责任，起不到帮助非机动车驾驶者增强交通守法意识的作用。据统计，与非机动车有关的交通事故，占到了交通事故的很大部分。
当前的中国社会，最迫切需要建立的是规则意识，无论是公民还是执法者，而其中最重要的当然是执法者。腐败者都为掌握公权的人（仅指公权领域的腐败），是社会管理者，理当成为遵守社会规范的表率，然而他们为了私利，不仅带头违反法律，而且使执法行为偏离法律的程序和目的，不利于建立全社会的规则意识。
说到底，腐败与车祸之间的联系在于：一个法治程度不高的地方，必然容易产生腐败，而一个规则意识不强的地方，交通事故也必然多发。腐败与车祸只是一个问题的两个侧面，是一根藤上的两个苦瓜。
即使从直接的角度出发，腐败与车祸也并非完全没有联系。腐败可以直接导致车祸的增加。比如驾培环节，考试环节，路上的执法环节，车辆管理环节等等的腐败，就可能直接引起交通事故的增加。另一方面，在交通这样一个需要更多规则意识、全社会参与度较高的领域，通过严格执法，公正执法，培养公众的规则意识和遵守规则的习惯，潜移默化地培养公众的法律意识，也许对减少腐败，对建设法治社会会有所裨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