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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等到我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给自己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
这不是一次容易的采访。
蔡康永气定神闲坐了下来,要了一杯白水,很认真端详着我们的名片,送上招牌式的笑容:“我们开始吧。”
从他的脸上,你能读出温和、优雅,还有一丝优越感,简直能瞬间扑灭对他发问的热情。
他是华人世界里最能做访问的主持人,“总统”、知名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演艺红星——说白了吧,有什么风雨不是蔡康永坦然经历过的?
他太会接受访问了,他是这行的翘楚,一句话就轻易打发掉有关个人的问题。身为“金钟奖”(中国台湾地区传媒年度奖项)获得者,蔡康永的觀点始终是:想从电视里学东西?拜托,赶紧关掉电视。
也许是反电视态度、特别的学历和出身、畅销书作家身份、出道时做读书节目的经历,他被视为 “文化人”,搭档小S就经常说他是“读书人”。
这种标签一直让蔡康永感觉奇怪,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只不过是在活色生香的娱乐界里愿意做一点引荐的工作。每次看到龙应台、林怀民,他都觉得这些人是在用整个人生的力气做文化,而他自己不过是把他们引荐给不愿意理他们、只愿意看电视的人们。
“我只是一个‘媒人’,从来都不是‘新郎’或者‘新娘’。”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义。
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他和周边的世界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祖父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父亲蔡天铎是台湾著名的律师,1949年前曾是中国最大轮船公司——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老板(为蒋介石提供专轮)。父亲将近60岁才有了他,在他的眼中,父母简直把他当成宠物一样疼爱。
这是一个上海味道极为浓重的家庭,以至于蔡康永多年后在电影《推手》中听到高金素梅咬牙切齿讲上海话时,感觉毛骨悚然。
理解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流社会,就更能理解他的家庭。蔡康永回忆自己的母亲:“我妈每天睡到中午12点,穿着毛毛边的亮片高跟拖鞋、好莱坞电影里女明星穿的丝质晨袍,在家里晃一下。起床后就出门弄头发,弄到两三点回家,等朋友打麻将。打麻将是生活中必要的应酬。”
蔡康永一路读的都是贵族小学、中学,完全被上流社会的浮华所包裹,习惯了家不但是家,还是应酬的重要场所。《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王惕吾和余纪中是父亲的麻将搭子,蔡家儿子9岁上台唱《四郎探母》,两大报都会给大篇幅报道。
读大学时,见到台湾本省同学打麻将,居然拿钞票直接给来给去,洗好牌之后就开始打了。在蔡康永眼中,这简直是魔鬼一样可怕的事情:在他老上海上流社会气氛浓重的家里,洗好牌之后一定要用牌尺摆直,用的都是筹码。
点滴细节让蔡康永始终和他出生的土地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从美国回来后他觉得又有了新的感悟,他觉得这太有趣了。对周围的疏离感让他有了更另类的视角去做节目。
在他成名节目《两代电力公司》里,他愿意找一群十四五岁的“死小孩”去和父母进行观点PK。他也会故意找10个很胖的姑娘,而他们的男朋友又非常帅而且感情很好。他想说的是:凭什么只有条顺盘靓胸大的女生才能找到好男友?
在他的世界观里,堂堂正正做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人生为什么不能有多一种选择?比如男生为什么不能“娘”?
在淡然的外表下,蔡康永隐瞒了一颗叛逆的心。
读高中时,身为校报主编的他,刊登了有关“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文章,还有《共产党宣言》,要不是父亲,他早就被开除几百回了。
当然,你知道的,他是同性恋,一个在当今社会注定叛逆的身份。
飘然而过的旁观者
蔡康永起初是一个电影编剧,《功夫皇帝方世玉》就是他的作品之一(嗯,你还记得那句“以德服人”吧)。
本科毕业后,必须再出国读一个好大学。为什么?世家子弟的小孩子怎么能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学历呢?
胡金铨(也是父亲的好友)专门给他写了介绍信,他就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去念电影硕士了。
念UCLA让老爸觉得很爽,但又没法和人说宝贝儿子念的是很不正经的“电影”。蔡康永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会坚持自己的叛逆,但也会给人留下面子。
读电影硕士这段时间,蔡康永受到的震撼教育是:所有老师都是得过奥斯卡或者艾美奖的,所有课程灌输的理念是“娱乐就是要卖钱”。
第一堂课,教授让大家交故事大纲,所有的同学交的都是谋杀、罪犯、吸毒,教授一边翻阅一边称赞:“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一定会卖座的。”蔡同学傻眼了,他试图在电影里呈现文化冲突、社会反思等等宏大选题。
交课程作业时,蔡同学拍了一个杯子的镜头,用光柔美地打在杯子上,因为这个杯子是故事里女主角送的分手纪念物,很唯美很艺术。
教授喊他过来,直截了当地说:“重拍!杯子关观众什么事?除非杯子里有毒药,观众会在乎男主角会不会喝这杯酒。观众花钱看电影不是要来看什么爱情纪念物,他们是来享受90分钟的一个好故事。”
这种杯子变杯具的经历,让蔡康永明白一个道理:娱乐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
回到台湾做娱乐,对那些不是认真看待娱乐的人,蔡康永都没有什么合作兴趣,人生态度可以很娱乐,但做娱乐就必须认真。
让我们翻阅下回台后的蔡康永履历吧:
他当过大学老师,台湾世新大学电影语言、风格评论讲师和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
他是专栏作家,主攻电影评论,《联合报》上有他的专栏;
他是电影编剧,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编剧是白先勇和蔡康永。他还是许鞍华《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并代表许出席当年的戛纳影展;
他当过台北电影节的评审;
他是时尚杂志《GQ》台湾版创刊总编辑,也创造过一个纪录——总编辑上封面;
他是电视制作人,当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和电视台顾问;
他还是广播人,是台北之音的节目部创意总监;
他居然还给电脑游戏写过脚本和对白;
最后,他进入了电视主持界,因为《康熙来了》被千千万万华人所熟知。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是被他的经历决定的,那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今天的淡定不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平静是娱乐圈一个飘然而过的观察者才会有的,不会因为其中的沸腾而欢呼或沮丧。
电视业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追寻人生的真义,可以靠阅读,而绝不能靠电视。他说:“放弃阅读,就等于自愿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既错过无数的风景,也错过了无数可以转弯的地方。”
2006年,李安凭《断背山》拿到奥斯卡导演奖。有那么一秒钟,蔡康永对自己说:“你这个懒鬼,为什么没有去坚持。”不过是一秒钟。
像李安那样等6年,蔡康永做不到;像侯孝贤那样拍一年电影而一周就下线的事情,蔡康永也很难接受。
为什么蔡康永没有成为李安?他说了一个故事:“如果有小鸟在森林里面唱了一段生命里面最好听的歌,可是当时没有半个人听见,然后这只小鸟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唱过这段歌?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问题: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问题在娱乐圈是很好解决的。他说:“教授肯定跟你讲,拍了没人看,那等于没拍,你不但没拍,还浪费别人的钱。在哲学里面就很难讲,唱过,就是存在的,只是没人听见而已。”
于是,他找到了平衡人生的办法:“这个时代,小鸟的歌声更不容易被听见,因为森林里大象拉一坨屎,犀牛也拉一坨屎,屎味满天,没有人管小鸟在唱什么歌。我不认为费里尼、黑泽明在电影圈还能像当年一样被珍惜。我跟自己说,需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前面东西,我在这个年纪把它玩掉。等到我已经厌倦出现在众人面前,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可以玩——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力量。”
这不是一次容易的采访。
蔡康永气定神闲坐了下来,要了一杯白水,很认真端详着我们的名片,送上招牌式的笑容:“我们开始吧。”
从他的脸上,你能读出温和、优雅,还有一丝优越感,简直能瞬间扑灭对他发问的热情。
他是华人世界里最能做访问的主持人,“总统”、知名作家、诺贝尔奖得主、演艺红星——说白了吧,有什么风雨不是蔡康永坦然经历过的?
他太会接受访问了,他是这行的翘楚,一句话就轻易打发掉有关个人的问题。身为“金钟奖”(中国台湾地区传媒年度奖项)获得者,蔡康永的觀点始终是:想从电视里学东西?拜托,赶紧关掉电视。
也许是反电视态度、特别的学历和出身、畅销书作家身份、出道时做读书节目的经历,他被视为 “文化人”,搭档小S就经常说他是“读书人”。
这种标签一直让蔡康永感觉奇怪,他从来没觉得自己是个文化人,只不过是在活色生香的娱乐界里愿意做一点引荐的工作。每次看到龙应台、林怀民,他都觉得这些人是在用整个人生的力气做文化,而他自己不过是把他们引荐给不愿意理他们、只愿意看电视的人们。
“我只是一个‘媒人’,从来都不是‘新郎’或者‘新娘’。”这是他对自己的定义。
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他和周边的世界有着一种与生俱来的距离感。
祖父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父亲蔡天铎是台湾著名的律师,1949年前曾是中国最大轮船公司——上海中联轮船公司的老板(为蒋介石提供专轮)。父亲将近60岁才有了他,在他的眼中,父母简直把他当成宠物一样疼爱。
这是一个上海味道极为浓重的家庭,以至于蔡康永多年后在电影《推手》中听到高金素梅咬牙切齿讲上海话时,感觉毛骨悚然。
理解了张爱玲笔下的上海上流社会,就更能理解他的家庭。蔡康永回忆自己的母亲:“我妈每天睡到中午12点,穿着毛毛边的亮片高跟拖鞋、好莱坞电影里女明星穿的丝质晨袍,在家里晃一下。起床后就出门弄头发,弄到两三点回家,等朋友打麻将。打麻将是生活中必要的应酬。”
蔡康永一路读的都是贵族小学、中学,完全被上流社会的浮华所包裹,习惯了家不但是家,还是应酬的重要场所。《联合报》和《中国时报》的王惕吾和余纪中是父亲的麻将搭子,蔡家儿子9岁上台唱《四郎探母》,两大报都会给大篇幅报道。
读大学时,见到台湾本省同学打麻将,居然拿钞票直接给来给去,洗好牌之后就开始打了。在蔡康永眼中,这简直是魔鬼一样可怕的事情:在他老上海上流社会气氛浓重的家里,洗好牌之后一定要用牌尺摆直,用的都是筹码。
点滴细节让蔡康永始终和他出生的土地保持着一种距离感,从美国回来后他觉得又有了新的感悟,他觉得这太有趣了。对周围的疏离感让他有了更另类的视角去做节目。
在他成名节目《两代电力公司》里,他愿意找一群十四五岁的“死小孩”去和父母进行观点PK。他也会故意找10个很胖的姑娘,而他们的男朋友又非常帅而且感情很好。他想说的是:凭什么只有条顺盘靓胸大的女生才能找到好男友?
在他的世界观里,堂堂正正做人始终是一个奇怪的事情,人生为什么不能有多一种选择?比如男生为什么不能“娘”?
在淡然的外表下,蔡康永隐瞒了一颗叛逆的心。
读高中时,身为校报主编的他,刊登了有关“二二八事件”真相的文章,还有《共产党宣言》,要不是父亲,他早就被开除几百回了。
当然,你知道的,他是同性恋,一个在当今社会注定叛逆的身份。
飘然而过的旁观者
蔡康永起初是一个电影编剧,《功夫皇帝方世玉》就是他的作品之一(嗯,你还记得那句“以德服人”吧)。
本科毕业后,必须再出国读一个好大学。为什么?世家子弟的小孩子怎么能没有一个美国名牌大学的学历呢?
胡金铨(也是父亲的好友)专门给他写了介绍信,他就跑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去念电影硕士了。
念UCLA让老爸觉得很爽,但又没法和人说宝贝儿子念的是很不正经的“电影”。蔡康永就是这么一个人,他会坚持自己的叛逆,但也会给人留下面子。
读电影硕士这段时间,蔡康永受到的震撼教育是:所有老师都是得过奥斯卡或者艾美奖的,所有课程灌输的理念是“娱乐就是要卖钱”。
第一堂课,教授让大家交故事大纲,所有的同学交的都是谋杀、罪犯、吸毒,教授一边翻阅一边称赞:“这个故事太精彩了,一定会卖座的。”蔡同学傻眼了,他试图在电影里呈现文化冲突、社会反思等等宏大选题。
交课程作业时,蔡同学拍了一个杯子的镜头,用光柔美地打在杯子上,因为这个杯子是故事里女主角送的分手纪念物,很唯美很艺术。
教授喊他过来,直截了当地说:“重拍!杯子关观众什么事?除非杯子里有毒药,观众会在乎男主角会不会喝这杯酒。观众花钱看电影不是要来看什么爱情纪念物,他们是来享受90分钟的一个好故事。”
这种杯子变杯具的经历,让蔡康永明白一个道理:娱乐是一件严肃认真的事情。
回到台湾做娱乐,对那些不是认真看待娱乐的人,蔡康永都没有什么合作兴趣,人生态度可以很娱乐,但做娱乐就必须认真。
让我们翻阅下回台后的蔡康永履历吧:
他当过大学老师,台湾世新大学电影语言、风格评论讲师和传播学院制作中心副主任;
他是专栏作家,主攻电影评论,《联合报》上有他的专栏;
他是电影编剧,谢晋执导的《最后的贵族》编剧是白先勇和蔡康永。他还是许鞍华《客途秋恨》的策划和制片经理,并代表许出席当年的戛纳影展;
他当过台北电影节的评审;
他是时尚杂志《GQ》台湾版创刊总编辑,也创造过一个纪录——总编辑上封面;
他是电视制作人,当过电视纪录片的导演和电视台顾问;
他还是广播人,是台北之音的节目部创意总监;
他居然还给电脑游戏写过脚本和对白;
最后,他进入了电视主持界,因为《康熙来了》被千千万万华人所熟知。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态度是被他的经历决定的,那我们有足够理由相信,他今天的淡定不是从天而降的。他的平静是娱乐圈一个飘然而过的观察者才会有的,不会因为其中的沸腾而欢呼或沮丧。
电视业的一切在他看来是没有什么意义的,追寻人生的真义,可以靠阅读,而绝不能靠电视。他说:“放弃阅读,就等于自愿走在一条黑暗的隧道里,既错过无数的风景,也错过了无数可以转弯的地方。”
2006年,李安凭《断背山》拿到奥斯卡导演奖。有那么一秒钟,蔡康永对自己说:“你这个懒鬼,为什么没有去坚持。”不过是一秒钟。
像李安那样等6年,蔡康永做不到;像侯孝贤那样拍一年电影而一周就下线的事情,蔡康永也很难接受。
为什么蔡康永没有成为李安?他说了一个故事:“如果有小鸟在森林里面唱了一段生命里面最好听的歌,可是当时没有半个人听见,然后这只小鸟死掉了,那它到底有没有唱过这段歌?这是哲学上的一个问题:没有人见证的情况下,这件事情到底存不存在?”
这个问题在娱乐圈是很好解决的。他说:“教授肯定跟你讲,拍了没人看,那等于没拍,你不但没拍,还浪费别人的钱。在哲学里面就很难讲,唱过,就是存在的,只是没人听见而已。”
于是,他找到了平衡人生的办法:“这个时代,小鸟的歌声更不容易被听见,因为森林里大象拉一坨屎,犀牛也拉一坨屎,屎味满天,没有人管小鸟在唱什么歌。我不认为费里尼、黑泽明在电影圈还能像当年一样被珍惜。我跟自己说,需要出现在众人面前的前面东西,我在这个年纪把它玩掉。等到我已经厌倦出现在众人面前,厌倦了五光十色的热闹的时候,还留了一个好玩的东西可以玩——比方说写东西,或拍一部自娱娱人并且不太浪费别人钱的电影。这是支撑我活下去的一个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