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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外书摘》2008年第9期刊登的《审判“四人帮”上海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一文介绍称：“据我所在的法庭所知，‘四人帮’被粉碎第二天，马天水就被中央通知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中，只有他一个人是在北京被捕的。这是马天水做梦也没有想到的事。”原文摘自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出版的王文正口述、沈国凡整理的《以共和国名义判决》一书。鉴于这段历史涉及主要人物、地点的重要性和该书作者工作岗位的权威性，特将我的亲身经历和我所知道的情况写出来，以证明粉碎“四人帮”以后，马天水一直在上海接受审查，不仅未在“北京被捕”，更不是“去北京‘开会’，从此再未到上海”。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因为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粉碎“四人帮”次日，中央首先找了江苏、山东、湖北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10月7日凌晨4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举行的会议结束以后，汪东兴当面交代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局长，要他给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上午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要谈。电话接通后，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周说中央领导同志没讲；马天水又问还有谁参加？周说还有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天水还问徐景贤、王秀珍去不去？周答没说要他们来。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10月7日，也就是马天水到北京听中央通报的这一天，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因为中央有规定，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电话，所以联系不到马天水。他们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办公室打电话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几位跟他们关系比较深的人，也打听不到消息。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文化部的于会泳传来消息，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通知我，告诉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徐景贤听到这个情况后，他联系当天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徐景贤这个人很机灵，我后来到上海后，他找我谈话，说了4个小时，很严密，滴水不漏。前几年香港出版了他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我看了，估计他看不到什么档案材料，可能是凭记忆写出来的。 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事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当天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晚上，在北京的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他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
也就在这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国家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谷牧一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去。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到上海。谷牧找我们谈话后，我们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到10月12日，我们才动身去上海。当天晚上，我们一行8人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并住进了国际饭店。第二天，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当时，我们没看出他们有什么大的变动，包括办公室的人来人往也没有大的异常现象。我们只是接触了一些表面情况，也听到一些反映，先后给北京寄了三四次信。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第一封信没敢在上海寄，是派人到苏州寄的。
针对“四人帮”上海余党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的情况，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会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人民解放军海军、北京市、江苏省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约250人左右。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没有前途。要站在多数人一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在中央领导同志找马天水等谈话后，他们回到上海的当天，也就是10月13日下午4点钟，马天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示。在会议议论中，黄涛（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发言，说就这些能把“四人帮”打倒？！经他这一煽动，会场立即闹开，有人当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叛变。
10月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抵达上海，住在海军上海基地。中央工作组当晚即把马天水找去，当面问他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马天水结结巴巴地回答，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苏振华对马天水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在收到中央的通知后，中央工作组按照当时重大事件要组织群众祝贺报喜活动的惯例，决定组织上海市群众祝贺报喜活动，并派我找市委商量落实。我当即从工作组的住地延安饭店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办公大院直接找到马天水，我对他说了中央的通知和工作组的意见，请市委、市革委会部署通知，接待祝贺地点定在外滩市革委会办公大楼，有关祝贺报喜和群众的游行顺序、交通指挥等，要一并作出妥善安排。马天水表示立即照办。在谈完正事我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追着问我，你什么时候离开国家计委的？现在是不是在中央办公厅？我说我现在不是在上海吗？他说，我是问你的工作单位？我还是说我就在上海嘛！他不再追问了。过去为了上海引进成套石油化纤设备安排在上海的事，他在京西宾馆开会时曾找过我；1975年10月，我携带李先念的亲笔介绍信，去上海石化总厂检查工程质量，也同他有过接触，他误以为我在国家计委工作。
10月27日，市委召开区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通知，苏振华讲话，我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位置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书记也坐在主席台上的最后一排位置，马天水正好坐在我的身后。当天的会上已经有许多同志站出来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其中以张承宗的发言揭发最为尖锐。张承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要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张承宗把这个问题一端出来，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因为当时会议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紧张。
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后，在新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以清查武装叛乱为突破口，揭发批判和清查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的罪行，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到1977年底，全市各委办、各区县在发动群众、广泛深入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罪行的基础上，查清了全市需要查清的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与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这些事件都得到了认真处理。在揭、批、查斗争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写进中央关于“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的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案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后来严佑民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彭真的意见时说：彭真讲，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三分之一。
197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马天水离职审查。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在羁押、审查过程中，马天水态度不好，不肯交代“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要害问题。后来随着审查的深入，马天水精神失常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至确诊为精神病（属偏执型），按照法律规定，不予审判、收监。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之后，马天水在河北老家的弟弟提出把他领回赡养。上海市委经请示中央同意后，批准了他弟弟的请求，让其把马天水领回河北老家赡养。1988年，马天水病故。（责任编辑刘荣刚）
1976年10月6日，中共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结束了“文化大革命”。粉碎“四人帮”后，中央最担心的是上海的局势，因为上海是“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重要基地。粉碎“四人帮”次日，中央首先找了江苏、山东、湖北和南京军区的负责同志到北京谈话，向他们通报“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情况，要他们注意上海的动态。10月7日凌晨4点多钟，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举行的会议结束以后，汪东兴当面交代中央办公厅秘书局周局长，要他给马天水打电话，通知他上午来北京，中央领导同志有事要谈。电话接通后，马天水问周局长谈什么事？周说中央领导同志没讲；马天水又问还有谁参加？周说还有上海警备区周纯麟司令员；马天水还问徐景贤、王秀珍去不去？周答没说要他们来。马天水到北京以后，中央向他通报了对“四人帮”实行隔离审查的情况，他由于深陷“四人帮”帮派体系而不能自拔，坚持其顽固立场。据当时在场的彭冲回忆说，马天水讲了两点：（一）要求见“四人帮”；（二）希望中央作为党内问题处理。彭冲事后说，“马天水很蠢”。
10月7日，也就是马天水到北京听中央通报的这一天，留在上海的徐景贤和王秀珍一直在想办法打听马天水到北京后的情况。因为中央有规定，马天水不敢往上海打电话，所以联系不到马天水。他们给张春桥、王洪文、姚文元办公室打电话也都打不通，找在北京的几位跟他们关系比较深的人，也打听不到消息。一直到晚上11点多钟，文化部的于会泳传来消息，说：“今天下午国务院办公室主任吴庆彤通知我，告诉中国文化代表团不出国了，说是华总理定的。”徐景贤听到这个情况后，他联系当天发生的方方面面的情况，意识到可能出事了。徐景贤这个人很机灵，我后来到上海后，他找我谈话，说了4个小时，很严密，滴水不漏。前几年香港出版了他写的回忆录《十年一梦》，我看了，估计他看不到什么档案材料，可能是凭记忆写出来的。 8日，徐景贤、王秀珍继续同北京各方面的关系人物联系。最后他们通过关系，接通了京西宾馆的总机，找到了马天水的秘书房佐庭，他告诉徐景贤，说马天水讲，他身体不好，老胃病又犯了。徐景贤一听到这句话，赶紧派人去找马天水的爱人，问马天水有没有胃病？马天水的爱人说马天水没有胃病。徐景贤马上就意识到真的出事了。徐景贤、王秀珍在意识到北京出事后，就着手策划武装叛乱。当天下午，徐景贤和王秀珍连续召开会议，研究和部署武装叛乱。晚上，在北京的马天水在中央找他谈话以后，他一回到京西宾馆的房间，就对秘书房佐庭说，搞一个假的表态可以回去，回去以后还得研究是大干还是小干？他还说，一旦干起来，损失太大，现在是大势所趋，干是不行了。马天水的这些话，都是他的秘书后来交代的。从马天水所说的这些话看，他当时感到很难办，表态也难，不表态也难，他要表态拥护中央的决定，回到上海怎么办，那些“小兄弟”可不好驾驭；他要是不表态，不拥护中央的决定，恐怕回不去。这真实地反映了马天水当时的心态。
10月10日，就在“四人帮”在上海的余党紧锣密鼓地策划武装叛乱的重要时刻，中央通知徐景贤、王秀珍到北京开会，打乱了他们武装叛乱的部署。由于马天水迟迟不表态，中央认为马天水一人在北京不行，要徐景贤、王秀珍也来北京。徐景贤、王秀珍走之前，特别交代自己的“小兄弟”，要小心，有事请示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徐景贤、王秀珍走后，留下的几个常委，如王少庸、冯国柱、张敬标等人，资历长，有政治斗争经验，他们已从一些渠道了解到“四人帮”被隔离审查的消息，便假托等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回来再说，将8日常委会上决定的事情拖了下来。
也就在这天上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找国家轻工业部机械局局长谢红胜和我谈话。我当时是轻工业部计划组副组长，过去对上海的情况有一些了解。谷牧一见我们，就开门见山地说，他是奉命找我们谈话的。他说中央已经对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实行隔离审查，现在中央最关心的是上海的情况，所以决定由各部委派一些人，以研究、准备明年国民经济计划的名义到上海去。他要我们尽可能地接触各方面的同志，了解工厂的情况，了解社会上的动向，了解“四人帮”余党有什么动作，把所了解的情况尽快写信寄回北京，寄到北皇城根立新路9号，有专人处理这些信件，并随时向中央报告。谷牧要我们尽快动身到上海。谷牧找我们谈话后，我们已经买不到第二天去上海的飞机票了，到10月12日，我们才动身去上海。当天晚上，我们一行8人到达上海虹桥机场，并住进了国际饭店。第二天，我们先后去了市革命委员会的工交组和纺织工业局、轻工业局了解情况。当时，我们没看出他们有什么大的变动，包括办公室的人来人往也没有大的异常现象。我们只是接触了一些表面情况，也听到一些反映，先后给北京寄了三四次信。我记得，为了以防万一，第一封信没敢在上海寄，是派人到苏州寄的。
针对“四人帮”上海余党妄图发动对抗中央的武装叛乱的情况，10月12日上午，中央政治局在玉泉山叶剑英住处召开会议，讨论向上海派工作组，接管上海的问题。会议决定派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领中央工作组前往上海，接管上海党政大权。中央工作组由中央和国家各部委、人民解放军海军、北京市、江苏省派人组成，最多时有226人，加上随行人员和新闻记者，约250人左右。中央作出派工作组去上海的决定后，中央领导同志又找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谈话，明确要求他们与“四人帮”划清界限，放弃叛乱的企图，把立场转变过来，把上海的工作做好。叶剑英说：上海是大革命开始的地方，上海的人民、工人觉悟高，对“四人帮”的活动如果说以前受了蒙蔽的话，现在则应当看清楚了。你们不能再站在少数人的立场上。站在“四人帮”的立场上，没有前途。要站在多数人一面，把上海的事情办好。
在中央领导同志找马天水等谈话后，他们回到上海的当天，也就是10月13日下午4点钟，马天水主持召开市委常委会，传达中央打招呼会议精神，讲了毛主席对“四人帮”的批示。在会议议论中，黄涛（市委常委、市革委会工交组负责人）发言，说就这些能把“四人帮”打倒？！经他这一煽动，会场立即闹开，有人当场叫嚷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叛变。
10月20日晚，苏振华、倪志福、彭冲率中央工作组主要成员抵达上海，住在海军上海基地。中央工作组当晚即把马天水找去，当面问他从北京回来后做了什么？现在的认识怎样？马天水结结巴巴地回答，从北京回来后，已把中央打招呼会的精神向市委常委和区县局干部作了传达，并印成文件发到基层。群众都起来了，冲击市委，我们已难于工作，现在中央工作组来了，我们就好办了，我们保证服从你们的领导。苏振华对马天水说，我们是工作组，主要是了解情况，市委的正常工作还是由你们负责，该怎么办就怎么办。过去你们在“四人帮”的泥坑里陷得很深，现在要打起精神，将功补过，上海出了问题，还是由你们负责！
10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通知，决定改组上海市的领导班子，中央的通知是：为了加强对上海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同志兼任上海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同志任上海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在收到中央的通知后，中央工作组按照当时重大事件要组织群众祝贺报喜活动的惯例，决定组织上海市群众祝贺报喜活动，并派我找市委商量落实。我当即从工作组的住地延安饭店到康平路市委书记办公大院直接找到马天水，我对他说了中央的通知和工作组的意见，请市委、市革委会部署通知，接待祝贺地点定在外滩市革委会办公大楼，有关祝贺报喜和群众的游行顺序、交通指挥等，要一并作出妥善安排。马天水表示立即照办。在谈完正事我要离开他的办公室时，他追着问我，你什么时候离开国家计委的？现在是不是在中央办公厅？我说我现在不是在上海吗？他说，我是问你的工作单位？我还是说我就在上海嘛！他不再追问了。过去为了上海引进成套石油化纤设备安排在上海的事，他在京西宾馆开会时曾找过我；1975年10月，我携带李先念的亲笔介绍信，去上海石化总厂检查工程质量，也同他有过接触，他误以为我在国家计委工作。
10月27日，市委召开区县干部会议，传达中央通知，苏振华讲话，我坐在主席台的第二排位置上，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三个书记也坐在主席台上的最后一排位置，马天水正好坐在我的身后。当天的会上已经有许多同志站出来揭批“四人帮”及其上海的余党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其中以张承宗的发言揭发最为尖锐。张承宗在“文化大革命”前是上海市副市长，曾经担任过中共上海地下党负责人，并长期负责统战工作。他在会上揭发说，马天水曾经让工厂突击生产几万副手铐，他质问马天水：你要赶做这几万副手铐，要干什么？你要铐谁呀？谁让你这么干的？张承宗把这个问题一端出来，马天水顿时惊慌失措，没办法回答，也不敢回答。因为当时会议上围绕着武装叛乱、篡党夺权这个重大的政治问题，斗争的气氛极为紧张。
中央工作组到达上海后，在新上海市委的领导下，以清查武装叛乱为突破口，揭发批判和清查了“四人帮”及其余党在上海的罪行，夺回了“四人帮”及其余党把持的党政大权，“既搞清了问题，又稳定了局势”。到1977年底，全市各委办、各区县在发动群众、广泛深入揭发“四人帮”及其余党罪行的基础上，查清了全市需要查清的事件300多起，其中全市性的与篡党夺权阴谋有牵连的重大事件12起。这些事件都得到了认真处理。在揭、批、查斗争中查出的重大事件，被写进中央关于“四人帮”三批罪证材料的有98件，向审判林彪、“四人帮”集团案特别法庭提供证据174件。后来严佑民在市委常委会上传达彭真的意见时说：彭真讲，上海对“四人帮”的揭、批、查斗争是彻底的，审判“四人帮”的时候，上海提供的罪证材料占三分之一。
1977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批准：马天水离职审查。1978年，马天水被开除党籍，并以反革命罪被正式逮捕。在羁押、审查过程中，马天水态度不好，不肯交代“四人帮”篡党夺权的要害问题。后来随着审查的深入，马天水精神失常的状况越来越严重，直至确诊为精神病（属偏执型），按照法律规定，不予审判、收监。1982年，上海市司法部门宣布：“江青反革命集团在上海的重要案犯马天水，在关押期间，于1978年患反应性精神病，丧失供述、申辩能力，经司法医学鉴定属实。上海市公安局依法中止预审，待病愈后再予以追究。”之后，马天水在河北老家的弟弟提出把他领回赡养。上海市委经请示中央同意后，批准了他弟弟的请求，让其把马天水领回河北老家赡养。1988年，马天水病故。（责任编辑刘荣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