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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在往年，四五月间的潭门镇渔港里是看不到渔船的。4月到6月，是中国南海最风平浪静的季节。
5月中旬，整个南海海域进入第11个伏季休渔期，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同时，两艘500吨级的主力渔政船开始巡航护渔，打击周边国家侵入，我国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渔船。
潭门镇渔港里连片的渔船，与休渔关系不大。从4月起，出海的人已是少之又少，90％的船老大都挽着裤腿，看着大海喝茶，为今年的收成发愁。渔港里的渔船，被灼热的日光烤得漆皮打起了卷。
潭门镇位于海南岛东部沿海，是海南岛通往南沙群岛最近的港口之一，也是西、南、中、东沙群岛作业渔场后勤的给养基地和深远海鱼货的集散销售基地。2006年，中央和地方投资5000万元扩建潭门港，使其成为能停泊1000艘渔船的国家中心港口。在西沙、南沙作业的中国渔民、渔船，超过80％来自这里。
吃海鲜的人很多，了解渔民的很少。在南海打鱼，面临的风险更是难以想象的。
被别国抓扣一次，就要倾家荡产
“琼·琼海03026”号渔船船长陈泽波出过两次国，都是被抓去的。
至于说在海上被其他国家的军舰、海巡船追逐，他就经历得更多了。
“在黄岩岛北面，北纬15度10分，东经117度45分。”陈泽波清楚地记得在1997年他第一次被抓的位置，他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强调：“我们世代都在那里打鱼，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
因为靠近黄岩岛，陈泽波说的世代打鱼的地方，经常有某国的军舰出现。一旦发现中国渔船，“上来以后就把我们赶到船头，然后抢东西，谁反抗就打谁”。
和陈泽波同时被抓的4条船，60来个人，“全部被带到了他们国家，关了我们5个多月。”陈泽波说，“前两个月在监狱里，结果老是有人生病，后来就把我们看管在自己的船上。”
等到1998年陈泽波回来时，他船上价值十几万的打鱼工具、导航系统已经没有了。
时隔一年多，仍然在这个海域，陈泽波的渔船再次被某国的军舰发现。这一次陈泽波经验丰富一些，掉头就跑。不过时速只有七八节的小渔船哪里是千吨大舰的对手，很快陈泽波就被追上。
铁甲军舰毫不犹豫地冲了上来，把陈泽波只有60吨的渔船撞沉，一船人全掉在海里。
陈泽波被这个国家的海军捞了起来，又抓去关了好几个月。“这次我就有经验了，上岸后，不签字不说话，等到大使馆来人再说。”
像陈泽波这样“越来越有经验”的中国渔民现在已经很多，看见外国军舰来了赶快跑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琼海南沙渔民协会会长、“琼·琼海02065”号渔船船长邱谷儒说，渔民协会也请来法律顾问和渔政人员，培训渔民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抓扣事件，比如对方开枪了怎么办，看见不明船只过来怎么办，并教育渔民被别国抓扣带回去后一定要等外交人员来。
“那个国家开出的全是英文单据让渔民签字，渔民又看不懂，不能乱签字。”邱谷儒说。
渔政站也在渔民中加强法律教育，在渔船上加装了定位系统，对渔船实施监控。“不这样管理不行啊，我们镇现在都还有一个船长在那个国家坐牢。”站长周世发告诉本刊记者，“家里已经破产了。”
其实在南海打鱼的渔民，不管属于哪个国家，感情都非常好，经常互相提供帮助和补给。陈泽波也曾经帮助拖拽过一艘失去动力的那个国家的渔船。为抓一只鲍鱼，可能一辈子就得躺在床上
“最辛苦的就是‘种海’的人。”渔政站站长周世发这样形容在西沙、南沙作业的渔民。
如果不是面对面的交流，习惯了大陆生活的我们，很难想象渔民在海上随时面临的危险。
在琼海，一般的渔船吨位都在50吨以下，抗风能力低于12级。渔民协会会长邱谷儒介绍说，在南沙没有天然避风港，所以一旦遇到大的台风，渔船就得赶回海南岛，最少也需要两天时间，稍微晚点，就可能遭遇台风。
几位船老大几乎都跟台风较量过。说起被困海上，或打落在大海里，他们好像是在谈论手上的香烟多少钱一盒一样平淡。但事实上，每一名渔民，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一旦遇难和失踪，那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崩溃。
“琼·琼海03068”号船船长吴忠波，有一次因为通讯系统出了故障，没有收到台风警报，在南沙遭遇了台风。“好多礁石是越南占领的，又不敢过去泊，差点没回来。”吴忠波说，结果还好，返回途中台风逐渐减弱，又碰到了一艘好心的越南渔船帮助，才脱离了危险。“越南渔船给了我们一点淡水，否则渴也渴死了。”
除了台风，一种被渔民称为“潜水病”的职业病，也是南海渔民杀手之一。
周站长解释说，渔民在南海的作业方式，以礁盘作业为主，简单地说就是戴着一副潜水镜和呼吸管，潜到水下十几米，甚至30多米的礁石上，把吸附在礁石上的龙虾、螃蟹等海产品抓上来。
由于水的压力变化，人浮上水面后原来溶解于人体液中的氮气会变为气泡，引起眼球出血、耳膜破裂，如果空气逸入血管形成气泡，阻塞了脑血管，就会引起中风，甚至导致死亡。
海军或专业的潜水单位，都配备了良好的潜水和减压设备，潜水员都经过专业训练，而渔民们没有氧气瓶，没有潜水服，更没有减压仓，他们甚至没有一只潜水手表，不知道自己已经下潜多深。
“有时候就是为了抓一只鲍鱼，结果就是一辈子躺在床上。”邱谷儒说，在镇上，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能下地的，就有两三个，还有几个经过几年的恢复，现在生活可以自理了，但却永远不能再出海打鱼。
由于南沙的现状，我国在南沙没有大型的渔业补给基地，在西沙的永兴岛有一个正在建设的渔业补给基地，尚未完工。渔民一旦生病，需要向渔政部门或海军求救，然后用渔政船或就近租用渔船，转运到西沙的水警区医院或海南岛治疗。为了把重病的渔民及时送回海南岛，渔政部门多次协调海事局，用直升机运送重危病号。
“现在条件还是好一些，以前最起码要两天两夜才能送回海南岛，人早就没了。”邱谷儒说，他所在的渔民协会常年有150多条船在南沙和西沙打鱼，对正在建设的西沙渔业综合补给基地充满了期望，“要是在西沙或南沙有好的医疗条件，有减压仓，那就好了。”
一个由当地渔政部门倡导的渔民互助基金，也正在积极筹划中。周站长说，海上可能发生的风险太多了，征用渔船后送病员以及后期的治疗，都需要花钱，如果有这个基金，最起码渔船不会亏本。“当然国家要有投入就更好了。”
北京的酒店里大龙虾卖到800元，我们这里只能卖80元
“琼·琼海03028”号渔船船长李帮川是位老实巴交的人，每次出海，他都远远地绕开那些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占领的礁石，所以，他从来都没被抓过，也没有被罚过款和扣过船。
可是李帮川还是亏本。
2009年，李帮川只出了一次海，其余的时间就在家喝茶歇着。“去一次南沙，运气好能保本，稍不注意肯定是亏。”他说，“在家闲着反而不会亏。”
他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去一趟南沙的诸碧礁，还不是说到曾母暗沙，来回加上作业时间需要一两个月，需要柴油12吨左右，还要储备食品，付给30多个渔工工资，总费用在20万元以上。
“一个航次，要想打回价值20万元的鱼，太困难了。”李帮川说。按他的估计，往年镇上有60％的渔民还是能赚钱的，还有30％保本，10％亏本。“今年，起码有50％是亏本的。”
亏本的原因很多，海鲜产品价格下降是最主要的因素。渔民们说，比如大龙虾，2008年还卖到100多元一斤，最高卖到了145元左右，今年只能卖到80到90元一斤。
南海盛产青斑鱼，以前能卖到七八十元一斤，现在也降到40元左右一斤，缩水将近一半。“一说有金融危机，收购的价格马上就下来了。”
当听本刊记者说在北京的高档酒店里，龙虾要卖到800多元一斤，几位船老大惊讶地你看我，我看你，嘴里反复说：‘哪为什么我们这里只能卖80?”
柴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也是重要原因。“一吨柴油要6000元左右，而我们跑到最远的地方要五天五夜，成本太高了。”李帮川说。
根据现行政策，我国按照渔船的马力、出海作业天数、航次等，给予适当的柴油补贴，但补贴油量只有实际用油的四分之一，而且每年要到年底才结算，需要渔民垫付，渔民压力仍然很大。“如果国家取消了南沙补贴，我们肯定不会去了，不可能赚钱。”李帮川说。
鱼越来越少，也是渔民亏本的原因之一。渔民们说，在西沙，已经没有太多的鱼可以抓了。南沙的鱼多一些，可是好多礁盘都被别国占领，有的地方，比如六门礁、海口礁，10年前还可以去打鱼，现在已经不行了。“一靠近人家就打你、赶你。”
说起被别国占据的礁盘，李帮川摇摇头：“反正我是不敢，他们太厉害了。”按照他的估计，渔民们在南海的传统渔场，比起10年前最起码缩小了一半，或者更多。
5月中旬，整个南海海域进入第11个伏季休渔期，比往年提前了半个月。同时，两艘500吨级的主力渔政船开始巡航护渔，打击周边国家侵入，我国200海里经济专属区的渔船。
潭门镇渔港里连片的渔船，与休渔关系不大。从4月起，出海的人已是少之又少，90％的船老大都挽着裤腿，看着大海喝茶，为今年的收成发愁。渔港里的渔船，被灼热的日光烤得漆皮打起了卷。
潭门镇位于海南岛东部沿海，是海南岛通往南沙群岛最近的港口之一，也是西、南、中、东沙群岛作业渔场后勤的给养基地和深远海鱼货的集散销售基地。2006年，中央和地方投资5000万元扩建潭门港，使其成为能停泊1000艘渔船的国家中心港口。在西沙、南沙作业的中国渔民、渔船，超过80％来自这里。
吃海鲜的人很多，了解渔民的很少。在南海打鱼，面临的风险更是难以想象的。
被别国抓扣一次，就要倾家荡产
“琼·琼海03026”号渔船船长陈泽波出过两次国，都是被抓去的。
至于说在海上被其他国家的军舰、海巡船追逐，他就经历得更多了。
“在黄岩岛北面，北纬15度10分，东经117度45分。”陈泽波清楚地记得在1997年他第一次被抓的位置，他向《瞭望东方周刊》记者强调：“我们世代都在那里打鱼，到我这一代已经是第四代了。”
因为靠近黄岩岛，陈泽波说的世代打鱼的地方，经常有某国的军舰出现。一旦发现中国渔船，“上来以后就把我们赶到船头，然后抢东西，谁反抗就打谁”。
和陈泽波同时被抓的4条船，60来个人，“全部被带到了他们国家，关了我们5个多月。”陈泽波说，“前两个月在监狱里，结果老是有人生病，后来就把我们看管在自己的船上。”
等到1998年陈泽波回来时，他船上价值十几万的打鱼工具、导航系统已经没有了。
时隔一年多，仍然在这个海域，陈泽波的渔船再次被某国的军舰发现。这一次陈泽波经验丰富一些，掉头就跑。不过时速只有七八节的小渔船哪里是千吨大舰的对手，很快陈泽波就被追上。
铁甲军舰毫不犹豫地冲了上来，把陈泽波只有60吨的渔船撞沉，一船人全掉在海里。
陈泽波被这个国家的海军捞了起来，又抓去关了好几个月。“这次我就有经验了，上岸后，不签字不说话，等到大使馆来人再说。”
像陈泽波这样“越来越有经验”的中国渔民现在已经很多，看见外国军舰来了赶快跑是最重要的一条原则。琼海南沙渔民协会会长、“琼·琼海02065”号渔船船长邱谷儒说，渔民协会也请来法律顾问和渔政人员，培训渔民如何应对可能发生的抓扣事件，比如对方开枪了怎么办，看见不明船只过来怎么办，并教育渔民被别国抓扣带回去后一定要等外交人员来。
“那个国家开出的全是英文单据让渔民签字，渔民又看不懂，不能乱签字。”邱谷儒说。
渔政站也在渔民中加强法律教育，在渔船上加装了定位系统，对渔船实施监控。“不这样管理不行啊，我们镇现在都还有一个船长在那个国家坐牢。”站长周世发告诉本刊记者，“家里已经破产了。”
其实在南海打鱼的渔民，不管属于哪个国家，感情都非常好，经常互相提供帮助和补给。陈泽波也曾经帮助拖拽过一艘失去动力的那个国家的渔船。为抓一只鲍鱼，可能一辈子就得躺在床上
“最辛苦的就是‘种海’的人。”渔政站站长周世发这样形容在西沙、南沙作业的渔民。
如果不是面对面的交流，习惯了大陆生活的我们，很难想象渔民在海上随时面临的危险。
在琼海，一般的渔船吨位都在50吨以下，抗风能力低于12级。渔民协会会长邱谷儒介绍说，在南沙没有天然避风港，所以一旦遇到大的台风，渔船就得赶回海南岛，最少也需要两天时间，稍微晚点，就可能遭遇台风。
几位船老大几乎都跟台风较量过。说起被困海上，或打落在大海里，他们好像是在谈论手上的香烟多少钱一盒一样平淡。但事实上，每一名渔民，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一旦遇难和失踪，那就意味着一个家庭的崩溃。
“琼·琼海03068”号船船长吴忠波，有一次因为通讯系统出了故障，没有收到台风警报，在南沙遭遇了台风。“好多礁石是越南占领的，又不敢过去泊，差点没回来。”吴忠波说，结果还好，返回途中台风逐渐减弱，又碰到了一艘好心的越南渔船帮助，才脱离了危险。“越南渔船给了我们一点淡水，否则渴也渴死了。”
除了台风，一种被渔民称为“潜水病”的职业病，也是南海渔民杀手之一。
周站长解释说，渔民在南海的作业方式，以礁盘作业为主，简单地说就是戴着一副潜水镜和呼吸管，潜到水下十几米，甚至30多米的礁石上，把吸附在礁石上的龙虾、螃蟹等海产品抓上来。
由于水的压力变化，人浮上水面后原来溶解于人体液中的氮气会变为气泡，引起眼球出血、耳膜破裂，如果空气逸入血管形成气泡，阻塞了脑血管，就会引起中风，甚至导致死亡。
海军或专业的潜水单位，都配备了良好的潜水和减压设备，潜水员都经过专业训练，而渔民们没有氧气瓶，没有潜水服，更没有减压仓，他们甚至没有一只潜水手表，不知道自己已经下潜多深。
“有时候就是为了抓一只鲍鱼，结果就是一辈子躺在床上。”邱谷儒说，在镇上，现在还躺在床上不能下地的，就有两三个，还有几个经过几年的恢复，现在生活可以自理了，但却永远不能再出海打鱼。
由于南沙的现状，我国在南沙没有大型的渔业补给基地，在西沙的永兴岛有一个正在建设的渔业补给基地，尚未完工。渔民一旦生病，需要向渔政部门或海军求救，然后用渔政船或就近租用渔船，转运到西沙的水警区医院或海南岛治疗。为了把重病的渔民及时送回海南岛，渔政部门多次协调海事局，用直升机运送重危病号。
“现在条件还是好一些，以前最起码要两天两夜才能送回海南岛，人早就没了。”邱谷儒说，他所在的渔民协会常年有150多条船在南沙和西沙打鱼，对正在建设的西沙渔业综合补给基地充满了期望，“要是在西沙或南沙有好的医疗条件，有减压仓，那就好了。”
一个由当地渔政部门倡导的渔民互助基金，也正在积极筹划中。周站长说，海上可能发生的风险太多了，征用渔船后送病员以及后期的治疗，都需要花钱，如果有这个基金，最起码渔船不会亏本。“当然国家要有投入就更好了。”
北京的酒店里大龙虾卖到800元，我们这里只能卖80元
“琼·琼海03028”号渔船船长李帮川是位老实巴交的人，每次出海，他都远远地绕开那些被越南、菲律宾和马来西亚占领的礁石，所以，他从来都没被抓过，也没有被罚过款和扣过船。
可是李帮川还是亏本。
2009年，李帮川只出了一次海，其余的时间就在家喝茶歇着。“去一次南沙，运气好能保本，稍不注意肯定是亏。”他说，“在家闲着反而不会亏。”
他给本刊记者算了一笔账——去一趟南沙的诸碧礁，还不是说到曾母暗沙，来回加上作业时间需要一两个月，需要柴油12吨左右，还要储备食品，付给30多个渔工工资，总费用在20万元以上。
“一个航次，要想打回价值20万元的鱼，太困难了。”李帮川说。按他的估计，往年镇上有60％的渔民还是能赚钱的，还有30％保本，10％亏本。“今年，起码有50％是亏本的。”
亏本的原因很多，海鲜产品价格下降是最主要的因素。渔民们说，比如大龙虾，2008年还卖到100多元一斤，最高卖到了145元左右，今年只能卖到80到90元一斤。
南海盛产青斑鱼，以前能卖到七八十元一斤，现在也降到40元左右一斤，缩水将近一半。“一说有金融危机，收购的价格马上就下来了。”
当听本刊记者说在北京的高档酒店里，龙虾要卖到800多元一斤，几位船老大惊讶地你看我，我看你，嘴里反复说：‘哪为什么我们这里只能卖80?”
柴油价格的持续上涨也是重要原因。“一吨柴油要6000元左右，而我们跑到最远的地方要五天五夜，成本太高了。”李帮川说。
根据现行政策，我国按照渔船的马力、出海作业天数、航次等，给予适当的柴油补贴，但补贴油量只有实际用油的四分之一，而且每年要到年底才结算，需要渔民垫付，渔民压力仍然很大。“如果国家取消了南沙补贴，我们肯定不会去了，不可能赚钱。”李帮川说。
鱼越来越少，也是渔民亏本的原因之一。渔民们说，在西沙，已经没有太多的鱼可以抓了。南沙的鱼多一些，可是好多礁盘都被别国占领，有的地方，比如六门礁、海口礁，10年前还可以去打鱼，现在已经不行了。“一靠近人家就打你、赶你。”
说起被别国占据的礁盘，李帮川摇摇头：“反正我是不敢，他们太厉害了。”按照他的估计，渔民们在南海的传统渔场，比起10年前最起码缩小了一半，或者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