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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生很难假设。也不能后悔，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也很好
我出生在1952年的上海，父亲是“红帮裁缝”里最年轻的一代。父亲的名气很大，据说20世纪40年代给外国人做一套西装，赚的钱就能买一担大米。上海解放前，他本要自己开厂，后来观察形势，在50年代成为上海时装合作社的发起人之一。
公私合营后，父亲做过上海第一服装厂的厂长，又做过上海时装总厂的厂长。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继承他的裁缝手艺，但大都从他身上遗传了商业头脑和闯荡精神。
我家兄弟姐妹五个，一女四男，我是弟兄中最大的。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是，一家六口住在虹口区临平路一带的石库门房子，大概十二三平米，用水要到外面去提，每天听着叮铃铃的车铃声，就知道倒马桶的车子来了。直到我5岁，父亲单位分了三十几平米的公房，一家人才住得宽敞些。
“文革”开始，我正上初中。14岁那年，被班里推选为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那时衣服上别着像章，手里捧着红宝书，在天安门前留影，心里美滋滋的。初中基本只上了一年课，然后就是停课、闹革命、搞批斗。
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学们一下子活跃起来，校园里贴满标语，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两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哪里艰苦哪里就是我的家。”
我那一届的上海学生有6个地方可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江西。当时我想去黑龙江，那里是边疆，又是军人编制，可以发工资的。但是后来知道那边吃面食，天气又冷，而当时云南来的军代表讲得很好，说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四季如春”，我就决心去云南。
当时老师照顾我，想让我去距离上海最近的江西，我坚决不去，就要到边疆，现在想想也觉得很可笑。1969年4月20日，我坐上火车，整列车都载满知青，车站哭声一片。
父亲塞给我一张纸条，是拿香烟盒子里面的锡纸撕下来写的，上面只有六个字：要当心，要坚强。我忍着没哭。
火车开了四天四夜。那时的昆明站连检票口和站台都没有，只有间小小的房子做售票处。有的同学看到这种荒凉景况，在昆明就下车溜走了。我们一直到了云南楚雄的姚安县。
离开上海之前，母亲担心我到了西南水土不服，嘱咐我带着—包上海的土，要我每次喝水都拿这土冲一冲。我依言做了。但没有用。
那时我连什么是虱子都不知道，修水库的时候只觉身上发痒，看到有小虫子爬，以为洗澡就可以除掉。想不到穿上衣服之后虱子又重新生出来，才见识到这小虫的厉害。
我在队里表现好，很快就被贫下中农推荐去楚雄做了工人。当时还是属于级别很高的单位，是中央冶金部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下属的后勤木工厂。我很好学，技术很好，记得1976年两级工升三级工的考试，技术考的三个指标，厂里没有一个超过我的。
70年代后期慢慢兴起了回城潮。但在农村的回去相对容易，正式工人要调动却很难。后来山东省某市轻工业局局长跟我父亲的服装公司搞联营，听说我还在云南，就承诺把我调到山东。1981年4月，在云南生活了12年后，我到了山东。
因为以前学的是木工，我就调到市轻工业局下属的家具公司。一开始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跑采购，负责木料调配，后来一步步提升，到出国之前，我已经是厂长了。
出国也是意外的事情。80年代末有出国潮，当时我在工作之外还搞些字画装裱，有几万元积蓄，就动了心思。我去了澳洲。
我在悉尼学习家具制造与设计，一般选择下午或晚上的课，腾出时间去打工，什么活都做一在餐厅洗碗，在唐人街给人写广告，在鸡肉加工厂肢解冻鸡，在家具公司做家具组装。
1993年，原来公司的老板许诺我，要在上海成立浦东开发办事处，让我回来管理，一年薪水不少于20万。我想在澳洲的情形也不明朗，就决心回国了。
想不到回来后公司另派了人在浦东负责，而澳洲在8个月后就出了新政策，像我这样在那边逗留这么久的都可以拿到绿卡。当时觉得非常遗憾，后来想想，保不定是天数。
在澳洲家具公司的经验让我收获很大。当时国内的企业还没有成熟的经营理念，没有解聘的说法，也缺乏激励机制，职工都没有热情。我回到山东后，承包下一个长期亏损的厂子，许诺他们绝不拖欠工资，做得多赚得就多，正式员工如果考核不合格也要下岗。这种私有化的尝试很快就让厂子活起来，几个月之后就扭亏为盈。
其实并不是我管理E有一套，只是更敢做一点，把国外的经验带进来。
但是单位领导抓住财权不放，我设想的是每年交够利润，剩下的都归自己分配，领导一直不肯。因为这个冲突几起几落之后，我从厂里出来单干，在社会上自己揽活，搞工艺美术装潢，也有声有色。
2001年我终于回到上海。那时儿子读高三，正在备考。儿子是我与前妻的孩子，从5岁起就一直在上海生活。我在山东又成了家，后来在上海买了房之后，才将现在的妻子接过来。
我刚去上海时，儿子在全年级400个学生中排名200左右，我去了之后，他心思稳定下来。高考时，他的考分是全校文科生中最高的，考入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
这之后我又换了几次工作，现在在一家地板公司做监理，工作很忙，最近正想再换一家相对清闲的地方。
前几天我们老知青聚会，听说以前留在云南的那些伙伴，有的当了当地的党委书记，有的是公司老总，说实话都比我混得好。我如果留在那里，当时也是重点培养对象，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是人生很难假设，也不能后悔，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也很好。
我出生在1952年的上海，父亲是“红帮裁缝”里最年轻的一代。父亲的名气很大，据说20世纪40年代给外国人做一套西装，赚的钱就能买一担大米。上海解放前，他本要自己开厂，后来观察形势，在50年代成为上海时装合作社的发起人之一。
公私合营后，父亲做过上海第一服装厂的厂长，又做过上海时装总厂的厂长。我们兄弟姐妹都没有继承他的裁缝手艺，但大都从他身上遗传了商业头脑和闯荡精神。
我家兄弟姐妹五个，一女四男，我是弟兄中最大的。小时候印象很深的是，一家六口住在虹口区临平路一带的石库门房子，大概十二三平米，用水要到外面去提，每天听着叮铃铃的车铃声，就知道倒马桶的车子来了。直到我5岁，父亲单位分了三十几平米的公房，一家人才住得宽敞些。
“文革”开始，我正上初中。14岁那年，被班里推选为红卫兵代表，去北京接受毛主席接见。那时衣服上别着像章，手里捧着红宝书，在天安门前留影，心里美滋滋的。初中基本只上了一年课，然后就是停课、闹革命、搞批斗。
1968年12月21日，毛主席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同学们一下子活跃起来，校园里贴满标语，我至今还记得其中两句：“祖国的需要就是我的第一志愿，哪里艰苦哪里就是我的家。”
我那一届的上海学生有6个地方可去：内蒙古、黑龙江，吉林、云南、贵州、江西。当时我想去黑龙江，那里是边疆，又是军人编制，可以发工资的。但是后来知道那边吃面食，天气又冷，而当时云南来的军代表讲得很好，说是“头顶香蕉、脚踩菠萝、四季如春”，我就决心去云南。
当时老师照顾我，想让我去距离上海最近的江西，我坚决不去，就要到边疆，现在想想也觉得很可笑。1969年4月20日，我坐上火车，整列车都载满知青，车站哭声一片。
父亲塞给我一张纸条，是拿香烟盒子里面的锡纸撕下来写的，上面只有六个字：要当心，要坚强。我忍着没哭。
火车开了四天四夜。那时的昆明站连检票口和站台都没有，只有间小小的房子做售票处。有的同学看到这种荒凉景况，在昆明就下车溜走了。我们一直到了云南楚雄的姚安县。
离开上海之前，母亲担心我到了西南水土不服，嘱咐我带着—包上海的土，要我每次喝水都拿这土冲一冲。我依言做了。但没有用。
那时我连什么是虱子都不知道，修水库的时候只觉身上发痒，看到有小虫子爬，以为洗澡就可以除掉。想不到穿上衣服之后虱子又重新生出来，才见识到这小虫的厉害。
我在队里表现好，很快就被贫下中农推荐去楚雄做了工人。当时还是属于级别很高的单位，是中央冶金部第十四冶金建设公司下属的后勤木工厂。我很好学，技术很好，记得1976年两级工升三级工的考试，技术考的三个指标，厂里没有一个超过我的。
70年代后期慢慢兴起了回城潮。但在农村的回去相对容易，正式工人要调动却很难。后来山东省某市轻工业局局长跟我父亲的服装公司搞联营，听说我还在云南，就承诺把我调到山东。1981年4月，在云南生活了12年后，我到了山东。
因为以前学的是木工，我就调到市轻工业局下属的家具公司。一开始做供销员，在全国各地跑采购，负责木料调配，后来一步步提升，到出国之前，我已经是厂长了。
出国也是意外的事情。80年代末有出国潮，当时我在工作之外还搞些字画装裱，有几万元积蓄，就动了心思。我去了澳洲。
我在悉尼学习家具制造与设计，一般选择下午或晚上的课，腾出时间去打工，什么活都做一在餐厅洗碗，在唐人街给人写广告，在鸡肉加工厂肢解冻鸡，在家具公司做家具组装。
1993年，原来公司的老板许诺我，要在上海成立浦东开发办事处，让我回来管理，一年薪水不少于20万。我想在澳洲的情形也不明朗，就决心回国了。
想不到回来后公司另派了人在浦东负责，而澳洲在8个月后就出了新政策，像我这样在那边逗留这么久的都可以拿到绿卡。当时觉得非常遗憾，后来想想，保不定是天数。
在澳洲家具公司的经验让我收获很大。当时国内的企业还没有成熟的经营理念，没有解聘的说法，也缺乏激励机制，职工都没有热情。我回到山东后，承包下一个长期亏损的厂子，许诺他们绝不拖欠工资，做得多赚得就多，正式员工如果考核不合格也要下岗。这种私有化的尝试很快就让厂子活起来，几个月之后就扭亏为盈。
其实并不是我管理E有一套，只是更敢做一点，把国外的经验带进来。
但是单位领导抓住财权不放，我设想的是每年交够利润，剩下的都归自己分配，领导一直不肯。因为这个冲突几起几落之后，我从厂里出来单干，在社会上自己揽活，搞工艺美术装潢，也有声有色。
2001年我终于回到上海。那时儿子读高三，正在备考。儿子是我与前妻的孩子，从5岁起就一直在上海生活。我在山东又成了家，后来在上海买了房之后，才将现在的妻子接过来。
我刚去上海时，儿子在全年级400个学生中排名200左右，我去了之后，他心思稳定下来。高考时，他的考分是全校文科生中最高的，考入了北京一所名牌大学。
这之后我又换了几次工作，现在在一家地板公司做监理，工作很忙，最近正想再换一家相对清闲的地方。
前几天我们老知青聚会，听说以前留在云南的那些伙伴，有的当了当地的党委书记，有的是公司老总，说实话都比我混得好。我如果留在那里，当时也是重点培养对象，现在不知道是什么状况。但是人生很难假设，也不能后悔，就这么一步步走过来，也很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