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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银行高级副行长、首席经济学家林毅夫建言中国宏观经济政策。
在当前形势分析中，出现了非常有益的大辩论。其中，有些倾向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用中长期的经济发展需要否定短期的救市政策，用规范化管理否定应急的临时举措等。
实际上，应对金融危机，不仅需要非常及时地决策应对，也需要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的配合，还需要有短中长期的系统调适。
为什么要短期与中长期结合
中长期是短期发展的未来，对未来的判断当然会影响现在的选择。因此，主动地提前衔接二者有助于少走不必要的弯路。比如，我们不能因为这场国际性的危机，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的传递及影响，否认全球化，进而否认今后还要坚持对外开放。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是長期的国策，虽然会有利有弊，但我们只能力求多利少弊，而不能放弃国际化，不能动摇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共生的选择。
中长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因此，与短期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发展与改革结合起来。比如，有些人认为扩大投资在强化旧体制，强化了行政干预力量，因此，反对这样做。但扩大投资，对于解决危机，是必要的。投资体制的改革，投资效益的提高，扩大消费需求的努力，都很重要，但要在救市大投资的举措中推进。为治急病，必须要先打止痛针，然后才是吃补药。当然，在半年大投资后的现在，对投资方向与效果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也是必然的、正确的。
中长期涉及对未来市场发展潜力的判断，短中长期结合分析，有利于促进下一步市场供求达到均衡。比如，调整结构是重要的，涉及我们经济下一步能否在合理健康的基础上增长。但如何调整结构，则是需要短中长期结合分析布局的大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调整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有些结构是以政府为主导来调整的，如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有些结构如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要运用市场力量，让企业自主判断按发展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基础。当然，产业结构调整从中长期看，抓住新增长点是重要的；就短期看，稳住就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过于强调关闭一批中小企业来升级换代。
短期与中长期如何结合
结合是复杂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谈几点想法。
在分析短期经济形势时，与“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相联系，是一种短期与中长期结合的观察视角或说方法。换言之，从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五化”角度来评价短期政策，是在中国特有国情条件下，短期与中长期分析结合最有价值的选择。
一，要更加重视城镇化，重视新型的城镇化。
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只有缩小二元经济，这才有助于走出经济困境，如果城镇化进展更健康一些，更快一些，可能消费需求的提高和服务业的发展会更快一些，因此，城镇化是走出低谷的重要通道。另一种认为，城镇化对提高投资有作用，但可能对提高消费率作用不大，因此，对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也仍然没有贡献。
我个人倾向于前者的观点，虽然不全相同。我认为，中国提高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空间。据有的专家测算，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46.50％左右，2014年可能超过50％，2020年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0％以上。我想，有一个思路应是各方面可以接受的：就是把城镇化工作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尽全力去做好，并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的提法，重视推广城乡统筹的经验，在防止损害农民利益和各种弊病情况下加快进展，让城镇化为近期更为中长期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继续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把近期发展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工业化与应对金融危机肯定有内在的紧密的联系。比如：金融危机冲击中，不同的产业受到的影响不同，金融渠道与贸易渠道传递金融危机的特点也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把产业振兴规划作为应对近期危机与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工业化与走出当前困境确有关系，比如，产业结构与消费率提高相关，其中三产比例高有助于提高消费比率。
2009年上半年经济的恢复中，工业的重要就非常明显，工业特别是沿海省份工业和重工业的起色成为中国经济回升的亮点。而从中长期角度讲，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需要继续完成工业化。但应强调，如何使政府主导的高速工业化变为市场调节均衡增长的工业化，如何实现新型工业化即节能、环保、保护资源的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具有重大意义。
三，强调市场化方向的制度改革与创新，为中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基础。
提出这个命题有点奇怪。因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市场长期非理性繁荣的产物，不少人得出的结论是市场经济道路是错误的，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呢?我想说，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把握好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才能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是：没有一个充分的市场发展，没有总供求的均衡化，现在讨论消费与储蓄比率的合理化也缺少客观依据。这里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列宁讲真理多走半步就成为谬论的名言太正确了。
四，在推进国际化过程中，需要促使内外需协调发展，以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我们看到，自2008年11月我国外贸开始呈现负增长的格局至今没能扭转。当前，中国经济中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扩张明显对经济有较大拉动，消费有所上升但对经济拉动仍不足，出口这驾马车则步履艰难、对经济复苏难有作为。不得不承认，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让我们深深感到了全球化对经济负面影响的一面。国际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利有弊的。在国际经济逐步过渡到新均衡格局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国情与中国特色出发，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与工业化中期阶段出发，适度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要简单地否定我们走过的30年。比如，我们现在扩大内需，不能过度解读国产品不出口了，不能让欧美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找到借口。
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短期与中长期分析结合中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制定好短期措施。
短期与中长期分析结合是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结合中重要的是先走好当前的一步。正确的做法是：具有中长期的眼光，迈出当前的步伐。没有了当前选择，只讲中长期是空谈。反之，当前问题与中长期目标矛盾很大时，也必须及时地调适，不能造成未来风险。当然，中长期判断对当前制定政策的影响也是复杂的过程，在有些事上影响很大，有些事时间长影响小些。还是那句老话，具体问题或具体措施要具体分析，问题不能简单化。
二，贯穿短期与中长期分析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达成共识的中长期发展思路甚至纲领，在当前执行中完全没有影响力。比如说，我们要可持续的发展，要环境保护，要节约资源等，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达不到目标。追求GDP的倾向难以得到真正的纠正。为什么7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没能从制度上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各自做好自己要做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判断政府的缺位、越位、错位很难。
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没能让民众有更多机会就具体事件表达意见的场合，而这应成为制度安排中的关键内容。比如，民众没有力量来抵制破坏资源和造成污染的行为，政府监管效果又成问题。如果对污染、生态保护、资源利用都有民众的监督，有相关利益者的监督，所谓的中长期关心的那些问题就会有较好的效果。
三，中长期和短期的结合中，要经常用中长期的规范管理来制约短期应急管理容易出现的过度问题。
一般来讲，短期可强调应急管理或者灵活管理，而中长期应强调经济的正常的规范管理。在应急处理中，加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不必要过于担心。有些措施强化了行政干预，为救急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怕应急时退一步，我们要关注必要时还须进两步。当然，为应对危机的必要干预与过分干预要区分开，不能借欧美国家加强政府干预就误认为中国政府要加强全面干预。
当前，有一种过分强化行政力量的倾向，如信贷支持投资中，各地政府的融资平台吸收了大部分的信贷，实际上是有国家背景的银行与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推动着各个投资项目，这固然有拉动经济的一面，但风险也不要低估。如果有风险，让纳税人承担是不合理的。当然还要指出，一旦情况好转，就应当撤消不利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急措施。总之，在现在条件下，我们应力求保持清醒头脑，形成明晰的改革思路，并寻求推出的适宜时机。
在当前形势分析中，出现了非常有益的大辩论。其中，有些倾向值得进一步讨论比如，用中长期的经济发展需要否定短期的救市政策，用规范化管理否定应急的临时举措等。
实际上，应对金融危机，不仅需要非常及时地决策应对，也需要全面考虑各种经济政策的配合，还需要有短中长期的系统调适。
为什么要短期与中长期结合
中长期是短期发展的未来，对未来的判断当然会影响现在的选择。因此，主动地提前衔接二者有助于少走不必要的弯路。比如，我们不能因为这场国际性的危机，尤其是美国金融危机的传递及影响，否认全球化，进而否认今后还要坚持对外开放。中国融入世界经济，是長期的国策，虽然会有利有弊，但我们只能力求多利少弊，而不能放弃国际化，不能动摇坚持对外开放、与世界共生的选择。
中长期涉及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创新，因此，与短期结合起来，有利于把发展与改革结合起来。比如，有些人认为扩大投资在强化旧体制，强化了行政干预力量，因此，反对这样做。但扩大投资，对于解决危机，是必要的。投资体制的改革，投资效益的提高，扩大消费需求的努力，都很重要，但要在救市大投资的举措中推进。为治急病，必须要先打止痛针，然后才是吃补药。当然，在半年大投资后的现在，对投资方向与效果的要求会越来越高，这也是必然的、正确的。
中长期涉及对未来市场发展潜力的判断，短中长期结合分析，有利于促进下一步市场供求达到均衡。比如，调整结构是重要的，涉及我们经济下一步能否在合理健康的基础上增长。但如何调整结构，则是需要短中长期结合分析布局的大问题。特别要指出的是，调整结构是非常复杂的工作，有些结构是以政府为主导来调整的，如国民收入分配的结构；有些结构如产业结构，在很大程度上要运用市场力量，让企业自主判断按发展而形成产业结构的基础。当然，产业结构调整从中长期看，抓住新增长点是重要的；就短期看，稳住就业也是非常重要的，不能过于强调关闭一批中小企业来升级换代。
短期与中长期如何结合
结合是复杂的，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不能一概而论。具体谈几点想法。
在分析短期经济形势时，与“城镇化、工业化、市场化、国际化”相联系，是一种短期与中长期结合的观察视角或说方法。换言之，从中共十七大提出的“五化”角度来评价短期政策，是在中国特有国情条件下，短期与中长期分析结合最有价值的选择。
一，要更加重视城镇化，重视新型的城镇化。
学界有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工业化创造供给，城市化创造需求。只有缩小二元经济，这才有助于走出经济困境，如果城镇化进展更健康一些，更快一些，可能消费需求的提高和服务业的发展会更快一些，因此，城镇化是走出低谷的重要通道。另一种认为，城镇化对提高投资有作用，但可能对提高消费率作用不大，因此，对扩大消费需求拉动经济也仍然没有贡献。
我个人倾向于前者的观点，虽然不全相同。我认为，中国提高城镇化水平还有较大空间。据有的专家测算，2010年我国城镇人口比重为46.50％左右，2014年可能超过50％，2020年的城镇化水平将达到60％以上。我想，有一个思路应是各方面可以接受的：就是把城镇化工作放在更重要的位置上，尽全力去做好，并高度重视“新型城镇化”的提法，重视推广城乡统筹的经验，在防止损害农民利益和各种弊病情况下加快进展，让城镇化为近期更为中长期中国经济健康发展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继续坚持新型工业化道路，把近期发展与长远发展结合起来。
工业化与应对金融危机肯定有内在的紧密的联系。比如：金融危机冲击中，不同的产业受到的影响不同，金融渠道与贸易渠道传递金融危机的特点也不同。正因为如此，我们也就能理解，为什么政府要把产业振兴规划作为应对近期危机与长期结构调整的重要环节。事实上，工业化与走出当前困境确有关系，比如，产业结构与消费率提高相关，其中三产比例高有助于提高消费比率。
2009年上半年经济的恢复中，工业的重要就非常明显，工业特别是沿海省份工业和重工业的起色成为中国经济回升的亮点。而从中长期角度讲，中国经济发展处于工业化中期，需要继续完成工业化。但应强调，如何使政府主导的高速工业化变为市场调节均衡增长的工业化，如何实现新型工业化即节能、环保、保护资源的工业化，是非常重要的，具有重大意义。
三，强调市场化方向的制度改革与创新，为中长期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基础。
提出这个命题有点奇怪。因为，本次国际金融危机是市场长期非理性繁荣的产物，不少人得出的结论是市场经济道路是错误的，那为什么还要强调市场化方向的改革呢?我想说，只有坚持改革开放才能把握好中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定位，才能处理好公平和效率的关系问题，才能促进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才能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最简单的一个道理是：没有一个充分的市场发展，没有总供求的均衡化，现在讨论消费与储蓄比率的合理化也缺少客观依据。这里我更深切地体会到，列宁讲真理多走半步就成为谬论的名言太正确了。
四，在推进国际化过程中，需要促使内外需协调发展，以走向良性发展的轨道。
我们看到，自2008年11月我国外贸开始呈现负增长的格局至今没能扭转。当前，中国经济中投资、消费、出口“三驾马车”中，投资扩张明显对经济有较大拉动，消费有所上升但对经济拉动仍不足，出口这驾马车则步履艰难、对经济复苏难有作为。不得不承认，这场世界性的金融危机，让我们深深感到了全球化对经济负面影响的一面。国际间的关系是复杂的，有利有弊的。在国际经济逐步过渡到新均衡格局的过程中，我们要从国情与中国特色出发，从中国经济转轨时期与工业化中期阶段出发，适度地调整自己的发展战略，而不要简单地否定我们走过的30年。比如，我们现在扩大内需，不能过度解读国产品不出口了，不能让欧美出现的贸易保护主义找到借口。
应该注意的几个问题
一，短期与中长期分析结合中考虑的重点是如何制定好短期措施。
短期与中长期分析结合是个动态的长期的过程，结合中重要的是先走好当前的一步。正确的做法是：具有中长期的眼光，迈出当前的步伐。没有了当前选择，只讲中长期是空谈。反之，当前问题与中长期目标矛盾很大时，也必须及时地调适，不能造成未来风险。当然，中长期判断对当前制定政策的影响也是复杂的过程，在有些事上影响很大，有些事时间长影响小些。还是那句老话，具体问题或具体措施要具体分析，问题不能简单化。
二，贯穿短期与中长期分析结合的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
在现实中我们发现，很多达成共识的中长期发展思路甚至纲领，在当前执行中完全没有影响力。比如说，我们要可持续的发展，要环境保护，要节约资源等，在实际生活中，往往达不到目标。追求GDP的倾向难以得到真正的纠正。为什么7我认为关键在于政府与市场关系没能从制度上解决好!政府与市场各自做好自己要做的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判断政府的缺位、越位、错位很难。
其中重要的原因在于，没能让民众有更多机会就具体事件表达意见的场合，而这应成为制度安排中的关键内容。比如，民众没有力量来抵制破坏资源和造成污染的行为，政府监管效果又成问题。如果对污染、生态保护、资源利用都有民众的监督，有相关利益者的监督，所谓的中长期关心的那些问题就会有较好的效果。
三，中长期和短期的结合中，要经常用中长期的规范管理来制约短期应急管理容易出现的过度问题。
一般来讲，短期可强调应急管理或者灵活管理，而中长期应强调经济的正常的规范管理。在应急处理中，加强政府干预是必要的，不必要过于担心。有些措施强化了行政干预，为救急也是可以接受的。我们不怕应急时退一步，我们要关注必要时还须进两步。当然，为应对危机的必要干预与过分干预要区分开，不能借欧美国家加强政府干预就误认为中国政府要加强全面干预。
当前，有一种过分强化行政力量的倾向，如信贷支持投资中，各地政府的融资平台吸收了大部分的信贷，实际上是有国家背景的银行与政府背景的企业在推动着各个投资项目，这固然有拉动经济的一面，但风险也不要低估。如果有风险，让纳税人承担是不合理的。当然还要指出，一旦情况好转，就应当撤消不利于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应急措施。总之，在现在条件下，我们应力求保持清醒头脑，形成明晰的改革思路，并寻求推出的适宜时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