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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使垃圾实现可持续利用,最终还是必须按产业化和市场化模式运行
有多少物质化的生活用品就会有多少垃圾,有多少垃圾就需要多少处理垃圾的垃圾场。然而,如果垃圾处理的速度跟不上产生的速度就很可怕了。现实却是,由于城市垃圾回收处理机制的落后,中国无数城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垃圾所包围。
“与垃圾作斗争”的观点预警过时,“向垃圾要效益”才是循环经济之道。不过,从现实来看,国内这个“变废为宝”的行业始终步履蹒跚,一方面少部分企业凭借技术扎进垃圾产业化市场,另一方面在巨量垃圾面前,他们的力量又显得太过弱小。
技术优劣之分
要可持续地“变废为宝”,首先还是取决于垃圾的处理理念和方式。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主要有“卫生填埋”、“高温堆肥”和“焚烧发电”三种主要方法,各有优劣。
卫生填埋法是建设投资相对较低、最直接的种方式,但缺点也很多:占地大,选址难,其二次污染源如果处理不当,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十分严重。此外,“卫生填埋”运营成本很高,被
些人讽刺为用“钱”填埋。
高温堆肥法是垃圾资源化的一个较好的方式,可以产生有机肥。但许多不可分解的成分,会给农田造成二次污染。如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一次性投资又很大,同时还有一个是否符合国情的问题。
焚烧发电法占地面积小,处理时间短,不存在对水体污染的问题,还可产生热能和电能。不过投资太大,运行费用也很高,灰渣的处理费也高;此外由于焚化炉作业率低,不适合我国垃圾的特点,况且排放的空气中还测出“二恶英”。
有人计算过,我国城市每年因垃圾造成的损失约1000亿～1200亿元,而城市垃圾本可创造8000亿元的财富。
专家指出,从长远看,分类利用是垃圾处理最终出路。当然,垃圾分类在人力上并不是问题:1988年开始,有大量的拾荒人口进入北京,开始捡垃圾和收废品。20年之后,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样已经拥有一支庞大的“民间垃圾分类队伍”。
不过,他们的问题是劳动保护不够、职业尊严未受重视、尚未成立行业协会。1996年开始,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开始推广垃圾分类,但由于政府重视不够,进展缓慢。此后,为了达到奥运会的相关环境目标,不少地方加快了垃圾分类的工作,北京开始在
些小区推广垃圾分类,尝试准备“以点带面”。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由天津“百利阳光”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套生活垃圾精分选处理系统,在奥运场馆的垃圾综合处理工程中第一次得到运用。此后,这家公司的产品在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四川等多个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都得到了运用。
垃圾产业向来不是国内大型企业感兴趣的投资项目,但一些自主创新的中小企业,倒是在垃圾处理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
无锡“长江机电”公司研发的城市生活垃圾水分类处理系统设备,已分别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和江苏省沭阳生活垃圾处理中心使用近2年和1年。
2009年底,一座全新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在上海金山工业区内建成投产。这座工厂“吃”掉的是城市生活垃圾,产出的是油、气、碳三种形态的再生能源,整个过程不释放任何污染物质。
不过单靠少数企业的先进技术,相对于国内每日巨大的垃圾产量,还是显得杯水车薪。
公益与市场之辩
中国是个垃圾生产大国,目前由于消费增长,加上消费品的包装日渐繁复,垃圾量正以每年8%到10%的速度增长。仅一个北京市,年产生活垃圾就达1,8万吨,每吨垃圾从中转站运至堆放场至少得花100元运输费,一年就是]8亿元,这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
尽管“变废为宝”是国民共识,但产业化之路却充满荆棘。
武汉光谷曾拟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但市人大代表周敬宣等7名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认为,以现有技术水平,该厂不可避免地将对光谷地区环境造成污染。多次据理力争、激烈争论,终于使这座业已立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搁浅。
甚至,垃圾处理的产业化本身也遇到了障碍。去年,北京干脆放弃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将其明确为公益事业。
北京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介绍,10多年来垃圾处理产业化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首先在利益上有分歧,对垃圾处理的收费未能达成一致。商家当然希望处理费越高越好,政府不同意。在建设过程中,因出资方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工期延迟。
国内不少地区都对城市生活垃圾集中后的处理进行了一些产业化的尝试,但是,贯穿垃圾生产、收集、分拣、处理全过程的市场化的产业链一直没有形成,一套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
不过,武汉市青山区高级工程师彭树万认为,垃圾要想“变废为宝”,最终还是必须按产业化、市场化模式运行。
在他看来,如果利用开发商投资,采用BOT方式,如锅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模式也是可取的。但应建在远郊区、应是在线检测排放的尾气中“二恶英”的含量达标并得到有效的控制。
“应把垃圾处理作为新兴产业来扶持和培育。”彭树万说,“应该规范垃圾处理建设项目和营运市场,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投资体系,实现营运主体产业化、运行主体市场化。当然,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离是首要的。”
有多少物质化的生活用品就会有多少垃圾,有多少垃圾就需要多少处理垃圾的垃圾场。然而,如果垃圾处理的速度跟不上产生的速度就很可怕了。现实却是,由于城市垃圾回收处理机制的落后,中国无数城市正在被越来越多的垃圾所包围。
“与垃圾作斗争”的观点预警过时,“向垃圾要效益”才是循环经济之道。不过,从现实来看,国内这个“变废为宝”的行业始终步履蹒跚,一方面少部分企业凭借技术扎进垃圾产业化市场,另一方面在巨量垃圾面前,他们的力量又显得太过弱小。
技术优劣之分
要可持续地“变废为宝”,首先还是取决于垃圾的处理理念和方式。目前,城市生活垃圾处理及污染防治主要有“卫生填埋”、“高温堆肥”和“焚烧发电”三种主要方法,各有优劣。
卫生填埋法是建设投资相对较低、最直接的种方式,但缺点也很多:占地大,选址难,其二次污染源如果处理不当,对水体和土壤的污染十分严重。此外,“卫生填埋”运营成本很高,被
些人讽刺为用“钱”填埋。
高温堆肥法是垃圾资源化的一个较好的方式,可以产生有机肥。但许多不可分解的成分,会给农田造成二次污染。如引进国外的先进技术和设备,一次性投资又很大,同时还有一个是否符合国情的问题。
焚烧发电法占地面积小,处理时间短,不存在对水体污染的问题,还可产生热能和电能。不过投资太大,运行费用也很高,灰渣的处理费也高;此外由于焚化炉作业率低,不适合我国垃圾的特点,况且排放的空气中还测出“二恶英”。
有人计算过,我国城市每年因垃圾造成的损失约1000亿～1200亿元,而城市垃圾本可创造8000亿元的财富。
专家指出,从长远看,分类利用是垃圾处理最终出路。当然,垃圾分类在人力上并不是问题:1988年开始,有大量的拾荒人口进入北京,开始捡垃圾和收废品。20年之后,北京和其他城市一样已经拥有一支庞大的“民间垃圾分类队伍”。
不过,他们的问题是劳动保护不够、职业尊严未受重视、尚未成立行业协会。1996年开始,北京、上海、南京等城市开始推广垃圾分类,但由于政府重视不够,进展缓慢。此后,为了达到奥运会的相关环境目标,不少地方加快了垃圾分类的工作,北京开始在
些小区推广垃圾分类,尝试准备“以点带面”。
2008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由天津“百利阳光”公司自主研发的全国首套生活垃圾精分选处理系统,在奥运场馆的垃圾综合处理工程中第一次得到运用。此后,这家公司的产品在北京、天津、上海、福建、四川等多个垃圾综合处理工程都得到了运用。
垃圾产业向来不是国内大型企业感兴趣的投资项目,但一些自主创新的中小企业,倒是在垃圾处理领域取得了不少成绩。
无锡“长江机电”公司研发的城市生活垃圾水分类处理系统设备,已分别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固体废弃物处理中心和江苏省沭阳生活垃圾处理中心使用近2年和1年。
2009年底,一座全新的生活垃圾无害化处理厂在上海金山工业区内建成投产。这座工厂“吃”掉的是城市生活垃圾,产出的是油、气、碳三种形态的再生能源,整个过程不释放任何污染物质。
不过单靠少数企业的先进技术,相对于国内每日巨大的垃圾产量,还是显得杯水车薪。
公益与市场之辩
中国是个垃圾生产大国,目前由于消费增长,加上消费品的包装日渐繁复,垃圾量正以每年8%到10%的速度增长。仅一个北京市,年产生活垃圾就达1,8万吨,每吨垃圾从中转站运至堆放场至少得花100元运输费,一年就是]8亿元,这还不包括垃圾无害化处理的费用。
尽管“变废为宝”是国民共识,但产业化之路却充满荆棘。
武汉光谷曾拟建一座垃圾焚烧发电厂,但市人大代表周敬宣等7名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认为,以现有技术水平,该厂不可避免地将对光谷地区环境造成污染。多次据理力争、激烈争论,终于使这座业已立项的垃圾焚烧发电厂搁浅。
甚至,垃圾处理的产业化本身也遇到了障碍。去年,北京干脆放弃垃圾处理产业化进程,将其明确为公益事业。
北京市政市容委高级工程师王维平介绍,10多年来垃圾处理产业化之所以不能令人满意,首先在利益上有分歧,对垃圾处理的收费未能达成一致。商家当然希望处理费越高越好,政府不同意。在建设过程中,因出资方资金链出现问题,导致工期延迟。
国内不少地区都对城市生活垃圾集中后的处理进行了一些产业化的尝试,但是,贯穿垃圾生产、收集、分拣、处理全过程的市场化的产业链一直没有形成,一套关于城市生活垃圾处理的有效的市场运行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
不过,武汉市青山区高级工程师彭树万认为,垃圾要想“变废为宝”,最终还是必须按产业化、市场化模式运行。
在他看来,如果利用开发商投资,采用BOT方式,如锅顶山垃圾焚烧发电厂模式也是可取的。但应建在远郊区、应是在线检测排放的尾气中“二恶英”的含量达标并得到有效的控制。
“应把垃圾处理作为新兴产业来扶持和培育。”彭树万说,“应该规范垃圾处理建设项目和营运市场,建立和完善多元化投资体系,实现营运主体产业化、运行主体市场化。当然,改革现行管理体制,实现政企分离是首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