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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光远先生是一位著名的学者，他从事理论研究工作有60年，其研究范围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哲学、社会科学、教育和文化等许多方面，出版专著、译著多部。让人难以想象的是，他还是一位对酒极有研究的专家，不久前，我专程去于宅拜访他，得以聆听他的一番高论。
“酒啦”
“酒啦”，是于先生对自己与酒的态度的自谓，“酒啦，就是酒的啦啦队队员的意思。1987年，我率先在中国提出使用‘酒文化’这个词，为的是发展中国酒的事业。广义的文化中也应包括酒文化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有影响，因此我的确是做了一番提倡的工作，也算个‘发起者’吧！”
于先生说：“酒到微醺，精神上有可能感到轻松自由。不少人嗜酒为此。我不喝酒就可达到那样的境界，这样酒对我就没有那样的意义了。不久前我发出宣言，到了耄耋之年‘何不偷闲学散仙’，似乎也不必憧憬‘住世为酒人，出世为酒仙’。自知摆脱不尽书卷气，没有‘吾高阳酒徒也’的气概。写了几十篇关于酒的文章，就有人以为我是酒学‘专家’。这是误解。我对酒学，只是‘望家’。我站在酒学的门外，向门里望了一下，也可能望了几下，望见门里的一点情景，也有了些感想，由于自己总算还会写字和造句，于是把自己望了几望后的感想写下来，而且对酒居然一下子写出这么多。可是即使写了这么多，我还是个门外汉。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关于酒的文章，我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好玩’。一个人难道一定要做有重大意义的事，而不能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吗？
“在‘酒学’这个领域，我独出心裁，把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有关喝酒的文字全都摘了下来，准备出一本‘于光远评注’这些文字的小册子。在这个很狭小的领域中，要说我是个专家也许还可以。我国有许多酒学专家，而我只是对酒这个领域从门外开始张望，望到一些，就发表议论，以望家身分发表议论。我不想成为专家，也就不怕尽说些外行话，不怕别人称我为‘妄加议论’。”
在谈到饮酒的作用与理由时，于先生说：“本来有亲热的人际关系，喝酒可以增加彼此亲热的程度。这是很自然的事。本来彼此有些别扭、有些疙瘩，喝酒可以使关系融洽起来。酒在这里又起了润滑剂的作用。至于本来胆子不大的人，喝了些酒，常常显得豪壮起来，特别在有人用话激他时，常常会变胆小为胆大，酒在这里又起了增勇剂的作用。”
“当然酒也可以起麻醉剂的作用，用酒来麻醉自己暂时忘掉痛苦。我曾不赞成把这一条过分夸大，但我无意完全否定它。”
“中国人喝酒，总不愿直截了当表现自己想喝，而总是要找理由，‘师出有名’。为了给自己喝酒找理由，最常用的办法是先向别人敬酒。敬酒者通常自己先把自己杯中酒喝下去，表示自己的诚意，在自己达到喝酒的目的后，别人喝了没有、喝多喝少、杯子里的酒干了没有，对他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喝罚酒，喝酒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喝酒要有喝酒的‘理由’，喜事、丧事都是喝酒的理由。”
我问于先生：“您认为在餐桌上，酒是主角还是配角？”先生沉思了一下说：“这个问题，似乎不好简单地回答。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餐桌上酒是配角，主角是饭菜。这时人们在餐桌的‘中心任务’是吃饱吃好，酒只起辅助作用。”
“但是有时候，酒是主角，菜肴是配角，孔乙己去咸亨酒店要了一碟茴香豆，他去那儿的中心任务是喝酒，这茴香豆是下酒物。也有这样一种场合，许多人围在一张桌子上，主要是为了喝酒，这顿饭花的时间也主要用在喝酒上，馔肴只是下酒物。”
“我在这里还不说以品酒为目的的聚会。在这种场合，酒当然是主角。”
于先生说：“现在到书店很容易买到‘食谱’，恐怕买不到‘酒谱’。家庭中几乎没有酿酒的，最多买一包酒曲回来做一点‘江米酒’。我家就常常制作这种江米酒。酒谱我想是不会有多少读者的。当然也可以设想这样的书的读者是酒业人员。我想众多的酒业人员会买一本回来看看，制作技术保密，因此，很难收集齐全。一部价值高的酒谱也就编不出来。因此我不想提出编辑这样的酒谱的主张。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能够出这样一部书，即使内容不理想，也会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进行这个工作也会是一件有意义的文化工作。如有人热心此事，不以赢利为目的，把这样一部《酒谱》编出来，我是一定会向他致敬的。”
当今，养生与保健是很时髦的，一些厂家还结合这一浪潮推出了“保健酒”“养生酒”“药酒”。我请于先生对此发表高见，谈谈他的看法。
先生说：“我总觉得‘保健酒’这个概念从科学上说未必能站得住。因为就一般的体质来说，适量喝一点酒对于身体有好处，这一点并不是只有某些归入保健酒这一类酒的功用。如果说只有这类保健酒才有利于保健，其他的酒一律都归入不利于健康的范围，都是与实际不符的。
“中国古代似乎没有保健酒的说法。我小时候只知道有‘补酒’。‘补’这个字在中医里用得很普遍。补血、补肾、补肺、补气……整个身体或者身体哪一部分亏了、虚了、弱了，就用食物药物去滋补补养。在食物或药物中就有补酒这种东西。‘补’的含义虽然也很宽广，但它毕竟比‘保健’的含义要狭。说某一些酒是补酒，只意味其他的酒不起滋补作用，打击面比较小。如果说只有某一些酒是保健酒，就意味其他的酒不保健，打击面就宽了。因此保健酒这个概念，似不可取。
“至于药酒这个概念，它与补酒不同的地方是，每种药酒都有比较确定的具体的治疗范围。《本草纲目》中列入的药酒有79种之多，每种都有它的针对性。因此把药酒视作酒的一种在科学上是完全站得住的，如果把身体虚弱也算是一种病，补酒则可以视作药的一类。补酒如果以《本草纲目》所列79种药酒浸泡制成的，我赞成使用药酒这个概念，并且希望在医学界药物学界的专家和专门机构的指导下发展药酒生产和使用。”
“当然‘药’这个字也可以有极宽广的含义。一切有益于人本身的东西，只要不是食品也可以视作为药。《汉书·食货志》上有酒是‘百药之长’的说法，即在药中酒是老大哥。不过这样使用药这个概念并不普遍，可以不去管它。今天人们不会认为一切酒都是药酒。当然今天人们不会说一切酒都是保健酒，但是我总觉得还是不用保健酒这个名称为宜。”
谈到自家的酒量、酒事及酒趣时，于先生说：“在餐桌上我经常讲：1.我不知道自己的酒量有多大；2.在酒量上我不知道谁是我的对手；3.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醉后是什么样子。这话是真的，因为我喝酒从来适可而止，没有对自己做过‘破坏性实验’。”
“我的经验，决不让自己真的醉了。我想：醉了，身体不会舒服。醉过的人证实了我的这种说法。”
于先生回忆说：“那是在1934年暑假，我去杭州郊区‘做农村工作’。一天我从杭州徒步走到萧山，走在萧山的街上绍兴酒的香味扑鼻。很长一段路，走到哪里，酒香跟到哪里。”
“那次我只走到萧山就掉头回杭州。当时心想，如果走在绍兴的街上，酒香一定更浓。”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多次去萧山和绍兴，却都没有在街上再闻到这么浓的酒香。这肯定不是我鼻子的问题。直到现在，我的五官中鼻子还是好好的。我的嗅觉照样灵敏，但是再也没有1934年那种闻到酒香的经历。”
“1951年《学习》杂志创刊两周年，我们邀请了一些作者在金鱼胡同东安市场楼上的‘森隆’一起聚会。大家很高兴，酒就喝得多了些。结果廖沫沙、林子力和田家英三个人完全醉了。一个呼呼大睡，怎么也叫不醒；一个呕吐；还有一个不断地拍着胸脯，说：‘我是英雄，女人算什么！’胡绳醉意也很明显，一会儿站起来发表一通‘演说’之后坐下，一会儿站起来又演说一通，多次这么重复。我在一旁观察这些人的醉态，也觉得挺有趣。”
“那次我自己也喝了不少。我喝了7杯高脚杯威士忌，不能算少，但没有一点醉意。因此我认为自己还是有酒量的。”
“小时候，我妈妈生弟弟妹妹坐月子的时候，家乡习惯产妇要吃核桃肉煮黄酒再加红糖。我一看核桃肉和红糖都是好吃的东西，于是就偷产妇的补养品吃。这酒的确好吃，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最早吃过的酒，也是最好吃的酒。我偷吃了酒之后，有时妈妈发现酒少了，我就主动坦白自己的这种行为。妈妈对我实行‘坦白从宽’的政策，未加责备。我偷吃酒也有节制，偷吃得不多，绝大部分还都留给妈妈吃。妈妈说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回忆儿时，于老沉醉在美好的往事中，不知是想起了慈爱的母亲，想起了儿时的顽皮，还是忆起了那酒香……我不愿打扰他，让老人多一些幸福的回忆吧！
“酒啦”
“酒啦”，是于先生对自己与酒的态度的自谓，“酒啦，就是酒的啦啦队队员的意思。1987年，我率先在中国提出使用‘酒文化’这个词，为的是发展中国酒的事业。广义的文化中也应包括酒文化的发展，这在一定程度上对我国的经济建设以及人民生活有影响，因此我的确是做了一番提倡的工作，也算个‘发起者’吧！”
于先生说：“酒到微醺，精神上有可能感到轻松自由。不少人嗜酒为此。我不喝酒就可达到那样的境界，这样酒对我就没有那样的意义了。不久前我发出宣言，到了耄耋之年‘何不偷闲学散仙’，似乎也不必憧憬‘住世为酒人，出世为酒仙’。自知摆脱不尽书卷气，没有‘吾高阳酒徒也’的气概。写了几十篇关于酒的文章，就有人以为我是酒学‘专家’。这是误解。我对酒学，只是‘望家’。我站在酒学的门外，向门里望了一下，也可能望了几下，望见门里的一点情景，也有了些感想，由于自己总算还会写字和造句，于是把自己望了几望后的感想写下来，而且对酒居然一下子写出这么多。可是即使写了这么多，我还是个门外汉。有人问我为什么写这么多关于酒的文章，我回答很简单，就是为了‘好玩’。一个人难道一定要做有重大意义的事，而不能做一些好玩的事情吗？
“在‘酒学’这个领域，我独出心裁，把马克思恩格斯书信中有关喝酒的文字全都摘了下来，准备出一本‘于光远评注’这些文字的小册子。在这个很狭小的领域中，要说我是个专家也许还可以。我国有许多酒学专家，而我只是对酒这个领域从门外开始张望，望到一些，就发表议论，以望家身分发表议论。我不想成为专家，也就不怕尽说些外行话，不怕别人称我为‘妄加议论’。”
在谈到饮酒的作用与理由时，于先生说：“本来有亲热的人际关系，喝酒可以增加彼此亲热的程度。这是很自然的事。本来彼此有些别扭、有些疙瘩，喝酒可以使关系融洽起来。酒在这里又起了润滑剂的作用。至于本来胆子不大的人，喝了些酒，常常显得豪壮起来，特别在有人用话激他时，常常会变胆小为胆大，酒在这里又起了增勇剂的作用。”
“当然酒也可以起麻醉剂的作用，用酒来麻醉自己暂时忘掉痛苦。我曾不赞成把这一条过分夸大，但我无意完全否定它。”
“中国人喝酒，总不愿直截了当表现自己想喝，而总是要找理由，‘师出有名’。为了给自己喝酒找理由，最常用的办法是先向别人敬酒。敬酒者通常自己先把自己杯中酒喝下去，表示自己的诚意，在自己达到喝酒的目的后，别人喝了没有、喝多喝少、杯子里的酒干了没有，对他来说就不那么重要了。喝罚酒，喝酒的理由就更充分了。喝酒要有喝酒的‘理由’，喜事、丧事都是喝酒的理由。”
我问于先生：“您认为在餐桌上，酒是主角还是配角？”先生沉思了一下说：“这个问题，似乎不好简单地回答。在大多数情况下，在餐桌上酒是配角，主角是饭菜。这时人们在餐桌的‘中心任务’是吃饱吃好，酒只起辅助作用。”
“但是有时候，酒是主角，菜肴是配角，孔乙己去咸亨酒店要了一碟茴香豆，他去那儿的中心任务是喝酒，这茴香豆是下酒物。也有这样一种场合，许多人围在一张桌子上，主要是为了喝酒，这顿饭花的时间也主要用在喝酒上，馔肴只是下酒物。”
“我在这里还不说以品酒为目的的聚会。在这种场合，酒当然是主角。”
于先生说：“现在到书店很容易买到‘食谱’，恐怕买不到‘酒谱’。家庭中几乎没有酿酒的，最多买一包酒曲回来做一点‘江米酒’。我家就常常制作这种江米酒。酒谱我想是不会有多少读者的。当然也可以设想这样的书的读者是酒业人员。我想众多的酒业人员会买一本回来看看，制作技术保密，因此，很难收集齐全。一部价值高的酒谱也就编不出来。因此我不想提出编辑这样的酒谱的主张。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能够出这样一部书，即使内容不理想，也会是一部有价值的著作。进行这个工作也会是一件有意义的文化工作。如有人热心此事，不以赢利为目的，把这样一部《酒谱》编出来，我是一定会向他致敬的。”
当今，养生与保健是很时髦的，一些厂家还结合这一浪潮推出了“保健酒”“养生酒”“药酒”。我请于先生对此发表高见，谈谈他的看法。
先生说：“我总觉得‘保健酒’这个概念从科学上说未必能站得住。因为就一般的体质来说，适量喝一点酒对于身体有好处，这一点并不是只有某些归入保健酒这一类酒的功用。如果说只有这类保健酒才有利于保健，其他的酒一律都归入不利于健康的范围，都是与实际不符的。
“中国古代似乎没有保健酒的说法。我小时候只知道有‘补酒’。‘补’这个字在中医里用得很普遍。补血、补肾、补肺、补气……整个身体或者身体哪一部分亏了、虚了、弱了，就用食物药物去滋补补养。在食物或药物中就有补酒这种东西。‘补’的含义虽然也很宽广，但它毕竟比‘保健’的含义要狭。说某一些酒是补酒，只意味其他的酒不起滋补作用，打击面比较小。如果说只有某一些酒是保健酒，就意味其他的酒不保健，打击面就宽了。因此保健酒这个概念，似不可取。
“至于药酒这个概念，它与补酒不同的地方是，每种药酒都有比较确定的具体的治疗范围。《本草纲目》中列入的药酒有79种之多，每种都有它的针对性。因此把药酒视作酒的一种在科学上是完全站得住的，如果把身体虚弱也算是一种病，补酒则可以视作药的一类。补酒如果以《本草纲目》所列79种药酒浸泡制成的，我赞成使用药酒这个概念，并且希望在医学界药物学界的专家和专门机构的指导下发展药酒生产和使用。”
“当然‘药’这个字也可以有极宽广的含义。一切有益于人本身的东西，只要不是食品也可以视作为药。《汉书·食货志》上有酒是‘百药之长’的说法，即在药中酒是老大哥。不过这样使用药这个概念并不普遍，可以不去管它。今天人们不会认为一切酒都是药酒。当然今天人们不会说一切酒都是保健酒，但是我总觉得还是不用保健酒这个名称为宜。”
谈到自家的酒量、酒事及酒趣时，于先生说：“在餐桌上我经常讲：1.我不知道自己的酒量有多大；2.在酒量上我不知道谁是我的对手；3.当然我也不知道自己醉后是什么样子。这话是真的，因为我喝酒从来适可而止，没有对自己做过‘破坏性实验’。”
“我的经验，决不让自己真的醉了。我想：醉了，身体不会舒服。醉过的人证实了我的这种说法。”
于先生回忆说：“那是在1934年暑假，我去杭州郊区‘做农村工作’。一天我从杭州徒步走到萧山，走在萧山的街上绍兴酒的香味扑鼻。很长一段路，走到哪里，酒香跟到哪里。”
“那次我只走到萧山就掉头回杭州。当时心想，如果走在绍兴的街上，酒香一定更浓。”
“不知道为什么，后来多次去萧山和绍兴，却都没有在街上再闻到这么浓的酒香。这肯定不是我鼻子的问题。直到现在，我的五官中鼻子还是好好的。我的嗅觉照样灵敏，但是再也没有1934年那种闻到酒香的经历。”
“1951年《学习》杂志创刊两周年，我们邀请了一些作者在金鱼胡同东安市场楼上的‘森隆’一起聚会。大家很高兴，酒就喝得多了些。结果廖沫沙、林子力和田家英三个人完全醉了。一个呼呼大睡，怎么也叫不醒；一个呕吐；还有一个不断地拍着胸脯，说：‘我是英雄，女人算什么！’胡绳醉意也很明显，一会儿站起来发表一通‘演说’之后坐下，一会儿站起来又演说一通，多次这么重复。我在一旁观察这些人的醉态，也觉得挺有趣。”
“那次我自己也喝了不少。我喝了7杯高脚杯威士忌，不能算少，但没有一点醉意。因此我认为自己还是有酒量的。”
“小时候，我妈妈生弟弟妹妹坐月子的时候，家乡习惯产妇要吃核桃肉煮黄酒再加红糖。我一看核桃肉和红糖都是好吃的东西，于是就偷产妇的补养品吃。这酒的确好吃，在我的记忆中这是我最早吃过的酒，也是最好吃的酒。我偷吃了酒之后，有时妈妈发现酒少了，我就主动坦白自己的这种行为。妈妈对我实行‘坦白从宽’的政策，未加责备。我偷吃酒也有节制，偷吃得不多，绝大部分还都留给妈妈吃。妈妈说我还是一个懂事的好孩子……”
回忆儿时，于老沉醉在美好的往事中，不知是想起了慈爱的母亲，想起了儿时的顽皮，还是忆起了那酒香……我不愿打扰他，让老人多一些幸福的回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