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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入与支出之差，衡量着一座城市对人才的吸引力，在其支配之下，二线城市正从人口流动的中继器转变为目的地
人与城市，中间用一个账本连在一起。收入与支出，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个人的账本上。两者之间的差值，就是这座城市对每个人的吸引力，差值越大，吸引力越高，差值越小，吸引力越低。当某个人的账本上，收入与支出的差值小到了一定程度，这个人与城市的联系就可能断掉，在理性支配下换一座差值更大的城市，重新建立联系。
以上便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眼中，人与城市关系的互动方式。
收入与支出并不限于金钱，两者之间的差值就是衡量一座城市吸引力大小的标尺。而目前各个城市给出的人才优惠政策，无疑是在减号的左端下力气——“缩减成本”。
而事实上，各个城市出手争夺之前，人才流动一直都在进行着，流动的方向已在发生变化。城市间用于争夺人才的种种优惠，仅是一股加速改变的力量。
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
最先用脚投票、重新选择城市的是年轻人。
原因并不难理解。
“工作时间越长，在现有城市积累的资源和人脉越多，更换城市的成本越大。”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李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当他们在一座城市生活了10年，离开的概率就会微乎其微。
老家山西的李晓（化名），工作两年半后，就在收入与支出账本的支配下，离开北京，调到了公司在长沙的分支机构。
离京的决定，是在李晓发现利弊已严重失衡——收入在房价面前已经杯水车薪，户口将带来子女入学难题……于是，2017年4月，他接受了去长沙的岗位调动。
智联招聘曾于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进行全国毕业生调查，分别回收样本8.9万份和9.3万份。这两年的调查发现，在毕业生就业意向城市中，二线城市都要超过一线城市，更能吸引求职者。
2016年的調查显示，希望到新一线城市就业的应届毕业生占总数的38.3%，比希望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高出9.7%;2017年的调查则显示，希望到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仍比一线城市高出7.6%。
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更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趋势——新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确实在上升，而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则在下降。
其调查显示：2016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有23%的人在新一线城市就业，高于2015届毕业生1%;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为24%，比2015届下降了2%。
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2016年、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为749万、765万、795万人。鉴于高校毕业生的庞大基数，他们对新一线城市的偏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用脚投票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给企业带来别样的焦虑。
深圳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的员工，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六七岁。近日，大疆创新CEO汪滔在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会议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不少年轻员工开始在家乡省会等二线城市购房置业。一旦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部分人会选择回家而不是留在深圳。”
出现这种情况的，也并非大疆一家企业，深圳市政协物流业调研组发布报告称：根据样本企业数据，员工流失率从2011年12.3%，已经逐年增加到2016年14.1%。
从“中继器”到“目的地”
对李晓来说，他的选择只是个人行为，而当更多人作出类似选择时，就会让这种现象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最近已经有统计发现，不论学历如何，人口迁移开始出现普遍分散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民间智库智谷趋势高级研究院史哲在统计了国内人口排名前100位的城市人口增长趋势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口迁移已经开始分散化。
也就是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李晓这样的人，他们不再把北上广深作为自己最终落脚的城市。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信息，史哲统计了100座城市最近几年的人口变动，从中发现了一些“信号”。
从2009～2014年的5年间，全国大陆人口增长3308万，有13个城市人口净增超过100万，人口增加的城市集中在少数一线、区域中心城市。
相较之下，2011～2016年的5年间，全国大陆总人口增加更多，为3536万，但人口增长量超过100万的城市却只有5个，即北京、广州、深圳三个一线城市和重庆、天津。
即是说，2011年之后，人口涌入少数几个大城市的趋势在减缓，人口迁移开始分散化。
那么，这些人口都分散到了哪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咏笑，与自己的数据分析团队“城市数据团”，将这个人口流动图大致勾勒了出来。
春节前夕，除了少数公务、旅游客流，回家仍是多数人的过节首选。基于此，王咏笑团队选择观察这个时间段的人口迁徙情况。根据腾讯的位置指数、银联消费数据，他们追踪了2016年春节期间的人口迁徙。
“腾讯位置指数综合了迁移距离，而且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和模糊，同时根据带家眷与否的推测进行了调整，比如年龄过小或者过大的孩子、老人，因为没有手机，无法显示在原始数据中，而最终的腾讯位置指数会考虑这一点。”王咏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而，指数本身的特点，最终保证了王咏笑的结论同样是针对各个年龄段迁移人口的综合分析。
王咏笑认为，这次分析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是：郑州、西安、成都、福州等新一线城市扮演了人口流动“中继器”的角色——既向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输送人口，同时又从各自省内地市吸纳人口。
这种特征同时体现在消费力上：春节七天，一线城市因流出大量人口，消费力最多下降为平时的80%;三四线城市消费力最高时，提升为平时的1.3倍;只有二线城市既有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又有向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出，消费力跟平时相当、正常波动。 她告诉本刊记者，在北京、上海限制人口流入的大背景下，这些能在春节期间保持消费力稳定的二线城市，将可能吸引大量人口，由人口流动的中继器，变成目的地。
二线城市的人才渴求
北京、上海的人口控制政策，减少了人才在这些城市生活所获的积累，因而给二线城市创造了吸引人才的条件。
陆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正在实行严格的控制人口的政策，对一些企业和人才产生了挤出效应。”
而这对二线城市的人才招揽计划而言，会是机遇。
智联招聘等机构的调查甚至显示：在就业愿望城市中，新一线城市所获的票数超过了一线城市近10%。
不過，年轻人在新一线城市的实际签约率却远低于原先的期望值，而且低于一线城市。
2016年，麦克思研究院公布了一份调查，他们对毕业生连续追踪5年发现，大学生就业半年后，对工作的满意度方面，新一线城市比一线城市低5%左右。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造成新一线城市大学生就业满意度低的首要原因就是“收入低”，而且随着就职年限的增长，两类城市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就业半年差距为998元，就业3年后，差距为1713元。此外，新一线城市的晋升机会也要少于一线城市。
在决定一座城市对人才吸引力的公式——“收入与支出差值”，收入低、晋升机会更少等，无疑降低了新一线城市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签约率。
智联招聘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受访毕业生最终签约新一线城市的比例，低于期望值5%左右，也分别低于一线城市0.5%和0.4%。
上述数据还显示：原本在新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在更换工作时，也更倾向于离开当地，去一线城市就业。例如，西安地区拥有1～2年工作经验的求职者，简历投递去向排名前3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深圳。
而在2017年春季求职季中，根据每个城市投递简历的数量，求职者们最想去的前5个城市依次是武汉、深圳、上海、北京、广州。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从2017年2月开始，武汉等二线城市，大幅降低落户门槛，提供住房补贴等优惠，试图留住年轻的毕业生们。
各个层次的人才都会流动
一座城市的人才构成像金字塔，是分层次的。而当人口真正在城市之间流动时，并非城市挑选的那部分人才会流动，其他层次人才也会被带着流动。一旦欠缺某个层次的人才，整个组织的运转就会受到影响。
对此，从英国回国创业的人工智能博士吴明（化名）感触很深。
创业伊始，出于成本考虑，同时争取政府的政策优惠，吴明带着团队在福州滨海新城的大数据产业园申请了一个创业空间。福州滨海新城的大数据产业园位于福州市区东南方，距离市区约50公里。但一段时间后，他有了撤出园区的想法。
吴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产业园没有餐饮等生活配套，且与市区间交通不便，驾车往返需交通费用100元左右。其招聘的IT技术人员不愿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尽管房租优惠，但水电费、物业费等比市区还贵。
“总之，各种成本折算之后，运营费用比市区还高。”吴明说。
因此，吴明带领的30多人的团队，至今仍在福州市区办公，只是偶尔派人到产业园看一下。据他观察，在大数据产业园入驻的几十家企业中，并没有一家真正在园区运营。
导致这个产业园难以运营的重要原因是不同层次的人才没有搭配好，严重缺乏服务业人才。
“一个城市的高端人才越多，产生的家政、餐饮等消费性服务业需求就会越多。如果把高端人才与相应的这些服务性行业人才平均到人数，概率可能就是1：1。也就是说，每增加1个高端人才，相应地需要配置1个从事一般服务业的人才。”陆铭认为，这样可以通过分工提高效率，降低高端人才餐饮等消费性服务的获取成本，增强城市吸引力。
人与城市，中间用一个账本连在一起。收入与支出，清清楚楚地写在每个人的账本上。两者之间的差值，就是这座城市对每个人的吸引力，差值越大，吸引力越高，差值越小，吸引力越低。当某个人的账本上，收入与支出的差值小到了一定程度，这个人与城市的联系就可能断掉，在理性支配下换一座差值更大的城市，重新建立联系。
以上便是上海交通大学特聘教授陆铭眼中，人与城市关系的互动方式。
收入与支出并不限于金钱，两者之间的差值就是衡量一座城市吸引力大小的标尺。而目前各个城市给出的人才优惠政策，无疑是在减号的左端下力气——“缩减成本”。
而事实上，各个城市出手争夺之前，人才流动一直都在进行着，流动的方向已在发生变化。城市间用于争夺人才的种种优惠，仅是一股加速改变的力量。
年轻人开始用脚投票
最先用脚投票、重新选择城市的是年轻人。
原因并不难理解。
“工作时间越长，在现有城市积累的资源和人脉越多，更换城市的成本越大。”智联招聘高级职业顾问李强告诉《瞭望东方周刊》。
而当他们在一座城市生活了10年，离开的概率就会微乎其微。
老家山西的李晓（化名），工作两年半后，就在收入与支出账本的支配下，离开北京，调到了公司在长沙的分支机构。
离京的决定，是在李晓发现利弊已严重失衡——收入在房价面前已经杯水车薪，户口将带来子女入学难题……于是，2017年4月，他接受了去长沙的岗位调动。
智联招聘曾于2016年、2017年连续两年进行全国毕业生调查，分别回收样本8.9万份和9.3万份。这两年的调查发现，在毕业生就业意向城市中，二线城市都要超过一线城市，更能吸引求职者。
2016年的調查显示，希望到新一线城市就业的应届毕业生占总数的38.3%，比希望到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高出9.7%;2017年的调查则显示，希望到新一线城市就业的毕业生仍比一线城市高出7.6%。
第三方教育质量评估机构麦可思研究院的调查更有力地证实了这种趋势——新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确实在上升，而一线城市的就业比例则在下降。
其调查显示：2016届毕业生毕业半年后，有23%的人在新一线城市就业，高于2015届毕业生1%;在一线城市就业的比例为24%，比2015届下降了2%。
而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数据，2015年、2016年、2017年全国高校毕业生人数分别为749万、765万、795万人。鉴于高校毕业生的庞大基数，他们对新一线城市的偏好，会成为非常重要的风向标。
用脚投票的年轻人，已经开始给企业带来别样的焦虑。
深圳无人机企业大疆创新的员工，平均年龄只有二十六七岁。近日，大疆创新CEO汪滔在当地政府部门组织的会议上，公开表达了自己的担忧：“不少年轻员工开始在家乡省会等二线城市购房置业。一旦到了成家立业的年纪，部分人会选择回家而不是留在深圳。”
出现这种情况的，也并非大疆一家企业，深圳市政协物流业调研组发布报告称：根据样本企业数据，员工流失率从2011年12.3%，已经逐年增加到2016年14.1%。
从“中继器”到“目的地”
对李晓来说，他的选择只是个人行为，而当更多人作出类似选择时，就会让这种现象具有统计学上的意义。最近已经有统计发现，不论学历如何，人口迁移开始出现普遍分散化。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博士、民间智库智谷趋势高级研究院史哲在统计了国内人口排名前100位的城市人口增长趋势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人口迁移已经开始分散化。
也就是说，开始出现越来越多李晓这样的人，他们不再把北上广深作为自己最终落脚的城市。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信息，史哲统计了100座城市最近几年的人口变动，从中发现了一些“信号”。
从2009～2014年的5年间，全国大陆人口增长3308万，有13个城市人口净增超过100万，人口增加的城市集中在少数一线、区域中心城市。
相较之下，2011～2016年的5年间，全国大陆总人口增加更多，为3536万，但人口增长量超过100万的城市却只有5个，即北京、广州、深圳三个一线城市和重庆、天津。
即是说，2011年之后，人口涌入少数几个大城市的趋势在减缓，人口迁移开始分散化。
那么，这些人口都分散到了哪儿？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硕士研究生王咏笑，与自己的数据分析团队“城市数据团”，将这个人口流动图大致勾勒了出来。
春节前夕，除了少数公务、旅游客流，回家仍是多数人的过节首选。基于此，王咏笑团队选择观察这个时间段的人口迁徙情况。根据腾讯的位置指数、银联消费数据，他们追踪了2016年春节期间的人口迁徙。
“腾讯位置指数综合了迁移距离，而且出于保护个人隐私的考虑，对原始数据进行了处理和模糊，同时根据带家眷与否的推测进行了调整，比如年龄过小或者过大的孩子、老人，因为没有手机，无法显示在原始数据中，而最终的腾讯位置指数会考虑这一点。”王咏笑对《瞭望东方周刊》说：因而，指数本身的特点，最终保证了王咏笑的结论同样是针对各个年龄段迁移人口的综合分析。
王咏笑认为，这次分析中一个很有意思的发现是：郑州、西安、成都、福州等新一线城市扮演了人口流动“中继器”的角色——既向北上广深四个一线城市输送人口，同时又从各自省内地市吸纳人口。
这种特征同时体现在消费力上：春节七天，一线城市因流出大量人口，消费力最多下降为平时的80%;三四线城市消费力最高时，提升为平时的1.3倍;只有二线城市既有一线城市的人口流入，又有向三四线城市的人口流出，消费力跟平时相当、正常波动。 她告诉本刊记者，在北京、上海限制人口流入的大背景下，这些能在春节期间保持消费力稳定的二线城市，将可能吸引大量人口，由人口流动的中继器，变成目的地。
二线城市的人才渴求
北京、上海的人口控制政策，减少了人才在这些城市生活所获的积累，因而给二线城市创造了吸引人才的条件。
陆铭告诉《瞭望东方周刊》：“目前，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正在实行严格的控制人口的政策，对一些企业和人才产生了挤出效应。”
而这对二线城市的人才招揽计划而言，会是机遇。
智联招聘等机构的调查甚至显示：在就业愿望城市中，新一线城市所获的票数超过了一线城市近10%。
不過，年轻人在新一线城市的实际签约率却远低于原先的期望值，而且低于一线城市。
2016年，麦克思研究院公布了一份调查，他们对毕业生连续追踪5年发现，大学生就业半年后，对工作的满意度方面，新一线城市比一线城市低5%左右。
进一步的分析发现，造成新一线城市大学生就业满意度低的首要原因就是“收入低”，而且随着就职年限的增长，两类城市的收入差距在不断拉大：就业半年差距为998元，就业3年后，差距为1713元。此外，新一线城市的晋升机会也要少于一线城市。
在决定一座城市对人才吸引力的公式——“收入与支出差值”，收入低、晋升机会更少等，无疑降低了新一线城市毕业生的初次就业签约率。
智联招聘提供给《瞭望东方周刊》的数据显示：2016年和2017年，受访毕业生最终签约新一线城市的比例，低于期望值5%左右，也分别低于一线城市0.5%和0.4%。
上述数据还显示：原本在新一线城市工作的白领在更换工作时，也更倾向于离开当地，去一线城市就业。例如，西安地区拥有1～2年工作经验的求职者，简历投递去向排名前3位的城市分别是：北京、上海和深圳。
而在2017年春季求职季中，根据每个城市投递简历的数量，求职者们最想去的前5个城市依次是武汉、深圳、上海、北京、广州。
正是在这种背景之下，从2017年2月开始，武汉等二线城市，大幅降低落户门槛，提供住房补贴等优惠，试图留住年轻的毕业生们。
各个层次的人才都会流动
一座城市的人才构成像金字塔，是分层次的。而当人口真正在城市之间流动时，并非城市挑选的那部分人才会流动，其他层次人才也会被带着流动。一旦欠缺某个层次的人才，整个组织的运转就会受到影响。
对此，从英国回国创业的人工智能博士吴明（化名）感触很深。
创业伊始，出于成本考虑，同时争取政府的政策优惠，吴明带着团队在福州滨海新城的大数据产业园申请了一个创业空间。福州滨海新城的大数据产业园位于福州市区东南方，距离市区约50公里。但一段时间后，他有了撤出园区的想法。
吴明告诉《瞭望东方周刊》，产业园没有餐饮等生活配套，且与市区间交通不便，驾车往返需交通费用100元左右。其招聘的IT技术人员不愿在这种环境中工作。尽管房租优惠，但水电费、物业费等比市区还贵。
“总之，各种成本折算之后，运营费用比市区还高。”吴明说。
因此，吴明带领的30多人的团队，至今仍在福州市区办公，只是偶尔派人到产业园看一下。据他观察，在大数据产业园入驻的几十家企业中，并没有一家真正在园区运营。
导致这个产业园难以运营的重要原因是不同层次的人才没有搭配好，严重缺乏服务业人才。
“一个城市的高端人才越多，产生的家政、餐饮等消费性服务业需求就会越多。如果把高端人才与相应的这些服务性行业人才平均到人数，概率可能就是1：1。也就是说，每增加1个高端人才，相应地需要配置1个从事一般服务业的人才。”陆铭认为，这样可以通过分工提高效率，降低高端人才餐饮等消费性服务的获取成本，增强城市吸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