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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纵观现代社会，法律，是一个国家或者民族赖以维持其社会秩序、保障人权和公民权利的有力武器，是构筑一个强盛伟大的法治国家所不可或缺的重要基石。如何让法治的苗芽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孕育出丰硕的果实，如何让我们的法治火炬代代相传、生生不息，这个艰巨的重担自然而然就落在了我们的法学教育的身上。
关键词 法学教育 保险制度 法律
作者简介：周卓斌，南开大学。
中图分类号：G63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4-206-02
追根溯源，我们把目光再次定格在20世纪前期的美国，期望从那里汲取些精华。19世纪初期，想做律师的年轻男性必须先从当学徒开始，比如在律师办公室里担任办事员，而那个时候的法学院太过于严谨，远远不能满足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哈佛大学第一位法学院院长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兰德尔从1870年开始进行法学教育改革。他将法学看成是一门科学，需要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教授。他首创性地发明了“案例教学法”，也就是说学生们上课时不是机械地听老师讲授，而是要认真阅读已经归类好的案例，并从中提炼出法律原则，老师的提问和学生的回答都要围绕这些案例展开，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这种苏格拉底问答式的教学方法逐渐在全美被广泛接受，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打造出比较精细的法律头脑。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兰德尔那样相信法律是一门“科学”，而学习法律的原则，就得从训练法律科学的原则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兰德尔的教学方法，他的教学技巧和课程的安排方式被包装成一种高超的训练技术，其目的就在于教导学生们如何“像一个律师一样去思考”。这就意味着学生们必须娴熟于法学院的那套心智运动，以及掌握辩论的高明技巧。
兰德尔的法学教育模式推动了美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大量的法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法学院还开设夜间课程。夜校的出现为没有机会参加日间学习的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在工作之余参加法律学习，以此来提升自己的价值，期望跻身律师界，或者获得更加体面的工作。当时的芝加哥约翰马歇尔法学院的院长爱德华·李是夜校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认为夜校的学生们或许不如日间学习的人聪明，但是他们热情、有活力而且坚持不懈，可以弥补他们才智上的不足，而且他认为法学教育并不是为了训练天才，而是教授实际的法律技术。在李的大力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夜校为美国培养了大批的法律执业者，他们中不乏佼佼者。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法律执业者涌入法律界，引起了律师组织及司法各界的担忧，他们担忧律师数量的增加使得律师界鱼龙混杂，会导致整个律师队伍质量的下降。于是，他们想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即只有具有大专文凭的人，才能进入法学院。随后，他们制定出更加严格的规范，比如增设难度极大的“律师职业考试”，将律师及各种司法类职业的门槛提高，剔除所谓的“乌合之众”，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保证法律执业者的质量和水平。
这就是20世纪前期美国法学教育的缩影，在不断的变革与激烈的论证之中前进和完善，宽容而不缺才华，庄重而不失活力，严格而不乏创造，为美国的法治建设和法治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伴随着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法学人才成熟起来，他们从前辈的手中接过传递着民主与法治的接力棒，将法治的光辉散播在美利坚的每一寸土地上，并引领世界法治建设的潮流，为整个人类的民主与自由贡献力量。
作为一个封建传统极为浓厚的东方大国，我国自古以来就严重缺乏法治理念，法律仅仅作为封建统治者管理民众，为其统治服务的政治工具而已。随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西方的法律和法治理念随之传入到中华大地，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之下，统治者无奈地接受了西方的法律，开始作秀般地推动中国的法律制度的改革。无论种种的改革措施目的为何、效果如何，法治理念总算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建设才开始逐渐起步，但毕竟没有经历过法治发展的必须历程，没有雄厚的法治传统作保障，从西方全盘照搬过来的法律体制始终是水土不服。而作为培养现代法律人才的中国法学教育，相比之下不免会有些邯郸学步之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法学院也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士，其中当然不乏佼佼者，他们是中国法学教育的中流砥柱，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法治传承呕心沥血，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希望。可是，还有多少所谓的法律人士至今无所作为，打着法律的旗号做与法律毫无关系的事情，甚至与法律相违背的事情。中国的法学院林立，可又有多少法学院能真正秉着传承法治传统，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理念去办学？过低的就学门槛，虽然扩大了法律学习者群体，但毫无疑问降低了法律从业人士的质量，甚至成了无所事事者逃避现实的庇护所。法律，一个原本理应神圣而庄严的词汇，却蜕变成了多少社会蠹虫的救命稻草。神圣庄严的法律殿堂俨然成了救济无业游民的收容所。霎时间，所谓的法律职业群体鱼目混杂、杂乱无章，哪里还有一点为了伟大的法治事业而奋斗的意味？法律的尊严何在，法治的神圣何在？我们又有何理由为我们的法学教育而不知廉耻地沾沾自喜？
是时候变革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了。我们应该从美国20世纪前期的法学教育中学习点什么了。尽管它也有不足，尽管它也不尽善尽美，但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无瑕的东西。我们的虚心、我们的虔诚应该会换回美好的回报。
首先，树立法治理念，这是我们改革法学教育，传承并发扬法治文化的根本所在。法治，她是透析人性的利剑，是传播希望的火焰，是孕育强盛的宝殿。她吟唱着正义，歌颂着自由，她应当被我们世代颂扬。法学教育如果不将法治作为根本，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灵魂，它培养出来的法律人士必将会再次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成为新时代的行尸走肉。试想，一个没有高贵神圣灵魂的人何以承担起我们法治建设的重担，又何以将法治的理念传遍中华大地，更何以完成中华民族法治振兴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应当将法治理念作为法学教育的根本指导理念，将实现民主与法治作为法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来培养我们的法律人才，振兴我们的法治事业。 其次，改善教学模式，转变教学理念。兰德尔的案例教学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毕竟，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更不是装点门面的花瓶，他们是要直接面对案件的，他们需要的是真才实学，是处理案件、维持公正的能力，他们所做出的的每一个判决都应当是客观公正，且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我们应当逐步放弃“填鸭式”死板的传授模式，改用灵活思辨的互动模式，直击案件，寓教于乐，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将法治思想深刻地灌输到每位学生的心中，为他们将来从事法律职业奠定雄厚的基础。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推动我国法治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再次，培养法学精英群体，精简法律职业队伍。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不是目的，合格的法律人才能够为我们的法治建设贡献力量才是目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学教育致力于培养能够学以致用的精英人才，使得法学教育变成精英教育，而不是鱼龙混杂的大众教育。有人会认为大众教育有利于普及法治思想，但是应该看到，普及法治思想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况且法治思想应当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法治思想的普及应当是一种长期的、观念性的根本变革，它是对整个民族的精神洗礼，而不应把法学教育作为普及大众法治思想的一种捷径。法学教育要培养的是法学精英人才，成为促进中国法学发展和法治理念传播的中流砥柱。只有法学的精英人才，才有资格和能力来捍卫法律的权威与庄严，而其他碌碌无为之人，将法学作为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救命稻草之人，是没有资格踏入法学殿堂的。如此，才能提高我们的法学教育水平，精简我们的法律职业队伍，为振兴我们的法治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高水平人才。
回顾20世纪前期美国的法学教育，那些熟悉的名字、那些为人熟知的案件、那些曾经震撼过整个法学界的思辨与论证，如今已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是，它们留给我们的丰富经验与理论实践，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它们的宝贵经验，完善我国的法学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法律人才，传播人类数以百年传承发扬的法治理念，实现我们几代法学家的崇高理想，那就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法治事业，让法治之光洒遍中华大地！
相信，经过我们几代人法律人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的法治事业一定能够最终完成，法治理想一定能够实现！这个伟大的东方国度，定能在法治之光的指引之下，再次走向繁荣、强盛！
关键词 法学教育 保险制度 法律
作者简介：周卓斌，南开大学。
中图分类号：G639.7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9-0592（2014）04-206-02
追根溯源，我们把目光再次定格在20世纪前期的美国，期望从那里汲取些精华。19世纪初期，想做律师的年轻男性必须先从当学徒开始，比如在律师办公室里担任办事员，而那个时候的法学院太过于严谨，远远不能满足对法律人才的需求。哈佛大学第一位法学院院长克里斯多夫·哥伦布·兰德尔从1870年开始进行法学教育改革。他将法学看成是一门科学，需要用一种科学的方法来教授。他首创性地发明了“案例教学法”，也就是说学生们上课时不是机械地听老师讲授，而是要认真阅读已经归类好的案例，并从中提炼出法律原则，老师的提问和学生的回答都要围绕这些案例展开，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在潜移默化之中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丰富学生的法律知识。这种苏格拉底问答式的教学方法逐渐在全美被广泛接受，认为这种方法可以打造出比较精细的法律头脑。但是，并不是每个人都像兰德尔那样相信法律是一门“科学”，而学习法律的原则，就得从训练法律科学的原则下手。随着时间的推移，兰德尔的教学方法，他的教学技巧和课程的安排方式被包装成一种高超的训练技术，其目的就在于教导学生们如何“像一个律师一样去思考”。这就意味着学生们必须娴熟于法学院的那套心智运动，以及掌握辩论的高明技巧。
兰德尔的法学教育模式推动了美国法学教育的发展，大量的法学院如雨后春笋般出现，有的法学院还开设夜间课程。夜校的出现为没有机会参加日间学习的人提供了机会，他们可以在工作之余参加法律学习，以此来提升自己的价值，期望跻身律师界，或者获得更加体面的工作。当时的芝加哥约翰马歇尔法学院的院长爱德华·李是夜校的最有力的支持者，他认为夜校的学生们或许不如日间学习的人聪明，但是他们热情、有活力而且坚持不懈，可以弥补他们才智上的不足，而且他认为法学教育并不是为了训练天才，而是教授实际的法律技术。在李的大力支持下，越来越多的夜校为美国培养了大批的法律执业者，他们中不乏佼佼者。
但是如此大规模的法律执业者涌入法律界，引起了律师组织及司法各界的担忧，他们担忧律师数量的增加使得律师界鱼龙混杂，会导致整个律师队伍质量的下降。于是，他们想出了解决此问题的方法，即只有具有大专文凭的人，才能进入法学院。随后，他们制定出更加严格的规范，比如增设难度极大的“律师职业考试”，将律师及各种司法类职业的门槛提高，剔除所谓的“乌合之众”，以维护法律的权威性，保证法律执业者的质量和水平。
这就是20世纪前期美国法学教育的缩影，在不断的变革与激烈的论证之中前进和完善，宽容而不缺才华，庄重而不失活力，严格而不乏创造，为美国的法治建设和法治理念的传播提供了强大的智力支持。伴随着法学教育的改革与发展，一批又一批的青年法学人才成熟起来，他们从前辈的手中接过传递着民主与法治的接力棒，将法治的光辉散播在美利坚的每一寸土地上，并引领世界法治建设的潮流，为整个人类的民主与自由贡献力量。
作为一个封建传统极为浓厚的东方大国，我国自古以来就严重缺乏法治理念，法律仅仅作为封建统治者管理民众，为其统治服务的政治工具而已。随后，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华帝国的大门，西方的法律和法治理念随之传入到中华大地，在内忧外患的双重危机之下，统治者无奈地接受了西方的法律，开始作秀般地推动中国的法律制度的改革。无论种种的改革措施目的为何、效果如何，法治理念总算在中华大地上产生了萌芽。直到改革开放后，中国的法治建设才开始逐渐起步，但毕竟没有经历过法治发展的必须历程，没有雄厚的法治传统作保障，从西方全盘照搬过来的法律体制始终是水土不服。而作为培养现代法律人才的中国法学教育，相比之下不免会有些邯郸学步之嫌。几十年过去了，我们的法学院也培养出了一代又一代的法律人士，其中当然不乏佼佼者，他们是中国法学教育的中流砥柱，为中国的法治建设与法治传承呕心沥血，他们是我们的骄傲也是我们的希望。可是，还有多少所谓的法律人士至今无所作为，打着法律的旗号做与法律毫无关系的事情，甚至与法律相违背的事情。中国的法学院林立，可又有多少法学院能真正秉着传承法治传统，为中国的法治建设和发展培养合格人才的理念去办学？过低的就学门槛，虽然扩大了法律学习者群体，但毫无疑问降低了法律从业人士的质量，甚至成了无所事事者逃避现实的庇护所。法律，一个原本理应神圣而庄严的词汇，却蜕变成了多少社会蠹虫的救命稻草。神圣庄严的法律殿堂俨然成了救济无业游民的收容所。霎时间，所谓的法律职业群体鱼目混杂、杂乱无章，哪里还有一点为了伟大的法治事业而奋斗的意味？法律的尊严何在，法治的神圣何在？我们又有何理由为我们的法学教育而不知廉耻地沾沾自喜？
是时候变革了！我们应该做点什么了。我们应该从美国20世纪前期的法学教育中学习点什么了。尽管它也有不足，尽管它也不尽善尽美，但世界上本就没有完美无瑕的东西。我们的虚心、我们的虔诚应该会换回美好的回报。
首先，树立法治理念，这是我们改革法学教育，传承并发扬法治文化的根本所在。法治，她是透析人性的利剑，是传播希望的火焰，是孕育强盛的宝殿。她吟唱着正义，歌颂着自由，她应当被我们世代颂扬。法学教育如果不将法治作为根本，就如同一个人丧失了灵魂，它培养出来的法律人士必将会再次沦为统治阶级的工具，成为新时代的行尸走肉。试想，一个没有高贵神圣灵魂的人何以承担起我们法治建设的重担，又何以将法治的理念传遍中华大地，更何以完成中华民族法治振兴的历史重任。因此，我们应当将法治理念作为法学教育的根本指导理念，将实现民主与法治作为法学教育的终极目标，来培养我们的法律人才，振兴我们的法治事业。 其次，改善教学模式，转变教学理念。兰德尔的案例教学模式是值得我们借鉴的，毕竟，法学教育培养出来的法律人才不是温室里的花朵，更不是装点门面的花瓶，他们是要直接面对案件的，他们需要的是真才实学，是处理案件、维持公正的能力，他们所做出的的每一个判决都应当是客观公正，且有利于促进社会公平和谐的。我们应当逐步放弃“填鸭式”死板的传授模式，改用灵活思辨的互动模式，直击案件，寓教于乐，在轻松活泼的氛围中，培养学生的法律思维，激发学生的思辨能力，将法治思想深刻地灌输到每位学生的心中，为他们将来从事法律职业奠定雄厚的基础。在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的同时，推动我国法治建设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再次，培养法学精英群体，精简法律职业队伍。培养合格的法律人才不是目的，合格的法律人才能够为我们的法治建设贡献力量才是目的。这就要求我们的法学教育致力于培养能够学以致用的精英人才，使得法学教育变成精英教育，而不是鱼龙混杂的大众教育。有人会认为大众教育有利于普及法治思想，但是应该看到，普及法治思想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况且法治思想应当根植于人们的内心深处。法治思想的普及应当是一种长期的、观念性的根本变革，它是对整个民族的精神洗礼，而不应把法学教育作为普及大众法治思想的一种捷径。法学教育要培养的是法学精英人才，成为促进中国法学发展和法治理念传播的中流砥柱。只有法学的精英人才，才有资格和能力来捍卫法律的权威与庄严，而其他碌碌无为之人，将法学作为维持最基本生存需要的救命稻草之人，是没有资格踏入法学殿堂的。如此，才能提高我们的法学教育水平，精简我们的法律职业队伍，为振兴我们的法治事业提供源源不断的高水平人才。
回顾20世纪前期美国的法学教育，那些熟悉的名字、那些为人熟知的案件、那些曾经震撼过整个法学界的思辨与论证，如今已离我们渐渐远去。但是，它们留给我们的丰富经验与理论实践，是永远也无法磨灭的宝贵财富，我们应当积极借鉴它们的宝贵经验，完善我国的法学教育，培养我们自己的法律人才，传播人类数以百年传承发扬的法治理念，实现我们几代法学家的崇高理想，那就是，振兴中华民族的法治事业，让法治之光洒遍中华大地！
相信，经过我们几代人法律人的不懈努力，中华民族的法治事业一定能够最终完成，法治理想一定能够实现！这个伟大的东方国度，定能在法治之光的指引之下，再次走向繁荣、强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