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一分为二看“刺激”
记者：有种说法是宏观调控带来了一个新型的“经济周期”，你怎么看？
刘胜军：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西方唱衰中国的时候，中国总能够绝地反击把经济再救活，我想中国还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对调控的副作用确实要重视。以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例，你不能要求它完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4万亿计划确实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4万亿计划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持反对或者批评的意见。其实是大家没有把这个问题区分开看。区分开就是讲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实现的效果，还要考虑到决策会引起的连锁反应。
记者：经济刺激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刘胜军：最大的连锁反应就是地方政府推出差不多有10万亿的刺激计划。
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体制性的问题——“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比如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包括我们上世纪90年代的银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这种情况下它做事情往往不需要考虑后果，就会导致我们的经济过冷或者过热，这是我们经济周期起伏的一个体制性的根源。
原本以为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已经解决了这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是到今天各地接二连三的万亿级别的投资计划告诉我们，这个体制性的隐患还是存在的。地方债的问题从根子上讲还是银行的配合，因为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的，这些钱都是银行的信贷。在这一轮扩张中，你看银行信贷的增量图，2009年、2010年突然爆发。再看这两年外资银行的信贷情况，贷款规模不仅没有增长，有的还在收缩，和中资银行形成了鲜明对比。
“花钱”常伴随着寻租
记者：外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说明什么问题？
刘胜军：外资银行是以风险为导向，知道在这样大的刺激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低质量项目出来。中资银行考虑问题不一样，中资银行做事情保证这件事情是“政治上正确”的，其他事情并不重要。
每一次经济刺激计划，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国企、银行而言，就是一次花钱的机会。花钱的机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腐败的机会。每一次花钱的过程，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企掌握这个资源，投资的效率和体黼损耗非常大，这里面寻租空间是巨大的。这是我们目前经济面临挑战的根源。
记者：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与经济刺激存在因果关系吗？
刘胜军：“花钱”失控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上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失控，房价再度飙升。在这种情况下，又倒逼决策层采取急刹车，例如一些高铁项目暂停、银监会开始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调控……这一轮组合拳下去，通货膨胀是下去了，但是经济也下来了。
为什么经济会下来？这就回到我们的中长期问题，中国经济是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的投资率，也就是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49%。这么高的投资率在世界经济史上都非常罕见。因为这么高的投资率，加上这一轮急刹车又是在打击投资，所以我们的经济开始下滑。
在政府投资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假设政府有10万亿，在短期内应该怎么去花这个钱。不是说修地铁、高铁不应该，而是说有没有更应该花钱的项目，如教育、医疗、养老等。
第二，任何一个事情都要考虑它的成本。例如高铁项目，如果以市场的方式去做，成本会不会更低一些？当然，我只是假设，因为没有办法去验证。但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经济转型需先打好基础
记者：我们常说“经济转型”，你认为要如何转？
刘胜军：其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2030》，对中国经济做了非常深入和全面的诊断，提出了非常可行的药方。
经济转型意味着什么？简单而言，就是两句话，从投资到消费，从制造到创新。
我们先看看从制造到创新。企业家为什么不去创新？政府手上掌握的资源太多了，政府能够控制项目的审批、控制IPO、控制很多产业的补贴、控制大量土地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更多是关系导向、资源导向或者机会导向，而不是管理和创新导向。这个问题不能怪企业家，要怪我们的市场环境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体现在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这些价格都被扭曲了，都被压低了。
比如说资金，尼古拉斯·拉迪做过一个计算，从2004年到2010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是负的。这意味着谁贷款谁占便宜，所以企业就去拼命借钱投资。此外，环境污染的成本很低，劳动力价格或者说劳动力保护的成本也被忽略了。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享有扭曲成本优势。
很多企业诉苦说汇率升值了，国外形势也不好，日子很难过。在我看来，这些日子难过的企业，十年前就应该被淘汰。因为它没什么技术含量，有的就是通过污染环境来降低成本。转型意味着优胜劣汰，这些靠污染环境、扭曲成本优势生存的企业不应该存在。
经济转型第二个问题就是从投资到消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解决“分蛋糕”的问题。我们的蛋糕越来越大，但是留给老百姓的份额却在逐年下降，这个就是扩大消费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一方面要鼓励老百姓消费，一方面把钱都拿走了，老百姓怎么去消费？所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是在未来10年经济转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推出遗产税刻不容缓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是当前的一个热点，你怎么看？
刘胜军：收入分配失衡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房价。现在白领基本上出现贫困化的趋势。一个社会要想稳定靠什么呢？要靠中产阶级。但是我们现在的趋势就是中产阶级的赤贫化或者白领的贫困化，很多中产阶级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看不起病。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的问题。 此外，解决收入分配失衡要保证两点：第一是机会公平，第二个，要保证“富不过三代”。这里所说的“富不过三代”是指这个社会结构不会固化，这样才有奋斗的动力。如果怎么奋斗都不能成为有钱人，那还奋斗干吗？怎么做到富不过三代，就是遗产税。
美国的遗产税率是45%，这样遗传3次，到后代那里已经剩不下多少。政府可以拿这个钱帮助穷人，还可以提高大家创业的积极性。我们看到美国很多企业家主动把钱捐出去，因为他知道不捐也要被收走，还不如把它捐掉。看一下我们的企业家，他们都把财产给自己子女，股份都已经转移了。这个财富是非常惊人的，这些财富如果都逃掉45%的税意味着什么？我们失去了非常好的纠正社会收入分配失衡的机制。所以说出台遗产税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行政手段难抑房价
新京报：刚才讲到房地产的问题，能深入谈一下吗？
刘胜军：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第一个原因是货币政策。中国M2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中国M2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08年到2011年全球新增M2当中，中国就占了50%，你可以想象这么多钱砸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么通货膨胀，要么资产膨胀。如果把通货膨胀压住了，这个钱去哪里？钱要去炒楼市和股票，因为它没地方去。一方面到处撒钱，一方面又说这里不能涨价，那里不能涨价，这是不符合货币经济学的常识的。
第二个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是一个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通过行政性的打压措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目前的措施导致大家陷入观望，带来的后果是房地产市场冻结，没有人去建房子了。这样一个政策只能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不可持续。然而政策一松动，需求又回来了，因为钱没有走，只是在观望，但是你房子没了，因为这两年没有新的项目。接下来房价会再次拔高，没有办法，因为钱没有地方去。我们目前解决问题都是靠硬性去压，而不是去疏导，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要管住货币，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要实现社会分配相对合理。一方面是拼命地盖房子，另一方面我们盖了房子被一些官员藏到自己怀里去了，房价能下去吗？
改革动力来自民众进步
新京报：你期待下一轮经济改革怎么改？
刘胜军：政府体制本身的改革是下一轮改革的核心，看起来是央企改革，但是我们知道，央企它不是企业，它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说很多下一轮经济改革的核心，都是一个政府自身的改革。
其实改革就是利益的重组，就是如何切蛋糕，但谁也不愿意利益受损，所以改革体制的设计就会非常复杂。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有积极的一面，改革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的障碍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在今天，中国民众的思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特别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充分开放的互联网时代，这些因素都是社会改革或者前进的积极动力。
同题问答
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刘胜军：吴敬琏。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他。因为吴敬琏是中国经济的良心，他能够抛开个人的利益。从对国家经济负责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且把这些话说出来。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刘胜军：经济的持续下行。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得期待？
刘胜军：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而且马上就可以做的就是减税。我们说每年年底财政突击花钱就超过1万亿，与其浪费不如把钱花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消费。另外一个，就是打破垄断。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刘胜军：很难说到太具体每个行业，从大的角度来讲，医疗产业的前景会非常大。
记者：有种说法是宏观调控带来了一个新型的“经济周期”，你怎么看？
刘胜军：过去的历史经验表明，西方唱衰中国的时候，中国总能够绝地反击把经济再救活，我想中国还是有这个能力。
但是对调控的副作用确实要重视。以2008年的4万亿经济刺激计划为例，你不能要求它完美。从当时的情况来看，4万亿计划确实有它的合理性，但是为什么4万亿计划会引起这么大的争议？很多主流经济学家持反对或者批评的意见。其实是大家没有把这个问题区分开看。区分开就是讲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不仅要考虑实现的效果，还要考虑到决策会引起的连锁反应。
记者：经济刺激会引起什么样的连锁反应？
刘胜军：最大的连锁反应就是地方政府推出差不多有10万亿的刺激计划。
我们知道在中国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最难解决的问题是体制性的问题——“一管就死，一放就乱”。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就是因为社会上有很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市场经济主体，比如说地方政府、国有企业，包括我们上世纪90年代的银行也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商业银行。这种情况下它做事情往往不需要考虑后果，就会导致我们的经济过冷或者过热，这是我们经济周期起伏的一个体制性的根源。
原本以为通过这么多年的改革，已经解决了这个体制性的问题，但是到今天各地接二连三的万亿级别的投资计划告诉我们，这个体制性的隐患还是存在的。地方债的问题从根子上讲还是银行的配合，因为地方政府是没有钱的，这些钱都是银行的信贷。在这一轮扩张中，你看银行信贷的增量图，2009年、2010年突然爆发。再看这两年外资银行的信贷情况，贷款规模不仅没有增长，有的还在收缩，和中资银行形成了鲜明对比。
“花钱”常伴随着寻租
记者：外资银行的信贷投放能说明什么问题？
刘胜军：外资银行是以风险为导向，知道在这样大的刺激过程中，可能会有很多低质量项目出来。中资银行考虑问题不一样，中资银行做事情保证这件事情是“政治上正确”的，其他事情并不重要。
每一次经济刺激计划，对于一些地方政府、国企、银行而言，就是一次花钱的机会。花钱的机会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腐败的机会。每一次花钱的过程，特别是地方政府和国企掌握这个资源，投资的效率和体黼损耗非常大，这里面寻租空间是巨大的。这是我们目前经济面临挑战的根源。
记者：当前经济增长放缓与经济刺激存在因果关系吗？
刘胜军：“花钱”失控的后果是什么？后果就是通货膨胀上来了，地方政府债务失控，房价再度飙升。在这种情况下，又倒逼决策层采取急刹车，例如一些高铁项目暂停、银监会开始整顿地方融资平台债务、房地产调控……这一轮组合拳下去，通货膨胀是下去了，但是经济也下来了。
为什么经济会下来？这就回到我们的中长期问题，中国经济是高度依赖投资的。中国的投资率，也就是投资占GDP的比重，在2010年达到49%。这么高的投资率在世界经济史上都非常罕见。因为这么高的投资率，加上这一轮急刹车又是在打击投资，所以我们的经济开始下滑。
在政府投资中，需要注意两个问题：第一，经济资源总是稀缺的，经济学研究的就是稀缺资源的配置问题，假设政府有10万亿，在短期内应该怎么去花这个钱。不是说修地铁、高铁不应该，而是说有没有更应该花钱的项目，如教育、医疗、养老等。
第二，任何一个事情都要考虑它的成本。例如高铁项目，如果以市场的方式去做，成本会不会更低一些？当然，我只是假设，因为没有办法去验证。但这是我们必须思考的问题。
经济转型需先打好基础
记者：我们常说“经济转型”，你认为要如何转？
刘胜军：其实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和世界银行发布的报告《中国经济2030》，对中国经济做了非常深入和全面的诊断，提出了非常可行的药方。
经济转型意味着什么？简单而言，就是两句话，从投资到消费，从制造到创新。
我们先看看从制造到创新。企业家为什么不去创新？政府手上掌握的资源太多了，政府能够控制项目的审批、控制IPO、控制很多产业的补贴、控制大量土地资源。在这种情况下，企业家更多是关系导向、资源导向或者机会导向，而不是管理和创新导向。这个问题不能怪企业家，要怪我们的市场环境出了问题。
还有一个问题是生产要素价格的扭曲。主要体现在土地、资金、劳动力、环境，这些价格都被扭曲了，都被压低了。
比如说资金，尼古拉斯·拉迪做过一个计算，从2004年到2010年中国一年期银行存款的利率减去通货膨胀率是负的。这意味着谁贷款谁占便宜，所以企业就去拼命借钱投资。此外，环境污染的成本很低，劳动力价格或者说劳动力保护的成本也被忽略了。这意味着中国企业享有扭曲成本优势。
很多企业诉苦说汇率升值了，国外形势也不好，日子很难过。在我看来，这些日子难过的企业，十年前就应该被淘汰。因为它没什么技术含量，有的就是通过污染环境来降低成本。转型意味着优胜劣汰，这些靠污染环境、扭曲成本优势生存的企业不应该存在。
经济转型第二个问题就是从投资到消费。要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先解决“分蛋糕”的问题。我们的蛋糕越来越大，但是留给老百姓的份额却在逐年下降，这个就是扩大消费面临的一个核心挑战，一方面要鼓励老百姓消费，一方面把钱都拿走了，老百姓怎么去消费？所以说收入分配改革是在未来10年经济转型中必须面对的一个重大课题。
推出遗产税刻不容缓
记者：收入分配改革是当前的一个热点，你怎么看？
刘胜军：收入分配失衡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就是房价。现在白领基本上出现贫困化的趋势。一个社会要想稳定靠什么呢？要靠中产阶级。但是我们现在的趋势就是中产阶级的赤贫化或者白领的贫困化，很多中产阶级在大城市，买不起房、结不起婚、养不起孩子、看不起病。为什么会有这个问题？其实很大一部分是房地产的问题。 此外，解决收入分配失衡要保证两点：第一是机会公平，第二个，要保证“富不过三代”。这里所说的“富不过三代”是指这个社会结构不会固化，这样才有奋斗的动力。如果怎么奋斗都不能成为有钱人，那还奋斗干吗？怎么做到富不过三代，就是遗产税。
美国的遗产税率是45%，这样遗传3次，到后代那里已经剩不下多少。政府可以拿这个钱帮助穷人，还可以提高大家创业的积极性。我们看到美国很多企业家主动把钱捐出去，因为他知道不捐也要被收走，还不如把它捐掉。看一下我们的企业家，他们都把财产给自己子女，股份都已经转移了。这个财富是非常惊人的，这些财富如果都逃掉45%的税意味着什么？我们失去了非常好的纠正社会收入分配失衡的机制。所以说出台遗产税已经是刻不容缓的事情。
行政手段难抑房价
新京报：刚才讲到房地产的问题，能深入谈一下吗？
刘胜军：中国房地产的问题是怎么产生的？第一个原因是货币政策。中国M2的增长速度是惊人的，中国M2占GDP的比重远远超过其他国家。在2008年到2011年全球新增M2当中，中国就占了50%，你可以想象这么多钱砸下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么通货膨胀，要么资产膨胀。如果把通货膨胀压住了，这个钱去哪里？钱要去炒楼市和股票，因为它没地方去。一方面到处撒钱，一方面又说这里不能涨价，那里不能涨价，这是不符合货币经济学的常识的。
第二个问题，房地产的问题是一个收入分配失衡的问题。这就意味着通过行政性的打压措施是解决不了问题的。我们目前的措施导致大家陷入观望，带来的后果是房地产市场冻结，没有人去建房子了。这样一个政策只能是临时性的，因为它不可持续。然而政策一松动，需求又回来了，因为钱没有走，只是在观望，但是你房子没了，因为这两年没有新的项目。接下来房价会再次拔高，没有办法，因为钱没有地方去。我们目前解决问题都是靠硬性去压，而不是去疏导，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只有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要管住货币，另外一个办法就是要实现社会分配相对合理。一方面是拼命地盖房子，另一方面我们盖了房子被一些官员藏到自己怀里去了，房价能下去吗？
改革动力来自民众进步
新京报：你期待下一轮经济改革怎么改？
刘胜军：政府体制本身的改革是下一轮改革的核心，看起来是央企改革，但是我们知道，央企它不是企业，它是政府的一部分，所以说很多下一轮经济改革的核心，都是一个政府自身的改革。
其实改革就是利益的重组，就是如何切蛋糕，但谁也不愿意利益受损，所以改革体制的设计就会非常复杂。
从另外一个方面来讲，我们也有积极的一面，改革到今天为止，我们主要的障碍已经不是意识形态的障碍。在今天，中国民众的思想已经有了非常大的进步，特别是我们在这样一个充分开放的互联网时代，这些因素都是社会改革或者前进的积极动力。
同题问答
新京报：中国诸多经济学家里，你最尊敬的是哪一位？
刘胜军：吴敬琏。我想很多人可能都会选择他。因为吴敬琏是中国经济的良心，他能够抛开个人的利益。从对国家经济负责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并且把这些话说出来。
新京报：2012年经济运行到现在，有没有让你觉得有意外的地方，为什么？
刘胜军：经济的持续下行。
新京报：在市场层面，你认为最近哪一项改革比较值得期待？
刘胜军：我觉得政府应该做的而且马上就可以做的就是减税。我们说每年年底财政突击花钱就超过1万亿，与其浪费不如把钱花给老百姓，让老百姓去消费。另外一个，就是打破垄断。
新京报：未来10年你认为哪一个行业具有投资前景？
刘胜军：很难说到太具体每个行业，从大的角度来讲，医疗产业的前景会非常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