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阁楼里的佛》中照片新娘的身份建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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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要:朱丽·大塚在《阁楼里的佛》中以细腻的笔触讲述了日本的照片新娘在美国社会遭受美国白人和日裔男性的双重压迫,活在被凝视的压抑生活中。但她们勇于反凝视传统意义上的社会主体,主动建构自己的主体身份。本文从“凝视”理论出发,结合米歇尔·福柯的“全景敞视建筑”理论,解读被动凝视和主动被凝视下的他者身份,分析照片新娘的反凝视行为,进一步解构种族和性别的二元对立,完成意识形态的觉醒和主体身份的建构,以拓展作品文学意义和历史意义的空间。
  关键词:《阁楼里的佛》;朱丽·大塚;照片新娘;身份建构;凝视
  1  引言
  朱丽·大塚(Julie Otsuka, 1962—)是日裔美国女作家。她出生于加利福尼亚,30岁时开始从文。大塚2002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天皇神圣》(When the Emperor was Divine, 2002),2011年出版了第二部作品《阁楼里的佛》(The Buddha in the Attic)并因此荣获了福克纳小说奖等多个奖项。小说根据第一代日本移民者的真实经历,将真实历史与文学表达结合,讲述了照片新娘漂洋过海前往美国与日裔美籍丈夫结婚的经历。照片新娘是对以照片形式确定婚姻并由此进入美国社会的女性移民群体的称呼,她们在美国面临着种族和性别歧视。小说细腻地描绘了照片新娘在美国社会遭受苦難,展现了她们寻求主体身份构建的艰难过程。
  当前国内关于这本小说的研究寥寥可数,主要从“叙事艺术”、“身份构建”等角度进行了分析,例如王佳、王晓利的《沉默中的抵抗——解读<阁楼上的佛像>中的身份构建》。关于小说中照片新娘受到的凝视与被凝视的剖析还未有人涉足。视觉是人类的生物本能,人类在看的过程中认知世界。但是,当以理性主义为特征的视觉中心主义受到质疑时,人们开始关注观看过程中将主体客体化的凝视机制。在凝视过程中,主体和他者的二元对立状态被消解,视觉领域中所包含的权力等级也被打破。本文从“凝视”理论出发,分析照片新娘在种族制度和父权制度下遭受的双重凝视,探究她们坚忍不拔以寻求身份构建的过程,由此引发读者对小说主题意义和现实意义的关注与反思。
  2  主体凝视下的照片新娘
  目光的凝视中包含着权力的等级关系。照片新娘们承受着白人社会的种族压迫和日裔男性的性别压迫,成为了凝视机制下的他者。
  2.1  被动凝视下的他者
  照片新娘在美国辛勤劳动不能改善她们的处境,反而强化了被凝视下的他者身份。她们在种植园里热火朝天地劳作,在富人家里操持家务,但是辛勤的劳动换来的只有在剧院和理发店最差的待遇。日裔群体在劳动中遭受歧视,反倒被认为窃取了白人的工作机会:“‘他人’既是偷走我们职业的工作狂,又是靠我们的劳动养活的大懒汉”(齐泽克,284)。在陌生的、充满不公平的美国社会,她们被白人的凝视下裹挟着生活。
  被凝视下的他者地位折射出的是权力本身的丧失和主体地位的迷失。“观者被权力赋予“看”的特权,通过“看”确立自己的主体位置,被观者在沦为‘看’的对象的同时,体会到观者眼光带来的权力压力,通过内化观者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赵一凡等,349)。作品中的“我们”被看着,也承受着白人带来的权力压力。在第六章,她们亲眼目睹了丈夫被抓走盘问后的精神失常,亲身经历了丈夫在当地杂货店的奶制品区因被指控为间谍而被逮捕,人心惶惶,每一个在美的日本人都饱受异样的眼光,“任何人都可能是间谍”(Otsuka,69)。这就像在“全景敞视建筑”,“在被囚禁者身上造成一种有意识的和持续的可见状态,从而确保权力自动地发挥作用”(福柯,226)。而照片新娘在没有主体身份和觉醒意识的情况下始终处于没有权力的状态,承受着白人居高临下的凝视。
  在当时已经盛行的种族主义之风下,照片新娘作为种族主义者眼中的“他者”,受到对身体的剥削和对精神的奴役的双重打击,在白人的凝视下艰难谋生,开始在异国他乡的生活。
  2.2  主动被凝视的他者
  父权社会的压力迫使女性内化了男性的价值判断进行自我物化,将自我放在从属地位,主动被他者凝视。她们活在了现实的约束中,用他人对自己的看法来衡量自己,在去美国的船上也先比较丈夫的照片。“她必须观察自己和自己的行为,因为她给别人的印象,特别是给男性的印象,将会成为别人评判她一生成败的关键。别人对她的印象,取代了她原有的自我感觉”(博格,46)。不论在日本,还是美国,照片新娘都主动成了被凝视的他者。
  在自我与他者身份的对立中,照片新娘潜移默化地吸收了“主动被凝视”的要求,并把此观念传递给孩子。不要和陌生人说话,努力学习等,从家中到学校的一系列待人处事之道的过程中,都无一不呈现了其在根深蒂固的权力的凝视下的迷失,无一不呈现了其在不言而喻的从属地位的妥协。“女人作为形象,男人作为看的承担者:在一个由性的不平衡所安排的世界中,看的快感分裂为主动的/男性和被动的/女性”(李恒基,杨远婴,643)。日裔女性从父权社会中被欺压的状态下逃离,等待她们的是在丈夫权力下的被凝视,成为母亲后她们又灌输给孩子活在被凝视下的教育。“男性观察女性,女性注意自己被观察,这时她们把自己变成了一个特殊的视觉对象”(博格,47)。在白人社会和父权社会中,她们主动接受了边缘化和他者化的身份,将自己置于被凝视的位置。
  在全社会普遍呈现出对女性的凝视,将其置于从属地位时,日裔女性自身也内化了这种观点,将自我的身体和心灵都禁锢在凝视主体所要求的体系中,主动把自己放置于被凝视的位置。
  3  反凝视——主体身份建构
  照片新娘勇于反凝视种族和性别压迫,不仅以目光展开对抗,更是从语言和行动上打破桎梏,在反凝视中启蒙自我意识,试图构建主体身份。
  3.1  人类对佛像的反凝视   与此同时,人们作为主体坚定不移地对于佛的凝视的地位也在潜移默化中发生了变化,人类与佛像的凝视过程中的主体也在消解。当人类把自己当作权力的主体,虔诚地凝视着佛像时,殊不知,佛像也安详地凝视着前来参拜的人。当孩子们因为自然条件的恶劣和物质条件的匮乏而去世,父母声称他们变成了佛,要住在极乐之地。“日本人会把去世亲人的骨灰放进寺庙的如来佛像里,把这当成一个有迹可循、可以寄托感情的地方。即使自己也离开人世不能再来看望,还会有很多人来参拜佛像,供奉悼念亲人”(蒋丰,1)。佛像与人类在偌大的空间因为凝视产生了联系,又在凝视的过程中改变了凝视主体的地位,打破了固有的二元对立的关系,主体身份开始构建。
  3.2  日裔群体反凝视白人社会
  凝视的主体与被凝视的客体之间的关系不是一成不变的,日裔群体也在反凝视白人。照片新娘看着孩子们在美国社会长大,然而“她们知道有些东西永远不会是她们的,高挺的鼻梁,白皙的面容,修长的双腿”(Otsuka,60),她们不可能被美国社会接纳。但是,她们要打破这种权力的凝视,用对立的、抵抗的姿态挑战权威。因此,白人主体地位在凝视中开始瓦解,日裔的他者身份也在被凝视中扭转,二者的关系开始和解。
  主体地位的转变中交织着权力的运作机制,凝视者同时也是被凝视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珍珠港事件爆发后,作者将叙述视角从“我们(we)”转变为白人中的一份子,“我们”询问着镇上消失了的日本人去了哪里,是否安全;老师在课堂上坚持对包括日裔在内的所有孩子点名打分,哪怕他们已经缺席;同学们试图与日裔孩子通信……最初被凝视的一方在離开后给所谓“优等白人”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记,在寻求自我解放的过程中解构了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关系。总管开始思索,“由于我设计了各种联系纽带,我自己的命运也被我拴在那些纽带上”(福柯,229)。居高临下的凝视者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命运与整个机制休戚与共,察觉自己的权力并非牢不可破,而处于相对弱势地位的一方也开始直视权力的所属。在动态的、不断变化的过程中双方关系开始和解,主体身份的转变开始。
  日裔群体解构了凝视主体与客体的二元对立关系,主动建构主体身份来反凝视。在文化传承的责任和家族使命的延续下,她们的自我意识觉醒,开始扭转边缘性地位以回归自我、正视自我,以反抗的姿态面对权威意志的凝视,形成一种对抗性凝视。
  3.3  日裔女性对日裔男性的反凝视
  在家庭关系中,照片新娘也开始反凝视原本的男性主体。“我们”在一味地顺从于男性权力时,已经萌生了建立自我身份的想法,想着“如果有办法不结婚就能去美国,我们早想出来了”(Otsuka,17)。而且,仅仅因为照片而订下婚约的“我们”去美国寻找素未谋面的丈夫时,“我们”中,有少女,也有离过婚或者生过孩子的女人,或是在去美国的船上与男性游客暗生情愫。这些都是其对挣脱束缚的勇于尝试,对打破桎梏的强烈表达。
  照片新娘超出目光范围、到言语、再用实际行动抗争,不断地构建自我主体身份,对男性社会进行反凝视。在人心惶惶面临美国的抓捕时,叙述者将自己从角色中抽离出来,照片新娘也从“我们”中分离,不再是“我们中的一个”,所有的妻子以独立的个体、以完整的家庭单位中的一员呈现,终于被冠上了自己的名字,在寻求身份建构的过程中迈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全景敞视机制”中,监视者在权力关系中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从而把这种权力关系铭刻在自己身上。他成为征服自己的本质。进一步来说,任何人都受到权力效应的干预,因为“我们是其机制的一部分”(福柯,243)。在美国社会饱经磨难和摧残的日裔群体,唯有依托男性和女性双方平等进行凝视,并跳出视觉范围,才能为建构主体身份真正提供条件,为反凝视提供强有力的准备。
  照片新娘在当时的环境下,从父权牢笼跳到男权牢笼中,在身体和心灵的两重枷锁下谋求立锥之地。在一次次的痛苦经历中,她们开始以自己的方式进行反抗,反凝视传统观念上的男性主体,寻求自我主体身份。
  4  结语
  《阁楼里的佛》描绘了照片新娘在种族歧视和性别歧视下所面临的被凝视的地位和处境,深入探究了“全景敞视机制”下她们权力的丧失和主体地位的虚无。但是她们不屈不挠,顽强抵抗,解构了凝视主体和客体的二元对立,完成了与美国白人和日裔男性互相凝视的转变。最后,作品进一步刻画了她们超越目光所及之处的凝视和反抗,以实际行动完成反凝视,由此对主体身份建构做出必要准备。让·斯塔洛宾斯基在《活的眼睛》(L’Oeil vivant)一书的头几页里说:“目光确保我们的意识在身躯所占之地以外有了一个出口”(孟华,123)。当现实的枷锁禁锢自由的灵魂时,这一特殊的日裔女性群体以目光凝视种族和性别带来的沉痛经历,勇敢地对施与痛苦的主体进行反凝视,在艰难的时代和陌生的国度建构自我主体身份。
  《阁楼里的佛》也是作者朱丽·大塚对于日本早期移民生活的生动写照,探讨整个日裔族群在白人社会的艰难的生存境况,将个人家族历史置于历史大背景中,深刻地讲述了自己祖辈的经历。在悲惨、痛苦的经历之下,照片新娘们也不乏保持坚毅、忍耐。作者在细腻的笔触下,再现了日裔群体当时的真实生活状况,勾勒出了整个民族群体的命运,又对其中包含的每个个体给予了完整的叙述,抒发了对照片新娘的同情和赞赏之情。这部小说在呈现当时历史的同时,也引起人们的深刻反思。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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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周佳佳(1998—),女,汉族,河南安阳人,英语语言文学2020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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