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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有宋一代，疑古辨伪之风大兴，宋人开创了疑古惑经的一代风气。较之宋代《诗经》学，元代《诗经》学的疑古之风有明显的减弱。元人怀疑范围缩小、怀疑精神消减、创新能力不足等方面均体现出了其《诗》学风气的保守一面。时至元代，《诗经》宋学，风力渐尽。
关键词：疑古之风；减弱；尊朱；保守
有宋一代，疑古辨伪之风大兴。就《诗经》学领域而言，自欧阳修《诗本义》怀疑《诗序》肇始，开创了疑古惑经的一代风气，勇于挑战古人的怀疑之风也成为了宋人的时代精神。欧阳修、苏辙、郑樵、朱熹等人均因富于怀疑精神而成为《诗经》宋学的代表人物。作为《诗经》宋学的余绪，元代《诗经》学对宋人的怀疑精神也有所继承，如对《诗序》的怀疑及元代《诗》家对《诗经》和《诗集传》中的讹误之处有所辨析等。不过较之大胆怀疑一切的宋人，元人的怀疑精神已大大减弱，其《诗》学风气也体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一、疑古范围的缩小
《诗经学史》曰：“宋人疑经、改经，范围之广、历时之长、参与者之多、触动面之大，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在我国的经学史上，真是绝无仅有，其直接间接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1]诚如洪湛侯所说，宋人对怀疑前人成果的范围十分广泛，《诗》、《书》、《礼》、《易》、《春秋》，诸家传说，历代疏解无不受到宋人的质疑和重新审视。就《诗经》学领域而言，前代的《诗经》学成果无不成为怀疑的对象；《诗经》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诗序》问题、作者问题、成书时间问题、诗六义的解读问题、赋、比、兴之体的论定问题、孔子删诗问题等，均有不少《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质疑；宋人对《诗经》本身的音训、名物注解、训诂、诗旨解读、诗歌艺术手法剖析等方面的质疑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宋代《诗经》学将宋代以前的《诗经》学史又重新审视一遍，破旧立新，从而造就了充满怀疑精神的《诗经》宋学的辉煌。较之怀疑一切的宋人，元人怀疑的范围要狭窄了许多。就《诗经》学领域而言，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由宋人对前人的全面怀疑转变为以怀疑《诗经》汉学为主。元人《诗》学著述中，对《诗经》汉学的怀疑是较为普遍的，如刘瑾、许谦、朱公迁等人的《诗》学专著中出现了大量驳斥郑笺、孔疏的部分，而对于宋代《诗》家尤其是对朱学一脉《诗》家著述的怀疑却少了很多。由此可见，元人对前人《诗》学成果的怀疑是有所选择的，其范围主要局限于宋代以前的《诗经》学著述。二是对《诗经》基本问题的怀疑有所减少。元人在对待《诗经》基本问题时，主要是辅翼朱子之说。因此对于朱熹所论定的《诗序》存废、《诗序》的作者、诗六义、赋、比、兴之体等问题元人大多持遵从态度，不再怀疑，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进展不多。只有少数《诗》家如马端临等对朱子之说提出过质疑，不过可惜的是马端临虽然怀疑宋学，但其高举尊《序》大旗，这是笃信汉学的表现，其怀疑精神亦显不足。三是对《诗经》疏解的质疑有所减少。有元一代《诗》家著述，大多数是为辅翼朱熹《诗集传》而作，为《诗集传》增益补缺是元人着力之重点。因此，对于前人的注疏，元人持择善而从的态度，前人的优长是其关注的重点，对于其谬讹失误之处则谈及不多。元人关注点的局限性，使其审视前人成果的范围大大缩小。由上述可知，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直接导致了学术视野的狭窄与学术观念的保守。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评价曰：“宋末元盛之时，学者于六经四书，纂订编缀，曰集义、曰附录、曰纂疏、曰集成、曰讲义、曰通考、曰发明、曰纪闻、曰管窥、曰辑释、曰章图、曰音考、曰口义、曰通旨、棼起猬兴，不可数计。六经注脚，抑又倍之，兹相立名，则其依人成学，鲜所心得，不待读其书而固可知也。”[2]诚如其说，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是导致元代《诗经》学裹足不前，成就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疑古精神的消减
有宋一代，疑经改经蔚然成风。宋人对前人学术成果怀疑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怀疑精神已在宋人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几乎成为其立论为说时的一种本能。受尊朱宗《传》风气的影响，元人对前人的怀疑精神大大减弱。如果说宋人是先怀疑，后立论，最后成一家言的话，那么元人则是先立论，偶有疑问，则做辨析正误，最后只能是成为《诗集传》一家之学的附庸。
关于宋元两代《诗》家怀疑精神的差异，可以从其审视前人之说的方式上来考查。宋人袁燮曰：“学者读书，不可无所疑，所谓疑者，非只一、二句上疑也，要当疑其大处。”[3]杨简亦曰：“学必有疑，疑必问，欲辨明其实也。”[4]朱熹也曾说过：“读书无疑者，须叫有疑。”[5]由此可见，宋人主张，治学要先从怀疑开始，有疑才能对是非得失有所辨明。元人治《诗》，以辅翼维护朱说为先，其怀疑力度自然不大。元代《诗经》学大家刘瑾除了对《诗序》问题及前人的注疏有所怀疑以外，对朱子的解《诗》之言，几乎是完全遵从，充分体现出了其怀疑精神的减弱。许谦是元代《诗》家中治《诗》思想较为开放的一位，其《诗集传名物钞》指出并纠正了前人在名物注疏及音训方面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元人的怀疑精神，颇有成就。然而，许谦在对待师传之学时，却显示出了怀疑精神减弱的保守一面。许谦是宋人王柏的再传弟子，王柏作“二南相配图”，移《甘棠》、《何彼秾矣》于《王风》，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和《周南》一样，也达到了十一篇。王柏这种擅改诗文编次的做法，师心自用，不足为取。但是许谦笃信师说，将王柏的“二南相配图”也列入自己的《诗集传名物钞》中，这一做法受到后人的大力挞伐。许谦能够疑郑驳孔，却不敢怀疑师说，充分体现出了元人怀疑精神的减弱。又如元代《诗经》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胡一桂，其《诗集传附录纂疏》亦指出了前人不少的讹误，体现出了其怀疑精神。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胡一桂在申说朱熹论定的“淫诗”时，兼存《诗序》之说。这说明，胡一桂对朱熹所认定的“淫诗”并不完全认同，但胡一桂并未对朱熹的“淫诗”论提出正面质疑，而是采取《传》说与《序》说兼存的折中办法。胡一桂的这一做法较之大刀阔斧疑经改经的宋人，显示出了其怀疑精神的不足。元人对朱熹之说质疑较多的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但马端临质疑朱熹之说乃是為了推崇汉学，其怀疑精神与宋人也相去甚远了。总而言之，元人除马端临对朱熹之学有所质疑外，其余《诗》家对《诗集传》纵有辨析正误，亦是对《诗集传》中解释不当、引用失误之处加以考辨订正而已，其真正的目的仍在于为《诗集传》增益补缺，这种小修小补的解《诗》方法较之宋人疑经改经之风已相去甚远。
关键词：疑古之风；减弱；尊朱；保守
有宋一代，疑古辨伪之风大兴。就《诗经》学领域而言，自欧阳修《诗本义》怀疑《诗序》肇始，开创了疑古惑经的一代风气，勇于挑战古人的怀疑之风也成为了宋人的时代精神。欧阳修、苏辙、郑樵、朱熹等人均因富于怀疑精神而成为《诗经》宋学的代表人物。作为《诗经》宋学的余绪，元代《诗经》学对宋人的怀疑精神也有所继承，如对《诗序》的怀疑及元代《诗》家对《诗经》和《诗集传》中的讹误之处有所辨析等。不过较之大胆怀疑一切的宋人，元人的怀疑精神已大大减弱，其《诗》学风气也体现出了保守的一面。
一、疑古范围的缩小
《诗经学史》曰：“宋人疑经、改经，范围之广、历时之长、参与者之多、触动面之大，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王朝中，在我国的经学史上，真是绝无仅有，其直接间接影响，都是十分巨大的。”[1]诚如洪湛侯所说，宋人对怀疑前人成果的范围十分广泛，《诗》、《书》、《礼》、《易》、《春秋》，诸家传说，历代疏解无不受到宋人的质疑和重新审视。就《诗经》学领域而言，前代的《诗经》学成果无不成为怀疑的对象；《诗经》中的一些基本问题，如《诗序》问题、作者问题、成书时间问题、诗六义的解读问题、赋、比、兴之体的论定问题、孔子删诗问题等，均有不少《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过质疑；宋人对《诗经》本身的音训、名物注解、训诂、诗旨解读、诗歌艺术手法剖析等方面的质疑更是不胜枚举。可以说，宋代《诗经》学将宋代以前的《诗经》学史又重新审视一遍，破旧立新，从而造就了充满怀疑精神的《诗经》宋学的辉煌。较之怀疑一切的宋人，元人怀疑的范围要狭窄了许多。就《诗经》学领域而言，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有三个方面的表现：一是由宋人对前人的全面怀疑转变为以怀疑《诗经》汉学为主。元人《诗》学著述中，对《诗经》汉学的怀疑是较为普遍的，如刘瑾、许谦、朱公迁等人的《诗》学专著中出现了大量驳斥郑笺、孔疏的部分，而对于宋代《诗》家尤其是对朱学一脉《诗》家著述的怀疑却少了很多。由此可见，元人对前人《诗》学成果的怀疑是有所选择的，其范围主要局限于宋代以前的《诗经》学著述。二是对《诗经》基本问题的怀疑有所减少。元人在对待《诗经》基本问题时，主要是辅翼朱子之说。因此对于朱熹所论定的《诗序》存废、《诗序》的作者、诗六义、赋、比、兴之体等问题元人大多持遵从态度，不再怀疑，对于这些问题的研究也基本处于停滞状态，进展不多。只有少数《诗》家如马端临等对朱子之说提出过质疑，不过可惜的是马端临虽然怀疑宋学，但其高举尊《序》大旗，这是笃信汉学的表现，其怀疑精神亦显不足。三是对《诗经》疏解的质疑有所减少。有元一代《诗》家著述，大多数是为辅翼朱熹《诗集传》而作，为《诗集传》增益补缺是元人着力之重点。因此，对于前人的注疏，元人持择善而从的态度，前人的优长是其关注的重点，对于其谬讹失误之处则谈及不多。元人关注点的局限性，使其审视前人成果的范围大大缩小。由上述可知，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直接导致了学术视野的狭窄与学术观念的保守。马宗霍《中国经学史》评价曰：“宋末元盛之时，学者于六经四书，纂订编缀，曰集义、曰附录、曰纂疏、曰集成、曰讲义、曰通考、曰发明、曰纪闻、曰管窥、曰辑释、曰章图、曰音考、曰口义、曰通旨、棼起猬兴，不可数计。六经注脚，抑又倍之，兹相立名，则其依人成学，鲜所心得，不待读其书而固可知也。”[2]诚如其说，元人怀疑范围的缩小，是导致元代《诗经》学裹足不前，成就不高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疑古精神的消减
有宋一代，疑经改经蔚然成风。宋人对前人学术成果怀疑力度之大，前所未有。怀疑精神已在宋人的思想深处根深蒂固，几乎成为其立论为说时的一种本能。受尊朱宗《传》风气的影响，元人对前人的怀疑精神大大减弱。如果说宋人是先怀疑，后立论，最后成一家言的话，那么元人则是先立论，偶有疑问，则做辨析正误，最后只能是成为《诗集传》一家之学的附庸。
关于宋元两代《诗》家怀疑精神的差异，可以从其审视前人之说的方式上来考查。宋人袁燮曰：“学者读书，不可无所疑，所谓疑者，非只一、二句上疑也，要当疑其大处。”[3]杨简亦曰：“学必有疑，疑必问，欲辨明其实也。”[4]朱熹也曾说过：“读书无疑者，须叫有疑。”[5]由此可见，宋人主张，治学要先从怀疑开始，有疑才能对是非得失有所辨明。元人治《诗》，以辅翼维护朱说为先，其怀疑力度自然不大。元代《诗经》学大家刘瑾除了对《诗序》问题及前人的注疏有所怀疑以外，对朱子的解《诗》之言，几乎是完全遵从，充分体现出了其怀疑精神的减弱。许谦是元代《诗》家中治《诗》思想较为开放的一位，其《诗集传名物钞》指出并纠正了前人在名物注疏及音训方面的失误，从一定程度上体现出了元人的怀疑精神，颇有成就。然而，许谦在对待师传之学时，却显示出了怀疑精神减弱的保守一面。许谦是宋人王柏的再传弟子，王柏作“二南相配图”，移《甘棠》、《何彼秾矣》于《王风》，而去《野有死麕》，使《召南》和《周南》一样，也达到了十一篇。王柏这种擅改诗文编次的做法，师心自用，不足为取。但是许谦笃信师说，将王柏的“二南相配图”也列入自己的《诗集传名物钞》中，这一做法受到后人的大力挞伐。许谦能够疑郑驳孔，却不敢怀疑师说，充分体现出了元人怀疑精神的减弱。又如元代《诗经》学代表人物之一的胡一桂，其《诗集传附录纂疏》亦指出了前人不少的讹误，体现出了其怀疑精神。值得特别提出的是，胡一桂在申说朱熹论定的“淫诗”时，兼存《诗序》之说。这说明，胡一桂对朱熹所认定的“淫诗”并不完全认同，但胡一桂并未对朱熹的“淫诗”论提出正面质疑，而是采取《传》说与《序》说兼存的折中办法。胡一桂的这一做法较之大刀阔斧疑经改经的宋人，显示出了其怀疑精神的不足。元人对朱熹之说质疑较多的是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但马端临质疑朱熹之说乃是為了推崇汉学，其怀疑精神与宋人也相去甚远了。总而言之，元人除马端临对朱熹之学有所质疑外，其余《诗》家对《诗集传》纵有辨析正误，亦是对《诗集传》中解释不当、引用失误之处加以考辨订正而已，其真正的目的仍在于为《诗集传》增益补缺，这种小修小补的解《诗》方法较之宋人疑经改经之风已相去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