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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李健吾对印象主义批评的接受不仅是由于其对印象主义的习研，也是由于中国的文化传统、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学生态与批评现状等外部原因，更重要的是由于李健吾自身的审美观、审美心理、批评观和个性禀赋等内部原因。
[关键词] 李健吾 印象主义批语 审美鉴赏 批评个性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科研立项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YKZ042。
很多人都认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与印象主义批评有诸多的相似性，但问题是李健吾为什么会形成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相似的批评风格？对此问题学界虽多有研究，但很多研究者对其原因的探讨往往偏向于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介绍、研究与接受。如温儒敏认为：“诸如王尔德的创作与批评同一说、圣·佩夫的批评‘情操’说、黑兹利得的‘艺术神采’说、勒梅特尔的‘批评是印象的印象’说、法郎士的‘灵魂在杰作之间奇遇’说、古尔蒙的‘印象形成条例’说，等等，李健吾都有所研究，并作过介绍。李健吾考察和参照了诸多印象主义者从各种不同侧面提出的观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做了融汇综合。”[1]如果问题的全部答案与此说如出一辙，那么我们又并不牵强地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李健吾为什么能够实现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介绍、研究与接受？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人认为是由于李健吾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幸运，因为他有留学法国的经历，而法国又是印象主义批评曾经最盛行的地区。如欧阳文风认为“李健吾长年研习西方文学与文论，1931年至1933年间还在法国留学，对印象主义批评曾经做过全面的考察，诸如勒麦特的‘批评是印象的印象’说、法郎士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说、古尔蒙的‘印象形成条例’说，等等，他均有过较深的研究和涉猎。”[2]尽管李健吾留学法国的经历与他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介绍、研究与接受有重要的关联，也是形成其批评风格的重要原因，但如果仅此而已，我们认为这样的原因是不充分的。其实以上所说的原因仅仅是外部原因而已，而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学生态与批评现状，这一切都是形成李健吾批评风格的外部原因。当然外部原因只是李健吾批评风格形成的外部条件，而影响李健吾批评风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其内部原因即李健吾自身的因素，诸如审美观、审美心理、批评观和个性禀赋等等。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偏重于“二元合一”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人们在面对认识对象时，往往把认识主体的意识自觉地投射到认识对象身上甚至达到“物我混融”的状态。这种文化传统，使追求批评家投身于作品的印象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基础。李健吾的《咀华集》与《咀华二集》写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时某些人把文学批评工具化、政治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如李健吾所说“我厌憎既往(甚至于现时)不中肯然而充满学究气息的评论或者攻讦。批评变成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匿心，把揭发私人的生活看作批评的根据。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乌云，打下一阵暴雨，弄湿了弄脏了彼此的作品。”[3]这些文学批评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以不注重批评家的阅读体验，而假文学批评之名行非文学批评之实。在这种情况下，李健吾对印象主义批评的借鉴特别是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对阅读体验的倚重，无疑是给当时的批评界吹来了一丝凉爽的风。因此，李健吾当时在文学批评中对印象主义批评的借鉴，对于纯化文学批评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时，由于作家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的不同，他们的创作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也给批评的多元化预置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印象主义批评在此时进入中国也就有了可能。
李健吾是一位批评家，更是一位作家。因此，他深知写作的辛酸，所以他不主张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对批评对象不中肯的颐指气使，而是主张尽可能地尊重作家的劳动，批评是批评家通过作品与作家的对话过程。他认为批评是“重新经验作者的经验”。如果“和作者的经验相合无间，他便快乐；和作者的经验有所参差，他便痛苦。快乐，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书的成就；于是他不由自己得赞美起来。痛苦，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自由便是在限制之中求得精神最高的活动”[4]，根据法国学者蒂博岱把作家型的批评家所做的文学批评称之为“大师的批评”的论断，我们以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也应该是“大师的批评”。这种批评与学者的批评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注重批评家个人审美经验的传达，而且批评的过程也是对作品再创造的过程；后者注重对作品进行理性分析，不赞成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脱离原作而自由发挥。由于李健吾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并不可能完全忘却自己的作家身份与经验，所心他特别重视对作品的感悟、体验和再创造。李健吾认为“我的工作只是报告自己读书的经验。如若经验浅肤，这至少还是我的。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但是，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限制，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个性(然而依照托尔斯泰，个性正是艺术上成就的一个条件)，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人力有限，我或许中道溃败，株守在我与世无闻的家园。当一切不尽可靠，还有自我不至于滑出体验的核心。”[5]李健吾“大师型的批评”及其在文学批评中对个人体验与感悟的倚重，对批评再创造性的重视，使他很容易与印象主义批评产生共鸣，这也是他能够借鉴印象主义批评的最主要原因。由于李健吾非常推崇批评的再创造性，所以他在文学批评中就极力地主张批评的独立性。由于推崇批评的独立性，所以李健吾在文学批评中就非常重视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他看来，只有作家摒弃了非文学的因素之影响而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去创作，才能保证文学创作趣味纯正；只有批评家抗拒了个人利害得失的干扰，才能使批评真正向自身回归。他说“批评家不是一个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他的政治信仰加强他的认识和理解，因为真正的政治信仰并非一面哈哈镜，歪曲当前的现象。……他明白人与社会的关联，他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他知道个性是文学的独特所在，他尊重个性。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属于社会，然而独立”[6]。
作家身份及其在批评过程中对审美再体验的倚重，对批评过程中个人感悟的重视，对批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强调等，使李健吾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多元文化语境中产生了共鸣。这种跨越时空和民族文化的共鸣，使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了一种东西方文学批评成功对接的批评景观。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李健吾批评个性的形成仅是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影响的结果，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任何人接受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都是有原因的。对李健吾来说，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上所谈到的外因与内因。当然，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我们的分析将会遇到的质疑。我们现在立足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文本去分析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个性与印象主义批评的相似之处，进而证明李健吾接受印象主义批评影响的内因，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概念循环。因为他们会认为李健吾的批评个性是在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下形成的，所以以李健吾批评个性与印象主义批评的相似性来说明李健吾文学批评接受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是没有意义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种抹杀批评家主体性的看法，批评家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批评作家、批评作品的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批评家接受别人影响的方面。以上所提到的质疑，实际上只是看到了李健吾接受影响的一面，而忽视了他选择接受对象的一面。因为这种影响的发生与存在，不仅与印象主义有关，也与其能够和李健吾结成一定关系有关，特别是与李健吾愿意接受其影响有关。对李健吾来说，他自身的批评个性和西方印象主义的影响如同双翼，使他的文学批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繁星点点的文学批评时空中实现了展翅翱翔。而且这两个方面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是相得益彰，混融统一的。一方面李健吾的批评个性不但是他接受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影响的内因，而且也是其中国化的关键原因，这也是李健吾没有误入民族虚无主义歧途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接受又无疑使他的批评个性得到了加强。由此可见，李健吾接受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影响的目的不是为了接受西学而接受西学，而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批评个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李健吾的批评个性主要来自于他的审美观、审美心理、批评观、个性禀赋、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与中国古典文论也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身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度，李健吾难免受到中国文化传统与古典文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9.
[2]欧阳文风.一种准现代感悟诗学——论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 [Ｊ].文学评论,2008（3）：164－168.
[3] [5]李健吾.咀华集·跋·咀华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6:158,157.
[4]李健吾.答巴金先生的自白.咀华集·咀华二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5:16.
[6]李健吾.跋.咀华集·咀华二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4.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渭南
[关键词] 李健吾 印象主义批语 审美鉴赏 批评个性
基金项目：渭南师范学院科研立项阶段性成果，项目编号：08YKZ042。
很多人都认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与印象主义批评有诸多的相似性，但问题是李健吾为什么会形成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相似的批评风格？对此问题学界虽多有研究，但很多研究者对其原因的探讨往往偏向于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介绍、研究与接受。如温儒敏认为：“诸如王尔德的创作与批评同一说、圣·佩夫的批评‘情操’说、黑兹利得的‘艺术神采’说、勒梅特尔的‘批评是印象的印象’说、法郎士的‘灵魂在杰作之间奇遇’说、古尔蒙的‘印象形成条例’说，等等，李健吾都有所研究，并作过介绍。李健吾考察和参照了诸多印象主义者从各种不同侧面提出的观点，并按照自己的理解和需要做了融汇综合。”[1]如果问题的全部答案与此说如出一辙，那么我们又并不牵强地想到了另一个问题即李健吾为什么能够实现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介绍、研究与接受？对于这个问题，学界有人认为是由于李健吾有“近水楼台先得月”的幸运，因为他有留学法国的经历，而法国又是印象主义批评曾经最盛行的地区。如欧阳文风认为“李健吾长年研习西方文学与文论，1931年至1933年间还在法国留学，对印象主义批评曾经做过全面的考察，诸如勒麦特的‘批评是印象的印象’说、法郎士的‘灵魂在杰作之间的奇遇’说、古尔蒙的‘印象形成条例’说，等等，他均有过较深的研究和涉猎。”[2]尽管李健吾留学法国的经历与他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介绍、研究与接受有重要的关联，也是形成其批评风格的重要原因，但如果仅此而已，我们认为这样的原因是不充分的。其实以上所说的原因仅仅是外部原因而已，而且只是其中的一部分。因为除了上述原因，还有中国的文化传统、当时的时代背景、文学生态与批评现状，这一切都是形成李健吾批评风格的外部原因。当然外部原因只是李健吾批评风格形成的外部条件，而影响李健吾批评风格形成的最重要的因素应该是其内部原因即李健吾自身的因素，诸如审美观、审美心理、批评观和个性禀赋等等。
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的传统文化偏重于“二元合一”的立场。这种立场使人们在面对认识对象时，往往把认识主体的意识自觉地投射到认识对象身上甚至达到“物我混融”的状态。这种文化传统，使追求批评家投身于作品的印象主义批评在中国的传播有了广泛的群众基础和深厚的文化基础。李健吾的《咀华集》与《咀华二集》写作于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其时某些人把文学批评工具化、政治化甚至庸俗化的现象已经成为一种真实的存在。如李健吾所说“我厌憎既往(甚至于现时)不中肯然而充满学究气息的评论或者攻讦。批评变成一种武器，或者等而下之，一种工具。句句落空，却又恨不把人凌迟处死。谁也不想了解谁，可是谁都抓住对方的隐匿心，把揭发私人的生活看作批评的根据。大家眼里反映的是利害，于是利害仿佛一片乌云，打下一阵暴雨，弄湿了弄脏了彼此的作品。”[3]这些文学批评无论以什么样的形式呈现，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以不注重批评家的阅读体验，而假文学批评之名行非文学批评之实。在这种情况下，李健吾对印象主义批评的借鉴特别是在自己的文学批评中对阅读体验的倚重，无疑是给当时的批评界吹来了一丝凉爽的风。因此，李健吾当时在文学批评中对印象主义批评的借鉴，对于纯化文学批评来说无疑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在当时，由于作家政治立场和文学主张的不同，他们的创作就形成了各具特色的流派。作品风格的多样化，也给批评的多元化预置了广阔的空间。因此，印象主义批评在此时进入中国也就有了可能。
李健吾是一位批评家，更是一位作家。因此，他深知写作的辛酸，所以他不主张批评家在文学批评中对批评对象不中肯的颐指气使，而是主张尽可能地尊重作家的劳动，批评是批评家通过作品与作家的对话过程。他认为批评是“重新经验作者的经验”。如果“和作者的经验相合无间，他便快乐；和作者的经验有所参差，他便痛苦。快乐，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书的成就；于是他不由自己得赞美起来。痛苦，他分析自己的感受，更因自己的感受体会到自由便是在限制之中求得精神最高的活动”[4]，根据法国学者蒂博岱把作家型的批评家所做的文学批评称之为“大师的批评”的论断，我们以为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也应该是“大师的批评”。这种批评与学者的批评最大的区别是，前者注重批评家个人审美经验的传达，而且批评的过程也是对作品再创造的过程；后者注重对作品进行理性分析，不赞成批评家在批评过程中脱离原作而自由发挥。由于李健吾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并不可能完全忘却自己的作家身份与经验，所心他特别重视对作品的感悟、体验和再创造。李健吾认为“我的工作只是报告自己读书的经验。如若经验浅肤，这至少还是我的。批评最大的挣扎是公平的追求。但是，我的公平有我的存在限制，我用力甩掉我深厚的个性(然而依照托尔斯泰，个性正是艺术上成就的一个条件)，希冀达到普遍而永久的大公无私。人力有限，我或许中道溃败，株守在我与世无闻的家园。当一切不尽可靠，还有自我不至于滑出体验的核心。”[5]李健吾“大师型的批评”及其在文学批评中对个人体验与感悟的倚重，对批评再创造性的重视，使他很容易与印象主义批评产生共鸣，这也是他能够借鉴印象主义批评的最主要原因。由于李健吾非常推崇批评的再创造性，所以他在文学批评中就极力地主张批评的独立性。由于推崇批评的独立性，所以李健吾在文学批评中就非常重视作家的创作个性。在他看来，只有作家摒弃了非文学的因素之影响而根据自己的审美体验去创作，才能保证文学创作趣味纯正；只有批评家抗拒了个人利害得失的干扰，才能使批评真正向自身回归。他说“批评家不是一个清客，伺候东家的脸色；他的政治信仰加强他的认识和理解，因为真正的政治信仰并非一面哈哈镜，歪曲当前的现象。……他明白人与社会的关联，他尊重人的社会背景；他知道个性是文学的独特所在，他尊重个性。他不诽谤，他不攻讦，他不应征。属于社会，然而独立”[6]。
作家身份及其在批评过程中对审美再体验的倚重，对批评过程中个人感悟的重视，对批评独立性和创造性的强调等，使李健吾与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的多元文化语境中产生了共鸣。这种跨越时空和民族文化的共鸣，使李健吾的文学批评呈现出了一种东西方文学批评成功对接的批评景观。因此，我们不能片面地认为李健吾批评个性的形成仅是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影响的结果，因为我们很清楚地知道任何人接受任何一种文化的影响都是有原因的。对李健吾来说，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上所谈到的外因与内因。当然，在面对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也想到了我们的分析将会遇到的质疑。我们现在立足李健吾的文学批评文本去分析李健吾文学批评的个性与印象主义批评的相似之处，进而证明李健吾接受印象主义批评影响的内因，也许有人认为这是一种没有意义的概念循环。因为他们会认为李健吾的批评个性是在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下形成的，所以以李健吾批评个性与印象主义批评的相似性来说明李健吾文学批评接受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影响是没有意义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一种抹杀批评家主体性的看法，批评家的主体性不仅表现在批评作家、批评作品的方面，而且还表现在批评家接受别人影响的方面。以上所提到的质疑，实际上只是看到了李健吾接受影响的一面，而忽视了他选择接受对象的一面。因为这种影响的发生与存在，不仅与印象主义有关，也与其能够和李健吾结成一定关系有关，特别是与李健吾愿意接受其影响有关。对李健吾来说，他自身的批评个性和西方印象主义的影响如同双翼，使他的文学批评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繁星点点的文学批评时空中实现了展翅翱翔。而且这两个方面在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中，是相得益彰，混融统一的。一方面李健吾的批评个性不但是他接受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影响的内因，而且也是其中国化的关键原因，这也是李健吾没有误入民族虚无主义歧途的重要原因；另一方面李健吾对西方印象主义批评的接受又无疑使他的批评个性得到了加强。由此可见，李健吾接受西方印象主义批评影响的目的不是为了接受西学而接受西学，而是为了加强自己的批评个性。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李健吾的批评个性主要来自于他的审美观、审美心理、批评观、个性禀赋、创作实践与批评实践。与此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李健吾的文学批评与中国古典文论也有着诸多相似的地方。身处在这样一个历史悠久，文化源远流长的国度，李健吾难免受到中国文化传统与古典文论的影响。
参考文献:
[1]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129.
[2]欧阳文风.一种准现代感悟诗学——论李健吾的印象主义批评 [Ｊ].文学评论,2008（3）：164－168.
[3] [5]李健吾.咀华集·跋·咀华集[C].广州:花城出版社,1984,6:158,157.
[4]李健吾.答巴金先生的自白.咀华集·咀华二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2005:16.
[6]李健吾.跋.咀华集·咀华二集[C].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94.
作者单位:渭南师范学院教育科学学院 陕西渭南